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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达三拳打死镇关西郑屠之后，逃到代州雁门县，又因官厅行文捕捉，便由赵员外的介绍，入五台山文殊院，剃发为僧（《水浒传》第三回）。文殊院能够收容犯人，本来不足为奇，因为人们既然寸草不留，就是表示六根清净，与世无争，他们是化外的人，当然不受王法制裁。不过我们所视为奇怪的，则为文殊院的经济力，文殊院的僧人有五七百人，他们念经拜佛，毫不劳动，而乃有很大的财产。挑担卖酒的汉子对鲁达说：“我们见关着本寺的本钱，见住着本寺的屋宇，如何敢卖与你吃？”酒店老板也对鲁达说：“师父少罪，小人住的房屋也是寺里的，本钱也是寺里的，长老已有法旨，但是小人们卖酒与寺里僧人吃了，便是追了小人们本钱，又赶出屋。因此，只得休怪。”由此可知在文殊院周围数十里之内，不但土地和房屋属于文殊院，便是经商的人的本钱也出自文殊院。文殊院既然有这样巨大的经济力，那么当然可以支配邻近的老百姓。现在试来研究文殊院何以有这样丰富的财产。
佛教传入中国，在汉明帝时代，三国鼎立，争战不已。晋虽统一中国，而仅仅十年，又发生八王大乱，引起五胡乱华。人民终日在水深火热之中，不但因为没有组织，不能作革命运动，且又因为苦难的来源在于政权分裂，引起兵争，倘再加以革命，则乱上加乱，人民何能忍受。据中外历史所示，政权腐化，固然可用革命，以推翻腐化的政权。政权分裂，只有诉诸武力，用武力以统一分裂的政权。既然需要武力，则兵争之祸又何可免。
在五胡乱华时代，蛮族酋长本来只信武力，不信宗教，既见沙门“化金销玉，行符敕火，奇方妙术，万等千候”，遂认为神异，而去皈依。例如石勒之崇拜佛图佛，吕光之崇拜鸠摩罗什，绝不是由于佛教的理论，而是由于沙门的道术。
经东晋而至南北朝，佛教思想，尤其三世因果之说，似已深入人心。宋武帝令褚淡之进毒药于零陵王（晋恭帝），王不肯饮，“曰佛教自杀者，不复得人身”。宋文帝虑彭城王义康为乱，遣严龙赍药赐死，王不肯服药，“曰佛教自杀者，不复得人身”。观此可知当时的人如何崇信佛教。
现在试来研究佛教何以流行？南北朝是中国最纷乱的时代，军阀互相火并，一旦得到帝位，便屠杀前朝子孙，“宋受晋终，司马氏遂为废姓，齐受宋禅，刘宗尽见诛夷”。北齐文宣践极，也屠杀魏的子孙。其尤甚者，一家骨肉自相诛夷，宋孝武帝残杀文帝的子孙，明帝又残杀孝武帝的子孙，齐明帝残杀高帝及武帝的子孙，凶忍惨毒，唯恐不尽，致令皇族有不愿复生王家之言。
帝（宋废帝子业）素疾子鸾有宠……遣使赐死，时年十岁。子鸾临死，谓左右曰：“愿身不复生王家。”
他们稍有天良，何能不因悔而疑，因疑而惧，因惧而思忏悔之法。高允曾言：“天人诚远，而报速如响，甚可惧也。”恰好佛教专讲因果报应，他们听了之后，怕自己堕入地狱，怕子孙食其恶果，于是遂向慈悲的佛，求其怜悯，这便是佛教流行于上层阶级的原因。吾人只看南齐巴陵王子伦之言，可知因果报应之说已经深入人心。
延兴元年，明帝遣中书舍人茹法亮杀子伦。子伦正衣冠，出受诏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先朝昔灭刘氏，今日之事，理数固然。”
我们再看齐明帝残杀骨肉，往往先烧香火，又可知道当时的人必以果报之权操之于佛。
延兴建武中，凡三诛诸王，每一行事，高宗辄先烧香火，呜咽涕泣，众以此辄知其夜当相杀戮也。
所以人们一旦想到果报，惨毒之事亦常为之小止。
明帝所为惨毒之事，周颙不敢显谏，辄诵经中因缘罪福事，帝亦为之小止。
上层阶级既信奉佛教，所以常将财产捐于佛寺，南朝的齐高帝、梁武帝、陈武帝，北朝的魏孝文、齐文宣、周文帝均曾舍其宫苑，以造佛寺。其中最可令人注意者，南齐的明帝残杀高武子孙，忍心害理，自古未有，而乃用百姓卖儿贴妇钱，以起佛寺。北朝的胡太后，恣行淫秽，鸩杀孝明，而亦喜建浮图，其造永宁佛寺之时，且不惜减少百官的禄。人主笃好佛理，天下便从风而化。
高祖方锐意释氏，天下咸从风而化。
世宗笃好佛理……上既崇之，下弥企尚，至延昌中，天下州郡僧尼寺积有一万三千七百二十七所，徒侣逾众。
北朝朝士死者，其家多舍居宅，以施僧尼。
朝士死者，其家多舍居宅，以施僧尼，京邑第舍略为寺矣。
南朝豪贵亦常舍其邸宅，以起佛寺（《梁书·卷三十七·何敬容传》）。至于以金钱货宝田地捐给佛寺者为数尤多，梁武帝三次舍身同泰寺，公卿大臣以钱一亿万奉赎，这是读史者共知的事。佛寺财产年年增加，在北朝，魏孝文迁都洛阳之后，二十年中，洛中土地三分之一属于佛寺。
自迁都以来，年逾二纪，寺夺民居，三分且一……非但京邑如此，天下州镇僧寺亦侵夺细民，广占田宅。
在南朝，例如，“长沙寺僧业富沃，铸黄金为龙数千两埋土中”，所以政府每于财政困难之际，向僧尼借债，只此一端，可知佛寺财产之多。
有司又奏军用不充，扬南徐兖江四州，富有之民家资满五千万，僧尼家资满二千万者，并四分换一，过此率讨事息即还。
下层阶级何以也欢迎佛教？现世的苦痛，他们是经验过的。他们受了苦难的压迫，当然想到苦难的来源及解脱苦难的方法。恰好佛教提倡三世因果，即“有过去当今未来，人为善恶，必有报应”。他们遂谓今生的苦难由于前生作孽，那么，要使来生不受苦难，只有皈依三宝，修炼今生，这是佛教能够得到下层阶级信仰的原因。兼以南北朝时代，内乱外战造成了无数贫民，贫民的赈恤不失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当时政府对于这个问题，竟然毫无措置。反之，佛教是以慈悲为本，佛寺财产不少，而僧尼的生活又不可太过奢侈。他们的收入既然超过于他们的消费，他们就把剩余物资充为救济贫民之用。佛寺既然负担了这个责任，结果，个人或政府的慈善事业也委托佛寺办理。
太子与竟陵王子良俱好释氏，立六疾馆，以养穷民。
灵太后数为一切斋会，施物动至万计。
后主武平七年春正月壬辰诏：去秋已来，水潦人饥，不自立者，所在付大寺及诸富民济其性命。
而北朝且许人民输粟于佛寺。输者，户为僧祗户，粟为僧祗粟。又许犯人及官奴投靠于佛寺，称之为佛图户，以供诸寺扫洒，兼营田输粟，于是佛寺更有财产，借以控制贫民，到了大部分贫民沦为无产者之时，佛寺在民间愈有势力。但是佛寺又不是专讲布施，而不谋自己利益的，佛寺既有财产，所以常常利用财产，放债取息。
甄彬尝以一束苎就州长沙寺库卖钱。后赎苎还，于苎中得五两金，以手巾裹之。彬得，送还寺库。道人惊云：“近有人以此金质钱，时有事，不得举而失，檀越乃能见还。”辄以金半仰酬，往复十余，彬坚然不受。
道人道研为济州沙门统，资产巨万，在郡多有出息，常得郡县为征。
而令政府不能不下令取缔。例如：
永平四年夏诏曰：“僧祗之粟，本期济施，俭年出贷，丰则收入山林，僧尼随以给施，民有窘敝，亦即赈之。但主司冒利，规取赢息，及其征责，不计水旱，或偿利过本，或翻改券契，侵蠹贫下，莫知纪极。细民嗟毒，岁月滋深，非所以矜此穷乏，宗尚慈拯之本意也。”
当时徭役繁重，而佛教又大开方便之门，凡人出俗入佛，均有免役的权利。如在北朝：
愚民侥幸，假称入道，以避输课。
正光已后，天下多虞，工役尤甚，于是所在编民相与入道，假慕沙门，实避调役。
南朝固然没有明文可稽，但是宋孝武帝大明二年的诏既说：
佛法讹替，沙门混杂，未足扶济鸿教，而专成逋薮。
而齐虞玩之又以“生不长发，便谓为道，填街塞巷，是处皆然”。为人民弄巧逃役的现象，是则南朝人民亦多寄身佛寺，以避徭役了。人民惮役甚于惮税，供役于佛寺者不过扫洒耕种，供役于国家者，乃至“老稚服戎，空户从役”，所以人民逃匿于佛寺，犹如投靠于豪族一样，日益增加。北朝“民多绝户，而为沙门”，“正光已后，所在编民相与入道，略而计之，僧尼大众二百万矣，其寺三万有余”。南朝“形像塔寺，所在千数”，而真伪混居，往来纷杂，“生不长发，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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