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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随时随处皆求体认天理而涵养之，无非造道之功。诚、正、修工夫皆于格物上用，家、国、天下皆即此扩充，无两段工夫，此即所谓止至善。尝谓止至善则明德亲民皆了者，此也。如此方可讲知至。孟子“深造以道”，即格物之谓也；“自得之”，即知至之谓也；“居安”“资深”“逢源”，即修、齐、治、平之谓也。（《答阳明》）
关于格物这个问题，实在太纠纷。自宋以后，几乎有一家宗旨，就有一家的格物说。甘泉解格物为“造道”，为“至其理”，而终归于“随处体认天理”，自成他的一家言。至于批评阳明四不可之说，前两条章句文义问题，本非阳明所重视。阳明大旨只是以格物为诚意的实功，把八条目一贯起来，不分作几段工夫，以符合于他的“致良知”。至于详细文义上，他实在还没有斟酌至当，有待于后来的补充修正。不过这和湛、王两家根本路线没大关系，仅可存而不论。重要的是甘泉所说三四两项。其实这两项仍是一项，不过说阳明只有“尊德性”而没有“道问学”罢了。讲到这里，就牵涉着朱陆异同一大公案。向来分判朱陆的，总说是陆偏于“尊德性”，而朱偏于“道问学”。这种说法本出自朱子自己，而陆象山当时就加以反对道：“既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谓道问学？”陆王派的特色，就在把“道问学”当作“尊德性”的工夫，不离行以言知，不离心以言理。换句话说，朱子把“道问学”与“尊德性”平列起来，是二元的；陆子把“道问学”统属于“尊德性”之下，是一元的。所谓朱偏于“道问学”，陆偏于“尊德性”这种说法，也只有在这一为平列一为统属的意味上，是可以成立的。如真要在“行”外另讲个“知”，“心”外另讲个“理”，“尊德性”外另讲个“道问学”，那就已经成为朱子的同调了。甘泉所指阳明学说的毛病，正同于一班朱学家的观点。只要把阳明答罗整庵及顾东桥那两篇论学书看一看，自可了解阳明本旨并不是那样简单。最有趣的是：甘泉的老师陈白沙，本是明代学者从朱转陆的第一人，是阳明道学革新运动的先驱，现在甘泉却依凭师说，作为朱学事实上的支柱，而反抗进一步的革新潮流了。更妙的是：甘泉之学，一传而为何吉阳、唐一庵，再传而为许敬庵，三传而为刘蕺山，从调和湛、王，渐变而为王学修正派，以挽救王学末流之弊，而开辟思想史上另一个新局面，这样一来，湛学又成为王学的功臣了。历史上的事情，相反相成，迭起迭伏，往往如此。
最后想谈一谈晚明时代下层社会的思想运动。这个运动和王学有关，特别是和左派王学有关的。本来王学比朱学容易接近下层社会。焦理堂说：
紫阳之学，所以教天下之君子；阳明之学，所以教天下之小人。……行其所当然，复穷其所以然，诵习乎经史之文，讲求乎性命之本，此惟一二读书之士能之，未可执颛愚顽梗者而强之也。良知者，良心之谓也。虽愚不肖不能读书之人，有以感发之，无不动者。（《雕菰集》卷八《良知论》）
这段话很有意味。王学本极活动，本是彻上彻下的。自童子至于圣人，自天子至于庶民，不管你什么程度，什么地方，什么职业，都可以随分用力。各人有各人的良知，就不妨各就力之所及自致其良知。既无须“半日读书，半日静坐”；也不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当下具足，易知易能，阳明直然说：
与愚夫愚妇同的，是为同德，与愚夫愚妇异的，是为异端。（《传习录》下）
他正是以愚夫愚妇的良知良能为标准。他有一篇《谕泰和杨茂》，教一个聋子哑子致良知。看他那样指点人的方法，真是亲切简易，真是“夫妇之愚可以与知，可以能行焉”。阳明认定圣人之所以为圣人不在知识才能，而在其心之纯乎天理。他曾以精金喻圣人，以分量轻重喻才力大小；更说尧、舜如黄金万镒，文王、孔子九千镒，禹、汤、武王七八千镒，伯夷、伊尹四五千镒。分量不同，其为纯金则同；才力不同，其纯乎天理而为圣人则同。照这样讲，圣人不一定要黄金万镒，七八千镒亦可以，四五千镒亦可以。究极言之，做个半斤半两的圣人，也当然没什么不可以。这样一来，圣人的资格也就放宽，聋圣人、哑圣人、工圣人、农圣人，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圣人，都该为阳明所容许。于是许多下层社会的分子，都有机会闯入圣人的门墙了。
首先跳出个王心斋，其生平经历与学术在第二章中已经讲过。他以一个盐丁，居然成为王学大师，开出泰州一派。王学的风行一世，要算由于这个学派的鼓吹力量为最多。心斋的弟子王一庵说：
自古农工商贾，业虽不同，然人人皆可共学。孔门弟子三千，而身通六艺者才七十二，其余则皆无知鄙夫耳。至秦灭学。汉兴，惟记诵古人遗经者，起为经师，更相授受。于是指此学独为经生文士之业，而千古圣人与人人共明共成之学，遂泯没而不传矣。天生我师，崛起海滨，慨然独悟，直宗孔孟，直指人心。然后愚夫俗子不识一字之人，皆知自性、自灵、自完、自足，不假闻见，不烦口说，而二千年不传之消息一朝复明矣。（《明儒学案》卷三十二《王一庵语录》）
这段话昌言农工商贾、愚夫俗子，不识一字之人都可与共学，并且也只有这样的学才是真正的圣学。不错，心斋就是出身下层社会的，由他所领导的泰州学派，更参进许多下层社会的分子。如樵夫朱恕、田夫夏廷美、陶匠韩乐吾等都是。后来李二曲著《观感录》，就是特别表章这班平民学者的。这里面最可注意的是韩乐吾。他于农隙聚徒讲学，农工商贾从之游者千余，可知其影响之大。《明儒学案》记他：“一村既毕，又之一村，前歌后答，弦诵之声洋洋然也。”试想这是何等气象！李卓吾述罗近溪讲学的情形道：
至若牧童樵竖、钓老渔翁、市井少年、公门将健、行商坐贾、织妇耕夫、窃履名儒、衣冠大盗，此但心至则受，不问所由也。况夫布衣韦带、水宿岩栖、白面书生、青衿子弟、黄冠白羽、缁衣大士、缙绅先生、象笏朱履者哉？是以车辙所至，奔走逢迎。先生抵掌其间，坐而谈笑。人望丰采，士乐简易。解带披襟，八风时至。（《焚书》卷三《罗近溪先生告文》）
这真所谓“夫子之门，何其杂也”。在这样复杂的群众间讲学，传统的士大夫气息自然要消除几分。并且这班左派分子都主张教学相长，主张“教不倦”即“学不厌”，主张“察迩言”，“取诸人以为善”。他们看那班牧竖樵夫都是共学的师友，都有可“察”，都有可“取”。这使他们的意识自然渐渐下层社会化了。晚明狂禅运动风靡一时，实在和这有很大的关系。这种下层社会的思想运动，一方面说是怪诞而驳杂的；另一方面说却是虎虎有生气的。晚明思想界，或多或少，或正或反，整个都受这种影响。从这里入手研究下去，我们对于当时思想上的种种表现，也许更能有会心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