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活林酒店的所有权问题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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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发生神圣的观念。周亡之后，中国虽然破坏了农奴制度，许农民有土地所有权，然而内乱不已，朝代常常变更，农民或死于兵灾，或失去田契。所有主既然时时变更，而一般皇朝新贵又往往恃其功劳，横夺民产，则保护所有权的法律，当然也没有发达的机会。宋承五代之后，五代大乱历半世纪，当时官吏怎样劫夺财富，只看下面所引的文字，便可知道。

    五代之乱，朝廷威令不行，藩帅劫财之风，甚于盗贼，强夺枉杀，无复人理。李匡俦为晋军所败，遁沧州，随行辎重妓妾奴仆甚众，沧帅卢彦威杀之于景州，尽取其赀（《晋纪》）。张筠代康怀英为永平节度使，怀英死，筠即掠其家赀。有侯莫陈威者，尝与温韬发唐诸陵，多得珍宝，筠又杀威而取之。筠弟篯守京兆，值魏王继岌灭蜀归，而明宗兵起，篯即断咸阳桥，继岌不得还，自缢死。遂悉取其行橐。先是王衍自蜀入京，庄宗遣宦者向延嗣杀之于途，延嗣尽得衍赀。至是明宗即位，诛宦者，延嗣亡命，篯又尽得他赀，由是筠篯兄弟皆拥赀巨万（《筠传》）。马全节败南唐将史承裕，擒以献阙下，承裕曰：“吾掠城中，所得百万，将军取之矣。吾见天子，必诉而后就刑。”全节惧，遂杀之（《全节传》）。高允权为延州令，其妻刘景岩孙女也，景岩家于延，良田甲第甚富，允权心利之，乃诬景岩反而杀之（《允权传》）。李金全讨安州，至则乱首王晖已伏诛，金全闻其党武彦和等为乱，时劫赀无算，乃又杀而夺之（《金全传》）。张彦泽降契丹，奉德光命，先入京，乃纵军大掠，又缢死孙维翰，悉取其赀（《彦泽传》）。成德节度使董温其为契丹所掳，其牙将祕琼杀其家而取其赀。琼为齐州防御使，道出于魏，范延光伏兵杀之，以戍卒误杀闻。后延光叛而又降，挈其帑归河阳，杨光远使子承勋推之堕水死，尽取其赀（《延光传》）。杨光远后亦叛而复降，其故吏悉取其宝货名姬善马，献李守贞（《光远传》）。欧史谓琼杀温其，取其赀，延光杀琼而取之，延光又以赀为光远所杀，而光远亦不能有也。可见天道报施，虽乱世亦不爽，且多财为害，乱世尤易召祸。白再荣在镇州，劫夺从契丹之官吏，镇人谓之白麻荅。及归京师，遇周祖兵入，军士至其家，悉取其财，已而前启曰：“我辈尝事公，一旦无礼至此，何面目见公乎？”乃斩之而去（《再荣传》）。则以人事言之，非分取财，更杀身之道也。（赵翼撰《廿二史札记·卷二十二·五代藩帅劫财之习》）

    宋承五代之后，人们天天所看见的，只是劫掠与夺取，所以施恩强占快活林，蒋门神夺取快活林，时人并不奇怪。

    读过民法的人当能知道“占有”须有两种要素：一是心的要素（Animns），即占有的意思；二是物的要素（Corpus），即占有的实力。有占有的意思和实力，而占有之后，又经过一定期间，则该物便成为占有者的所有物————纪元485年，魏李安世上疏求均田，且说：“又所争之田，宜限年断，事久难明，悉归今主，以绝诈妄。”这就是说凡用强力所夺的田，经过一定期间之后，悉归现所有主。在这里，“经过一定期间”，值得我们注意。区区一件东西，占有尚须过一定期间，而后才有所有权，则以天下之大，当然非占有百余年不可。唐夺隋的天下，宋夺周的天下，读史者不以为怪，而王莽夺取西汉、曹操夺取东汉，竟被后人唾骂，就是因为唐宋二代传祚数百年，而王莽不及身而亡，曹魏虽然传祚五世，然仅四十六年而亡，并且又只能占据北方数州，即其实力尚不能占有天下，所以只能视为篡夺。所谓“正统”和“篡夺”只是法律上的名词，不是道德上的名词，只唯利用物权法上的法律观念，加以解释，而后才能够说明出来。由此可知朝代更迭愈频繁，天下是谁的天下，即谁人对于天下有所有权，愈不明了，所以当时的人常缺乏“忠”的观念。唐亡之后五代仅五十三年，而五易国，八易姓，有十三君，传祚这样短促，所以冯道历事五朝八姓十一君，时人不但不以为异，且称之为宽宏长者。这不是因为士风凋敝，不知节义为何物，乃是因为朝代短促，任谁对于天下，都不能因占有而有所有权，故人也没有尊重所有权的必要，从而更没有“忠”的必要。

    资本的蓄积乃是经济繁荣的条件。在欧洲，由重农，而重商，而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组织数千年来，一仍旧贯。这是为什么呢？欧洲在重商主义末期，发生了大发现时代，发现美洲，发现印度航线，市场扩大了，纺织品的输出大大增加了，需要超过于供给，有大量生产的必要，自1730年Wyatt（瓦特）发明Roller Spinning（纺织机）之后，纺织方面陆续有新机器的发明，一直到了1781年，瓦特又发明蒸汽机，而于1785年应用于纺织工业之上，而开始“蒸汽时代”。由于蒸汽机器之应用，纺织方面又有新的发明，而至于1841年Bullough发明Improved Power Loom（改进动力织机）为止。按机器的发明乃由于社会的需要，没有需要，纵有发明，人们不但不采用，而且视之为异端。1529年Anton Mürler已经发明纺织机，只因当时手工纺织已可供给社会的需要，所以世人群起攻击Mürler，而Mürler竟因是而死于刑狱。吾国古代虽然侵服四夷，而四夷尽是游牧民族，他们不需要中国生产物，尤其纺织品，即如中行说（姓中行，名说）所说：“匈奴得汉絮缯，以驰草棘中，衣裤皆裂弊，以视不如旃裘坚善也。”（《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而中国自古以来，商业发达之后，常常依着“以末得之，以本守之”的原则，向农村兼并土地，农民驱出农村之外，沦为流民，劳动力遂感觉过剩。社会已贫穷了，消费力已经减低，劳动力又复过剩，倘若采用机器，则过剩的劳动力更没有工作的机会，所以礼有“作奇技奇器以疑众，杀”（《礼记·王制》）。诸葛亮发明木牛流马以运粮，乃因蜀国人口不过九十余万（《通典·卷七·历代盛衰户口》）之故。

    在中国，资本的蓄积不能由封建的农业经济发展为资本主义的工业经济，贫穷日益增加，生产日益减少，于是中国遂以节俭为一种最高的道德原理，不但圣贤教人节俭，就是皇帝也以节俭治天下。这种情形若和欧洲封建末期的各国王室崇尚奢侈比较一下，实有天壤之别。当然他们的奢侈生活也有特别的用意，封建末期正是资本主义方才萌芽，封建诸侯将次没落的时代，而贵族的奢侈则对于产业发展和中央集权都有利益。何以呢？贵族奢侈，不但可以增加商业的利润，并且可使贵族破产，使他们在经济上，隶属于国王的财政和商人的借债。因此，当时商人和国王无不极力鼓吹奢侈，有时且示以实例。这样一来，在第十五世纪时代，遂发生了一种现象，即宫廷若不奢侈，则君主的统治不能维持。无限的奢侈必要求无限的金钱，到了最后，君主自己的财政也发生了破绽，须向商人求助，于是商人遂以纳税问题，与君主冲突，终则设置议会，监督君主的财政，这便是代议制度发生的原因。我说这话，不是要说明民主政治与奢侈的关系，乃是要说明欧洲和中国虽然都有资本的蓄积，然而在欧洲，资本的蓄积能够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所以不怕奢侈，反之，在中国，资本的蓄积只能剥削农村，而减少消费力，致资本主义无从产生，所以不能不崇尚节俭。

    在资本主义尚未发生以前，要想储财，须用残酷的方法，其最有力的，则为政治的剥削和高利贷的刮索。这种情形当然可以引起人们反感，终而嫉视储财本身。“为富不仁，为仁不富”为中国古代的名训。这个名训的确不错。到了资本主义发生之后，储财才失去赤裸裸的残酷的色彩，而视为勤俭所致。“原始的资本蓄积”这句话，由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欧洲人看来，或者莫名其妙，而由我们中国人看来，则史上有不少的例子可以证明。看吧！施恩用武力开设酒店，蒋门神用武力夺取酒店，这便是“原始的资本蓄积”的实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