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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进士万五千人，赐第者八百余人，即十八分取一，其余皆散在民间。固然宋代职官甚多，据曾巩言，真宗景德年间一万余员，仁宗皇祐年间二万余员，英宗治平年间二万四千余员（《元丰类稿·卷三十·议经费》）。到了哲宗时代，又增加为二万八千余员（《宋史·卷一百五十八·选举志四·铨法上》）。而亦无法容纳这许多及第之人，于是新旧党争又发生了。兼以宋同唐代一样，兵冗官滥为财政之蠹，吴及请省冗官，仁宗乃“谓禄廪皆有定制，毋遽变更，以摇人心”（《宋史·卷一百七十九·食货志下一·会计》）。哲宗时吕大防请废胥吏之半，范百禄以为“废半则失业者众”（《宋史·卷三百三十七·范百禄传》）。苏辙亦请“阙吏勿补”，使“见吏知非身患，不复怨矣”（《宋史·卷三百三十九·苏辙传》）。由此可知宋代的官僚组织亦社会政策之一种，治国之意义少，而恤贫之意义多。“吏部以有限之官，待无穷之吏，户部以有限之财，禄无用之人”（《宋史·卷一百五十五·选举志一·科目上》），国家安有不穷。
明代文化亦甚发达，京师有国学，地方则府有府学，州有州学，县有县学。中国士人自古就以干禄为目的，所谓“不事王侯，高尚其志”，只是少数人之志趣。嘉靖中，“讲学者以富贵功名，鼓励士大夫，谈虚论寂，靡然成风”。士人既以富贵功名相尚，则士人之数应与职官之数保持一定比例。官多士少，则官职旷虚，官少士多，则人才壅滞。人才壅滞，超过一定程度，势必引起党争。证之吾国历史，至为显明。明代士人入仕之途甚多，有进士、举人、监生、杂流数种，进士为殿试及格之人，举人为乡试及格之人，监生为国子监学生之通称，杂流是由吏道出身之人。合此数途，士人人数必超过职官之数。单单监生一途，弘治八年听选于吏部，至万余人，有十余年不得官者（《明史·卷六十九·选举志一》）。而考选又不公平，达官子弟往往名列前茅。例如成化弘治之间，万安“在政府二十年，每遇考，必令其门生为考官，子孙甥婿多登第者”（《明史·卷一百六十八·万安传》）。正德三年“太监刘瑾录五十人姓名，以交主司，因广五十名之额”（《明史·卷七十·选举志二》）。神宗初，张居正当国，其子礼闱下第，居正不悦。至五年，其子嗣修遂以一甲第二人及第，至八年，其子懋修以一甲第一人及第。而次辅吕调阳张四维申时行之子亦皆先后成进士（《明史·卷七十·选举志二》）。而考场之中又有舞弊，如“贿买钻营、怀挟倩代、割卷传递、顶名冒籍，弊端百出，不可穷究。而关节为甚，事属暧昧。或快恩仇报复，盖亦有之”（《明史·卷七十·选举志二》）。明以文字取士，本非择人之法，而既用文字了，就须以文学为标准，顾乃不视文学优劣，唯视权力大小。而考试及第之后，能否得官，又非倚仗权贵汲引不可。于是“无耻之徒但知自结于执政，所得爵禄直以为执政与之”（《明史·卷二百三十·汤显祖传》）。他们“分曹为朋，率视阁臣为进退，依阿取宠，则与之比，反是则争。比者不容于清议，而争则名高。故其时端揆之地，遂为抨击之丛，而国是淆矣”（《明史·卷二百三十·蔡时鼎等传赞曰》）。兼以明代“士大夫好胜喜争”，世宗时大礼之争，神宗初夺情之议，朝臣不识大体，而乃化小事而为大事，这种作风已经可以发生党派了。而明代又有廷推大臣之制，即大臣有阙，令吏部会同朝臣推举之（参阅《明会要·卷四十八·廷推》），此乃“爵人于朝，与众共之之义”（《明史·卷二百二十四·孙传》）。然而党同伐异，人情之常，他们何能以大公无私之心，品藻人才，势必引用私人而排斥异己。这样，又助长了朋党之争。顾宪成就是因为吏部廷推阁臣王家屏，神宗特旨任用沈一贯，先后疏争，而被削籍，乃归卧无锡，而讲学于东林的（《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六·东林党议》，万历二十二年）。何况仕宦壅塞，退处林野之人唯冀目前有变，不乐政局安定，遇有机会，即借题发挥，攻击当途。盖欲引起政变，使得意者退处林野，不得意者弹冠相庆。这种心理更是党争的根本原因，在这种政局之下，最可利用者莫如言官，“而言事者又不降心平气，专务分门立户”，其“论人论事者，各怀偏见，偏生迷，迷生执”（《明史·卷二百四十三·邹元标传》）。于是明代每次掀起政潮都是出于御史及给事中，而各派亦利用御史及给事中排斥异己，而朋党遂形成了。
朋党之成也，始于矜名，而成于恶异。名盛则附之者众，附者众则不必皆贤，而胥引之，乐其与己同也。名高则毁之者亦众，毁者不必不贤，而怒而斥之，恶其与己异也。同异之见歧于中，而附者毁者争胜而不已，则党日众，而为祸炽矣。（《明史·卷二百三十二·魏允贞等传赞曰》）
弄到结果，明代又同唐代一样，发生了宦官之祸，更由宦官之祸而助长了朋党之争。
在这里，我们尚欲附带说几句话：党争发生之后，君子常为小人所打倒，这叫做政治上的格勒善法则（Gresham’s Law），因为君子有所顾忌，而小人则不择手段，不惜与宦官勾结。且看明代吧，在刘瑾得势的时候，有许多士大夫依附刘瑾，焦芳“每遇瑾，言必称千岁，自称为门下”。李宪“时袖白金，示同列曰，此刘公所遗也”。张彩的行为比较巧妙，“每瑾出休沐，公卿往候，自辰至晡，未得见。彩故徐徐来，直入瑾小阁，欢饮而出，始揖众人，众以是益畏彩”（以上见《明史·卷三百六·阉党》）。在魏忠贤得势的时候，又有许多士大夫拜忠贤为假父，忠贤所过，“士大夫遮道拜伏，至呼九千岁”（《明史·卷三百五·魏忠贤传》）。比方崔呈秀，他因为贪污，受了高攀龙、赵南星的弹劾，乃“夜走魏忠贤所，叩头乞哀，言攀龙、南星皆东林，挟私排陷，复叩头涕泣，乞为养子”。又如曹钦程，因事忤忠贤意，忠贤怒，“削其籍，濒行尤顿首忠贤前曰：‘君臣之义已绝，父子之恩难忘。’絮泣而去”。而黄运泰之建忠贤祠，迎忠贤像，更不惜“五拜三稽首，率文武将吏，列班阶下拜，稽首如初，己诣像前，祝称某事赖九千岁扶植，稽首谢，某月荷九千岁拔擢，又稽首谢，还就班，复稽首如初礼”（以上见《明史·卷三百六·阉党》）。这种行为，君子安能做到。君子既然不能做到，则君子与小人斗争，当然君子失败。但是我们须知上面所引的人，都是由进士出身呢！他们读了圣贤的书，而竟谄事宦官，士大夫的道德，实可令人怀疑。所以孟称舜在其剧本《英雄成败》上，有数句话，把士大夫骂得体无完肤：
你们做秀才呵，读诗书也学着孔宣王口喳喳几句头巾话。做官呵，讲法律也曾把萧相国，嘴巴巴依样葫芦画。说别人呵，将那卢杞李林甫一个个恣吹弹，指定名儿骂。到轮着自己身上呵，却把他几个劣样儿，一桩桩做了印本花儿拓。
闲话少说，言归正传，知识阶级的过剩固然可以发生党争，但是人口的过剩如果只限于知识阶级，则党争尚不至变成内乱，万一流氓阶级也感觉人口过剩，不能全部编入军队，则党争必会引起内乱。因为文绉绉的士大夫没有能力作乱，能够作乱的，只有流氓，然而流氓作乱的时候，若有一部分士大夫跑到流氓方面去，拥戴一个真命天子，自居为谋臣策士，则他们固然可借革命的进行，把政权抓在自己的手上，使革命运动不能化为民众运动，而只见新王朝的成立，然而同时，内乱在某程度内，尚可有秩序地进行。反之，士大夫不跑到流氓方面去，则流氓的内乱势必变为流寇的掳掠，而使中国社会陷入无政府状态之中。看吧！明季的士大夫中了八股的毒，已经不配做谋臣策士，所以李自成、张献忠终为流寇，而收拾残局，只有依靠外来势力，由是清朝政府就入关统治中国了。
闲话愈多，离题愈远了。其实不然，句句说明官和兵的腐败，便是句句说明官兵打不过梁山泊的理由，并反证祝家庄和曾头市所以有优越的战斗力的理由。总而言之，官僚组织与军队制度虽然不失为一个社会政策，然却不能彻底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要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须由别种政策，反之，由治国和保国的方面着想，则非改造官僚组织与军队制度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