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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上述做官的公式也应该改作：
财————官————财
从而上面所说的“读书做官治国”那句话，也变作“读书做官发财”。
既然利用货财，以取得官爵，又复利用官爵，以取得货财，则投下的货财比之收回的货财，必其价值较多，而后才有意义。但是怎样才能使收回的货财比较投下的货财为多呢？中国古代的官俸是很薄的，单单依靠官俸，当然不行，唯一的方法只有刮索民膏。于是蔡京收到十万贯的贺礼了，梁世杰花去十万贯的贺礼，也向民间取偿了。其结果，当然官吏发财，百姓遭殃。草创梁山泊的是晁盖、吴用等七人，而晁盖、吴用等七人所以必须落草，则由于劫取生辰纲。这个事实指示什么呢？乃所以证明强迫人民做土匪、做强盗的，是由于官吏的贪污。
做官可以发财，固然是古今一样，但是古人做官发财远不及今人厉害，这是有理由的。第一是政治上的理由，第二是经济上的理由。在专制政治之下，国家是君主的私产，君主要谋自己地位的安固，不能不讨人民的欢心，君主要讨人民的欢心，不能不禁止官吏的贪污。因为官吏太过刮索民膏，势必引起人民的反抗，而使皇室陷于危险的地位。因此，在君主专制时代，虽然百事都坏，而官吏的刮索却有一定的限度，即限于不致引起人民反抗而间接害到皇室安全的程度之内。超过这个程度之上，君主一定出来干涉，用“抄家”的方法，向人民谢罪。反之，在民主政治之下，国家是人民的国家，这句话说来很好听，其实任谁都是国家的主人翁，其结果往往变成任谁都不是国家的主人翁，即任谁对于国家的安危，都不负责。从前贪污因为有君主的干涉，不敢太过厉害。现在呢？彼此都是相识，念到自己失脚时候的危险，谁肯过问别人的贪污呢？
政治上的理由既然可以造成官吏贪污的机会，而经济上的理由则可使官吏贪污，愈益便利。在自然经济之下，官吏向人民征取的捐税，尽是货物，牛乳羊肉既然容易腐败，而绸缎珠宝多取亦无用处，所以在自然经济之下，苛捐杂税常有一定限度。到了货币发生之后，形势乃复一变。货币可以保存，不会腐烂，并且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可使用，因此官吏遂发生了剥削人民的野心。但是货币若是现金，则金满箱，银满箱，在交通不便的时代，不但运输不易，并且慢藏诲盗，很容易引起盗贼的窥窬，而致自己的生命也有危险，所以当时的剥削也有一定的限界。现在呢？现在是信用经济时代，数千万的巨款能够同孙悟空的金箍棒一样，变成一张汇票，塞在耳朵里面，哪怕半途被强盗抢去？因此之故，现在人的贪污遂超过古人数万倍。
梁世杰用十万贯金钱，收买金珠宝贝，送给蔡京庆寿，半途给强盗抢去，这种事情在现代不会发生。固然宋代有会子、交子之法，“盖有取于唐之飞钱”，最初只是汇票。
先是太祖时取唐飞钱故事，许民入钱京师，于诸州便换。其法商人入钱左藏库，先经三司投牒，乃输于库……给以券，仍敕诸州，凡商人赍券至，当日给付，违者科罚。
其后益州人民以铁钱重，书纸代钱，以便市易，称之为交子，于是会子的汇票又进化为交子的纸币。据《宋史》所载：
蜀用铁钱，民苦转贸重，故设法书纸代钱，以便市易。
益州……民间以铁钱重，私为券，以便交易，谓之交子。
蜀用铁钱，以其艰于转移，故权以楮券。
既然变为纸币，政府便负发行之责，一交一缗。今日国家银行发行纸币，必有准备金。宋初，亦有本钱，即如李光所说：“有钱则交子可行……椿办若干钱，行若干交子。”纸币一经发行，除了破裂之外，无须限期收回，交子则以三年为界。
会子、交子之法盖有取于唐之飞钱……一交一缗，以三年为一界而换之，六十五年为二十二界，谓之交子……界以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四十缗为额。
又者今日货币乃通行于全国，钱币如此，纸币亦然。宋因钱重难运，因之钱币不能统一，这与汉的五铢已经不同了。楮币虽轻，乃同钱币一样，各地交子各自印造，而致后来或废或用，号令反复，民听疑惑。马端临说：
（宋）自中兴以来，转而用楮币。夫钱重而直少，则多置监以铸之可也。楮轻而直多，则就行都印造足矣。今既有行在会子，又有川引淮引湖会，各自印造，而其末也，收换不行，称提无策，何哉？盖置会子之初意，本非即以会为钱，盖以茶盐钞引之属视之，而暂以权钱耳。然钞引则所直者重（原注，承平时，解盐场四贯八百售一钞，请盐二百斤），而会子则止于一贯，下至三百二百。钞引只令商人凭以取茶盐香货，故必须分路（原注，如颗盐钞只可行于陕西，末盐钞只可行于江淮之类），会子则公私买卖支给无往而不用。且自一贯造至二百，则是明以之代见钱矣。又况以尺楮而代数斤之铜，赍轻用重，千里之远，数万之缗，一夫之力克日可到，则何必川自川，淮自淮，湖自湖，而使后来或废或用，号令反复，民听疑惑乎？盖两淮荆湖所造，朝廷初意欲暂用而即废，而不知流落民间，便同见镪。所以后来收换生受，只得再造，遂愈多而愈贱，亦是立法之初讲之不详故也。
到了国家财政困难，就如滥发纸币一样，滥发会子。“官无本钱，民何以信”，“会子太多，而本钱不足，逐致有弊。”神宗时已有这种现象。
自用兵取湟廓西宁，籍其法（会子）以助边费，较天圣一界逾二十倍，而价愈损。及更界年，新交子一当旧者四。
徽宗时，会子更见跌价，一缗当钱十数。
凡旧岁，造一界，备本钱三十六万缗。新旧相因，大观中，不蓄本钱，而增造无艺，而引一缗当钱十数。
这是北宋的情况，南渡以后，会子之制更滥，不但政府滥发交子，而民间伪造交子又充斥于市场之上。
纸币既不可信用，而宋因为乏铜之故，又铸铁钱，然而币制不立，盗铸之风甚炽，铜铁二钱不断跌价，于是钱币也和楮券一样，人多不用。这便是梁世杰须收买金珠宝贝，以作礼物的原因。现代呢？打了一封电报，便是千万贯金钱，也可委托银行送往。倘若梁世杰生在今日社会，不但贺礼不会给别人抢去，并且连奉送贺礼一事，也将无人知道。经济制度的进步不能增加生产力，反而助长奸官污吏之收取红包，谁能想得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