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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汉以后，中国学者研究学问的方法约有三途：A. 遵守师说，后唐经师概走这一路（唐代风气已稍变）；B. 自心体会，宋明道学家概走这一路；C. 搜求证据，清代考证家概走这一路，清儒自称为汉学，以与宋学相对抗。实则清儒走的路径，汉儒哪里梦想得到。汉代经师最固陋，最没见解。他们只会抱残守缺，传诵师说，自己毫无新发明。师说有不通处，则穿凿附会，直讲得不成文理。这种记诵章句之学，全是随着旁人脚根走，把自己灵明都锢蔽了。大抵西汉经师守师法最严，东汉门户渐破，魏晋以降则更开放，直到中唐渐敢自出手眼。但大体上说，从汉至唐的经师们，总偏于传诵前人成说一条路。他们以师说为判断是非然否的标准，论其流弊，则为忘己而徇人。及宋代道学兴起，诸大师皆自接孟子统绪，得千圣不传之秘。他们不仅要超唐越汉，即孔门诸子亦多不放在眼中。他们的治学方法是体认或体会。自证，自悟，自得，一切反求诸己。陆王一派，更趋极端，他们专凭本心，“心之精神是为圣”，“人人心中有仲尼”，圆满具足，无待外求。到了明末，几乎人人都立一个宗旨，竟有人敢说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了。他们尊重自我，以己心为判断是非然否的标准，颇带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色彩。但其流弊则溺于主观的冥想，而疏于客观的考察。最后考证家出来了。他们判断是非然否的标准，既非师说，又非己心，而是客观的证据。他们尊重古说而非墨守，敢标新义而非武断；有宋明道学家的大胆而去其空想，有汉代经师的谨朴而去其锢蔽。汉儒守师说而无发明，宋儒敢发明而乏证据。所以从治学方法上看来，我们不得不承认到清儒才算达到中国旧学发展的最高峰。本章讲明末清初学者的治学方法，就是要说一说考证方法初兴时的情形。
考证家的治学方法，近人讲述的已经很多了。什么归纳、比较咧，历史眼光咧，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咧……试把胡适之先生所著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和戴东原的哲学中的许多例证看一看，就知道他们是怎样的实事求是，怎样的富有科学精神。这种风气虽盛于乾嘉时代，而实开始于明末。当时西学输入了，天算、舆地、音韵、训诂之学渐渐兴起了。研究这些新兴的实学，必须脚踏实地，一步一步的钻进去，自不能像道学家的任意冥想。于是随学问性质的变更，而治学方法亦与之俱变。要明了这种情形，我们可以先从明清间几位天算学家说起。
明清间天算学界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前有徐光启、李之藻，后有王锡阐、梅文鼎。如第一章所述，徐李二人既为明末西学输入的中心人物。他们对于天算，纯用西法。其流风所被，使继起的学者都走上实证一路。清初大师刘继庄至称徐氏为“天人”，称他的著述“迥绝千古”，“令人拍案叫绝”（见《广阳杂记》卷三）。可想见徐氏怎样受清初学者的热烈崇拜，其影响之大，更何待言。李氏更译《名理探》（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这是西洋伦理学著作输入中国的第一部，这部书在后来思想界虽然没有发生什么效果（看过这部书，注意这部书的恐怕就不多），但由此亦可考见明末学者已有人注意到西洋的方法论了。方法论有专著，方法论问题成为独立研究的对象，是一般学术高度发展的一种征象。明清间思想界虽尚不足以语此，但他们已不像汉儒的盲从，宋儒的冥想，他们对于治学方法已有相当的自觉了，他们已经有意识的在治学方法上力求精进了。王梅二氏，专门名家，为清代天算学界最伟大的人物。（眉：李著《中算史论丛》中有梅文鼎年谱）他们承徐、李“翻译”之后，更“会通”中西以求“超胜”深造自得，所用方法都很精密。试以王氏为例。他时常终夜卧屋顶上，仰观星象。曾自述其实测的经过道：
每遇交会，必以所步所测课较疏密，疾病寒暑无间。……于兹三十年所。而食分求合于秒，加时求合于分，戞戞乎其难之。（《推步交朔叙》）
他根据这样艰苦忍耐积年实测的结果，自著《晓庵新法》。当某年八月朔日食，以中西法及己法豫定时刻分秒；至期，与徐发等以五家法同测，己法独合，乃作《推步交朔》及《测日小记》。他的推步完全证实了，他的新说成为科学的结论。我们再看他的甘苦自得之言：
步历固难，验历亦不易。……专术之赜，纠缪千端，不可以一毫躁心浮气乘于其间。……非其人不能知也，无其器不能测也。人明于理而不习于测，犹未之明也；器精于制而不善于用，犹未之精也。人习矣，器精矣，一器而使两人测之，所见必殊，则其心目不能一也；一人而用两器测之，所见必殊，则其工巧不能齐也。心目一矣，工巧齐矣，而所见犹必殊，则以所测之时瞬息必有迟早也。数者之难，诚莫能免其一也。即不然，而食分分余之秒，果可以尺度量乎？辰刻刻余之分，果可以仪晷计乎？古人之课食时也，较疏密于数刻之间；而余之课食分也。较疏密于半分之内。夫差以刻计，以分计，何难知之；而半刻半分之差，要非躁率之人，粗疏之器，所可得也。倘唯仰观是信，何时不自矜，何时不自欺，以为密合乎？故曰：验历亦不易也。（《测日小记叙》）
这些话非亲尝甘苦怎样能说得出。普通人总觉得推算日月食之类——步历——是很繁难的，至于考验推算的错不错，则日月高悬，有日共见，不是一仰观就了事吗？岂知从专家看来，就这一仰观——验历——也大费讲究，非受过专门训练，并有精巧器械的帮助，是办不了的。看他较疏密于半刻半分之间，力戒轻心浮气，真是科学家的态度，他对于器械的讲究，更明明是受了西方的影响。然而王氏治学方法的精密还不止此，他不仅把所推算的实测一下看合不合就算完事，他更进一步道：
合则审其偶合与确合，违则求其理违与数违，不敢苟焉以自欺而已。（《推步交朔叙》）
法所以差，固必有致差之故；法所吻合，犹恐有偶合之缘。测愈久则数愈密，思愈精则理愈出。（《历策》）
推算的对了，但也许是偶合。推算的错了，但错在哪里？原则上的错呢？手续上的错呢？科学的测验，不仅以笼统看出推算的合不合为满足，还必须追求其所以合与所以不合的道理。“偶合”或是“确合”，“理违”或是“数违”，是要辨别清楚的。他一面“测”，一面“思”；也就是一面“观察”，一面“设臆”；一面“设臆”，一面“证明”。归纳、演绎，反覆迭用。这和西洋科学家所用方法根本上实毫无二致。徐、李、王、梅本都是受过西洋科学洗礼的。上面所引王氏几段话，简直可当作一种科学方法论。这种科学方法既大发挥其能力于明清间的天算学界，而在当时各种学问领域中，亦都显出它的影响。下面再举几个人作例。
首先要说方以智，他是考证学派最好的一位先驱，他的《通雅》还是明崇祯年间著成的。他说：“考究之门虽卑，然非比性命可自悟，常理可守经而已。必博学积久，待征乃决。”（《通雅凡例》）他已经把“考究之门”认成一种专门学问，和那性命之学相对立。他深知这门学问的性质，不能凭自悟，不能凭墨守，而必须广搜博采，日积月累，经过极繁难的历程，把一切论断都建立在确凿的证据上，即所谓“博学积久，待征乃决”，这已经是把握住考证家治学方法的精髓了。他自述其治学的经过道：
吾与方伎游，即欲通其艺也；遇物，欲知其名也；物理无可疑者吾疑之，而必欲深求其故也。以至于颓墙败壁之上有一字焉吾未之经见，则必详其音、义，考其原本，既悉矣，而后释然于吾心。（《通雅·钱澄之序》述方氏语）
看他这种到处考索细大不捐的繁难工夫，真具有考证家的精神。他是尊重证据的。只要有确凿的证据，尽不妨一翻千古同迷之局。他说：
古今以智相积而我生其后，考古所以决今，然不可泥古也。古人有让后人者：韦编杀青，何如雕板；龟山在今，亦能长律；河源详于阔阔，江源详于《缅志》；南极下之星，唐时海中占之，至泰西入，始为合图，补开辟所未有。（《通雅》卷首）
他认定人类知识，越积越多，后来居上，今人所知尽多为古人所未及知者。许多明明白白的事实放在面前，断不容我们强闭眼睛。曲从古人，他毫不犹豫的独泰西天文学“补开辟所未有”，可见他对于当时西学是何等的崇拜。他更注重方言，辩护俗字，主张拼音文字，处处表现出他的历史眼光，表观出他尊重近代的精神。这时候的学者，眼界开扩了，他们根据确凿的事实，敢于信古，也敢于信今了。他们进退古今，“扬弃”汉、宋，运用新方法，研究新问题，另走上一个新时代。读方氏的书，使我们觉得元气淋漓，考证派的新兴气象显然的透露出来。
再讲顾亭林。他是清代学术的开山大师，在各方面替后人开辟了路径，前章已经提及了，现在看一看他的治学方法。他说：
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诸子百家之书亦莫不然。（《答李子德书》）
好像极平淡的几句话，却指示出了一条读古书的大道。照常识讲，想明白书中的义理，当然要先弄清书中的文字，那有文字还弄不清，而会明白书中的义理呢？然而古书中文字是不容易弄清的。书传的久了，版本的讹误，音义的变迁，纠纷万端，千百年后，想一一追寻其本来面目，这自然非下一番专门考证的工夫办不到。“考文”是校勘学的事，“知音”是文字学的事，都是专门学问，都须经过繁难的手续。宋明道学家不知道这种手续的必要，他们一步跳过了，不管古音古义和古本真相如何，而硬将自己的意思当作古人的意思，古书的时代性，他们是不认识的。亭林却不然。他实事求是，从知音、考文一步一步做去，决不躲避繁难。他说：
经学自有源流。自汉而六朝而唐而宋，必一一考究，而后及于近儒之所著，然后可以知其异同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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