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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军累次讨伐梁山泊，无不给梁山泊打得落花流水，将官送到山里做首领，兵卒送到山里做喽啰，一言以蔽之，不论将官或兵卒，没有一个存必死之心，降的降，逃的逃，官军讨伐梁山泊一次，即助长梁山泊的气焰一分，反之，祝家庄与曾头市的情形，却与官军不同。梁山泊未向他们侵略，他们先向梁山泊挑衅。祝家庄门上贴了两个标语，写道：“填平水泊擒晁盖，踏破梁山捉宋江”（《水浒传》第四十七回，参看第四十六回），而曾头市则杜撰了几句军歌，唱道：“摇动路镮铃，神鬼尽皆惊，铁车并铁锁，上下有尖钉。扫荡梁山清水泊，剿除晁盖上东京，生擒及时雨，活捉智多星，曾家生五虎，天下尽闻名。”（《水浒传》第五十九回）这种挑衅的态度当然可使梁山泊诸好汉为之一惊。然其结果，在祝家庄，竟使宋江三次动员；在曾头市，又使晁盖受伤，因而丧命。虽然此后他们都给梁山泊侵服，祝曾两家全部殉难，然而他们的反抗精神和反抗实力，实胜过官军百倍。
何以祝家村及曾头市的军队强过大宋官军呢？祝家村的军队似是部曲，曾头市的军队则为乡团。按“祝家庄前后有两座庄门，一座在独龙冈前，一座在独龙冈后”，“宋江引了人马，转过独龙冈后面，来看祝家庄时，后面都是铜墙铁壁，把得严整”（《水浒传》第四十七回）。由此可知祝家庄似与魏晋南北朝的坞堡相同，而其军队，观扈三娘捉得王矮虎之时，“众庄客齐上，横拖倒拽，活捉去了”（《水浒传》第四十七回），即无异魏晋南北朝的宾客及部曲。曾头市呢？它是城市，市内三千余家，其中一家姓曾，有五七千人马（《水浒传》第五十九回），即其军队与欧洲中世纪自由城市之军队相同，而为乡团。部曲与领主有主奴关系，其关系是封建式的，不是雇佣式的，在乡团，军队大率是该乡的住民，他们由于爱护乡土，即他们的祖墓、他们的财产、他们的妻子均在这个地方，所以在社会纷乱之时，他们不惜牺牲一身，出而当兵。
军官如何呢？中国兵制是由农兵渐次变为佣兵的。在农兵制度，军队由农民组织，无事耕田，有事从军。在劳动力缺乏的社会，政府要设置军队，只有利用这个方法。因为各人既然都有工作可做，试问谁人愿意从军？所以政府利用支给工资的方法，组织军队。政府要组织军队，只有一个方法，即强制征召的方法，于是农兵制度便成立了。农民当兵，以古代的武力言，其战斗力是最强的。因为农民在露天的地方，寒暑交迫，日晒雨淋，不断地劳苦工作，所以最能忍受战争的苦痛。反之，社会若有过剩的劳动力，不能得到工作机会，而沦为流民，则政府只能采用佣兵制度，即将流民收编为军队，使他们有所衣食。倘再征召农民当兵，一方流民无以糊口，同时农民从军，田园荒芜，幸而及瓜而代，而田园已经不能耕耘，因之，农民也将变为流民。唯在佣兵制度之下，兵卒既是流民，他们平日惯于嬉戏，狎于欢乐，聆敌则慑骇夺气，闻战则辛酸动容，临阵不至脱逃，已经可嘉，而欲令其陷阵杀敌，以攘寇患，自属难能。
三代及秦，采用农兵制度。汉置“正卒”之制，民年二十三皆服兵役，五十六乃免。唐设“府兵”之制，民年二十从军，六十退役。汉武帝、唐太宗能够平定四夷，不是偶然的事。但是东汉以后，“省诸郡都尉，并职太守，无都试之役”，都尉是统兵的官，都试是每岁立秋之日检阅地方军队，课其殿最。即东汉已由农兵改制为佣兵。中叶以后，阉宦秉政，朝纲崩弛，因之以饥馑，加之以师旅，百姓饥穷，盗贼蜂起，社会经济完全破坏。百姓流移就谷，变成流民，各地牧守就将他们收编为军队，例如，“刘焉为益州牧，初南阳三辅民数十万户流入益州，焉悉收以为众，名曰东州兵”。这就是三国初期军阀割据的原因。
汉末大乱，兵乱相承，豪族常筑坞堡以自卫，而农民则投靠于坞堡之中，在坞主的保护之下，租借田地，从事耕种，而以其剩余劳动力贡献给坞主。这样，坞主事实上便成为拥有民人及土地的领主，而民人亦变成坞主的领民，受其统治。领民分为两种，一种称为宾客；另一种称为部曲，此种情况，经两晋而至南北朝还是一样。
北周施行府兵之制，由隋至唐，规模大见充实，但太平日久，“豪富兼并，贫者失业”（《新唐书·卷五十一·食货志》），许多农民均排斥于农村之外，变为流民，单单京师一隅之地，游手已有数千万家，开元十一年改征为募，称为骑。“六军宿卫皆市人”，而为社会所不齿，“及禄山之反，皆不能受甲矣”。安史乱后，诸镇擅地，而农村破坏，社会上流民更多，方镇尽收之以做私兵，这就是唐末五代大乱的原因。唐末五代的私兵与魏晋南北朝的部曲不同，部曲对其主帅是封建的隶属关系，私兵对其主帅则只有雇佣关系，谁肯出最高价钱，谁就能收买他们，这又是唐末五代，兵变引起政变的原因。
宋兴，仍采用佣兵制度。仁宗以后，承平日久，豪强兼并，而赋役繁重，“民罕上著，或弃田，流徙为闲民”，每遇岁饥，流民更多，方偕对吕夷简说：“民迫流亡，不早募之，将聚而为盗矣。”而实际上确是“百姓多弃农为兵”。“明道宝元之间，天下旱蝗，民急而为兵者日益以众”，富弼为青州，募流民为兵者又万余人，天下传以为法。但“所募多市井选，不足以备战守”。这就是宋代官军的战斗力不如祝家庄的部曲及曾头市的乡团的理由。
然而这种募集的兵又不能解散，唐在穆宗初年，萧与段文昌当国，建销兵之议，兵无生业，皆聚山林间为盗贼，既而方镇悉收用之，尾大不掉，地方割据更加甚了。明代亦然，当马贼高迎祥作乱之时，刘懋“议裁驿站，山陕游民仰驿糈无所得食，俱从贼”。由此可知自唐中叶以后，军队乃是一种社会政策，其御敌之意义少，而救贫之意义多。
说到这里，我们不能不附带说明中国古代的官僚组织。中国职官，秦汉甚少，东汉以后，渐次增加。固然增加，而因文化的发达，知识阶级亦随之加多，不能全部容纳于官僚组织之内。但是中国古代没有大规模的企业，而知识阶级又均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即以“做官”为业。而如袁安所说“凡学仕者，高则望宰相，下则希牧守”。他们得不到职业，变为游士，犹如农民变为流民一样，何肯坐而待毙。这是政府应该注意的问题。战国时代诸公子之养士，西汉郎官多至千人，无非收罗那些得不到职业的士人。东汉士人更多，单单太学已有学生三万多人（《后汉书·卷七十九·儒林传序》），而私塾亦甚发达，每一宿儒常收门徒数十人至千余人，郎官虽然增加到两千余人，而阉宦秉政，父子兄弟婚亲宾客布列州郡。士人没有出路，遂依附外戚，而攻击宦官，发生了党锢之祸。唐代文化也极发达，贞观时代，单单京师一地，学生已有八千余人。文化发达，士人增加，当然不免“仕进路塞”。而唐代考试又复最重进士一科，及第进士有年过七十者。每次礼部考试，单单明经一科，有三千人，据《文献通考》所载，进士唯开元元年七十一人，平均不过二三十人，诸科只唯神龙二年三十九人，文宗太和二年三十六人，其余不过数人或十数人。何况及第于礼部，尚须再试于吏部，天宝二年，选人集者以万计，入第者六十四人。“选人一蹉跎，或十年不得官。”人类均有生存欲望，仕进路塞，自必结为朋党，攻讦当道，设法引起政党，以打开一个新局面，幸而成功，在野者固然弹冠相庆，下台者何敢甘心，势必设法报复，俄而此生矣，俄而又黜矣，俄而此退矣，俄而又进矣，一起一仆，仇怨愈深，而唐代就同东汉一样，发生了牛李党之争。但是汉代朋党是反对宦官的，而唐代朋党则依附宦官。兼以唐因冗员太多，不能不设法裁员，而裁去之员，方镇乃竞引之，以为谋主，于是朝廷孤立，而方镇遂横行无忌了。
宋代文化亦甚发达，每次考试，诸道贡士常在万人以上，例如太宗淳化三年诸道贡士凡万七千余人，而是年录取人数只有进士三百五十三人，诸科七百七十四人，共计一千一百二十七人，即十五取一。徽宗大观六年，礼部试进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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