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活林酒店的所有权问题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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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活林酒店，果如武松所说，是施恩花钱开设的（《水浒传》第二十九回），则施恩当然有所有权。所有权受人侵害，照常理说，应该向官厅起诉。但是施恩竟然不用法律手续，而必等到武松来了之后，才假借武松的武力，把酒店夺回（《水浒传》第二十九回）。这桩事情，由现代人看来，真有一点莫名其妙。

    其实，这座酒店乃和普通的酒店不同，他的生意不依靠于买卖，而依靠于垄断，凡客人、妓女到快活林时，都须先来参见施恩，施恩则把他们分配给各客店、赌坊、兑坊，而各客店、赌坊、兑坊每月则须送钱给施恩，以作报酬（《水浒传》第二十八回）。试问这种古典的托拉斯是否依仗施恩的财力？不是，第一依仗施恩的武艺，第二依仗营里有八九十个拼命囚徒（《水浒传》第二十八回）。换言之，托拉斯的基础乃放在强力之上。既然依仗强力，则有一个更强的人来了，这座酒店当然非让给他不可。

    但是施恩乃是施管营的儿子，蒋门神何人？敢来强夺。“不怕官，只怕管”为《水浒传》诸好汉常说的话，难道蒋门神既不怕官，又不怕管？不，蒋门神背后也有一位官，那便是施管营的上司张团练（《水浒传》第二十八回及第二十九回）。施恩能够依仗官势，开设酒店，垄断客人，则蒋门神有一个更大的官势依仗，当然可以夺取酒店。

    由于这个事实，我们可以知道所有权神圣的观念，在古代完全没有。谁有强力，谁便有财产。这里所谓强力乃包括肉体力和政治力而言。施恩开设酒店，一半由于他的肉体力，一半由于施管营的政治力。蒋门神夺取酒店，也是一半由于他的肉体力，一半由于张团练的政治力。

    原始的资本蓄积就是由此而产生的。依各国经济史所示，在封建末期而至于资本主义初期，资本的蓄积依靠勤俭者少，依靠强力者多，谁有强力，谁便可取得资本。真命天子有最大的强力，所以他富有四海。看吧，武王伐纣，而即帝位之后，不是大封同姓诸侯，姬姓子弟若不狂惑，都可以成为领主，大的百里，中的七十里，小的五十里么？在中国历史上，最富的人不是王婆口中所说的邓通么（《水浒传》第二十三回）？然而邓通的财富从何而来，不是汉文帝赐以蜀岩道铜山，许其铸钱么？文帝说：“能富通者在我也。”（《史记·卷一百二十五·佞幸列传》）不错，皇帝有最大的强力，当然他所喜欢的人便可成为富豪。

    所有权（Dominium）的观念起源于罗马法。罗马的贵族乃以侵略为最高理想。罗马每征服一地，就将该地宣布为殖民地，而贵族则在殖民地之上获得了许多田园，以作私有地。这许多田园当然不是无主的土地，而是被征服者的土地。罗马帝国由剑戟而建设，同样Dominium亦由剑戟而设定。所以在罗马法，“剑戟乃是所有权的象征”（Das Symbol des Ergentums war Speer）。英语Dominium之含义，一为权力，二为所有权。“所有权”由“权力”而发生，由此可以知道。

    所有权既已设定之后，又受政治力的保护，而使事实上的权力关系变成法律上的权利关系。既然变成权利，经过数代之后，就渐次失去暴力的色彩，而带有神圣的性质。谁敢侵犯这个权利，不但法律上要受刑罚，就是道德上也要受人毁骂。欧洲各国受了罗马法的影响，学者均视所有权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马基维利（N.Machiavelli）主张君主专制，甚至于谓君主可以不讲信谊，而使用一切奸谋诡计；但他又说：“君主绝不可侵害人民的财产。人们死了父亲，不久就会忘记；失掉财产，终身不忘。”布丹（J.Bodin）以主权属于君主，君主既有主权，所以不受法律限制，不但自己公布的法律，便是教皇制定的法律，也无妨束之高阁。但他又谓君主的权力应受自然法的拘束，例如个人的财产权是根据自然法而设置的，所以非经人民同意，不得征收租税。学说如斯，其表现于法律之上者，例如英国的《大宪章》第二十八条及第三十条既禁止官吏强取人民的粮食、器具、马匹、车辆了，而第三十九条又说：“自由民除非领主依法审判，并遵照法律规定之外，不得没收其财产。”美国的《独立宣言》虽然只云：“生命，自由及追求幸福乃上帝给予吾人的权利，不可让与。人类设置政府的目的，就是要保护这种权利”，而未曾明白提出“财产”及“所有权”的观念。然独立时代各邦所发表的权利宣言（Declaration of Rights）或权利典章（Bill of Rights）无不宣布财产及所有权为神圣的权利，不可侵犯。例如1777年Vermont的《权利典章》第二条云：“私有财产唯于必要之时，才得供为公共之用；而供为公共之用之时，对于所有主，必须给予赔偿金。”1780年Massachusetts的《权利宣言》第十条亦说：“个人的财产非经本人同意，或经人民代表同意，纵是极小部分，亦不得侵害之，或供为公共之用……若因公共需要而须征收私人财产之时，对于所有主，应给予赔偿。”法国的《人权宣言》第十七条云：“所有权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非依法律，且系公共利益所要求，并给予适当赔偿者，不得侵害之。”自是而后，一直至1918年德国公布《魏玛宪法》之时为止，列国宪法均有保障所有权的条文。这种条文不是对人民保护个人的所有权，而是对政府保护人民的所有权。政府不得侵害人民的所有权，所以产业能够发达，社会能够进步。

    反之，吾国古代以国家为皇帝的私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土地属于皇帝，土地之上的人民也属于皇帝，因之人民劳动所得的结果遂亦属于皇帝。皇帝侵害人民的所有权，道德上虽为虐政，法律上无须负责。固然各朝律令也有保护人民财产的条文，然其所保护者乃是禁止个人侵害个人的财产，不是禁止政府侵害人民的财产。换言之，人民对于政府不能主张权利，政府要怎么样，人民就须怎么样。宋时，“徽宗颇垂意花石……政和中……舳舻相接于淮汴，号花石纲……朱缅擢至防御使东南部刺史……所贡物豪夺渔取于民，毛发不少偿。士民家一石一木，稍堪玩，即领健卒直入其家，用黄封表识，未即取，使护视之，微不谨，即被以大不恭罪。及发行，必彻屋抉墙以出，人不幸有一物小异，共指为不祥，唯恐芟夷之不速”。同时在学说之上又有“为富不仁，为仁不富”之言。这固然因为古代官僚往往利用“政治的手段”，刮索民膏，而致引起社会对于财富的反感。然而既有斯言，则人们唯勤唯俭，由自己劳力，正当获得的财富，遂亦挂上了不仁之名。白圭“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勤苦如此，倘若斥之为不仁，那么，何怪陶朱“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以博取“富好行其德”之名。一方法律上政府不尊重个人的所有权，他方观念上社会又认财富为不仁的结果。财产不安定，资本无法蓄积，从而各种产业就不能作“扩张再生产”。生产规模一仍旧贯，而人口增加不已，社会消费力超过于社会生产力，贫穷成为普遍的现象。这个时候，若再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则人民受了生活压迫，势必相聚萑蒲，蝟毛而起，大则称帝称王，小则攻城剽邑，而天下遂大乱了。

    好了，好了，中外的典故不必再引了。说来说去，不过证明快活林酒店的所有权，由于施恩的先占应该属于施恩罢了，蒋门神倚势豪强，公然夺去，施恩不向官厅起诉，这不是证明中国古来重王道，轻霸道，凡用强力得来的东西，都不受法律保护么？不是，绝对不是。罗马立国，约有一千余年，历史既长，贵族的Dominium当然失去劫掠的性质，而变成法律上的权利。反之，中国则朝代变更，不绝于史。周代传祚虽长，然而又因为实行农奴制度，农人对于土地，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至于大地主的诸侯又复兼并不已。他们的财产显然有劫掠的色彩，所以不会发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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