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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治一乱”是中国的社会史，“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是中国的政治史。
中国的经济以农业为主，手工业副之，数千年来，技术未曾改良，然而人口是会增加的，收获是会递减的，所以数传之后，消费力就超过于生产力，引起物价尤其米价的腾贵，致全国陷入饥荒之中，初则土匪逼地，次则群雄割据，终则政权颠覆。
秦承六国之后，当时户口并不甚多，只因始皇虐用其民，致令“海内之士，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织不足衣食”。“三十一年米石千六百”，这比之战国李悝所言“石三十”，昂贵多了。管子有言：
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奚以知其然耶，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陵上犯禁；陵上犯禁，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管子·第四十八篇·治国》）
果然，“民愁无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而始皇一死，天下就随着大乱。汉兴，依黄老主义，予民休息，宣帝时代，谷石五钱。承平日久，平帝之时，全国人口增加至五千九百五十九万余（《汉书·卷二十八下之二·地理志》）。元帝时代，“京师谷石二百余，边郡四百，关东五百，四方饥馑”，所以元帝时代，“民父子相弃”，成帝时代，“百姓饥饿，流离道路”，哀帝时代，“民流亡去城郭，盗贼并起”，王莽遂乘社会摇动之际，窃取帝位。然王莽改革又不得法，最初谷价一石二千，末年黄金一斤易粟二斛，“四方皆以饥寒穷愁，起为盗贼”，光武中兴，桓帝时，人口有五千六百余万（《晋书·卷十四·地理志上》），然自安帝时始，已经“天下饥荒，竞为盗贼”了。黄巾大乱，群雄争竞，最后分为三国。晋于太康元年平吴，人口不过一千六百余万（《晋书·卷十四·地理志上》），比之两汉，相差远了。然而惠帝即位，由于八王之乱，民不安居，“米石万钱”，怀帝时，“米斛万余价”，愍帝时，“斗米二金”。大众受了贫穷的压迫，只有流移就谷，开始逃亡，卒由流民作乱，引起五胡乱华，而晋室只能偏安江左。晋亡之后，中国分为南北朝，南北政局均不安定，百姓多投附豪族，求其荫庇，或投身军队，以求衣食，所以南北朝政治虽然腐化，却罕见暴民作乱，而只见军阀火并。隋兴，虽然结束了南北对峙之局，炀帝大业五年，人口有四千六百余万，比之两汉，不能谓多，只因“骄怒之兵屡动，土木之功不息”。“劳役不息，百姓思乱”，而又加之以饥馑，百姓“由是益困，初皆剥树皮以食之，渐及于叶，皮叶皆尽，乃煮土或捣藁为末而食之，其后人乃相食”（《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所以李才说：“天下之乱本于饥。”隋亡之后，李唐代兴，在其全盛时代，天宝十三载，人口共五千二百八十八万（《唐会要·卷八十四·户口数》）。翌年，安禄山反于范阳。在其未反以前，即天宝五载，米斗之价钱十三，青齐间斗才三钱；安史乱后，继以军阀争夺地盘，民不安居，米价竟然踊跃起来。肃宗乾元二年，米斗至七千。代宗永泰元年，米斗千钱，诸谷皆贵，一直到了懿宗，“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赋敛愈急，关东连年水旱，百姓流殍，相聚为盗，所在蜂起”。僖宗即位，“乾符中，仍岁凶荒，人饥为盗”，由是先由王仙芝发难，“黄巢亦聚众数千人，以应王仙芝，民之困于重敛者争归之”。中和四年黄巢兵败伏诛，而秦宗权之乱又复发生。一般农民不能安居，只有离开农村，由是生产力大见锐减，“米斗三十千，人相食”，“食物踊贵，道殣相望，饥骸蔽地”。三年，那称为“扬一益二”的扬州，米斗万金。所以郑畋说：“黄巢之乱本于饥，故兴江淮，根蔓天下。”天下纷乱，大众失业，军阀遂收之以为私兵，终由方镇火并之乱，而令黄巢部下的朱全忠窃取了帝位。
五代之世，政局变化有似弈棋，经后周世宗的改革，中国又有统一与和平的希望了，世宗即位，不过五年。陈桥兵变，宋太祖入践帝位，太宗继之，经两代的努力，天下才归统一。然真宗以后，太平日久，耽于苟安，政风士气多务因循。太宗时，“人稀米贱，米一斗十余钱，其后人益众，物益贵。熙宁八年，米斗五十钱”，而币制混乱。北宋徽宗时已有方腊之乱。南宋时，“气象萧条，殍死盈道，流民充斥，剽掠成风”，终至亡于蒙古。元代，在世祖忽必烈时代，人口有五千三百六十五万余，虽比两汉为少，而比唐代至盛之世为多，只因赋敛繁重，民不聊生。又因元代不用钱币，而用交钞，库中没有本钱，交钞不断滥发，而亦不断跌价。泰定帝时，“斗米值十三缗，民出钞出籴，稍昏，即不用”。通货膨胀之弊，可怕极了。传至顺帝，年年饥荒，甚至发生“人相食”，“殍死盈道，军士掠孱弱者以为食”的现象。于是遂激起了民变，九土靡沸，卒至顺帝北归和林，元祚随之而亡。
元亡，明兴，明在成祖时代，全国人口有六千六百五十九万余，其后时有增减，亦常在五千万以上。明代每帝即位，常铸钱币，然“商贾沿元之旧习，用钞，多不便用钱”。又因钞法纷乱，嘉靖年间，“钞久不行，钱亦大壅，益专用银矣”。明之米价若以银为标准，永乐年间，“每银一两当米四石”。景泰中，“粮四石折白银一两”。即一两四石乃是明代的正常米价。正德以后，米价渐贵，米石值银一两，即增加四倍，后又增至十之五。崇祯四年，米斗四钱，即一石值银四两，比之永乐景泰年间，米价已增高到十六倍了。中年以后，“山东米石二十两，而河南乃至百五十两”。贫穷已经普遍化了，于是明代遂同过去朝代一样，发生了许多流寇，最后就有马贼高迎祥之乱，“官军东西奔击，贼或降或死，旋灭旋炽”。官军难于应付，米脂人李自成、延安人张献忠亦聚众反，时“河南大旱，斛谷万钱，饥民从自成者数万”。自成剽掠十余年，田园破坏，大众失业，朝廷为了讨伐盗匪，不能不集兵增赋，崇祯曾言：“不集兵，无以平寇，不增赋，无以饷兵。”然其结果，“敲扑日峻，道路吞声，民至卖妻鬻子以应”，弄到“兵闻贼而逃，民闻贼而喜”。自成遂犯燕京，崇祯登煤山，自缢而死，明亡。
吾人观过去历史，可知中国之乱皆源于饥馑，而引起流民暴动。然在流民暴动之时，不能不有一种信仰，以结合人心，并使人民发生勇气，知政府之必覆亡，这样，又发生了宗教。在吾国，政府是反宗教的，南北朝时期，帝王所以信服佛教，乃是因为佛教以涅槃为其根本目的，而涅槃则要脱离尘世，这与政治之注重现世者不相抵触。
现在再举历史为例，证明宗教与民变的关系。秦承六国大乱之后，天下平定，理应予民休息，而始皇乃外事四夷，内兴土木，“民愁无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赭衣半道，断狱岁以千万计”，人心思乱，理之当然。但是始皇虽为暴君，而仍不失为一位英主，其专制魔力确能压服了民众的灵魂，使他们不敢反抗。人民悲观至极，竟然失去胆量，失去自信力，自视为软弱无能的动物。他们只希望有个万能的神出来拯救他们。而拯救的方法则为秦亡或始皇死。所以始皇末年社会上乃传播秦亡或始皇死的图谶。此盖人心思乱，故乃假托神怪，以惑乱人心。
（始皇）三十二年……燕人卢生使入海还，以鬼神事，因奏录图书，曰“亡秦者胡也”。（《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始皇）三十六年……有坠星下东郡，至地为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同上）
（始皇）三十六年……使者从关东夜过华阴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为吾遗滈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龙死。”使者问其故，因忽不见，置其璧去。使者奉璧具以闻。始皇……使御府视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沉璧也。（同上）
三十七年七月始皇果然死于沙丘了，而继统的二世又复庸懦。庸懦的人终日都在恐怖之中，他要避免恐怖，每欲示强，不愿见弱于人，由是又袭始皇的作风，做出种种不正当的行为，先杀大臣与宗室，次杀无辜的人民。人民失望，遂由戍卒陈胜、吴广的起义，用罾鱼狐鸣之法，以鼓励戍卒的勇气，天下莫不响应，“县杀其令丞，郡杀其守尉”，而秦祚因之而亡。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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