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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爱其子女，一半由于生理上的本能，一半由于经济上的必要。在生产力幼稚的社会，生了一个儿子，就是增加了一个消费者，所以爱惜子女的感情很弱。在生产力进步的社会，生了一个儿子，就是增加了一个生产者，所以爱惜子女的感情很强。
经济愈进步，生产规模常常不断地扩张，这个时候，多生一个儿子，就是多增加一个劳动力，因此，打胎杀儿不但视为不道德，并且视为不经济。只唯女儿，因为她们少时不能够做工，到了长大能够做工的时候，而又须嫁给别人，所以视为“赔钱货”，而为父母所遗弃。
家庭经济愈需要劳动力，多生儿子，就可以增加家庭的财富，这个时候不但没有杀儿的风俗，并且不能产儿的妇女又被世人蔑视。中国古代以“无子”为“七出”理由之一，其原因即在于此。
中国人口以农民为最多。农民平时受了赋税的压迫，而政府对于米价问题，又不讲求政策，不问岁之凶丰，对于农民均极不利。宋仁宗时李觏有言：
古人有言曰，谷甚贱则伤农，贵则伤末，谓农常粜而末常籴也。此一切之论也。愚以为贱则伤农，贵亦伤农，贱则利末，贵亦利末……以一岁之中论之，大抵敛时多贱，而种时多贵矣。夫农……不得而粜者，则有由焉。小则具服器，大则营婚丧，公有赋役之令，私有称贷之责，故一谷始熟，腰镰未解，而日输于市焉。粜者既多，其价不得不贱，贱则贾人乘势而罔之，轻其币而大其量，不然，则不售矣。故曰敛时多贱，贱则伤农而利末也。农人仓廪既不盈，窦窖既不实，多或数月，少或旬时，而用度竭矣。土将生而或无种也，耒将执而或无食也，于是乎日取于市焉。籴者既多，其价不得不贵，贵则贾人乘势而闭之，重其币而小其量，不然，则不予矣。故曰种时多贵，贵亦伤农而利末也。农之粜也，或阖顷而收，连车而出，不能以足用。及其籴也，或倍称贱卖，毁室伐树，不足以足食。而坐贾常规人之余，幸人之不足，所为甚逸，而所得甚饶，此农所以困穷，而末所以兼恣也。（《李直讲文集·卷十六·富国策第六》）
所以农村之内往往因为过度贫穷，而发生人口过剩的现象。这个过剩的人口能够逃出农村，跑到都市讨生活么？中国都市是消费都市，不是生产都市，没有工厂，当然不需要劳动者。但是中国的都市何以没有工厂？原来工厂的发达是由于机器的发明，而机器的发明则有其物质的条件。中国因为农村不断的破坏，而有过剩的廉价劳动力；劳动力的过剩对于中国的工业，固然是有利的，然而中国劳动力的过剩太过厉害，因此，遂阻害了技术的改良，而使机器没有发明的机会。因为社会上既然有了廉价的劳动力，则生产者雇用人工，比之采用机器，实在便宜许多。何况发明一个机器，又足以剥夺人工，而使无数劳动者失去职业呢。中国古代政府不但不奖励机器的发明，并且又用严刑峻法，禁止人民发明机器，《礼记·王制》所谓“作奇技奇器，以疑众，杀”，其原因即在于此。技术既然不能改良，中国的工业当然不能发达。更进一步观之，中国人口以农民占大多数，而中国农民的生计又很悲惨，这个现象由消费力方面说，对于中国工业的发展，又是有害的。一方因为劳动力的过剩，致机器没有发明的机会，同时又因为消费力的微弱，致生产品无处发售，其结果，遂使中国工业数千年来，均在同一的规模上反复着。不能由家内手工业变为工厂工业，这便是中国古代不能产生资本主义的原因。
农村既然感觉人口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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