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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作为自己的产业，则一家的人都可封王封侯，所以当时政治可以叫做兄弟政治。但是周封同姓诸侯，而最初出来反抗同室的，是管叔蔡叔。汉封同姓诸侯，到了后来，各王也相继造反，把政权委托兄弟子侄，而竟祸起萧墙之内，兄弟政治于兹已经发生破绽了，所以此后少主即位，已经不学武王那样，使兄弟摄政，而学汉高祖那样，使太太摄政。在妇人摄政之下，用人以什么做标准呢？妇女虽然出嫁从夫，但是夫家的人，由她看来，总不及娘家的人亲密，因此之故，妇人摄政，常常引用外戚，吕后王诸吕就是一个证据。这个时候，夫家兄弟当然失去权势，反之，娘家兄弟则可大出风头，所以当时政治可以叫做舅爷政治。但是舅爷政治是很危险的，诸吕为乱，王莽篡汉，可以令人引为殷鉴。当此之时，母壮子少，而朝臣又尽是外戚的人，少主何能相抗。少主想要相抗，绝对无法和相隔颇远的外臣相谋，只能和日夜接近的宦官暗议，一旦讨平外戚，宦官当然得势，出而干预朝政。于是舅爷政治又变为马弁政治。
晋代封建诸侯，亦属于兄弟政治，然其结果竟然发生了八王之乱。南渡之后，或为姑爷政治，如王敦尚武帝女襄城公主（《晋书·卷九十八·王敦传》），桓温尚明帝女南康公主（《晋书·卷九十八·桓温传》），而均秉执朝政，终亦作乱。或为舅爷政治，如庾亮、庾冰均是明帝后庾氏兄弟，而于成康时代，掌握大权。由南北朝而至隋唐，隋文帝、唐高祖均以外戚夺取帝位，而唐代宦官之祸乃比东汉为甚，又转变为马弁政治。降至宋代，虽无宗室外戚之秉持朝政，而马弁之宦官不时尚有大权，如徽宗时的童贯就是一例，而由童贯之弄权，又引起了方腊之乱。由元至明，“太祖初起时，数养他姓为子，攻下郡邑，辄遣之出守，多至二十余人”（《明史·卷一百二十六·沐英传》），天下既定，又以养子不可信任，复“择名城大都，豫王诸子，待其壮而遣就藩服，外卫边陲，内资夹辅”（《明会要·卷四·诸王杂录》），然其结果又发生了燕王夺位之事。此后固然是“分封而不锡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明史·卷一百二十·诸子传赞》），而汉唐宦官之祸又重演了，即兄弟政治之弊虽然消灭，而马弁政治之祸乃凌驾在兄弟政治之上。
总而言之，吾国过去政治不脱出血统之外，其脱出血统关系之外者，又常引起马弁政治之祸。
朝廷用人注意在亲戚关系，私人当然也引用亲戚满布要津，我们不看别的，只看王衍李冲之书，就可知道。
衍说东海王越曰：“中国已乱，当赖方伯，宜得文武兼资以任之。”乃以弟澄为荆州（都督），族弟敦为青州（刺史），因谓澄敦曰：“荆州有江汉之固，青州有负海之险，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为三窟矣。”（《晋书·卷四十三·王衍传》）
李冲勤志强力，孜孜无怠。……然显贵门族，务益六姻，兄弟子侄皆有爵官，一家岁禄万石有余，是其亲者，虽复痴聋，无不超越官次，时论亦以此少之。（《魏书·卷五十三·李冲传》）
个人徇私，固所难免，最奇怪的，莫过于宋代竟用法律奖励朝臣引用兄弟子侄，而称之为恩荫制度。据赵翼所说：
荫子固朝廷惠下之典，然未有如宋代之滥者。文臣自太师及开府仪同三司，可荫子若孙及期亲、大功以下亲，并异姓亲及门客。太子太师至保和殿大学士荫至异姓亲，无门客。中大夫至中散大夫荫至小功以下亲，无异姓亲。武臣亦以是为差。凡遇南郊大礼及诞圣节，俱有荫补，宰相执政荫本宗、异姓及门客医人各一人；太子太师至谏议大夫荫本宗一人；寺长贰监以下至左右司谏荫子或孙一人；余以是为差。此外又有致仕荫补，曾任宰执及见仕三少使相者，荫三人；曾任三少及侍御史者，荫一人；余以是为差。此外又有遗表荫补，曾任宰相及现任三少使相，荫五人；曾任执政官至大中大夫以上，荫一人；诸卫上将军四人；观察使三人；余以是为差。由斯以观，一人入仕，则子孙亲族俱可得官，大者并可及于门客医士，可谓滥矣（俱见《职官志》）。然此犹属定例，非出于特恩也。天圣中，诏五代时，三品以上告身存者，子孙听用荫，则并及于前代矣。明道中，录故宰臣及员外郎以上致仕者子孙，授官有差，则并及故臣矣。甚至新天子即位，监司郡守遣亲属入贺，亦得授官（见《司马旦传》），则更出于常荫之外矣。曹彬卒，官其亲族门客亲校二十余人；李继隆卒，官其子，又录其门下二十余人；雷有终卒，官其子八人，此以功臣加荫者也。李沆卒，录其子宗简为大理评事，婿苏昂，兄之子朱涛，并同进士出身；王旦卒，录其子弟侄外孙门客，常从授官者数十人，诸子服除，又各进一官；向敏中卒，子婿并迁官，又官亲校数人；王钦若卒，录其亲属及所亲信二十余人，此以优眷加荫者也。郭遵战殁，官其四子，并女之为尼者亦赐紫袍；任福战殁，官其子及从子凡六人；石珪战殁，官其三子；徐禧战殁，官其家十二人，此又以死事而优恤者也。范仲淹疏，请乾元节恩泽，须在职满三年者，始得荫子，则仲淹未奏以前，甫莅任即得荫矣。阎日新疏，言群臣子弟以荫得官，往往未离童龀，即受俸，望自今二十以上始给（《职官志》，凡荫嫡子孙不限年，诸子孙年须过十五，弟侄须过二十，此盖续定之制）。龚茂良亦疏言，庆寿礼行，若自一命以上覃转，不知月添给俸几何是。甫荫即给俸矣。朱胜非疏，述宣和中谏官之论曰：“尚从竹马之行，已造荷囊之列。”则甫荫得服章服矣。熙宁初，诏齐密等十八州及庆渭等四州，并从中书选授，毋以恩例奏补，则他州通判皆可以荫官奏补矣。金安节疏，言致仕遗表恩泽，不宜奏异姓亲，使得高赀为市，则恩荫并听其鬻卖矣（以上俱各本传）。其间虽有稍为限制者，神宗诏，诸臣年七十以上，直除致仕者，不得推恩子孙（见《职官志》），又诏，任子自一岁一人者，改为三岁一人，自三岁一人者，改为六岁一人。孝宗诏，七十不请致仕者，遇郊不得荫补。又诏，终身任宫观人，毋得奏子。此虽略为撙节，然所减捐，究亦有限。朝廷待臣下，固宜优恤，乃至如此猥滥，非惟开幸进之门，亦徒耗无穷之经费，竭民力以养冗员，岂国家长计哉。（赵翼撰《廿二史札记·卷二十五·宋恩荫之滥》）
上自皇室，下至朝臣，无不引用子弟亲戚，满布要津，政治安得不腐化，社会安得不纷乱。不过开国始祖引用私人，多在于天下已定之后，在天下未定以前，无不求贤如渴，绝对不肯以私徇公。汉高祖未得天下以前，任用萧何、张良、韩信等，而对于自己的兄弟子侄，确未曾用过一人。反之，项羽则非诸项或妻之昆弟不用（《史记·卷五十六·陈丞相世家》）。刘邦成功，项羽失败，是应该的。宋江虽举宋清为首领，而宋清所负的，不过排设筵宴（《水浒传》第七十回），宋江尚有知人之明，所以梁山泊诸好汉无不心服。倘若宋江也学王衍那样，把宋清放在要职，我恐怕部下将要二心，而梁山泊也将灭亡，这是宋江聪明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