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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便谓为道，填街塞巷，是处皆然”。人民出家，财政上减少了国家的税收，军事上减少了国家的兵队，于是国家和佛寺便发生了斗争，而有魏太武帝及周武帝灭佛之事。
灭佛运动不在信仰之不同，而在利害的冲突，即如颜之推所说：
罄井田而起塔庙，穷编户以为僧尼……非法之寺妨民稼穑，无业之僧空国赋算。
郭祖深说：
时帝（梁武帝）大弘释典，将以易俗，故祖深尤言其事，条以为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所在郡县不可胜言。道人又有白徒，尼则皆畜养女，皆不贯人籍，天下户口几亡其半。而僧尼多非法，养女皆服罗纨，其蠹俗伤法，抑由于此。请精加检括，若无道行，四十已下皆使还俗附农，罢白徒养女，听畜奴婢，婢唯着青布衣，僧尼皆令蔬食，如此则法兴俗盛，国富人殷。不然，恐方来处处成寺，家家剃落，尺土一人非复国有……帝虽不能悉用，然嘉其正直。
人民出家入佛乃有其社会的原因。朝廷灭佛的财政政策与人民信佛的经济动机（求免课役），本来不能相容。朝廷不务其本，而谋其末，所以灭佛运动无不失败。到了人民厌弃佛教，而新的神之观念尚未发生之时，世上又传布一种消息：“将来有弥勒佛方继释迦佛而降世。”这种传说到了隋炀帝时代又表现为“释迦佛衰谢，弥勒佛出世”之言。天上权威已经变更，地上皇朝也应更换，于是李唐代兴，而有贞观开元之治。
但是唐代沙门亦有免课的权利。武后时狄仁杰说：“逃丁避罪并集沙门。”德宗时，彭偃亦说：“况今出家者皆是……苟避征徭。”文宗时，李训复说：“天下浮屠避徭役。”
沙门分为两种，一是受度出家，二是受度而不出家。前者是化外人民，自古就不必负担国家的课役，后者得到度牒之后，也可以免除徭赋。
宋时，凡赈荒兴役，动请度牒数十百道济用，其价值钞一二百贯至三百贯不等，不知缁流何所利而买之，及观李德裕传，而知唐以来度牒之足重也。徐州节度使王智兴奏准在淮泗置坛度人为僧，每人纳二绢，即给牒令回。李德裕时为浙西观察使，奏言江淮之人闻之，户有三丁者必令一丁往落发，意在规避徭役，影庇资产。今蒜山度日过百余人，若不禁止，一年之内即当失六十万丁矣。据此则一得度牒，即可免丁钱，庇家产，因而影射包揽，可知此民所以趋之若鹜也。然国家售卖度牒，虽可得钱，而实暗亏丁田之赋，则亦何所利哉。
最初度牒大约不由朝廷贩卖，所以中宗时魏元忠说：“今度人既多，缁衣半道，不行本业，专以重宝附权门，皆有定直。昔之卖官钱入公府，今之卖度钱入私家，以兹入道，徒为游食。”到了安史作乱，军费增加，国家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就把度牒收归国家贩卖，其数之多，“不可胜计”。
安禄山反，司空杨国忠以为正库物不可以给士，遣侍御史崔众至太原纳钱度僧尼道士，旬日得百万缗而已……肃宗即位……以天下用度不充……度道士僧尼，不可胜计……及两京平，又于关辅诸州，纳钱度道士僧尼万人。
但是这个方法只能救一时之穷，接着而来者则为丁口减少，徭赋乏匮，中宗时，已经发生问题。李峤说：
国计军防并仰丁口，今丁皆出家，兵悉入道，征行租赋何以备之。
何况国家既许官僚沙门免除课役，那么，人民当然想尽方法，求官买职，其不能得到官职者，亦必托足沙门。
中宗时，公主外戚皆奏请度人为僧尼，亦有出私财造寺者。富户强丁皆经营避役，远近充满。
安史乱后，又继之以藩镇之乱，干戈云扰，人民更设法逃避兵役。德宗时，杨炎曾言：
凡富人多丁者率为官为僧，以色役免。贫人所无入，则丁存。故课免于上，而赋增于下，是以天下残瘁，荡为浮人，乡居地著，百不四五。
敬宗时，李德裕亦说：
泗川……户有三丁，必令一丁落发，意在规避王徭，影庇资产，自正月已来，落发者无算。
但是我们必须知道，只唯富人才有担税的能力，又只唯富人才有逋税的资格，辛替否说：
当今出财依势者，尽度为沙门，避役奸讹者，尽度为沙门，其所未度，唯贫穷与善人。
为官而免除课役，为僧又免除课役，唐代赋税虽以户口为基础，其实，在整个户口之中，不课者却占极大部分。试看天宝中的情形吧！
天宝十四载，管户总八百九十一万四千七百九，应不课户三百五十六万五千五百一，应课户五百三十四万九千二百八。管口总五千二百九十一万九千三百九，不课口四千四百七十万九百八十八，课口八百二十万八千三百二十一。
肃宗时代，不课户反多过课户。
肃宗乾元三年，见到帐百六十九州，应管户总百九十三万三千一百七十四，不课户总百一十七万四千五百九十二，课户七十五万八千五百八十二。管口总千六百九十九万三百八十六，不课口千四百六十一万九千五百八十七，课口二百三十七万七百九十九。
课户减少，赋役便落到贫民身上，贫民受了赋役的压迫，只有破产。
富户幸免徭役，贫者破产甚众。
于是他们也复逃亡，逃出本乡，变成不著户籍的浮浪户。唐代租赋以田、身为主，浮浪户无田，又不著籍，当然无法令其缴纳租税。其有田而又著籍者，官僚可以免课，沙门也可以免课。国家非取消官僚与沙门的特权，财政上毫无办法。然而官僚为自己利益打算，哪肯放弃权利。因之国家所能压迫者只有沙门，于是就发生了武宗灭佛之事。合北朝之二武，史家称之为三武灭佛。然而武宗崩后，宣宗即位，又“修复废寺，度僧几及其旧”。灭佛以增加租收的目的并未达到。
唐亡，经五代而至于宋，情况还是一样，不但官户可以免役免税，沙门亦得免役免税，人民争相出家，国家不能不加限制，然诸路每岁所度人数乃逐渐增加，由三百人度一人，增至一百人度一人。于是特许出家遂成为政府财源之一。凡欲出家者须购买政府所发行之度牒。宁宗时，度牒每道为钱一千贯，后增至一千五百贯，此时金每两为钱四十贯。度牒变成钞票，可以用之为本钱，可以用之易米谷，可以用之充赐予，可以用之助经费。度牒之贩卖只能救一时之急，结果则丁口减少，徭赋乏匮，而国家财政愈益困难。政府为弥缝赤字预算，只有向小民尽量榨取。于是宗教问题又转变为社会问题。
宋代佛寺大概也和南北朝的佛寺一样，常常放债取息。看吧！“不要贪酒”为佛家五戒之一，文殊院固然禁止本院僧人喝酒，然而又把金钱借给酒家做本钱，把房屋借给别人开酒店（《水浒传》第三回），这样一来，佛寺的财产当然天天增加。以上所说佛寺“救济贫民”和“放债取息”的话，并不是我杜撰的，也不是我单看《水浒传》而说，在正史上，亦有确实的证据。北魏宣武帝曾于永平四年（511年），下诏说：
僧祗之粟，本期济施，俭年出贷，丰则收入山林，僧尼随以给施，民有窘敝，亦即赈之。但主司冒利，规取赢息，及其征责，不计水旱，或偿利过本，或翻改券契，侵蠹贫下，莫知纪极。细民嗟毒，岁月滋深，非所以矜此穷乏，宗尚慈拯之本意也。
这不是国家委托佛寺救济贫民，而佛寺竟然放债取息的证据么？佛寺有财产的原因在此，五台山文殊院有巨大经济力的原因亦在此。
一切宗教无不产生于民众受难最苦的时代，但是宗教乃不能拯救民众的苦难，反而民众的苦难却因宗教的麻醉而愈益延长。因为宗教常把乐园建设在幻想的世界，民众受了幻想的迷惑，忘去现世的苦痛，其结果，常常不想改造现实的社会，而只想离开现实社会，由是民众渐次失去革命性，苦难也因之而延长。在各种宗教之中，最可使人失去革命性的，莫如佛教，南北朝人民深中了佛教的毒，所以当时政治虽然非常腐化，而在历史上，我们只看见军阀们的“苦迭打”（coup d′état）（政变），却不见民众们的暴动，甚至于中央政府也不巩固。隋室虽然统一了南北朝，然而不及三十年而即亡，天下又复分裂。继此出来收拾残局的，虽然是唐，然而唐能统一天下，乃有恃于突厥的援助，唐高祖且不惜向突厥称臣（侥幸这种国耻，由唐太宗报复了），由此可知当时人民因中佛教的毒，失去政治的能力了。所以民众不先打倒宗教，绝对得不到真正的幸福。反抗高利贷的鲁达因逃命而入空门，一旦为了实行革命，又不能不逃出空门，跳上梁山，我们看到这里，当能知道宗教与政治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