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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江尚未落草以前，因为“做吏最难”，“恐怕连累父母，教爷娘告了忤逆，出了籍册，各户另居，官给执凭公文存照，不相来往”（《水浒传》第二十一回）。吾国在秦汉时代，“官”与“吏”未曾区别，经魏晋南北朝之士族政治，而至于隋，“官”与“吏”渐次分途，唐宋均用考试取士，科目虽多，而进士最为矜贵，进士所考者又是文词诗赋。司马光说：
国家用人之法，非进士及第者，不得美官，非善为诗赋论策者，不得及第。
宋江虽然“刀笔精通”（《水浒传》第十七回），但吾人观其在浔阳楼所题的诗词（《水浒传》第三十八回），似其文学修养只能与唐代落第秀士的黄巢相比，很难考上进士。其家里大约颇有财产，“父亲宋太公在村中务农，守些田园过活”，宋江本人“挥金似土”，“时常散施棺材药饵，济人贫苦，赒人之急，扶人之困”（《水浒传》第十七回）。以此观之，大率是郓城县的殷户。宋依唐制，户分九等，上四等给役，余五等免之。立法之意，本来是许人以钱雇役，即有钱而不欲役者出钱，无钱而愿出力者得钱。只因宋之职役太过苛苦，上户虽欲出钱雇人，而贫者亦不肯就，于是上户只有自己往役。在各种职役之中，人民认为最难忍受的乃是衙前之役。宋江在郓城县做押司（《水浒传》第十七回）。《文献通考·卷十二·职役一》云：
在县，曹司至押录，在州，曹司至孔目官，下至杂职虞候拣掏等人，各以乡户等第差充。
所谓“押录”之“押”，当指押司。宋代为吏有许多风险，所以宋江须与他的父亲脱离关系，各户另居。到了宋江落草之后，又迎接宋太公上山享福，连弟宋清也做了山上的首领（《水浒传》第四十一回）。由于这个事实，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家族制度与政治的关系。
经济制度可以分做两种，一是个人主义的，一是社会主义的。前者指团体对于个人的生存，不负责保证；后者指团体对于个人的生存，须负责保证。但是团体对于个人的生存，既然须负责保证，则团体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不能不经营生产，因之，生产手段不能不归于团体公有，所以这个时候，许多生产常由国营。反之，个人既然自求生存，则个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不能没有生产手段，而生产手段所生产的生产物也不能不归于个人私有，所以这个时候，许多生产均为私营。其次，团体既能保证个人的生存，则个人对于自己的生存，当然没有特别顾虑的必要，因之，个人可任意筹划团体全部的利益，所以这个时候，利他主义是道德上的最高原理。反之，团体不能保证个人的生存，则个人在考虑团体利益之先，不能不谋自己利益的安全，否则由个人的穷苦，势必引起社会全体的没落，所以这个时候，在道德上，不能不承认利己主义。
但是从来社会同时存在着这两个制度，即在社会之内，固然实行个人主义的经济制度，而在家族之内，则实行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家族与社会的经济制度既然不同，所以家族与社会的道德原则也互相抵触，即在家族之内，以利他主义为最高道德原则，在社会之内，却不能不承认利己主义的道德原则。社会与家族既然实行两种矛盾的道德原则，那么，人们要在家族之内，成为良好的父兄，势不能再在社会之内，成为良好的臣民，因为在道德上既有保证家族生活的义务，则稍稍剥削社会，由社会的道德原则的利己主义看来，并没有什么大错。
这种现象固然不是中国才有的，不过欧洲各国，自工业革命发生之后，一面因手工业的没落，劳工阶级都吸收于工厂之内，同时兼以交通发达，人们容易迁徙，所以大家族制度渐次破坏，而代以小家庭制度。反之，中国则为农业社会，农民束缚于土地之上，本来不喜欢移住，这种性质已经可以发生大家族制度了。何况农业技术极其幼稚，家有数亩的田，就需要许多劳工，不论男女老幼，均须各尽所能，分担一部分的工作。劳动力既然必要，则家中多一个子弟，无异于增加一个劳动力，因此之故，家长也不许子弟移住别地，中国古代把“九世同居”视为最高道德，是有相当理由的。
在大家族制度之下，祖宗的财产是不许分割的。《礼记》说：“子妇无私货，无私蓄，无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与。”而《唐律疏议》亦说：“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即不但在道德上，奖励人们共产，且在法律上，也禁止人们私产。在这样制度之下，如果一家的人都肯做工，当然和分家异财的，没有区别。但是家族既然实行共产制度，则家长当然有保证一家生活的义务，因此之故，懒惰的常常偷闲，把一切生计归于家长负担。家长既然负担一家的生计，则只能蝇营狗苟，以谋多得金钱，因之，他出来做官，又将贪邪污浊，刮索民膏。但是不管他怎样刮索，财产是可以用得完的，最好能够抓住生财的手段。在生产力幼稚的社会，生财之法不能依靠于经济手段，只能依靠于政治手段，得了一官半职，就可发一笔大财。官职既然成为生财的手段，那么，人们若有任免官职的权，当然要援引自己的子侄兄弟出来做官了。最初因家族而贪污，其次因家族而徇私，家族既然享到利益，则家族当然须连带负责。中国古代有亲族缘坐的刑法，《唐律疏议》亦说：“诸谋反及大逆者皆斩。父子年十六以上皆绞，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子妻妾亦同）祖孙兄弟姊妹，若部曲资财田宅并没官。男夫年八十及笃疾，妇人年六十及废疾者并免。伯叔父兄弟之子皆流三千里，不限籍之同异。”不是没有理由的。这便是宋江在未落草以前，与父弟脱离关系，到了落草之后，又接父上山享福，迎弟上山做首领的原因。
岂但宋江这样，以大舜之贤，贵为天子之后，犹封其弟象于有庳，所以万章很怀疑舜的仁德。
万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兜于崇山，杀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诛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庳，有庳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则诛之，在弟则封之。”孟子曰：“仁人之于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亲爱之而已矣。亲之欲其贵也，爱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贵之也，身为天子，弟为匹夫，可谓亲爱之乎？”（侥幸象不得有为于其国，天子使吏治其国，而纳其贡税焉，故象不得暴其民。）（《孟子·万章章句上》）
大舜这样，其他可知，武王伐纣，得到天下之后，大封同姓的人，数共五十五，周的子孙，若不狂惑，都可成为诸侯。武王既崩，成王年幼，这个时候，出来摄政的，乃是周公。厉王出奔，太子年幼，这个时候，出来协助治国的，乃是周召二君。汉高祖得到天下之后，因鉴秦孤立而亡，也封同姓为王者九国：弟交为楚王，子肥为齐王，从父兄贾为荆王，子长为淮南王，子建为燕王，子如意为赵王，子恢为梁王，子友为淮阳王，子恒为代王。就是家族之内若有一人能够把天下作为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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