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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数章所述，可以看出来晚明思想界有几个明显趋势：其一，从悟到修，这表现于东林各派的王学修正运动，以及云栖、憨山等尊重戒律，特唱净土；其二，从思到学，这表现于古学复兴，及西学的输入；其三，从体到用，这表现于张居正、徐光启等的事功思想，及左派诸人的大活动；其四，从理到气，这表现于刘蕺山等的反理气二元论。这几种趋势，矛盾冲突，参互错综，形成一个斑驳陆离的局面。然而进一层追求，观其会通，尚可以看出一个总趋势：即从超现实主义到现实主义是也。从悟到修，悟虚而修实；从思到学，思虚而学实；从体到用，体虚而用实；从理到气，理虚而气实。大体说来，在晚明思想界占中心地位的还是王学和禅学。最能代表现实主义潮流的事功派、西学派、古学派，这时候还只是刚刚抬头。然而在王学和禅学内部，也未尝没有现实主义的倾向。如来禅和祖师禅，东林派和狂禅派，右派王学和左派王学，各有其现实主义的一方面。这各种现实主义倾向渐渐汇合成一大潮流，于是乎清初诸大师出来，以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相号召，截然划出一个思想史上的新时代。这一班大师都是明代遗民，他们的早年生活，还有些应该叙入晚明思想史以内的。
当明朝灭亡，清顺治帝初入中原的时候，孙夏峰已六十一岁，黄梨洲三十五岁，顾亭林三十二岁，王船山二十六岁，李二曲十八岁，颜习斋十岁，还有陆桴亭、张杨园、王寅旭、张稷若、傅青主、魏叔子……都是他们一辈人。这班大师中，习斋这时候年还太小，无可表现；二曲正在孤寒中挣扎，亦还未见声光；船山稍露头角矣，而旋遭乱离；其早已活跃于明末思想界者，只有夏峰，其次则梨洲、亭林而已。
夏峰资格最老，梨洲《明儒学案》中已经有他的位置。他早和魏大中、周顺昌定交，以气节相期许。当魏忠贤毒焰正烈，魏、周与杨、左诸君子被难时，他挺身营救，义声震一时。他和鹿伯顺为共同讲学的挚友，都以陆王为宗，他们体认真切，不蹈王学末流猖狂之习。大体上说，他们实与东林派桴鼓相应，而为其羽翼。及伯顺殉“流寇”之难，北方学者只有夏峰岿然独存。国变后，他自河北移居河南，讲学于苏门山，直至九十二岁而终。他晚年学风稍变，和会朱陆，兼综汉唐，打破门户之见，而一以躬行实践经世致用为归。当时大河南北之学者几乎尽出其门下，即颜李学派亦未尝不渊源于此，实清初北学一大宗也。这是后话，姑且不谈。
梨洲之父黄忠端公尊素，亦东林派要人，死于魏忠贤之难。崇祯帝即位，梨洲年十九，入京讼冤，椎击许显纯，为父报仇。归家后，折节为学，遍读江南各大家藏书。更从学刘蕺山，力摧陶石梁一派之异说。其后遭遇国变，从南明诸王屡起义兵。直至事无可为，乃返乡，重振蕺山讲席，更远绍永嘉、金华诸先正经制文献事功之遗绪，蔚成东南学者一大宗，而为清朝一代浙东学术之开山。如但就其国变以前的早年生活观察，其学业实尚在草创时代也。
亭林本亦江南大族，早年曾和归庄等征逐文坛，露头角于复社，一时有“归奇顾怪”之目。又与潘柽章、吴赤溟为友，二子皆长于文史之学，入清后以庄氏史案被杀者也。由此可知亭林早年亦明末声气中人。然而他此时已纂辑《肇域志》及《天下郡国利病书》。其《自序》云：
崇祯己卯，秋闱被摈，退而读书。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于是历览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县志书，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册之类，有得即录，共成四十余帙，一为舆地之记，一为利病之书。（《天下郡国利病书序》）
此书是崇祯己卯起，先取一统志，后取各省府州县志，后取二十一史参互书之。凡阅志书一千余部，本行不尽则注之旁，旁又不尽则别为一集，曰备录。（《肇域志序》）
观此可知当时亭林已留心当世之务，从事博览详考，后来朴实考订经世致用之学风已发端于此了。
此外船山早年曾受知于高汇旃，而与声气中人相往来。汇旃，忠宁公景逸之子也。桴亭、杨园，亦都曾侍从蕺山讲席，后来才各走自己的路。总而言之，自顾、高诸子倡道东林，风声所播，社事大兴。直至明亡以后，东南一带学术团体，如几社、狷社、读书社等不计其数，而以复社为尤著。上述诸大师多出身此等社团中，其敦节行，立名义，蒿目时艰，以澄清天下为志，固犹是东林之流风余韵也。及遭逢国变，创钜痛深之余，浮华尽刬，益务本实，德慧术智经艰苦锻炼而更为精进。于是向之以才情意气倾一时者，且以实学实用卓然为一代大师。顾、黄诸子之学，虽皆大成于清初，要其在明朝末年所过之一段早年生活实自有其重要意义也。在前面各章中，除第一章提及湛甘泉外，后来再没有讲到这一派。其实甘泉为白沙弟子，为阳明讲友，而且享寿又高，直到阳明死后好多年他还讲学，所以当时湛学之盛，几不下于王学。他以“随处体认天理”为宗，对于阳明多效诤议。他条列阳明格物之说有四不可：
自古圣贤之学，皆以天理为头脑，以知行为工夫。兄之训格为正，训物为念头之发，则下文诚意之意即念头之发也，正心之正即格也，于文义不亦重复矣乎？其不可一也。又于上文知止能得为无承，于古本下节以修身说格致为无取，其不可二也。兄之格物训云正念头也，则念头之正否亦未可据。如释老之虚无，则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无诸相”，“无根尘”，亦自以为正矣。杨、墨之时，皆以为圣矣。岂自以为不正而安之？以其无学问之功，而不知所谓正者乃邪而不自知也。其所自谓圣，乃流于禽兽也。夷、惠、伊尹、孟子亦以为圣矣，而流于隘与不恭而异于孔子者，以其无讲学之功，无始终条理之实，无智巧之妙也。则吾兄之训徒正念头，其不可三也。论学之最始者，则《说命》曰“学于古训乃有获”；《周书》则曰“学古入官”；舜命禹则曰“惟精惟一”；颜子述孔子之教则曰“博文约礼”；孔子告哀公则曰“学、问、思、辨、笃行”，其归于知行并进，同条共贯者也。若如兄之说，徒正念头，则孔子止曰“德之不修”可矣，而又曰“学之不讲”何耶？止曰“默而识之”可矣，而又曰“学而不厌”何耶？又曰“信而好古敏求”者何耶？子思止曰“尊德性”可矣，而又曰“道问学”者何耶？所讲所学所好所求者何耶？其不可者四也。（《答阳明王都宪论格物》）
甘泉自己对于格物怎样解释呢？他说：
仆之所以训格者，至其理也。至其理云者，体认天理也。体认天理云者，兼知行合内外言之也。（《答阳明王都宪论格物》）
格者，至也，即格于文祖有苗之格。物者，天理也，即言有物，舜明于庶物之物，即道也。格即造诣之义，格物者，即造道也。知行并进，学、问、思、辨、行皆所以造道也。故读书，亲师友，酬应，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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