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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世纪是中西文化开始接触的时代。当时两方文化各到什么程度，彼此间所得到的印象所引起的感想是怎样，这些问题的解决，可予比较中西文化中西历史者以一种方便。以初接触时的两方情形为标准，而上比下比，穷源竟委，则中西历史发展的先后同异可以迎刃而解了。
明末清初，西学输入中国，当时思想界曾受很大的影响，在第一章中已大略说过。但当时学者对于西学的态度究竟怎样呢？我们知道有些学者是极端崇拜西学的。如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不仅翻译西书，提倡西学、西艺，而且决然的皈依天主教了。但一般说来，西学之见重当时，实多在其技术方面，至于道德性命伦常教化，总觉得中华高于一切，不是那班夷人所能比上的。换句话说，当时学者对于西学，实只采取其“艺”，而并不尊重其“道”。就连徐光启，他的历学虽纯用西法，但是也还主张“镕西洋之巧算，入大统之型模”，不免带一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意味。至于王寅旭、梅定九，这种态度更显明了。如王寅旭说：
吾谓西洋善矣，然以为潮候精详可也，以为深知法意未可也。
近代西洋新法，大抵与土盘历同源，而书器尤备，测候加精。
旧法之屈于西学也，非法之不若也，以甄明法意者之无其人也。今者西历所矜胜者，不过数端者。悉具旧法之中，而非彼所独得乎。
大约古人立一法必有一理，详于法而不著其理，理具于法中，好学深思者自能力索而得之也。西人窃取其意，岂能越其范围？
夫新法之戾于旧法者，其不善如此；其稍善者，又悉本于旧法如彼。（俱从《畴人传》中摘引）
他对于西洋历学，只佩服其书器备，测候精，至于“法意”，并非西人所能深知，就连西历所仅有的一些长处，也都是“窃取”我们古人之意，并不能超越我们古人的范围。后来梅定九更逐条指出西历某法即是中历某法。他们都以为中国古圣人把什么道理都说尽了，后人只能就其精义上变换花样，却终不能违背其原则，一有违背就错误了。王、梅二氏深通西洋天算，思想最为开明，但传统见解终不能免。当时思想界对于西学一般的态度可以想见。我现在再引王船山两段很有趣的话：
浑天家言天地如鸡卵，地处天中，犹卵，黄虽重浊，白虽轻清，而白能涵黄，使不坠于一隅耳。非谓地之果肖卵黄而圆如弹丸也。利玛窦至中国而闻其说，执滞而不得其语外之意，遂谓地形之果为弹丸，因以其小慧附会之，而为地球之象。……如目击而掌玩之，规两仪为一丸，何其陋也！（《思问录·外篇》）
利玛窦地形周围九万里之说，以人北行二百五十里则见极高一度为准，其所据者，人之目力耳，目力不可以为一定之征，……苏子瞻诗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王元泽有云：“铢铢而累之，至两必差。”玛窦身处大地之中，目力亦与人同，乃倚一远镜之技，死算大地为九万里。使中国有人焉，如子瞻、元泽者，曾不足以当其一笑，而百年以来无有能窥其狂者，可叹也！（同上）
这两段我们现在看来简直是笑话。与船山说，地圆之说并非西洋所原有，乃是利玛窦到中国后因误解浑天之说而附会出来的。他根本反对用人类感官去测度天地，什么望远镜之类都不足恃。他看西洋科学曾不足当我们古人之一笑。他觉得西洋人总没有我们古人通达，明理。总之，当时学者对于西学的技巧方面，因为事实太明显了，绝没有法子否认，只好佩服它。但是那些技巧算什么，那不过是一些“小慧”，根本是不值得重视的。只要明理，只要认识个大本大源，那些小小技巧，何足道哉？王寅旭说：
古之善言历者有二：《易》大传曰，“革，君子以治历明时”；子舆氏曰，“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历之道主“革”，故无数百年不改之历；然不明其“故”，则亦无以为改宪之端。……（《畴人传》）
从寅旭看来，像《易传》《孟子》那样讲历，才真是平正通达，万世无弊，才算认识了历学的大体。说话越空洞，越包括无遗，越笼统，越没有毛病，西洋多少天文学书，倒不如我们《易传》《孟子》上随便的两句话。我们所讲的是本，西人所讲的是末；我们所讲的是道，西人所讲的是艺；我们所讲的是精意，西人所讲的是粗迹。以中国古圣人之道来看西学，真是微末不足数，至多采取他一点技巧而已。从明末直到清末，中国人对于西学总是抱着这样鄙视态度。
现在我们再说十七世纪的西方学者对于中国是怎样的看法。我们知道当明清间沟通中西文化的全在一班传教士。当利玛窦等初入中国，颇能迎合中国人心理，研究中国经典，以儒家言附会天主教义。如利玛窦的《辩学遗牍》，极力表示钦慕儒学，与当时佛教大师相诘难。汪廷讷赠他的诗道：
西极有道者，文玄谈更雄；非佛亦非老，飘然自儒风。（《明季之欧化美术及罗马字注音》）
利玛窦居然有儒者气象了。这班传教士对于中国学问也的确肯下工夫，他们把许多经书用罗马字注音，并用拉丁文翻译过去（北平图书馆有殷铎泽翻译的《中庸》等书）中国经典从此始传入西方。当时西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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