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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宗因谓诸功臣曰：“朕叙公等勋效，量定封邑，恐不能尽当，各许自言。”皇从父淮安王神通进曰：“义旗初起，臣率兵先至，今房玄龄、杜如晦等刀笔之吏，功居第一，臣窃不服。”上曰：“义旗初起，人皆有心，叔父虽率得兵来，未尝身履行阵，山东未定，受委专征，建德南侵，全军陷没，及刘黑闼翻动，叔父望风而破，今计勋行营，玄龄等有筹谋帷幄，定社稷之功，所以汉之萧何虽无汗马，指踪推毂，故得功居第一。叔父于国至亲，诚无所爱，必不可缘私，滥与功臣同赏耳。”初将军丘师利等咸自矜其功，或攘袂指天，以手画地，及见神通理屈，自相谓曰：“陛下以至公行赏，不私其亲，吾辈何可妄诉。”（《旧唐书》卷六十六）
群臣争功，有的“醉或妄呼，拔剑击柱”，有的“攘袂指天，以手画地”，这种行动何能保全朝廷的尊严，而维持政权的安定？因此，遂有朝仪的必要。汉高祖与群臣争功之后就命叔孙通制定朝仪，朝仪制成之后，群臣朝见，比以前严肃多了。
汉七年，长乐宫成，诸侯群臣皆朝十月。仪：先平明，谒者治礼，引以次入殿门，廷中陈车骑，步卒卫宫，设兵张旗志。传言趋。殿下郎中侠陛，陛数百人。功臣列侯诸将军军吏，以次陈西方，东向；文官丞相以下，陈东方，西向。大行设九宾，胪句传。于是皇帝辇出房，百官执职传警，引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贺。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至礼毕，复置法酒，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寿。觞九行，谒者言罢酒。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引去。竟朝置酒，无敢欢哗失礼者。于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史记·卷九十九·刘敬叔孙通列传》）
中国人喜欢说礼，礼是什么？用现代话来说，便是政治上的权威。怎样维持政治上的权威？制定朝仪，当然不失为一个方法，因为严肃的朝仪可以使人发生畏惧的情绪。马基维利（Machiavelli）以为君主与其使臣民亲爱，不如使臣民畏惧，而孟德斯鸠（Montesquieu）亦以畏惧为专制政治的指导原理。即不论古今或东西，政治若是专制，畏惧是很必要的，严肃是很必要的，朝仪也是很必要的。
君主要保全自己的威严，须使臣下不能忖度君主的意向，须使百姓不能接近君主的天威。要使臣下不能忖度君主的意向，以寡言为贵，要使百姓不能接近君主的天威，以深居为贵。唐太宗喜欢与群臣辩驳，刘洎上书谏阻，以为“皇天以无言为贵，圣人以不言为德”（《旧唐书·卷七十四·刘洎传》）。汉高祖未得天下以前，要住在秦的宫殿，樊哙、张良都不赞成，到了高祖得到天下之后，萧何竟然乘高祖东击韩信之际，“营作未央宫，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太仓。高祖还，见宫阙壮甚，怒，谓萧何曰：‘天下匈匈，苦战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萧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就宫室。且夫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高祖乃说”（《史记》卷八）。就是刘洎欲其元首寡言，萧何欲其元首深居，以保全君主的威严。
这种寡言深居，用之得法，固然可以保全君主的威严，用之不得其法，又容易受人蒙蔽，秦二世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赵高说二世曰：“先帝临制天下久，故群臣不敢为非，进邪说。今陛下富于春秋，初即位，奈何与公卿廷决事？事即有误，示群臣短也。天子称朕，固不闻声。”于是二世常居禁中，与高决诸事。其后公卿希得朝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赵高的话，在专制政治之下，确有一部分的真理。君主聪明，已宜深居寡言了；君主愚呆，而又喜欢同群臣说话，同百姓见面，其结果，更容易使人轻视。二世的失败在于行之过甚，而又信任奸臣。像晋惠帝那样，愚呆而又装作聪明，听见蛤蟆叫，向左右说道：“此鸣者，为官乎，为私乎？”听见天下饥荒，百姓饿死，又说，“何不食肉糜？”实足以启权臣问鼎轻重之心。天子所居，叫做禁中，就是使百姓可望而不可即，以保全君主的尊严。
总而言之，在专制政治之下，皇帝要维持政权的安定，不能不保持自己的尊严，像李逵那样性质的人，最容易触犯天威，而损害皇帝的神圣，所以宋江做了皇帝之后，李逵纵不被诛，至少也要同尉迟敬德一样，受了惩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