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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亡。果然是“亡秦者胡也”，但不是亡于匈奴之“胡”，而是亡于胡亥之“胡”。秦亡汉兴，社会安定约有一百余年，贾谊曾谓“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闻也”。晁错亦说：
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
民如鸟兽流散四方，他们流亡之后，如何生活呢？只有变为盗匪，而盗匪发生之后，其最先劫掠的，往往不是城市中的豪富，而是乡村中的殷农。殷农既遭劫掠，于是流民又将流民“再生产”出来了。成帝时代已有小股小寇。哀帝时代，“盗贼并起，或攻官寺，杀长吏”。人心动摇，仍用宗教集团的形式，而思有所动作。
（哀帝）建平四年春大旱，关东民传行西王母筹，经历郡国，西入关，至京师，民又会聚祠西王母，或夜持火上屋，击鼓号呼相惊恐。（《汉书·卷十一·哀帝纪》）
同时又发生许多图谶，宣告汉运将终，新朝当起。
（哀帝建平）二年……夏贺良等言赤精子之谶，汉家历运中衰，当再受命，宜改元易号。诏……以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将元年，号曰陈圣刘太平皇帝。（《汉书·卷十一·哀帝纪》）
王莽遂乘人心浮动之际，造作符命，夺取汉的天下。然而王莽的改革又不妥当，“富者不能自保，贫者无以自存”。兼以“常困枯旱，亡有平岁，谷价翔贵”，人心思汉，终而有“刘氏复起”及“黄牛白腹，五铢当复”之图谶，而令光武中兴了汉家天下。
光武中兴，经过数代之后，政治渐次腐化，而如王符所说：“官益大者罪益重，位益高者罪益深”（《潜夫论·第九篇·本政》），而诸羌作乱，“大为民害，中国益发甲卒，麦多委弃，但有妇女获刈之也”。农村劳动力减少，农业生产力降低，因之粮食就发生了问题，社会经济已经步步踏上崩溃之途，于是由穿窬变为强盗，由强盗变为攻盗，攻盗成群，其声势最大者则为黄巾贼张角，他“奉事黄老道，符水咒说以疗病，病者颇愈，百姓信向之”。黄巾发难，“执老道，称大贤，以诳惑百姓，天下襁负归之”，虽然一年之内，就见平定，然黄巾之后，复有黑山、黄龙、白波、左校……之徒，并起山谷间，天下为之疲敝，“百姓歌曰天下大乱兮，市为墟，母不保子兮，妻失夫”。此时也，宦官与外戚的斗争到了最后阶段，固然两败俱伤，而凉州军阀董卓乃拥兵而入，封豕长蛇，凭陵宫阙，遂成板荡之祸，东汉政权完全崩溃，州郡牧守各务兼并，于是统一局面又告结束，代之而出现的则为三国的分立。
由三国经晋而至南北朝，争乱不已，贫穷日益增加，官僚日益剥削，国家日益危殆，蛮族日益压迫，这种情形当然可使许多人悲观。人们讨厌现在，而回想过去，且认过去为黄金时代，明清的人回想汉唐，汉唐的人回想殷周，殷周的人回想唐虞，愈是过去，他们愈觉得可爱，最好是回归到洪荒时代，所以春秋末季，虽然有不少学者为了悲天悯人，提出各种学说，拯救人类。然而他们无不选择一位过去的伟人，来做他们的护神，道家假托黄帝，儒家假托尧舜，许行假托神农，这种情形表示什么呢？表示人类失去信心，自己不能拯救自己，所以希望过去伟人再生于现代，Messiah的观念不是犹太人才有的。到了魏晋以后，连这种观念都没有了。人们鄙视人生，甚且渴望死亡，他们失去胆量，自视为软弱无能的动物。他们希望有万能的神出来拯救他们。然而一切宗教不外地上权力反映于人类的脑袋，由幻想作用而创造出来的东西。他们的国家不能拯救他们，他们的皇帝不能拯救他们，他们的学者不能拯救他们。总而言之，他们固有的天上权力对于他们都无办法，因之，他们固有的天上权力————神，也不能受到他们的崇拜，甚至怀疑自己的神。他们很欢迎那个为外国人崇拜而未为本国人崇拜过的神。中国经五胡乱华之后，舶来的佛教就在南北朝流行，不是没有原因的。然而南北朝大乱垂一百五十年之久，而佛教竟如“银样镴枪头”。人们绝望之余，又希望一个特别的神出来拯救。由于这种希望，在北魏后期，就有“将来有弥勒佛方继释迦佛而降世”之言。
隋文肇兴，结束了南北朝纷乱之局。炀帝即位，虐用其民，群盗蜂起，群盗是用弥勒佛的名义，以诱惑百姓的。
大业六年正月，有盗数十人，皆素冠练衣，焚香持华，自称弥勒佛，入自建国门，监门者皆稽首。既而夺卫士仗，将为乱，齐王遇而斩之，于是都下大索，与相连坐者千余家。
据胡三省解释：“释氏之说，以为释迦佛衰谢，弥勒佛出世，故盗称之以为奸。”（《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一·隋纪·炀帝大业六年》胡三省注）弥勒代替释迦，天上权威变更了，地上皇朝自宜改换，“群盗为奸，遂皆以弥勒为幌”。
唐县人宋子贤善幻术，能变佛形，自称弥勒出世，远近信惑，遂谋因无遮大会举兵袭乘舆。事泄伏诛，并诛党与千余家。扶风桑门向海明亦自称弥勒出世，人有归心者辄获吉梦，由是三辅人翕然奉之，因举兵反，众至数万。海明自称皇帝，改元白乌。诏太卿仆杨义臣击破之。
隋亡，唐兴，唐代之乱，在内由于宦官弄权，在外由于方镇跋扈，虽有王仙芝、黄巢之乱，但是他们两人未曾假托迷信，而均指斥时弊。王仙芝“言吏贪沓，赋重，赏罚不平”。黄巢“诉宦竖柄朝，垢蠹纪纲，指诸臣与中人赂遗交构状，铨贡失才”，此皆“当时极敝”，所以“人士从而附之”。
五代之乱远过于南北朝，南北朝时，南北分立，南北双方均有统一的政权。五代之世，北方虽然统一，南方则分为许多国家，而北方的统一又不巩固，区区七十余年之中，易朝五次，到了后周，官民俱惫，民惫思治，官惫不能再乱。一方思治，他方不能再乱，因之，乱源的宗教就无法号召贫民，而不出现于历史之上。宋兴，外受蛮族的压迫，内有朋党的斗争，传至徽宗，垂意花石，“比屋致怨”，方腊“因民不忍”，宣和二年起为乱，“无弓矢介胄，唯以鬼神诡秘事相扇”，不旬日聚众至数万，竟破六州五十二县，戕平民二百万，“凡得官吏，必断脔支体，探其肺肠，或熬以膏油，丛镝乱射，备尽楚毒，以偿怨心”（《宋史·卷四百六十八·方腊传》），是亦利用宗教，以诱惑民心。南宋偏安江南，固然政治腐化，经济破产，只因当时人士深鉴唐末五代之弊，而北宋方腊之乱，又促成金之南侵，人民为了对付金人，遂忍辱含垢，不做革命运动。
宋亡，元兴，顺帝至元三年胡闰儿反，以烧香惑众，妄造妖言作乱，人执弥勒小旗（《元史·卷三十九·顺帝二》）。至正十一年韩山童倡言天下大乱，弥勒下生，各地愚民皆翕然信之，是亦假弥勒佛之名，号召民众。
明代自宪宗以后，天子深居宫中，不与朝臣相见，因之，就令阉人有弄权的机会，嘉靖年间，山西贼李福达以弥勒教诱惑愚民为乱。天启年间，徐鸿儒以白莲教惑众作乱，其徒党不下二百万。此又可以证明历代乱民无不利用宗教。清代嘉庆年间有白莲教之乱，天理教之乱。同治年间又有捻匪之乱。此外如太平天国亦利用天父之名，义和团复谓符咒可以避免枪炮。宗教之在中国，不能安定社会，反而供为暴民作乱的工具，此盖古代没有一种主义，以结合人心，而社会又是农业社会，农民散处各地，不易团结，非用迷信之法，固不能纠合群众，这就是《水浒传》中九天玄女与三卷天书的来源。
但是宗教只能扰乱天下，要令社会复归于安定，尚需要一位卓越的领袖，好像《西游记》中孙悟空要求观世音菩萨援助一样。这个观世音菩萨在中国政治史之上，就是“真命天子”的观念，真命天子的诞生，状貌是异于常人，而又有许多奇迹，即人们把“神”的性质加在人的身上，其人就变成真命天子。其实，真命天子的“神”性是由一般人民的“羊”性而发生。现在试将正史上关于历代太祖高皇帝的神话，列表如次，以供读者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