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安装我们的客户端
更新超快的免费小说APP
添加到主屏幕
请点击
，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
十卷，即《前集》也；即殁之后，同门姚莹访遗稿，得《诗后集》二十二卷，缺第八卷；《文》十卷，《骈体文》二卷，付其兄元之柬之刻之，并重刻其《诗前集》，实为道光六年。《诗前集》有南城曾燠序；《后集》有姚元之及鄱阳陈方海所为《刘孟涂传》；而诗古文卷后各殿以诸家评语。《骈体文》有陈方海书后。采录可诵，篇目如左：
诗类 杂诗四首 杂兴六首 杂感八首 即事 遣兴四首 里巷吟六首 秋夜 晚眺 独坐 赠张二小阮 述怀二首 与石甫夜话有赠 黄鹄行 艳歌行 杂忆十三首 感遇十八首 读史四首 看花曲三首以上五言古 登太白楼 江楼醉题 次彭泽作 题友人居 题师荔扉明府纪游图八首 春晓词 道中见枯松感赋 送别陈大冶 野乌行 咏砚 食蕨叹 催科吏 力役谣 岁暮别 少年游 月下吟 江南曲四首 春闺曲 相逢曲 秦淮曲 抵星渚赠郑梦白明府 赠方茶山太守兼以留别 别郑梦白明府 题海帆孝廉海上钓鳌图 秦淮曲 赠王四 平山堂醉题 重过星渚奉赠郑明府尊人柳门先生 寄周涧东 董竺云以所画海棠见赠 望西山歌 笠帆方伯招同解铁樵高苍崖查花农宋于庭诸君宴集飞霞阁 过娄妃墓 螺墩行 抵广州呈曾宾阁方伯 白云山歌赠胡春海司马时春海约游不果兼以嘲之 梦游罗浮 酒楼赠石甫 择交行 短歌行 忆浮山寄光栗园比部 抵济南观趵突泉 陈笠帆中丞邀同观珍珠泉喜周南卿回都即送回里 绛桃歌为杜虚斋赋 衰柳词 寄怀鲍觉生侍郎 素云曲 放歌行赠陶珠泉司马 弄珠楼宴集即席醉赋并赠竹屿 游黄山登莲花峰抵炼丹台 题周南卿品茶图 游金精洞作歌 十万松园歌为少伯山人作 亳州观牡丹歌 牡丹后歌 偕陈丈晚香任砚香至城东观芍药复作长歌以上七言古 夜泊 皖城即事二首 闺情 离家 过家敏斋比部丛桂山房 夜宿 石上 晚归 静坐 秋夜怀人 偶感 怀郑明府 题小孤山三首 题姚听泉忆故居图二首 别李啬生先生二首 别潘柳堂 平野 即事七首 即事续咏十一首 题小松长夏读书图 归至江右 江岸独立 麻山 逆旅夜饮 园居五首 星子署偶咏三首 过友人居 游白云崖 游三公山三首 隐几 题黄明府竹里弹琴图 与栗原夜话 抵顺德 即事有怀姚幼榰 过龙门寺 白麻山夜归留赠 客至 西湖寓楼与梅麓刺史小住 夜归湖上以上五言律 秣陵口号 颍州感赋八首 金陵怀古八首 客馆咏怀八首 病中 客路有怀 咏古六首 咏史八首 过左叔旧宅有怀二首 瑶台八首 道中 山中夜坐 楚中怀古二首 偶成 漫兴 即事 过姑塘 登金山寺四首 归自平山堂道中口占 将去扬州 题焦山四律 晓发栖霞最高峰 滕王阁 楚中杂感八首 粤中杂咏八首 望远简石甫 小园 重经栖贤寺 宿寺 夜感 江行即事 宿迁道中 燕台有怀六首 重有怀六首 偕海帆自灵隐登韬光寺 游云栖寺 阜阳道中口占以上七言律 再上姬传先生二十二韵 留别李苏门赞府兼示沈文浦二十二韵 寄怀张小阮二十二韵即送其公车北上 再寄陈大冶以上五言长律 题剪衣图 闺情五首 静坐二首 古意十一首 有怀四首 宴集二首 闺怨五首 拟古五首 偶成 采莲曲十三首 幽居 独坐 春闺曲十一首 闺中消夏词十一首 湖上曲 忆昨五首 闺忆 春思 古意三首 闺意 山居 闺情 小别 新月二首以上五言绝 偶兴二首 拟唐人边庭四时词四首 宫怨三首 即事二首 皖城口占 秋怀 夜集 偶句 闺情 闺词三首 途中口占抵扬州 渡漳河 将抵里门阻雨 题程赤霞白秋海棠诗后三首 渡木樨河至金山古寺以上七言绝
骈文 游石钟山记 枞江游记 与吴理庵先生书 与光律原书 与许农生书 赠郑梦白明府序 再与光律原书 书司马迁货殖列传后 小园记 赠陶子静序 赠沈闰生序 与周伯恬书 与方彦闻书 与王子卿太守论骈体书 书文心雕龙后 雱都行记 孔城北游记 嘉树记 查口记 与朱鲁岑书 赠查梅史明府序 赠章完素明府序 艺园记
论说类 义理说 贾谊论 荀卿论 学论上中下 贵齿论 春秋责贤者备论
序跋类 书韩退之伯夷颂后 书退之与于襄阳书后
书牍类 复陈编修书 上蒋砺堂大司马书 上曾宾谷方伯书 与阮芸台宫保论文书 与张古余太守书 上汪瑟庵大宗伯书 与朱鲁岑书 与倪颖符书 再与倪颖符书 再与鲁岑书
赠序类 赠周海樵先生序 赠万香海序 赠吴子方序 赠陆子愉序 赠龚若士检讨序 赠左筐叔序 送宋思安归里序 送吴孝廉至京师序
传状类 张阮林传 吴生甫先生传
杂记类 游三叠泉记 过岐岭记 游小龙兴记 游寨山林记 游九龙山记 游乍浦记 渡海登小落伽山记 云心草堂图记 江右行记
词赋类 越游解
右诗四百四十六首，骈文二十三篇，古文四十篇。论学主程朱而不废考据，一承姚氏之说。论文尚汉魏而颇主偶丽，则异姚氏所论。
其论文以汉人之气体，运八家之成法曰：“文章之变，至八家而极盛。文章之道，至八家而始衰。谓之盛者，由其体之备于八家也，为之者各有心得，而后乃成为八家也。谓之衰者，由其美之尽于八家也，学之者不克远溯，而亦即限于八家也。夫专为八家者，必不能如八家；其道有三：韩退之约六经之旨，兼众家之长，尚矣！柳子厚则深于《国语》；王介甫则原于经术；永叔则传神于史迁；苏氏则取裁于《国策》；子固则衍派于匡、刘；皆得力于汉以上者也！今不求其用力之所自，而但规仿其辞，遂可以为八家乎！其失一也。汉人莫不能为文，虽素不习者，亦皆工妙；彼非有意为文也，忠爱之谊，悱恻之思，宏伟之识，奇肆之辩，诙谐之辞，出之于自然，任其所至而无不咸宜，故气体高浑，难以迹窥；八家则未免有意矣！夫寸寸而度之，至丈必差；效之过甚，拘于绳尺而不得其天然；其失二也。自屈原宋玉工于言辞。庄辛之说楚王，李斯之谏逐客，皆祖其瑰丽。及相如子云为之；则玉色而金声。枚乘邹阳为之，则情深而文明。由汉以来，莫之或废。韩退之取相如之奇丽，法子云之闳肆，故能推陈出新，征引波澜，锵锽金石以穷极声色。柳子厚亦知此意，善于造练，增益辞采，而但不能割爱。宋贤则洗涤尽矣！夫退之起八代之衰，非尽扫八代而去之也，但取其精而汰其粗，化其腐而出其奇；其实八代之美，退之未尝不备有也！宋诸家叠出，乃举而空之。子瞻又扫之太过，于是文体薄弱，无复沉浸郁之美，瑰奇壮伟之观；所以不能追古者，未始不由乎此！夫体不备，不可以为成人。辞不足，不可以为成文。宋贤于此不察，而祖述之者，并西汉瑰丽之文而皆不敢学。其失三也。然而志于为文者，其功必自八家始。何以言之？文莫盛于西汉；而汉人所谓文者，但有奏对封事，皆告君之体耳。书序虽亦有之，不克多见。至昌黎始工为赠送碑志之文；柳州始创为山水杂记之体；庐陵始专精于序事；眉山始穷力于策论；序经以临川为优；记学以南丰称首；故文之义法，至史汉而已备；文之体制，至八家而乃全；彼固予人以有定之程式也。学者必先从事于此，而后有成法可循，否则虽锐意欲学秦汉，亦茫无津涯。然既得门径而犹囿于八家，所见不高，所挟不宏，斯为明代之作者而已！故善学文者，其始必用力于八家，而后得所从入；其中必进之以《史》《汉》，而后克以有成。然犹未足以尽之也！退之以六经为文，而徒出入于《诗》《书》，他经则未能也！
夫孔子作《系辞》，孟子作七篇，曾子阐其传以述《大学》，子思困于宋而述《中庸》，七十子之徒各推明先王之道以为《礼记》，岂独义理之明备云尔哉，其言固古今之至文也。世之真好学者，必实有得于此，而后能明道以修辞；于是乎从容于《孝经》以发其端，讽诵于典谟训诰以庄其体，涵咏于《国风》以深其情，反覆于变雅、《离骚》以致其怨；如是而以为未足也，则有《左氏》之宏富，《国语》之修整，益之以《公羊》《穀梁》之清深；如是而以为未足也，则有《大戴记》之条畅，《考工记》之精巧，兼之以荀卿扬雄之切实；如是而犹以为未足，则有《老子》之浑古，庄周之骀荡，《列子》之奇肆，管夷吾之劲直，韩非之峭刻，孙武之简明，可以使之开涤智识，感发意趣；如是术艺既广而更欲以括其流也，则有《吕览》之赅洽，《淮南》之瑰玮，合万物百家以泛滥厥辞，吾取其华而不取其实；如是众美既具而更欲以尽其变也，则有《山海经》之怪艳，《洪范传》之陆离，《素问》《灵枢》之奥衍、精微，穷天地事物以错综厥旨，吾取其博而不取其侈。凡此者，皆太史公所遍观以资其业者也，皆汉人所节取以成其能者也；而变而出之，又有自道；食焉而不能化，犹未为神明其技者也。有志于文章者，将殚精竭思于此乎？抑上及《史》《汉》而遂已乎？将专求之八家而安于所习乎？且八家之称何自乎？自归安茅氏始也。退之之才，上比扬子云，自班固以下皆不及，而乃与苏子由同列于八家，异矣！退之之文，冠于八家之前而犹屈。子由之文，即次于八家之末而犹惭。使后人不足于八家者，苏子由为之也！使八家不远于古人者，韩退之为之也！
吾乡望溪先生深知古人作文义法，其气味高澹醇厚，非独王遵岩、唐荆川有所不逮；即较之子由亦似胜之。然望溪丰于理而啬于辞，谨严精实则有余，雄奇变化则不足，亦能醇不能肆之故也！夫震川熟于《史》《汉》矣，学欧曾而有得，卓乎可传；然不能进于古者，不能不囿于八家也。望溪之弊，与震川同；然其大体雅正，可以楷模后学，要不能不推为一代之正宗也！学《史》《汉》者，由八家而入；学八家者，由震川望溪而入；由是明道修辞，以汉人之气体，运八家之成法，本之以六经，参之以周末诸子，则所谓争美古人者，庶几其有在焉！”见《与阮芸台宫保论文书》。
其论《文心雕龙》与退之之论有合曰：“永嘉以降，文格渐弱，体密而近缛，言丽而斗新，藻绘沸腾，朱紫夸耀，虫小而多异响，木弱而有繁枝，理诎于辞，文灭其质；求其是非不谬，华实并隆，以骈俪之言而有驰骤之势，含飞动之彩，极瑰玮之观，其惟刘彦和乎！以为：钟鼓琴瑟，所以理性也，而亦可以慆性。黼黻文章，所以饰情也，而亦可以掩情。故名川三百，非无本之泉；宝璧十双，皆自然之质也；是宜寻源于经传，毓材于性灵，问途于古先，假径于贤材，求溢藻于神爵而后，想盛事于青龙以前，磅礴以发端，感叹以导兴，优柔以竟业，慷慨而命辞；故论及神思，则寸心捷于百灵；论及体性，则八途包乎万变；论及风骨，则资力于天半之鸾凤；论及情采，则借色于木末之芙蓉；论其夸饰，则因山而言高；论其隐秀，则耸条而独拔；示人以璞，探骊得珠，华而不汩其真，炼而不亏于气，健而不伤于激，繁而不失之芜，辨而不逞其偏，核而不邻于刻，文犀骇目，万舞动心，诚旷世之宏材，轶群之奇构也！前修言文，莫不引重。自韩退之崛起于唐，学者宗法其言；而是书几为所掩。然彦和之生，先于昌黎，而其论乃能相合；是其见已卓于古人，但其体未脱夫时习耳！夫墨子锦衣适荆，无损其俭。子路鼎食于楚，岂足为奢。夫文亦取其是而已，奚得以其俳而弃不重哉！然则昌黎为汉以后散体之杰出，彦和为晋以下骈体之大宗，各树其长，各穷其力，宝光精气，终不能掩也！”见《书文心雕龙后》。
“夫文辞一术，体虽百变，道本同源，经纬错以成文，元黄合而为采。故骈之与散，并派而争流，殊涂而合辙；千枝竞秀，乃独木之荣；九子异形，本一龙之产。故骈中无散，则气壅而难疏；散中无骈，则辞孤而易瘠；两者但可相成，不能偏废。世儒执墟曲之见，腾坎井之波，宗散者鄙俪词为俳优，宗骈者以单行为薄弱；是犹恩甲而仇乙，是夏而非冬也。夫骈散之分，非理有参差，实言殊浓淡，或为绘绣之饰，或为布帛之温；究其要归，终无异致；推厥所自，俱出圣经。夫经语皆朴，惟《诗》《易》独华。《诗》之比物也杂，故辞婉而妍。《易》之造像也幽，故辞惊而创。骈语之采色，于是乎出。《尚书》严重而体势本方。《周官》整齐而文法多比。《戴记》工累叠之语，《系辞》开属对之门。《尔雅·释天》以下，句皆珠连，《左氏》叙事之中，言多绮合。骈语之体制，于是乎生。是则文有骈散，如树之有枝干，草之有花萼，初无彼此之别；所可言者，一以理为宗，一以辞为主耳。夫理未尝不藉乎辞；辞亦未尝能外乎理；而偏胜之弊，遂至两歧；始则土石同生，终乃冰炭相格。由唐及宋，骈俪之文，变体已极，而古法浸微，国朝作者起而振之，因骨理而加肤泽，易红紫而为朱蓝，穷波讨源，以雅代郑，意云善矣，法云正矣！然袭末流者既不归准衡，追古制者亦多滞形貌，八珍列而味爽，五官具而神离；良由胎意尚薄，藻饰徒工，情旨未深，意兴不飞之所致也。”见《与王子卿太守论骈体书》。所以推勘骈散相用之理者甚尽，抑与师门殊趣焉。
仪卫轩诗集五卷 文集十二卷 文外集一卷
桐城方东树字植之撰。东树与同邑方苞同姓而别族。曾大父泽，优贡生，候选知县。生平论学宗朱子，而为科举文宗明艾千子，诗似宋杨秘监；姚鼐尝师事焉。父绩，诸生，事鼐为弟子；著有《经史札记》《屈子正音》《鹤鸣集》。生东树，自少喜为古文辞；二十二岁，之江宁。时鼐主钟山书院，东树遂受学焉，与同里刘开及上元梅曾亮、管同，并为鼐所亟赏，称姚门四杰。东树自少力学，泛览经史百家之书，而独契朱子之言，每日鸡初鸣即起，矻矻铅椠，至漏下三十刻就寝，有得辄记之；或中夜揽衣起，书所记，名《待定录》，百余卷，凡格致修齐治平之理，无不备。乾嘉间，学者崇尚考证，专求训诂名物之微，名曰汉学，穿凿破碎，有害大道，名为治经，实足以乱经；又复肆言攻诋朱子。道光初，其焰尤炽！东树忧之，乃著《汉学商兑》上中下三卷，其指在申宋学以绌汉学，箴废起疾，议论凿凿，词笔既明快，足以达其所见；考据尤详该，足以证其不诬。汉学家每以考据傲宋学之不逮，而东树即以考据发汉学之覆；晰而不枝，核而能当，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实开后来陈东塾朱无邪一派，博学明辨，未可以文章之士而少之也。仪征阮元方以名士为达官总督两广，而创建学海堂，辑刻《皇清经解》，以汉学唱导多士；东树授经其幕，兼阅学海堂课文，遂以是书上之；元意大忤！东树又以元落成学海堂之明年初春，首以学者愿著何书策堂中学徒；东树因慨后世著书太易而多，殆有孔子所谓不知而作者，因诵往哲遗言及臆见所及，为十有六论以成《书林扬觯》二卷。又著《昭昧詹言》十卷，论诗学旨要。大略谓古人诗，学者当求之于义理蕴蓄、本领根源、精神气脉，不可袭其形貌；宜力守韩公“陈言务去”之戒，及山谷“随人作计终后人”二语，而又以“文从字顺各识职”为归。它所著书，有《大意尊闻》《一得拳膺录》《进修谱》《未能录》《最后微言》《思适居铃语》《山天衣闻》等书，好构深湛之思，博辨醇茂，而言必有物；学问宏通，四杰之冠；而文章则于四人为最下。好为持论，由苏轼以敩庄周，骏利而未免滑易，顿宕而嫌未沉着；自序称：“吾为文务尽其事之理而足乎人之心，窃希慕乎曾南丰朱子论事说理之作，顾不善学之，遂流为滑易好尽，发言平直，措意儒缓，行气柔慢而失其国能；于古人雄奇高浑，洁健深妙，波澜意度全无。”寸心得失，匪不自知！然弥纶群言，研精一理，无辞不达，有意必透，抑扬爽朗，殊豁人意！骈文则仗气爱奇，不为纤靡；然而疏宕有余，藻采不足！至诗则横空盘硬，好作生语；评某人诗云：“只因词熟，转晦意新！”由黄庭坚敩韩愈以窥杜甫，力避俗熟，自是姚门师法，惜其词句排奡而未臻妥帖，意境兀傲而未及华妙！而五七言绝，独缘情绮靡，出以清丽，不为拗体。其诗文集皆自定，而同邑后学郑福照辑《年谱》以殿文集之末焉。采录可诵，写目如左。
诗类 云泉山馆拟王右丞蓝田石门精舍 西郊游眺拟柳 柳州南涧中题 读孟郊诗 闻莺 真州城东观荷 丙申六月初六日同人宴集西郊吴氏似园作此呈主人 华阳镇阻风 马当遇风变 上滩 始兴江口望韶州石多奇念昔人吟咏皆傅著舜乐既辞客而意痴土人言其气凶恶主盗亦昧其佳折而作诗 浈阳峡 观音岩 清远峡 飞来寺 将至广州舟中遣怀寄故乡诸友 遣兴六首 月 九日登粤秀山过曾勉士红棉寺寓馆以上五言古 庭前红梅花三首 小孤山扶桑花 梦游罗浮拟李翰林梦游天姥吟 游六榕寺拟韩退之山石 试西樵茶恩平绿石砚 拟黄山谷团茶洮州绿石砚诗 儒林乡渔庄图拟虞道园渔村图 中秋玩月拟高青邱张校理宅得南字 唐荔园为阮公子赋以上七言古 春怨词三首 秋柳以上五言绝 庐江道中 晚抵临安 玉山道中效元人体二首 赠别梅花以上七言绝
骈文 孔雀赋 学海堂铭 汉晋名誉考 谢邓中丞启
论说类 原学 辨道论 杂说一 化民正俗对
序跋类 汉学商兑序 汉学商兑重序 节孝总旌录序 马氏诗钞序 刘悌堂诗集序 书法言后 书望溪先生集后 书惜抱先生墓志后 马一斋先生遗书跋 族谱序 族谱后述上下篇
书牍类 答叶溥求论古文书 答人论文书
赠序类 送毛生甫序
传状类 先友记 曾大父逸事
碑志类 管异之墓志铭 刘君应台暨夫人吴氏合葬墓志铭
右诗四十三首，骈文四篇，古文二十三篇。自谓：“仆之文粗，而犷气未除；其于古人精醇境地，实末能臻！”见《复戴存庄书》。“在岭南所为者，尤粗豪放纵，时乱以浅俗常语，无复古人韵格；独其论议稍有可采。”见《复罗月川太守书》。“性喜庄老及程、朱、陆、王诸贤书，读之若其言皆如吾心之所发者；以观近时人文字，辄见其踳驳谬盩为不当意。”见《答姚石甫书》。论学以明道为要归，宗朱子而斥考据；论文以精诵为入手，师姚氏而戒剽袭。
其论清儒之言汉学曰：“三代以上，无经之名。经始于周公孔子。乐正崇四术，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及至春秋，旧法已亡，旧俗已熄，诈谋用而仁义之路塞。孔子惧，乃修明文、武、周公之道以制义法而作《春秋》。《春秋》亦经也，孔子虽未尝以是教人，然其平日所雅言于人者，莫非《春秋》之义也！卫君待子为政。子曰：‘必也正名乎！’陈恒弑其君，请讨之。季氏伐颛臾，旅泰山，则便欲止之。此皆《春秋》之义也。故庄子曰：‘《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六经之为道不同，而其以致用则一也；此周公孔子之教也。及秦兼天下，席狙诈之俗，肆暴虐之威，遂乃荡灭先王之典法，焚烧《诗》《书》；于时不特经之用不兴，并其文字而殄灭之矣！汉兴，购求遗经。于是群经始稍稍复出，或得之屋壁，或得之淹中，或得之宿儒之口授；而固已残缺失次，断烂不全；赖其时一二老师大儒，辛勤补缀，修明而辑治之；于是《易》有四家，《书》与《诗》三家，《礼》《春秋》二家，号为十四博士；则章句所由兴，家法所由异；汉儒之功，为不可没矣！自是而至东京、魏、晋以逮南北朝诸儒，递相衍说，辨益以详，义益以明，而其为说亦益以多矣！及至唐人，乃为之定本定注，作为《释文》，举八代数百年之纷纭，一朝而大定焉，然其于周公孔子之用，犹未有以明之也！及至宋代，程朱诸子出，始因其文字以求圣人之心，而有以得于其精微之际，语之无疵，行之无弊；然后周公孔子之真体大用，如拨云雾而睹日月。由今而论：汉儒宋儒之功，并为先圣所攸赖，有精粗而无轩轾，盖时代使然也！道隐于小成，辩生于末学，惑中于狂疾，诞起于妄庸！南宋庆元以来，朱子既没，微言未绝；而有钜子数辈，蜂起于世，奋其私智，尚其边见，逞其驳杂，新慧小辩，各私意见，务反朱子；其所谓道非道，而所言之韪，不免于非；其于道概乎未尝有闻者也。逮于近世，为汉学者，非蔽益甚，其识益陋；其所挟惟取汉儒破碎穿凿谬说，扬其波而汩其流，抵掌攘袂，明目张胆，惟以诋宋儒攻朱子为急务；要之不知学之有统，道之有归，聊相与逞志快意以骛名而已。吾尝譬之：经者，良苗也。汉儒者，农夫之勤菑畬者也，耕而耘之以殖其禾稼，宋儒者，获而舂之，蒸而食之，以资其性命，养其躯体，益其精神也。非汉儒耕之，则宋儒不得食。宋儒不舂而食之，则禾稼蔽亩，弃于无用，而群生无以资其性命。今之为汉学者，则取其遗秉滞穗而复殖之，因以笑舂食者之非，日夜不息，曰吾将以助农夫之耕耘也。卒其所殖，不能用以置五升之饭，先生不得饱，弟子长饥，以此教人，导之为愚；以此自力，固不获益；毕世治经，无一言几于道，无一言及于用，以为经之事尽于此耳矣！其生也勤，其死也虚；其求在外，使人狂，使人昏荡！”见《汉学商兑重序》。而“以言心言性言理为厉禁，著书以辟宋儒，攻朱子，海内名卿巨公，高才硕学数十家，递相祖述，膏唇拭舌。究其所以为之罪者，不过三端：一则以其讲学标榜，门户分争，为害于家国。一则以其言心言性言理，堕于空虚；心学禅宗，为歧于圣道。一则以其高谈性命，束书不观，空疏不学，为荒于经术。而其人所以为言之指，亦有数等：若黄东发、万季野、顾亭林辈，自是目击时弊，意有所激，创为捄病之论，而析义未精，言之失当。杨用修、焦弱侯、毛大可辈，则出于浅肆矜名，深妒《宋史》创立《道学传》，若加乎《儒林》之上；缘隙奋笔，忿设诐辞。若夫好学而愚，如东吴惠氏，武进臧氏，则为暗于是非。自是以来，汉学大盛，新编林立，声气扇和，专与宋儒为水火，而其人类皆以鸿名博学，为士林所重，驰骋笔舌，贯穿百家；遂使数十年间承学之士，耳目心思，为之大障！历观诸家之书，所以标宗旨，峻门户，上援通贤，下詟流俗，众口一舌，不出于训诂小学名物制度；弃本贵末，违戾诋诬，于圣人躬行求仁修齐治平之教，一切抹杀，名为治经，实足乱经；名为卫道，实则畔道。昔孟子不得已而好辩，欲以息邪说，正人心。窃以孔子没后千五百余岁，经义学脉，至宋儒讲辩，始得圣人之真。今诸人边见颠倒，利本之颠，必欲寻汉人纷歧异说，复汩乱而晦蚀之，致使人失其是非之心；其有害于世教学术，百倍于禅与心学！又若李塨等以讲学不同，乃至说经必故与宋人相反，虽行谊可尚，而妒惑任情，亦所不解！”见《汉学商兑序》。“至于考证之学，盖自汉代以还，通儒宿学，读书审慎，是正脱误，辨审异同，诂解音声，钩章句，其大者毛音郑简，与道相扶；其次者名物典章，于政为辅；历世既远，著述转纷，通才硕彦，接踵而出；使来学者变学究，破伧陋，以炳于经籍之府；其用亦可谓宏矣！国朝考据之学，超越前古，其著书专门名家者，自诸经外，历算，天文，音韵，小学，舆地，考史，抉摘精微，折衷明当，如昆山、四明、太原、宣城、秀水、德清，根柢学问，醇正典雅，言论风采，深厚和平，夐矣尚矣！虽汉唐名儒，不过于斯矣！及乎惠氏戴氏之学出，以汉儒为门户，诋宋学为空疏；一时在上位者，若朱笥河先生及文正公昆弟，纪尚书、邵学士、钱宫詹、王光禄及兰泉侍郎、卢抱经学士十数辈，承之而起；于是风气又一变矣！此诸公者，类皆天姿茂异，卓越等伦，强识博辩，万卷在口，能使有学者骛厥耳，无闻者荡厥心，驰骋笔舌，论议涛涌。然而末流易杂，变本加厉，弊亦生焉！海内英俊，倾其风，艳其舌，怀其利，相与掇拾破碎，搜觅群书，苟获一字新义，即诧为贾人得宝，违背理本，弃心任目，不顾文义之安，但出于汉者主之，出于宋者非之，诧为辅经，实足乱经，始不过主张门户，既肆焉无忌，则专以攻宋儒为功，主名诋骂，视同仇敌，几于恶闻其声而比之于罪人；此其风实自惠氏戴氏开之，而扬州为尤甚！及其又次者，行义不必检，文理不必通，身心性命未之闻，经济文章不必讲，流宕风气，入主出奴，但手一部《说文》，即侈然自命绝业。朱子有言：‘书愈多而理愈昧，读书愈勤而心愈肆。浮名愈盛，而行义德业愈无以逮乎古人。’不知孔子所以教人为学者，果若是已乎！昔孔子辞多能博学，而诏及门‘文莫吾犹人’。孟子曰：‘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学不反约，而以有涯之知，逐于无涯之场，其间岂不有才，所患在于无本！”见《复罗月川太守书》。“有正言繁称，而人不悟，且厌之者。有旁见侧出，无意立言，自然流出，见者如获异闻，深解意趣而因以明道者；古之善言者，盖尝有若是！之人也，之言也，非蕲取于人而以求售其言也。孟子曰：‘观水有术，必观其澜。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有本焉如是耳！见世之著书，剽窃苟且，速以岁月而邀名者皆是；渊潜静深于大本，积而厚发者不数遘；卒其速成邀名者终速朽，而无名而不数遘者，人转以其希有而贵之，如法物焉！于是浩帙重编，有不若微文细意者矣！竟陵胡承诺著《绎志》六十一篇，辑粹儒门精言；而侗纷沓，心尚粗粗，如库藏簿，大官庖，以夸窭人饿夫；又如以饴蜜粔籹喂婴儿；未饱者不得饱，既饱者虑或损肠胃；嗟乎！《绎志》其一耳！”见《马二齐先生遗书跋》。“近世言考证之宗，首推深宁王氏、亭林顾氏、太原阎氏。吾观王顾二家之书，体用不同，而皆足资于学者而莫能废；非独其言核实而无诬罔之失；亦其著书旨趣，犹有本领根源故也，阎氏则不逮矣！然亦颇博物条畅，多所发明；读其言如循近涧，观清泉，白石游鳞，一一目可数，指可掬，其用功涂辙，居然可寻见；异于池竭而自中不出者也！特其体例不免伧陋，气象矜忿迫隘，悻悻然类小丈夫之所发；故不逮王顾两家渊懿渟蓄，托意深厚，类例有伦；此固存乎其人之识与养焉已！”见《潜邱札记书后》。
其论汉学之敝，必归陆王曰：“以孔子为归，以六经为宗，以德为本，以理为主，以道为门，旁开圣则，蠢迪检押，广而不肆，周而不泰；学问之道，有在于是者，程朱以之！以孔子为归，以六经为宗，以德为本，以理为主，以道为门，以精为心，以约为纪，广而肆，周而泰；学问之道，有在于是者！陆王以之！以六经为宗，以章句为本，以训诂为主，以博辨为门，以同异为攻，不概于道，不协于理，不顾其所安，骛名干泽，若飘风之还而不傥，亦辟乎佛，亦攻乎陆王，而尤异端寇仇乎程朱；今时之敝，盖有在于是者，名曰考证汉学，其为说以文害辞，以辞害意，弃心而任目，刓敝精神而无益于世用；其言盈天下，其离经畔道，过于杨、墨、佛、老，而吾置不辨者，非为其不足以陷溺乎人心也；以为其说粗，其失易晓而不足辨也。使其人稍有所悟而反乎己，则必翻然厌之矣！翻然厌之，则必于陆王是归矣！何则？人心之荡而无止，好为异以矜已，迪知于道者寡；则苟以自多而已！方其为汉学考证也，固以天下之方术，为无以加此矣！及其反己而知厌之也，必务锐入于内。陆王者，其说高而可悦；其言造之之方，捷而易获；人情好高而就易；又其道托于圣人，其为理精妙而可喜；托于圣人，则以为无诡于正；精妙可喜，则师心而入之也无穷；如此，则见以为天下之方术，真无以易此矣！故曰：人心溺于势利者可回；而溺于意见者不可回也！吾为辨乎陆王之异以伺其归，如弋者之张罗于路歧也，会鸟之倦而还者，必入之矣！陆、王、程、朱，同学乎圣，同明乎道，同欲有以立极于天下；然而不同者，则以所从入有顿与渐之分也。程朱者取于渐，陆王者取于顿。传曰：‘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以其学而言，曰性曰教；以其候而言，曰顿曰渐。回其顿乎？参其渐乎？然而孔子立教，顿非所以也，必以渐焉。《论语》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中庸》曰：‘君子之道，譬如行远，必自迩；譬如登高，必自卑。’其列诚之目五曰：‘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颜子之照，邻于生知矣，而夫子教之，必曰‘博文’，曰‘约礼’。及颜子既见卓尔，而追思得之之功，叹以为循循然善诱人。则夫子立教，不惟顿之以，而惟渐之以，亦明矣！并曾子而闻一贯者，惟子贡；而子贡之言夫子曰：‘性与天道不可得闻。’故以实，则颜渊子贡贤于陆王；以迹，则陆王贤于颜渊子贡。且夫由颜渊子贡而至陆子，是千年而后生也；由陆氏而至王氏，是数百年而后见也！古今学者不绝于中，则渐之所磨以就者多也！渐者，上不至颜渊子贡，而不至欲从末由；下不至下愚，亦可攀援而几及；是故程朱之道，为接于孔门之统者，惟其渐之足循而万世无弊也！夫顿之所得者，心悟也；悟心之妙，上智之所难明，今为众人法，而以上智之所难明，则中人不得与焉矣！为其德之弗明也，而教之以明德；今以德之不明，而绝于明之望也，则其于教亦反矣！故圣人之教如天，陆王之教亦如天。圣人之教如天云者，苍苍然，东面西面，南面北面，立于地而无不见也。陆王之教如天云者，天不可阶而升，则将永为凡民以没世焉耳矣！虽然，成陆王者之过者，孟子也！子贡之称夫子曰：‘夫子之不可及者，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公孙丑之称孟子曰：‘道则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何不使彼为可几及而日孳孳也！’公孙丑之言，则适得孔子之意；而孟子引而不发，故曰：‘成陆王之过者，孟子也。’孟子曰：‘人皆可以为尧舜。’‘人皆可以为尧舜’云者，是瓦石亦有佛性之说也。以实言之，孔孟及佛及陆王，其等不同，其皆得乎性之上者也。惟圣、人知人性之不能皆上，亦不皆下；故不敢为高论，而恒举其中焉者以为教；此所以为中庸也！孟子、陆王则不然！以己之资，谓人亦必尔；虽曰诱之以使其至，而不顾导之以成其狂。故观于孟子之门，检押斧械，蔑如也！攀龙附凤，巽以扬之，益寡矣！陆氏方河决而天踔，其御心犹役奴隶也；然扇讼发明，止于心之精神一语，可谓率矣！及至王氏，一传而离，再传而放，不亦宜乎！故自孟子、陆、王至今，远或千年，近者数百年，而不闻复有孟子及陆王者，则孟子及陆王，固自由天授焉！夫以千年数百年而止有一孟子、陆、王，则是孟子及陆王，固不能人人皆尔；而孟子及陆王，必谓人皆可以为己者，其意甚仁，而其实固莫得也！则皆过高而失中焉之过也！孟子学乎孔子而正其统。陆王学乎孟子而流于佛。夫孟子于孔子，不可谓有二道也，而其流已如此；则百家所从分之异路，往而不返，何怪其然也！‘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此孟子之言也，而陆氏之学执之以为之术。‘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也；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亦孟子之言也，而王氏之学执之以为之术。陆氏王氏，其取于孟子也同，其流而入于佛也亦同，而王氏之失弥甚！惟其人心道心之辨，执之者坚也！夫谓心惟一心，非有二心，佛氏之指，不可谓非妙契也。惟所谓一心者，与生俱生，人皆有之，然固失之六合之里，四方之内；往古来今，放而不知求者，几千年矣！孟子言本心云者，指道心而言之也；其言放而不知求，则以有人心之故也。人心乍出乍入，实止一心也。孔子曰：‘操则存，舍则亡，出入无时，莫知其乡，惟心之谓欤！’程子之意，则谓出入也者，以操舍而言之也；心固无出入也。而佛氏直指道心，因诬谓无人心，遂诬谓无出入，甚而并心亦诬之谓无，而相与苦守一空，而尊谓之曰真如。呜呼！此亦求圣人从容中道而不得，因歧而迷惑之如此，可怜哉！其莫有觉而已其迷者也！尧、舜、孔子以道心人心出入言之，其为解至确，而其为方甚密。惟不敢忽乎人心也，所以有克治；有克治而后有问学；有问学而后有德，勤而后获；及其获之也，乃其所固有也，贞固不摇，历试而不可渝。若夫所谓一心者，转乎迷悟而为之名也；转乎迷悟而为之名，转者一，其不转者又一也。顿悟者，迪乎悟而为之名也；迪乎悟而为之名，悟者顿，其不悟者，顿不顿终莫可必也！然则所谓顿者未尝顿，所谓一者未尝一也！虽然，此其大介也。若夫彼学行业名实之所立，又非小儒粗学所能历其藩，了其义者也！吾尝学其道而略能语其故矣！盖彼所谓顿悟云者，其辞若易，而其践之甚难；其理若平无奇，其造之之端，崎岖窈窕，危险万方而卒莫易证；其象若近，其即之甚远；其于儒也，用异而体微同，事异而致功同，端末异而矼乎无妄同。世之学者弗能究也，惊其高而莫知其所为高，悦其易而卒莫能证其易，徒相与造为揣度近似之词；而影响之谈，或毗之，谓吾能知之；或呵之，谓吾能辟之；以是欲附于圣人之徒，而以羽翼夫大道也，而其说愈歧矣！夫惟不能无人心，故曰危。惟不能常道心，故曰执。今曰：‘道心之外，不可增一人心’也。又曰：‘天理在吾心，本完全而无待于存’也。呜呼！谭何容易耶！未尝反躬，故其言诬！未尝用力，故其言僭而不可信！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及请其目，则告之以非礼勿视听言动。今曰‘学者但明理，理纯则自无欲’。呜呼！为此言者，是求胜于尧、舜、孔子也。”见《辨道论》。
其论文以知其所以为为难曰：“古人文章，皆由自道所见；平日读书考道，胸中蓄理至多；及临事临文，举而书之，若泉之达，火之然，江河之决，沛然无所不注；所以义愈明，思愈密，而其文层见叠出而不可穷。使待题之至而后索之，乌有此妙哉！虽然，文章之道，得之非难，而为之难；为之非难，而知其所以为为难！”见《复罗月川太守书》。“若夫所以为之之方，可一朝讲而毕也。然而群喙鸣动，蓄心各异，是其所非，非其所是，颠倒妒惑，昧没不返。后学之士，欲求闻古人之真，举一世空无人焉。夫古之人，以其本而发之为文，轨迹不侔，家自为则；其人已亡，不能复起自言。俗士浅学，各蔽其愚，人各云云，吾亦云云；则乌知吾言之独是耶？人言之且非耶？就令吾言是矣，而古人已死，其孰从而定之！且人之言曰：‘为文宜何若，何去何取’；吾弗过而问焉。吾之言曰：‘为文宜何若，何去何取’；人亦弗过而问焉。退之有言：‘究不知直似古人，又何得于今人也！’而要有不易之论，不可已之情者，吾取不诡古人，不迷来学，自是吾心而已。故凡吾所论文，每与时人相反，以为：文章之道，必师古人，而不可袭乎古人；必识古人之所以难，然后可以成吾之是；善因善创，知正知奇，博学之以别其异，研说之以会其同。方其专思壹虑也，崇之无与为对，信之无与为惑，务之无与为先，扫群议，遗毁誉，强植不可回也，贪欲不可已也。及乎议论既工，比兴既得，格律音响既肖，而犹若吾文未足追配古作者而无愧也；于是委蛇放舍，绵绵不勤，舒迟黯会，时忽冥遇，久之乃益得乎古人之精神而有以周知其变态。是故文章之难，非得之难，为之实难！道德以为体，圣贤以为宗，经史以为质，兵刑政理以为用，人事之阴阳善恶，穷通常变，悲愉歌泣，凌杂深赜以为之施，天地风云，日星河岳，草木禽兽，鱼虫花石之高旷夷险，清明黪露，奇丽诡谲，一切可喜可骇之状以为之情；及其营之于口而书之于纸也；创意造言，导气扶理，雄深骏远，瑰奇宏桀，蟠空直达，无一字不自己出；而后吾之心胸面目，声音笑貌，若与古人偕出没隐见于前；而又惧其相似也而力避之，恶其露也而力覆之，嫌其费也而力损之；质而不俚，疏而不放，密而不僿，阴阳蔽亏，天机阖开，端倪万变，不可放物。盖自孟、韩、左、马、庄、骚、贾谊、扬雄、韩、欧以来，别有能事；而非艰深险怪，秃削浅俗，与夫饾饤剿袭，所可袭而取之者也！夫文，亦第期各适一世之用而已，而必刿心刳肺，龂龂焉以师乎古人，若此者何也？以为不如是，则不足以为文也；此固无二道也！尝观于江河之水矣！谓今之水，非昔之水耶？则今之水所以异于昔者安在？谓今之水，犹昔之水耶？则昔之水已前逝，今之水方续流也；古之人，不探饮乎今之水；今之人，不扳酌乎古之水；古水今水，是二非一，人皆知之；古水今水，是一非二，则慧者难辨矣。蚩蚩者日饮乎今之水，有人曰吾必饮乎古之水，而不饮今之水；则人必笑之矣。蚩蚩者日饮乎今之水，有人曰若所饮今之水，实仍即古之水；则人猝然未有不罔于心而中夫惑疾者也。夫有孟、韩、庄、骚而复有迁、固、向、雄，有迁、固、向、雄而复有韩、柳，有韩、柳而复有欧、苏、曾、王；此古今之水相续流者也；顺而同之也。而由欧、苏、曾、王，逆推之以至孟、韩，道术不同，出处不同，论议本末不同，所纪职官名物时事情状不同；乃至取用辞字句格文质不同；而卒其所以为文之方，无弗同焉者，此今水仍古水之说也；逆而同之也。古今之水不同，同者湿性；古今之文不同，同者气脉也。虽然，使为文者，古人已云云矣；吾今复取古人所云而亦云之，则古人为一文，已足万世之用；而复何待于吾言乎！夫文犹己也；生民以来，四海之众，而中以有己；立己于此，将使天下确信知有是人也，则必不俟假他人之衣冠笑貌以为之，亦明矣！奈何世之为文者，徒剽袭乎陈言，渔猎乎他人而以之为己也；是故为文之难，非合之难，而离之实难！虽然，合可言也，离不可言也；故凡论文者，苟可以言其致力之处，惟在先求其合。苟真知所以为合，则以语于离，不难知矣！若于古人艰穷怪变之境，不知其艰，而以为与己不甚相远也；则其人又不足以语于合之说者也！真力不至，则精识不生！史言大秦国有骇鸡犀，置犀于地，鸡见之却走；而人之过之者，蹴踏践履，童孺丈夫，千百而无稍异也；岂人之智不若鸡欤？彼其性不相习，则其天弗能通也！世之俗士，名为读书；彼其于古作者之制，实未尝相习；故其天弗能通，亦若是也已！粤无雪，士人见微霜，目之为雪；此不可以口舌喻也！是故文章之难，非真信之难，真知之实难！”见《答叶溥求论古文书》。“退之论文，屡称扬子，而不及董子；盖文以奇为贵，而董子病于儒；余闻之刘先生说如此。然窃以退之所好扬子文，亦谓其赋及他杂文耳；若《法言》《太玄》，理浅而词艰，节短而气促，非文之工者也！退之所好不在此！夫立言者，皆欲其不弃矣；而不能为不可弃者，理不当而辞不文也！文其辞而无当于理者，有之矣；未有当于理而其辞不文者也。扬子徒知为不可弃，而不务培其本；毕生用力造字句已耳！或曰：扬子成《太玄》，桓谭以为后世复有子云者，必能好之；及宋司马温公果笃嗜其书，意有其奥而世鲜知耶？余曰：不然！夫孟、荀、扬、韩虽并称；然孟氏之道，班于圣人；今读其书，充然沛然，高下曲折，涵天地而无极，指事而无不尽焉；曷尝待于入黄泉，出青天，若扬子之所为耶！夫以扬氏书与孟氏相比，差等殊绝，若河潦之不可同观如彼；而司马氏犹非孟子而尊扬子，是尚得为知言乎哉！”见《书法言后》。
其论学古人之文，宜精读而出之勿易曰：“自明临海朱右伯贤定选唐宋韩、柳、欧、曾、苏、王六家文；其后茅氏坤析苏氏而三之，号曰八家。五百年来，海内学者，奉为准绳，无敢异论，往往以奇才异资，穷毕生之力，极精敏勤苦，踊跃万方，冀得继于其后，而卒莫能与之并；盖其难也！夫唐以前，无专为古文之学者；宋以前，无专揭古文为号者。盖文无古今，随事以适当时之用而已；然其至者，乃并载道与德以出之，三代、秦、汉之书可见也。顾其始也，判精粗于事与道；其末也，乃区美恶于体与辞；又其降也，乃辨是非于义与法。噫！论文而及于体与辞，义与法，抑末矣！而后世至且执为绝业专家，旷百年而不一遘其人焉！岂非以其义法之是非，辞体之美恶，即为事与道显晦之所寄，而不可昧而杂，冒而托也！文章者，道之器；体与辞者，文章之质；范其质，使肥瘠修短合度，欲有妍而无媸也，则存乎义与法。近世论者谓八家后，于明推归太仆震川；于国朝推方侍郎望溪、刘学博海峰以及姚惜抱先生而三焉！余读侍郎文，叹其说理之精，持论之笃，沉然黯然，纸上如有不可夺之状；而特怪其文重滞不起，观之无飞动票姚跌宕之势，诵之无铿锵鼓舞抗坠之声，即而求之，无玄黄采色；不能创造奇辞奥句，又好承用旧语；而于退之论文之说，未全当焉！而笃于论文者，谓自明归太仆后，惟侍郎为能得唐宋大家之传。惟余亦心谓然也！盖退之因文见道，其所谓道，由于自得；道不必粹精，而文之雄奇疏古，浑直恣肆，反得自见其精神。侍郎则袭于程朱道学已明之后，力求充其知，而务周防焉，不敢肆；故议论愈密，而措语矜慎，文气转拘束，不能宏放也。先后诸公，学既不能如侍郎之深，而又懵于所谓义法者；故文不能如侍郎之洁，而知所镕裁以合化于古；而侍郎遂翛然于二百年文家之上，而莫敢与抗矣！侍郎之文，静重博厚，极天下之物赜而无不持载，泰山岩岩，鲁邦所瞻；拟诸形容，象地之德焉；是深于学者也。学博之文，日丽春敷，风云变态，言尽矣，而观者犹若浩浩然不可穷；拟诸形容，象太空之无际焉；是优于才者也。姚氏之文，纡余卓荦，樽节括，托于笔墨者净洁而精微，譬如道人德士，接对之久，使人自深，是皆能各以其面目自见于天下后世，于以追配乎古作者而无忝也！学博论文主品藻，侍郎论文主义法。要之不知品藻，则其讲于义法也悫。不解义法，则其貌夫品藻也滑耀而浮。姚氏后出，尤以识胜；知有以取其长，济其偏，止其敝，此所以配为三家，如鼎足之不可废一！凡今东南学者，多好言古文，而盛推桐城三家；于三家之中，又喜称姚氏，有非姚氏之说，莫之从。呜呼！可谓盛矣！而吾独以为人知姚氏之文之美，犹未有能得其微妙深苦之心也；不得其心，则其于知也终未尽！夫学者欲学古人之文，必先在精诵，沉潜反覆，讽玩之深且久，暗通其气于运思置词迎距措置之会；然后其自为之以成其辞也，自然严而法，达而臧；否则心与古不相习，则往往高下短长，龃龉而不合；此虽致功浅末之务，非为文之本；然古人所以名当世而垂为后世法，其毕生得力，深苦微妙而不能以语人者，实在于此！”见《书惜抱先生墓志后》。“世之为文者，不乏高才博学，率未能反覆精诵以求喻夫古人之甘苦曲折；甘苦曲折之未喻，无惑乎其以轻心掉之而出之恒易也！若夫有知文之失在易，而出力以矫之，又往往辞艰而意短。辞艰意短者，气必弱，骨必轻，精神气脉音响必不王；是则其辞虽不易，而其出言之本领未深，犹之失于易而已！古之能精读者不若是！是故扬子云教桓谭作赋，必先读千赋。明归太仆尝于公车上取曾子固《书魏郑公传后》文，读之五十余遍，左右厌倦，而公犹津津余味未已！嗟乎！此所以继韩欧阳而独立，三百年无人与埒，岂偶然哉！”见《答人论文书》。“今为文者多，而精诵者少，以轻心掉之，以外铄速化期之，无惑乎其不逮古人也！”见《书惜抱先生墓志后》。要删其指，以备考论。
梅崖居士文集三十卷 外集八卷
建宁朱仕琇字斐瞻撰。仕琇，乾隆戊辰进士，散馆出为山东夏津县知县，以足疾改福宁府教授。其生平以古文词自力，其始欲抗周、秦、两汉，与荀卿、屈平、马迁、扬雄诸子搏，必伏而盬其脑，然后导而汇之韩、柳、欧阳、王、曾、姚、虞以下，若首受而委逆也。及其晚而反复于遵岩震川诸家，心愈降而客气尽；于是奇辞奥旨，不合于道者鲜矣！所以自命者如此。而要其刻意学韩，力矫熟俗；虽造语未能如韩之雄奇瑰丽，而运笔实能得韩之盘折拗怒，曲而劲，峭以肆，笔情瘦硬，盖得孙樵王安石学韩之一体。晚乃心折归有光，蕲于辞简体峻，而出以优游，取其自然，则与桐城姚氏之学，殊涂同归；特其为文简峻有余，优游不足，自是能品；故与姚鼐之逸品有间耳！盖仕琇学韩而媲于荆公之峻；鼐则由归以上窥永叔之逸也。其文始刻于乾隆二十四年乙卯，雷、林明伦、朱雍及其兄仕玠为序之。仕玠与仕琇兄弟齐名；仕玠以诗；仕琇以古文。此本乃乾隆四十七年壬寅所刻。其弟子新城鲁仕骥于仕琇卒之明年，汇其已刻未刻遗文，属大兴朱珪校而刻之，为《文集》三十卷，《外集》八卷。而《外集》第八卷后附《梅崖山人诗偶存》，四言三首，五言三十六首；其诗骨力峻苍，质而为绮，不尚矜饰，笃意真古，乃学陶渊明者也。三十卷之前，冠以朱珪序；而《外集》则殿以朱筠墓志铭及仕骥所为行状焉。采录可诵，篇目如左：
诗类 辛巳孟冬过松谷拟留肄业简枥园子用韦苏州司空主簿琴席与韩库部会王祠曹韵二首 水口精舍访族兄耘庐二首 松谷夏夜 暮春宁立孚招饮一枝山房同人即席赋诗以鸣鸠乳燕青春深为韵分得鸠字 杂诗衰周起游说，神仙传不死，水牛狞行状，叔孙在患难，雾豹无隐姿，采药采参苓六首
论说类 原法 尧论上下
序跋类 迎銮曲序代 乐闲图序 崇本山房文集序 吴士林诗序 屏风集序 溪音序 鲁远怀诗集序 留踪集序 朱南冈诗集序 澄碧斋诗集序 黄石山人诗集序 莆风清籁集序代 莲麓画册诗序 半江书屋课艺序 徐邺侯制义序 金芑汀制义序 李早川制义序 余羽皋制义序 温陵先正文藏序 石臼陈氏族谱序 建宁大南何氏族谱序
书牍类 复沈侍郎书 上沈尚书书 答雷宪副书 与林穆庵书前作一字起句 与林穆庵书前作二札起句 重与林穆庵书 与林穆庵书东闱同事起句 又与陈绳庵书 复陈绳庵书 答陈来章书 三与李郁斋书 复李郁斋书 复家石君书 答鲁絜非书足下书辞起句 复答李絜非书 复黄临皋书 答金生芑汀书 答李磻玉书 又答李磻玉书 与筠园书 复涂荣诏书 与潘立人书 复上杨副使书 答王光禄西庄书窃仕琇闽西之鄙人起句 与余羽皋书去岁闻欲起句 与族兄可南书 示子文佑书
赠序类 送傅少尹序 送同年荆荫南序 送叶蔚文南归序 送筠园之京师序 赠族兄羽健序 赠黄君序 巡抚余公七十寿序 邑侯余公寿序 李枥园六十寿序 鲁致堂七十寿序 屏峰山人六十寿序 伯兄七十寿序 侄孟豪五十序 林母郑太夫人六十寿序 朱母鄢太夫人八十寿序
传状类 方天游传 李世升传 陈太学传 叶绍期传 晚含山人传 诰封宁化李太夫人传 岵庵先生行状 岵庵先生六十述
碑志类 通奉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雷公墓志铭 封朝议大夫提督四川学政吏部考功司郎中兼翰林院编修赓亭孟公墓志铭 赐进士出身资政大夫吏部左侍郎念修何公墓志铭 诰授奉直大夫云南镇南州知州龚君墓志铭 连城司训杨君墓志铭 太学生姜公墓志铭 明经席先生未亭墓志铭 郡文学宁君墓志铭 孝廉李君墓志铭 李君墓志铭 县文学鄢君墓志铭 从兄太学君理山墓志铭 乡饮宾明经朱公墓志铭 庠生朱公墓志铭 太学生朱君墓志铭 文仪墓志铭 文仁墓志铭 伯兄太学生默轩先生墓志铭 仲兄县文学恒庵墓志铭 筠园先生墓志铭 皇清诰封宜人晋封夫人黄太夫人墓志铭代 皇清敕赠太安人黄夫人墓志铭 李母余夫人墓志铭 皇清旌表节妇谢夫人二子从葬墓志铭 淑英墓志铭 先母李氏墓志铭 诰封奉直大夫例授州同知立轩陈公暨元配诰封太宜人鲁氏合葬墓表 庠生朱公墓表 拟提督学院新建周公去思碑 松溪令潘公去思碑
杂记类 兰陔爱日图记 游鼓山记 重游灵隐峰记 山池荷花记 髻亭记 题泰宁宝盖岩
颂赞类 皇帝南巡颂 杜可权像赞 朱太翁引泉筑室图赞
哀祭类 雷时若哀辞 祭雷宪副文 祭妹丈黄君及亡妹文
右诗十二首，古文一百十七篇。其为文章自始学韩愈；其后更博采秦汉以来诸家之长，而独成其体于韩子之后。其教学者为文，即举韩子之所以教人者；而综其要，以立诚为本，以文从字顺各识职为旨归，以中有自得而能自为为究竟。而论学则不慊于时贤之为汉学者。论文则不慊于近世文人为程朱之学者。
其论治经曰：“古人治经，非专门名家教授者；皆取大义通，不为章句；若孟子、荀卿、李斯、贾生、司马迁、刘向、扬雄、班固是也；故迁称李斯知六艺之归，固谓向父子扬雄为湛深经术，谓优于其义也。至于物名器械之详，则季汉通儒徐伟长之流，亦知鄙之矣！近时人不悦学，士多疏陋；故豪杰之士，率以博览自喜，夫经言精奥，史籍纷繁，加人自为之书，与世而增，虽有上智，岂能遍理；至传闻回互，文义点窜，先后相积，疑窦半毛，但当存而不论；岂能穷其自出。古人于事讹误未有折衷者，但云当考，或云慎取，如是而已；其言诚有味也！夫子曰：‘我知之矣，如尔所不知何！’此圣人所以为万世法也。近世士多奋其私智以诬古籍，凿空立说，日出新奇，征引繁富，足佐其谬，其弊始宋之一二名人自喜之过；后遂益甚！扬子云曰：‘多闻则守之以约，多见则守之以卓。寡闻，则无约也。寡见，则无卓也。’孤陋固不足以尽道。然荀况载孔子论士之言曰：‘不务多知，务审其所知’；则所以主乎闻见者，必有道矣！”见《答王光禄西庄书》。
其论古人文利病曰：“凡为文不宜太切；其陈义类迂诞而咀之有余味，使人心宽厚愉悦，风清而神远，穆然而近古，最为文家高致；若《公》、《穀》、《戴记》、《诗小序》、《春秋繁露》、《说苑》、《新序》、《列女传》是也。”见《梅崖杂录》。“仕琇治古文，自晚周下迄元明百余家，虽不能尽识，亦尝行其崖畔，知其升降所由。六经之作，圣人本诸身，垂教天地万物，理毕备。孟轲七篇，明仁义。荀况辅之。斯、非背师以售术。聃、周假道德放言。管、商新法。不韦吕览。下有脱文。穰苴、孙、吴申军制。丘明传《春秋》，灾异于董刘。《诗》变于原。史变于迁。《易》绍于雄。相如好靡，韩愈救其弊。此周、秦、汉至唐为辞之大较也。”见《与胡稚威书》。“孟、荀、屈原之后，能为六经之辞，惟扬雄、韩愈氏耳！李翱之文，温靖隐厚，犹有《诗》《书》遗风。他若百家杂术，出于周秦之间；汉氏作者益众，所著皆伟丽可喜，而害人心者亦已多矣！左氏、司马迁、董生、刘向、班固、欧阳、曾巩、王安石，其特淳者。若柳宗元、苏洵，亦其杰然者也。至子瞻、子由氏，挟其才智以倾一世；其徒晁、张、秦、黄从之，而法度一变矣！宋之南渡，作者率依附古籍而不能自为辞。陈亮、叶适、陆游、文天祥，稍治气格，有二苏遗风；盖晁张之亚也。元姚燧始法韩氏，而于仁义蔼如之旨远矣。虞集益求北宋大家之遗，而气格少陁。顾终元之世，论文未有先二家者也。明时作者，推王顾为最，归尤俊伟，骎骎乎轶元代，而追欧阳诸人以为徒者。盖自周以降，二千余年间，文章每降益衰，然其中辄有振起之者。故文衰于六朝，韩愈振之，降而五代，欧阳振之。及其又衰，姚燧振之。明文何、李、王、李之伪，王慎中、归有光振之。若今之为遵岩震川者，盖不知何人也。昔邵子湘、方望溪尝轻震川，至今日论定之下，二人视震川，果何如耶？人苦不自知，正坐此耳！”见《与石君书》。
“大约唐长庆后，其气伤；宋熙宁后，其理漶；二者交讥。古文道缺不全以迄于今，虽其间数十豪杰，力自振颓废中；然以二者追随终始，卒不能脱也！”见《与胡稚威书》。“近世文人为程朱之学者，如前明宋景濂、方希直之类，按其所著，大抵情僻而辞矜，辞陈而指浅，求其诗人优柔之风，书人灏噩之遗，邈不可见，以此自诩治经，岂非荀卿所称口耳之间，不足以美七尺之躯者耶！”见《答雷宪副书》。“又其淫则公偭规矩，裂六经以逞强，欲不囿于世而纳于作伪之类，若前代济南新安之类，皆厮养仆隶僭主人，曾不得比庶孽；沐猴而冠，妄自侈大，亦可哀也！”见《与胡稚威书》。“仕琇少孤，学无师传；其古今文，辄以意取通于古人，得其相属条理之一二；然治经卤莽，昧于史事，故措注处不能穷极原委以尽文之变化，使考古者望而意满；要其精神所著，则亦有不可诬者耳。古人之文，直书情事，而本末具见；后人繁征博引，弥形疏陋。尽古人根源盛大，所著皆自得之余。后人弱材薄植而速华，浅流自盈而务竭；故其文之工拙，行之远近，各称其精神为限；非口耳渔猎所得与也！”见《复涂荣诏书》。“《庄子》书谓宜熟读，其说理精处，吾儒不能过也；又条畅通贯于俗情人事，以之处世最宜；但文太疏快，久服伤人元气；又当以六经、荀、扬、《左》、《国》重厚淳朴之意，镇压之耳！”见《复李郁斋书》。“学六朝，去其排偶最善。若又能从此上穷屈、宋、扬、马，即与唐宋大家，岂殊源哉！至起伏照应，三国六朝，原不以此为工；盖其气韵轻清，苦神短耳！如流泉入花，虽有小洄激射映带，以幽迥取胜；然浩渺掩漾，万怪惶惑，终让江河也！然人才视志所趣，亦当量远近以自定；果能魏晋，亦岂易得！”见《与柟庭书》。“文章气大则力浑；凡以力见者，皆有畔岸，则害广博易良之体，而隘于气；此峭紧之文所以未达一间也！欲知韩、柳、欧、王文高下，于此观之。”见《乡饮朱公墓志铭后自题》。“硬排比对，相角而下，中无转捩虚机躲闪处，最窘笔力；此法昌黎独擅。柳州《咸宜》等篇，亦复雅健可喜。”见《规友后自题》。“退之《张彻》《王适》等铭，乃从《大雅》诸篇，兼采《瓠子》《天马》等乐歌，奥崛深洞，奇气横溢，直与《九章》《天问》相为彪炳；后之铭者皆法之；惟欧公《孙明复》《苏舜钦》《尹源》诸铭得其神髓。王介甫极力追摹，终于肤壳未化！”见《李君墓志铭后自题》。“退之摹《骚》，视柳为深；盖河东凄情哀怨处，得《九歌》神韵；然体过峻厉，与骚人之浑然无涯，尚属一间未达。退之邃于雅诰，故温柔敦厚，与《骚》不谋而合，未尝抒号哀怨而浏焉忽至；此惟深于文者知之耳！”见《祭李母姜夫人文后自题》。“四言祭文。《昌黎集》不用韵者甚多。”见《祭族叔乔瞻后文自题》。“柳子厚文树骨左马，采神《骚》《穀》，涵掩韩非、贾谊、子云、相如诸家，取源甚富；即西京亦少其敌，不论异代也！特其崖岸太峻，稍乖平康正直之体；以之载道，颇似未宜；要其文自卓绝也！近世有人疑指方苞以宋末诂训之遗，为腐木湿鼓之音，不解柳文，妄肆诋欺，其言尤怪诞痴僭可笑！盖垩髹泥埴，而訾虎豹之炳蔚，不知者嗤其妄，知者乃深哀其愚也！悲夫！积一生之力，精治古文，不知好学深思以增益其所未足者，而长伪饰骄，将以愚人，其究自愚而已！”见《福州郑鱼门文后自题》。“欧、苏、曾、王，各自成家；驯至姚牧庵、虞伯生渐合源流；至震川而益备，向时志意高，颇轻视之；今阅历久而心降，乃知前辈之未易及也！”见《答黄临皋书》。“震川《王邦宪墓志》《戴锦衣家传》，高卓郁动，得史迁之神；然《王志》气尚微滞，不逮《戴传》之豪俊，挥霍如意也！”见《孝廉李君墓志铭后自题》。“顾读曾子固《王容季集序》，以《书》善序事，简而无不足；继《诗》《书》孔子而作者，孟轲扬雄为最；而卜商、左丘明、司马迁、韩愈其次也。震川之业，视诸君子为稍繁；而世乃以太简少之，可笑也！”见《答族弟和鸣书》。“但当时寻绎欧阳、曾、王之文，使之日就简古坚朴为佳，震川文根本盛大而约省出之，固已脱落修洁；然终不若三君子之淳实切至也！”见《答鲁絜非书》。“仕琇自视所学，不敌震川十一；向时不自量，欲以简自名；出吏后，浸颓散不能制，日所书者，皆俗言也！我朝学者浸少。侯、魏、汪、姜诸家皆杰出者；然视元明皆不及。邵青门、储画溪、方望溪益求真素，而颇病肤浅。仕琇之文，亦诸人辈耳！”见《答族弟和鸣书》。“仕琇少年虚负气，更世事深，颇悔悟其妄；近稍敛就平实，检阅明朝归熙甫、王遵岩、方希直、高子业、徐昌谷诸人诗文，觉己有所未及。熙甫、子业尤高；其寄托真率，迈远自然，视后来摹拟牵附者，文采非不斐然可观，而终自言无与于中，令人寥绝不能明其志；若是著述虽多，只益伪耳！”见《答李千人书》。
其论学古文曰：“学古文，宜且先看曾子固、王介甫作者，得其澹朴淳洁之趣；储氏选本，于二家太略；当求得《鹿门文钞》读之。即欧阳文亦然；必合《五代史》读之，佳处始见也。至近世《三家文钞》、《青门簏稿》、《草堂文集》，亦宜博观识其利病。不如此，文章之变不尽。故经浚其源，史核其情，诸子通其指，《文选》辞赋博其趣，左氏太史劲其体，孟、荀、扬、韩正其义，柳、欧以下诸子参其同异，泛滥元明近世以极其变。归诸心得以保其真，要诸久远以俟其化。”见《答黄临皋书》。“固知积渐之功，不可诬也！杯勺不已，可生蛟龙。沟浍皆盈，顿生枯鲋。惟真故微，微故渐，渐可积而大也。惟伪故张，张故骤，骤者不终日而败也。所愿虚衷下气，深中厚蓄，以大其造就。大由于积，积由于微而渐，微者人忽之，渐者人迟之；不存人之见于胸中，则自不见为微与渐，见其为真而已！”见《与余羽皋书》。“所著文力求峻洁而养气未裕，则于立言之义不得其安，而声之高下长短，时有拂戾，此盖望速成之蔽也！韩子曰：‘无望其速成’；又曰：‘优游者有余。’欧阳子曰：‘孟韩文虽高，不必似之也，但取其自然耳。’此言甚精，久体之，当自悟也。大抵知言养气，二者为立言之要。知言在积；读书而慎取之，得其正且至者。所以载言者气也；气宜清明和平，不可过求紧健，既作之，又宜息之，顺乎其理，不以己与其间，斯得之矣！左氏、司马迁二史，荀、扬、庄、屈四子宜熟复；大指归于《诗》《书》，如此学韩乃为得其要领；仍取李习之、欧阳永叔、老苏、曾、王二公文观之，察其取于韩之异者；又时观柳柳州以见同时异趣，而本末之相去，有不可揜者；此尤为学之要也。”见《复黄临皋书》。
其论作文曰：“至著文之道，第本其所得于古人者，调剂心气，诚一以出之，齐庄以持之，优游以深之，曲折以畅之，援引古昔以矜重之，使其言粲然各识其职而不乱，澹然各止其所而不过，则虽寻常问讯起居之辞，而人宝之如金玉，袭之如兰芷，听之如笙瑟，味之如牢醴，有不忍去者矣！何也？则以其心气之清和恻怛。感人于微，而人乐之，亦自得其志也；故自贵者，人贵之；自爱者，人爱之。《传》曰：‘芷兰生于空林，不以无人而不芳’。斯为自著者也！后之作者，夸严自喜，动曰言思可法，或曰言必有用，故所为皆依仿缘饰以动于世；二者岂非教之所崇！第以古人出之，皆流于内足之余，其言信也。后之人未必然也，而驰骛心气以逐于外，色取声附以事观听，中枵源醨，美先尽矣；又何以永学者之思慕乎！”见《答王光禄西庄书》。“文章之贵，在于天人相兼，思学融会；忌用成句；语有出处，固为无病。然必其取喻亲切，方为有味；否则易涉苟便，反不如用己意点化之为得也！黄山谷云：‘韩杜诗文，皆有来处；后人读书少，便谓自作语耳。’李穆堂因此遂注《原道》用语来处，此拙于知言者也。退之谓‘唯古于辞必己出’。六经之文，中贯精意，何有沿袭！偶阅周亮工评文云：‘文莫妙于杜撰’；不觉惊叹，以周非文家，何其精于文事如此！孙樵谓世言俚言奇健，可为史笔精魄，因牵韩吏部云如此；孙樵当时谓为不然，易以典要二字，要岂得谓世言之无因哉！往时与先兄筠园论诗，谓自宋后无能自造语者，正谓杜撰之难也。”见《答蔡苍屿明府书》。“铭辞奇伟，要于义正句凿，不落模糊；否则堕入伪境矣！”见《族祖朱公墓志铭后自题》。“有韵之文，出于《诗》《骚》，辞意哀丽，上也。浑浩流转，次也。敷陈完饬，斯为下矣！若填缀杂乱，或遂混入后世诗句中语，风云月露，虫鸟花草，则恶道魔趣，徒供呕哕，不足与于此；而或犹尚之，可笑也！”见《古堂王公文后自题》。
其论学诗不如学古文曰：“古文之名起于唐；是时作者皆沿六代之遗，以偶俪为工；韩退之出，始深探六艺，凌骤诸子，脱落时体，粹然一出于正；子厚习之辅之，而有唐之文，遂与三代西汉同风。诗自《十九首》迄刘宋陶谢，作者古音不绝。齐梁始敝。至唐陈子昂《感遇诗》气格豪迈，又复于古。太白子美，每出益奇，然诗自鲍照至子美仅百年；自子昂太白而外，中间能者无数。古文自汉建武至唐贞元，惟得退之等数人而已！甚矣其难也！然古文之道，正大重厚，非学士大夫，立心端悫者莫能习；诗歌之靡，则儇人佻士，率往趋之；以故诗人之无行者不可胜数；而古文之传，皆正人君子也。严羽曰：‘诗有别才。’夫诗之道，虽易于古文；然非可一蹴至也，必沉酣《诗》《骚》，熟精《文选》，属思于有无之际，着笔于近远之间，发兴苍茫，开倪寥廓，无意而合，自然而成，触绪而悟，或则怒生豪出，嘘吸百川，喷字如珠，洒墨成雨，神歌鬼泣，混连元气，归于淡无；如此等境，皆诗家上乘，岂初学所能知哉！至若言取清虚，意求闲适，亦出天然，不可凑泊。古文虽难，然随人材质习之，即其所得浅深，皆可以正心术，导迎善气。且先录韩柳与人书及诸赋碑志，见其清深渊古者，日夕复之；然后乃及序记。次阅欧阳公《五代史》及《唐书》诸论赞，又次阅其碑志，乃及序记；因之乃及曾南丰、王介甫，因之又复于韩；又因韩以及李习之，及于柳，以见诸家同异；因是以上及于扬雄、刘向、董生、司马迁、相如、宋玉、屈原、荀况、左丘明、孙武、尉缭、管仲、穰苴、庄周、列御寇、《国语》、《国策》，因以下及于苏老泉，如此又数往复焉，乃及于西京诸作者，及于班固、张衡，及于东京，及于唐诸杂家，及于东坡、颍滨并宋诸杂家，及元、明、本朝诸家，又如是以复于唐宋；又复于诸子六经；诚如是渐进而自得焉。古文既立，其于诗盖顺而推之耳；若韩、柳、欧、王、苏之于诗，皆高出诸家，此其明验也。”见《示子文佑书》。
其论诗曰：“诗力求紧怒而乏疏奇之致，盖镕炼未造轻净，见滞闷而已；杜韩不如是也！”见《复李郁斋书》。“昔人论诗，谓七言其靡者，然唐时每以长句相矜，如杜甫之赠薛华，是也。甫后，工长句者，韩文公外，推宋苏文忠、黄文节；迄于南迁，金源氏之北渡，陆游、元好问，益讲明二公之遗。明之中世，北地李梦阳者出，始绌其前名家者，而专修杜甫氏；然后之论互有同异。赋为六诗之一，而其后《离骚》、《九歌》、《九章》、《九辨》，音节已渝。至于《招魂》、《高唐》、《上林》、《子虚》、《大人》、《七发》、《甘泉》、《长杨》、《羽猎》，则务为闳衍夸侈，竞于使人不可加矣！《大雅》‘维昔之富不如时’。‘今也日蹙国百里’，盖长句所昉；其后《牛角》、《垓下》、《大风》、《瓠子》、《柏梁》继作，迄后汉、魏、晋、六代益衍，至杜甫氏而极盛。甫尝自喜其诗能愈疟，因诵生平佳篇，皆长句也。盖长句与赋，皆诗之歧出者；迄宋而赋道几绝。苏黄二公长句法杜甫氏，而傅以己趣，自成阡术，票姚搜剔，畅悦精紧，卓立风气转侧之余，不袭取前人而自与合，故足贵也。北地一力摹拟，欲如优孟之肖孙叔，而忘始末简巨之不同揆，斯其蔽矣！国朝王尚书士正，始复寻陆氏元氏之遗绪，以韩、苏、黄三家长句为法；然王氏自著，亦兼采王维高适之遗，而杂出于元明诸家。”见《鲁远怀诗集序》。“王尚书惩空同、于鳞二李之弊，力矫荒伧，以清新俊逸为宗。数十年来，遂成风气；前后二宋玉叔、绵津颇以健格搘拄其间而力不胜。于时李天生独探源经术，其后铁君稍循岭南诸家之径，别立风格。”见《复家石君书》。仕琇文章为闽士所宗；其弟子新城鲁仕骥诵其师说以奉手姚鼐，用详次其说以备一家之学焉。
太乙舟文集八卷
新城陈用光字硕士撰。用光，嘉庆辛酉进士，累官礼部左侍郎。自其少小好为文章，学诗于铅山蒋士铨，学古文于舅氏同里鲁仕骥。而仕骥为建宁朱仕琇弟子，既受古文法，而其所自得，冲澹夷犹，别成其体于梅崖之外，与桐城姚鼐略同；遂通书问以相质正，又命用光从学于鼐，遂兼受两家法。今观其文，不为刻深毛鸷之状，而条达疏畅，浩浩乎随流平进，辞明而理举，意尽则言止，与世之为桐城，抑扬吞吐以事所谓情韵不匮者异趣；顾辞或芜烦，韵味亦短；而扶植理道，朴实无华，乃近方苞，而特逊其高浑凝固！其集初刻于道光十七年；用光先以十五年卒，其友人梅曾亮为编定，而冠以祁巂藻梅曾亮序，吴德旋为神道碑，梅曾亮为墓志铭，以备读者知人论世焉；至光绪乙未，重刻于长沙。诗则用光自刻，久罕传本；其裔孙陈赣一为《青鹤杂志》，选登第四、五卷。跌宕昭彰，仿佛蒋士铨；而无士铨之顾视清高，笔情雄骞；尝以诗质正大兴翁方纲。方纲评之曰：“作不入，所以作不出”；亦天资所限也！采录可诵，篇目如左。
序跋类 翠微山纪游诗序 银藤花馆词序 红叶山房文集序 南石先生制义序 振绮堂书目序 观斋集序 王述庵与蓉裳尺牍书后 袁简斋尺牍跋 山木先生书册跋
奏议类 论攻滑县贼折子 应诏言事折子
书牍类 与伯芝书顷检取姬传起句 再与国史馆总裁书 上王侍御书
赠序类 送登之以通判分发江苏序 送刘孟涂南归序 送童观察序 送胡墨庄给谏擢延建邵道序 送刘松岚为河东道序 送何兰士为宁夏守序 送服斋给谏外擢之官山左序 送邓鹿耕擢鹿港同知序 赠谭琴岩序 送黄初甫前辈乞养南归序 送程梓庭提刑之任江西序 送邓嶰筠同年廉访湖北序 送贺藕耕赞善出守南昌序 送梁芷邻仪曹擢守荆州序 果堂五叔父六十寿序 仲兄朗亭四十序 赠集正五十序 鲁南畹七十寿序 绎堂制府六十寿序 十五弟彪字说 四子字说
传状类 先母事述 姚先生行状 齐召南传 武虚谷家传 忻州知州鲁公家传 蒋省斋家传 费给谏家传
碑志类 从兄仁山侍郎墓志铭 从兄子玉方墓志铭 从兄子钟溪侍郎墓志铭 兄子兰祥墓志铭 贵州巡抚鹤樵程公墓志铭 光禄大夫经筵讲官户部左侍郎致仕歅斋顾公墓志铭 工部左侍郎浙江学政李公墓志铭 刘芝崖墓志铭 姚子方墓志铭 王叔和墓志铭 盐源县知县襄城常君墓志铭 吏部左侍郎谭公墓志铭 宝庆府知府谭子受墓志铭 鲁宾之墓志铭 寿晖厝志 韩理堂先生墓表 邓篑山墓表
杂记类 记先赠大夫画像始末 菊隐图记 蜀冈纪游图记 游石门洞记
哀祭类 鲁习之哀辞
右文六十五篇。论学，则宗义理而兼尚考据；论文则主疏澹而不废声色；一推本其师姚鼐之说。
其论经学曰：“用光比为《论语义疏》，泛滥于诸经传说；益知朱子之学，诚为己耳，非有为乎人也；今之为汉学者，诚为人耳，非有为己也。胡氏之传《春秋》，前乎朱子者也。蔡氏之注《尚书》，后乎朱子者也。二子者，论议之迂，名物之略，诚有过焉；而攻朱子者丛击之不遗余力，曰吾汉学也。《春秋》每月书王，以为孔子之笔，此服虔说也；而胡氏因之。其不书王以治桓，贾逵说也；而胡氏取之。曰服贾而党之，曰胡蔡而伐之，党乎其所异，而不知固伐乎其所同，曾是以为愈乎！人心之相胜，至无已时也；不顾义理之安，而攻乎名之所难犯以为己名；夫胡蔡其嚆矢也。生心作事之害，非独儒生之论而已！”见《与姚先生书》。“阅近儒陈启源《毛诗稽古编》，其说专与朱子为难，独其考订名物，颇有是者；惟颇不喜惠定宇《明堂大道录》。比见翁覃溪先生《与胡雒君书》，亦以此为畔道之作，所当辞而辟之。覃溪先生又言：‘与其过信汉儒，无宁过信宋儒。’此非近日诸儒所能为之言也！”见《寄姚先生书》。“覃溪先生穷经，以博综汉学而归于勿背程朱为主，其识自非近人所及。然其论吾师姚鼐经说，谓‘不当自立议论；说经文字，不可以作古文。’则用光不敢谓然！欧阳子曰：‘经非一世之书也。’前人成说，有可以为左证者，有不可以为左证者。儒者学古，以其自得义理，兼所目验事实，参互考订，归于一是；必欲于前人成说，一字不敢移易，是今人所嗤为应声虫者也。虽依附郑孔，安能免门户之见哉！朱子之学，所以上接洙泗者，固其躬行心得，非诸儒所能几及；而其穷经之余，又精通文律，故其诂经文义，十得七八。用光尝谓东汉人拙于文辞，虽邠卿康成亦然；凡其说之难通者，皆其拙于文辞所致也。文辞之在人，乃天地精华所发；周秦人无不能文者。诸经虽不可以文论，然固文也；不知文不能文者，则不可以通经。今人读孔贾疏，未终卷，辄思卧；其为说缭绕，不能启发学者志意；非疏于文事之过耶！然则说经而以古文行之，其有益于后人，岂独文字之间而已哉！韩昌黎所注《论语》，惜后世无传本；使其传于世，朱子必亟称之矣。”见《寄姚先生书》。
其论史传曰：“善为政者，无变今之法，而能行古之道，善为文者，无变今之体，而能用古之法。繁简张弛，与时消息；虽在为文，何独不然！史传贵在传其人，俾可见于后世而已。马班诸史，无所谓附传也。刘向歆宜专传，而见于《楚元王传》中，不云附；犹曰其子孙也。《孟子荀卿列传》列慎到、田骈、三邹子之属，而标题但曰‘孟荀’，不注旁以附。其《严朱徐贾诸传》，俱平标诸人，不云徐贾以附严朱也。惟范氏《蔡茂传》附‘郭贺’，则以贺释梦，而茂辟以为掾也；然贺居官有殊政，尝为显宗所褒异。盖以类附从，各有命意。今之为传，虽不能全用其体，而未尝不当略存其意。又昔之为《文苑传》者，边让赵壹之流，其人皆偏宕之士。今既严绝偏宕之士，则入传者必皆有守有为，不独其文学可称，而政事亦当纪；虽不能尽然，而可纪者，必当详纪之，以待后人之采择。用光撰国史，于《汪尧峰传》，舍芸台先生录《四库提要》议论之虚语，而录陈午亭相国纪载之实事。其《朱竹垞传》，用光所附者尚有数人，以馆中诸君谓附传不宜多列人数，姑徇其意；而独存谭吉璁者，以其为朱之中表，又同举鸿博，而尝有守城之功也。抑用光观古人列传之意，更有一说：林苑云者，群材总集之区也；若其人有杰出之材，则以专传为贵；董江都郑康成不入儒林，司马长卿不入文苑是也。今之列儒林文苑者，异日苟有马班之才出焉，岂无特取而为专传者乎？其余儒林文苑中人，不啻皆异日之附传者也。”见《再与国史馆总裁书》。
其论古文曰：“古文辞传之于世，必材与学兼备而后能有成；才不可能，而学则可勉致。然学有二：其存乎修辞者，异乎南北朝人之所学，为古文而得其途者知之矣！其存乎学而铢积寸累以求其义理；为古文而得其途者，其所得又有浅深之分焉；得于此者深，虽修辞之功不至，而固可自立；得于此者浅；虽修辞之功至，而未必其能自立也！苏氏曾氏之于欧阳，才与学兼备者也；继欧阳而庶几及之。李习之、皇甫持正、孙可之，学不足，而修辞之功至焉者也；继韩而瞠乎其后焉！然习之、持正、可之尚足以自立；生宋人之后而学不足，微特不能挈习之、持正、可之诸君子；且不能如为南北朝人之所学者之有成矣。”见《与管异之书》。“柳子厚云：‘铿锵陶冶，时时见古人情状。’此言格律声色也；无格律声色，不足以言古文辞。夫天下之道，有本有末，有浅有深。局于浅且末，固不足道矣；求其本与深焉者，而遗其末与浅焉者，此高语性命之学而不求诸事物之失也。为古文辞，乃亦类乎是。格律声色，古文辞之末且浅焉者也；然不得乎是，则古文辞终不成。自韩欧而外，惟归震川得此意；故虞文靖、唐荆川皆莫逮焉。”见《答宾之书》。“比读王遵岩文，觉其辞繁而不能成音。震川则虽常语而亦可成诵；以此知震川之不可及也！”见《寄姚先生书》。“曩时阅《梅崖集》，以为不可及；比乃觉其气少懈而骨格未坚；譬之乐，鲜纯绎之音；譬之木，鲜密栗之致；二者望溪似犹未至焉；梅崖于望溪，乃弥不能及已！近时王铁甫为文不可一世；用光得见其十二三，诚有过于梅崖者；然其于冲淡自然之诣，则似未之有得！”见《寄姚先生书》。“铁甫尝自言：‘生平所较胜于人者，东京六朝之功颇深也。’为用光言：‘宜留意兼采左、史、班固之茂密。’夫以东京六朝入西汉，是缀狐白以羔裘也；其兼采左班之茂密，譬列鸡彝龙勺而不废敦卣，意其言固犹有可采者乎？”见《寄姚先生书》。“夫昌黎变排比之习，而以疏胜；昌黎不独以疏胜也。欧阳、曾、王氏取其疏而得其所以为疏者，故能各独成其体。后之人无其学，而徒为冗散汗漫，使不可合于尺度；固宜其见诟病于世。然司马子长所以胜孟坚者，曷尝必以缜密为贵乎！吾师谓‘欧公能取异己者之长而时济之’，非独济之以密也。吾师谓‘曾公能避所短而不犯’，其所长在于疏；固非冗散汗漫而不合于尺度也。”见《寄姚先生书》。“孙过庭言作字云：‘先求平正，后追险绝。’作文正复如此。未能平正而遽求险绝，譬之孩提之童而遽欲举乌获之鼎，效魏犨为距跃曲踊也；其不至于绝膑折足者无几！然某君所见似尚未及此；其所见未忘乎六朝之绮丽，而震慴简斋之炫耀耳。用光比年乃知简斋之才虽横绝，而用之于古文，则全无是处！”见《与梅伯言书》。“用光之师先舅氏山木先生受古文法于朱梅崖，其在吾江西，卓然成一家言者也。姬传先生之门人，有管异之同、梅葛君曾亮，皆深造有得，胜于用光。”见《再与吕礼北书》。“吾今作诗文颇多，而总无惬心处；看来吾于虚处，总不能步趋吾师；惟当努力于实处，以冀步趋十分之一二耳。”见《与伯芝书》。“夫文有虚有实。虚者，骨脉神气也；实者，名物度数之见于文字间者，非考证之博，则每患其疏；故姬传先生尝以考证诲学者也。仆侍姬传先生久，又尝旁采莘楣覃溪诸君说，于考证知其途辙焉；而笔不足以副之，尝以气弱为恧！”见《致鲁宾之书》。“今之为汉学者，破碎穿凿，令人不乐观，虽仆亦以为然。顾舍是而使人得以空疏诋我，徒以机轴气体为古文辞，虽明之茅鹿门，今之朱梅崖，皆深有所得于古文者，而不免病是也！”见《答宾之书》。“吾师独举义理考据词章三者并重之说，以诲示人；而所自著，复既博且精，掩有三者之长，独辟一家之境；论文章于今日，先生功迈于震川矣！铁甬见未及此，固宜其以考据为病也！”见《寄姚先生书》。“且如阎百诗以汉学訾宋学，其词气之偏驳，非学者所当法也；其考证之精核者，则固古人实事求是之学，不可不法矣！朱竹垞为人不足论，其学亦不逮百诗；然博闻强识，则今人固未易几也！其文字虽无当于古文之业；然以其该洽，凡言学者往往不能废之！往日吾乡亦有闻山木之风而为古文者矣；然卒之无成者，以其无学也；无学，则无以辅其气，定其识。世人以古文学者多空疏，职是故也。且能以考证入文，其文乃益古。吾师尝语用光曰：‘太史公《周本纪赞》所谓周公葬我毕，毕在镐东南杜中；此史公之考证也；其气体何其高古，何尝如今人繁称博引，剌剌不休，令人望而生厌乎！’史公此等境诣，吾师文中时时有之，此固非百诗竹垞之所能知也。然则以考证佐义理，义理乃益可据；以考证入词章，词章乃益茂美矣！”见《复宾之书》。
其论骈文曰：“余未尝为骈俪之学，顾于其源流派别，考核之尝熟。往者喜杨蓉裳农部芳灿之文也。蓉裳之言曰：‘吾之为俪体文，色不欲其炫，音不欲其谐，以采而得古锦之观，以响而得孤弦之韵；是则吾之所取于玉溪生也。’盖本朝之为俪体文者至众，而讨论之精，则后来者往往轶出前人之上。若蓉裳之文，取格近于邵叔宝、孔巽轩，而易其朴而为华；取材富于陈其年、吴薗次，而易其熟而为涩；其次此事可云三折肱焉。”见《方彦闻俪体文序》。其他论保甲，则曰：“今之行保甲者，失《周官》比闾族党佐行教化之意，而反邻于商君相连坐之法，非徒其法之未究，抑亦其用意之相左矣！”见《与刘仲矩书》。“昔惠先生士奇之说地官，吾有取焉；其言曰：‘管子法周官，事类相近，凡孝弟忠信，贤良隽才，由其下以次复于上；有过恶，由其下以次及于上；犹是周官比闾族党州乡，劝善纠恶，庆赏相共，刑罚相及之意；非若商君什伍连坐之法，益之以暴也。’盖市者政详于下，故其上之政简。夫相受相保，相赒相救，民之所自致其恩谊也。”见《屈氏义庄书田序》。信可为世之言保甲法者当头下棒喝焉！
大云山房文稿初集四卷 二集四卷 言事二卷 文稿补编一卷
阳湖恽敬字子居撰。敬，乾隆癸卯举人，历官浙江江山、山东平阴、江西新喻瑞金知县；其《文稿初集二集》，皆敬手定，各有《序目》。《初集序目》自道早年学古文之攻苦以厪有成，略脱胎韩愈《答李翊书》。《二集序目》则以诸子流别之法，论定文章，而谓文集之衰，当救之以百家；同于章学诚《文史通义》之所论。又为《文稿通例》二十五条刊卷末，以见文章之义法。《初集》以嘉庆二十年刻于南昌；而《二集》则以是年刻于广州；至咸丰庚申，太平军略地常州，而板以毁；其孙念孙以同治八年，重刻于四川，而附《言事》二卷，《补编》一卷。阳湖古文以恽敬张惠言为开山，而出于桐城。阳湖陆继辂与恽张同时交好，而按其所著《崇百药斋文集》，有《七家文钞序》曰：“我朝自望溪方氏别裁诸伪体，一传为刘海峰，再传为姚惜抱；桐城一大县耳，而有三君子接踵辉映其间，可谓盛矣！然世之沉溺于伪体者，固未尝一日而息。乾隆间，钱伯坰鲁思亲受业于海峰之门，时时诵其师说于其友恽子居张皋文。二子者，始尽弃其考据骈俪之学，专志以治古文。盖皋文研精经传，其学从源而及流；子居泛滥百家之言，其学由博而反约。二子之致力不同，而其文之澄然而清，秩而有序，则由望溪而上求之震川，又上而求之庐陵，如一辙也。”然敬则不安于桐城之所为，自言：“古文法尽出子长，其孟坚以下，时参笔势而已。”见《与黄石书》。又谓：“变化取子长，严整取孟坚。”见《上举主陈笠帆先生书》。今观其文，言厉气雄，若肆意出之，而下笔特矜慎。姚鼐如敛而促，意余于词而不欲尽，敬则特悍以矜，气溢于篇，而不敢尽。曾国藩用扬马司马相如、扬雄以捄桐城之希淡，而瑰丽间出；其蔽也杂！敬则学马班司马迁、班固以药桐城之芜近，而遒变时臻；其蔽也矜！其辞净而无滓：斯敬之所以同于桐城，而与曾国藩为异。其气厉而为雄，斯敬之所以异于桐城，而与曾国藩为同。采录可诵，写目如左。
论说类 三代因革论八首 西楚都彭城论
序跋类 子居决事序 秋潭外集序
书牍类 上曹俪笙侍郎书 答蒋松如书 上举主笠帆先生书 答张翰风书
传状类 前翰林院编修洪君遗事述 前济南府知府候补郎中徐君遗事述 杨中立战功略
碑志类 前太子少保云贵总督刘公祠版文 前四川提督董公神道碑铭 太子少师体仁阁大学士戴公神道碑铭 张皋文墓志铭 舅氏清如先生墓志铭 前临川县知县彭君墓志铭 兵部额外主事王君墓志铭 宁都州学正闻君墓志铭 彭泽县教谕宋君墓志铭 宁都营参将博罗里公墓志铭 刑部主事曹君墓志铭 甘宜人祔葬墓志铭 姜太孺人墓志铭 亡妻陈孺人权厝志 光孝寺碑铭 赠光禄大夫陈公神道碑铭 刑部尚书金公墓志铭 国子监生钱君墓志铭 孙九成墓志铭 万孺人祔葬墓志铭 浙江提督李公墓阙铭 翰林院庶吉士金君华表铭
杂记类 新喻东门漕仓记 重修万公祠记 东路记 游翠微峰记两首 纪言 书山东知县事 书获刘之协事 游庐山记 游庐山后记 舟经丹霞山记 游罗浮山记 分霞岭记 茶山记 酥醪观记 游通天岩记
右文五十七篇。大抵论学兼通儒释，不以为混；论文推本经子，必裁以义。其论古文之源流及其治法曰：“昔者班孟坚因刘子政父子《七略》为《艺文志》，序《六艺》为九种，圣人之经，永世尊尚焉；其诸子则别为十家，论可观者九家，以为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敬尝通会其说：儒家体备《礼》及《论语》《孝经》，墨家变而离其宗。道家、阴阳家支骈于《易》。法家、名家疏源于《春秋》。纵横家、杂家、小说家适用于《诗》《书》；孟坚所谓‘《诗》以正言，《书》以广听’也；惟《诗》之流，复别为诗赋家，而乐寓焉。农家、兵家、术数家、方技家，圣人未尝专语之；然其体亦六艺之所孕也。是故六艺要其中，百家明其际会；六艺举其大。百家尽其条流，其失者，孟坚已次第言之；而其得者，穷高极深，析事剖理，各有所属；故曰：‘修《六艺》之文，观九家之言，可以通万方之略。’后世百家微而文集行，文集弊而经义起；经义散而文集益漓。学者少壮至老，贫贱至贵，渐渍于圣贤之精微，阐明于儒先之疏证，而文集反日替者，何哉？盖附会《六艺》，屏绝百家，耳目之用不发，事物之赜不统，故性情之德不能用也。敬观之前世：贾生自名家纵横家入，故其言浩汗而断制。鼌错自法家兵家入，故其言峭实。董仲舒、刘子政自儒家道家阴阳家入，故其言和而多端。韩退之自儒家法家名家入，故其言峻而能达。曾子固、苏子由自儒家杂家入，故其言温而定。柳子厚、欧阳永叔自儒家杂家词赋家入，故其言详雅有度。杜牧之、苏明允自兵家纵横家入，故其言纵厉。苏子瞻自纵横家道家小说家入，故其言逍遥而震动。至若黄初甘露之间，子桓、子建，气体高朗；叔夜、嗣宗，情识精微；始以轻隽为适意，时俗为自然，风格相仍，渐成轨范；于是文集与百家判为二途。熙宁宝庆之会，时师破坏经说，其失也凿；陋儒襞积经文，其失也肤。后进之士，窃圣人遗说，规而画之，睇而斫之，于是文集与经义并为一物。太白、乐天、梦得诸人，自曹魏发情。静修、幼清、正学诸人，自赵宋得理。递趋递下，卑冗日积；是故百家之敝，当折之以《六艺》，文集之衰，当起之以百家。”见《二集序目》。“是何也？孔子曰：‘辞达而已矣。’孟子曰：‘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古之辞具在也，其无所蔽、所陷、所离、所穷四者，皆达者也。有所蔽、所陷、所离、所穷四者，皆不达者也。然而是四者有有之而于达无害者焉，列御寇、庄周之言是也，非圣人之所谓达也！有时有之，时无之，而于达亦无害者焉；管仲、荀卿之书是也；亦非圣人之所谓达也！圣人之所谓达者何哉？其心严而慎者，其辞端。其神暇而愉者，其辞和。其气灏然而行者，其辞大。其知通于微者，其辞无不至。言理之辞，如火之明，上下无不灼然，而迹不可求也。言情之辞，如水之曲行旁至，灌渠入穴，远来而不知所往也。言事之辞，如土之坟壤咸泻而无不可用，此其本也。盖犹有末焉。其机如弓弩之张在乎手，而志则的也。其行如挈壶之递下而微至也。其体如宗庙圭琮之不可杂置也，如毛发肌肤骨肉之皆备而运于脉也，如观于崇冈深岩，进退俯仰，而横侧乔堕无定也，如是其可以为能于文者乎！若其从入之途，则有要焉。曰：其气澄而无滓也，积之，则无滓而能厚也。其质整而无裂也，驯之则无裂而能变也。”见《与纫之论文书》。“然必有性灵有气魄之人，方能语小则直凑单微，语大则推倒豪杰。本源秽者，文不能净；本源粗者，文不能细；本源小者，文不能大也。”见《与来卿》。“治之之法，须平日穷理极精，临文夷然而行，不责理而理附之；平日养气极壮，临文沛然而下，下袭气而气注之；则细入无伦；大含无际，波澜气格，无一处是古人而皆古人至处矣！看文可助穷理之功，读文可发养气之功。看文，看其意，看其辞，看其法，看其势，一一推测备细，不可孤负古人。读文则湛浸其中，日日读之，久久则与为一；然非无脱化也。欧公每作文，读《日者传》一遍；欧文与《日者传》，何啻千里；此得读文三昧矣！今举看文之法：譬如《史记·李将军列传》：‘匈奴惊上山陈。’一山字，便是极妙法门。何也？匈奴疑汉兵有伏，以冈谷隐蔽耳；若一望平原，则放骑追射矣；李将军岂能百射直前，且下马解鞍哉！使班孟坚为之，必先提清汉与匈奴相遇山下，亦文中能手；史公则于匈奴惊下销纳之，剑侠空空儿也。此小处看文法也。《史记·货殖列传》，千头万绪，忽叙忽议，读者几于入武帝建章宫，炀帝迷楼，然纲领不过‘昔者’及‘汉兴’四字耳；是史公胸次，真如龙伯国人，可块视三山，杯看五湖矣！此大处看文法也。其读文之妙无可言，当自得之而已！”见《答来卿》。“至于作文之事，曰典。典者，所以尊古也；若单文无故实，则比于小学诸书；当时语，据制诏及功令，是也。曰自己出。毋勦意，毋勦辞，是也。曰审势。能审势，故文无定形；古之作者，言无同声，章无同格，是也。曰不过乎物。不过乎物者，必称其物也；言事言理言情皆以之。”见《初集序目》。“作文之法，不过理实气充。理实先须致知之功，气充先须寡欲之功。故知非枝枝节节为之，不过其心渊然于万物之差别，一一不放过；故古人之文，无一意一字苟且也。寡欲非扫净斩绝为之，不过其心超然于万事之攻取，一一不黏着；故古人之文，无一句一字尘俗也。其尺度，则《文心雕龙》、《史通》、《文章宗旨》等书先涉猎数过，可以得典型焉。若其变化之妙，存乎一心而已！”见《答来卿》。
其论古今文家利钝，如论太史公曰：“敬十五六时，读《史记》，以孟子、荀卿与诸子同传，不得其说，问之舅氏清如先生。先生曰：‘此法史家亡之久矣。太史公传孟子，曰受业子思之门人，曰道既通；盖太史公于孔子之后，推孟子一人而已；而世主卒不用；所用者，孙子、田忌，战攻之徒耳！次则三驺子、淳于髡诸人，其术皆足以动世主，传中所谓牛鼎之意也；而孟子独陈先王之道，岂有幸耶！荀卿者，非孟子匹也；然以谈儒墨道德废；况孟子耶！盖罪世主之辞也。其行文如大海泛荡，不出于厓；如龙登玄云；远视有悠然之迹而已；孟坚、蔚宗不能至也！然世主所以不用孟子者，何也？陷于利也；而不知即所以亡：故以梁惠王言利发端，又引孔子罕言利，以明孟子之所祖。是以荀卿形孟子，以诸子形孟子、荀卿，故题曰《孟子荀卿列传》。若孟坚蔚宗，当题孟、二驺、淳于列传矣。此《史记》所以可贵也。’后见敬读《文选》，曰：‘汝知纵横之道乎？言相并必有左右，意相附必有阴阳，错综用之，即纵横也。’敬思之竟日，仍于先生之言《史记》得之。于是读天下之书皆释然矣。”见《孟子荀卿列传书后》。又曰：“作史之法有二，太史公皆自发之。其一《留侯世家》曰‘所与上从容言天下事甚众，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书’；此作本纪世家列传法也；而表书亦用之。其一《报任少卿书》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此作表书法也；而本纪世家列传亦用之。《史记》七十列传，各发一义，皆有明于天人古今之数；而十类传为最著。盖三代之后，仕者惟循吏、酷吏、佞幸三途；其余心力异于人者，不归儒林，则归游侠，归货殖，天下尽于此矣！其旁出者为刺客，为滑稽，为日者，为龟策，皆畸零之人。”见《读货殖列传》。
读《论衡》曰：“吾友张皋文尝薄《论衡》，诋为鄙冗，其《问孔》诸篇，益无理致。然亦有不可没者；其气平，其思通，其义时归于反身。盖子任禀质卑薄，卑薄故迂退，迂退故言烦而意近；其为文以荀卿为途轨而无其才与学，所得遂止此；然视为商韩之说者，有径庭焉。卑薄则易近于道；高强则易入于术；斯亦兼人者之所宜知也！”
论汉人文曰：“近有言汉人文多如经注，唐宋文，乃汉之变体者，吾谁欺，欺天乎！汉人文如经注者，止经师自序之文。其他奏疏、上书、记事、言情之文具在，皆与唐宋之文出入者也。推而上之，圣人之六经，文之最初者矣；唐宋诸大家悉与之相肖。《仪礼》之细谨，《考工记》之峭岩，其相肖者，如《画记》、《说车》是也。若汉之经师，肖六经何体耶！且文固不论相肖也。”见《与赵石农》。
论韩愈曰：“《平淮西碑》，是摹《书》《诗》二经，已为人读烂，不可学；《南海庙碑》，是摹汉人文，亦不可学；如书字摹古之帖，若复摹之，乃奴婢中重儓也。《送李愿序》，浅而近俗。《与于襄阳书》，俳而近滞。《释言》窠臼太甚。《上宰相书》亦有窠臼；其后两篇，夭矫如龙矣！学韩文，先须分别其不可学者，乃最要也；此外可学者，大都识高则笔力自达，力厚则调采自腴；而其用意用法之巧，有不可胜求者，略举数篇以为体例：如《汴州水门记》，节度使是何官衔，陇西公是何人物，水门之事则甚小，若一铺叙，不成话矣！故记止三行，诗中详其事业，于水门止一两语点过；此是小题不可大作也。有大题亦不可大作者，李习之《拜禹言》是也。禹之功德，从何处赞扬，故止以数言唱叹之；知此虽著述汗牛充栋，岂有浮笔浪墨耶！如《殿中少监墓志》，竟用点染法，韩公何以有此种笔墨？盖因少监无事可书，北平王事业涵盖天地，若不叙北平王，于理不可；然轻叙则不称北平王，重叙则少监一边寥落，喧宾夺主矣；是以并叙三代，均用喻言，使文体均称，翻出异样采绘，照耀耳目；且恐平叙三代，有涉形迹，是以将纳交作连络，存没作波澜，真鬼神于文者也！如《滕王阁记》有王子安一篇在前，其文较之韩公，乃瑜珈僧之于法王，寇谦之、杜光庭等之于仙伯，何足芥蒂，然工部所谓当时体也，其力亦足及远。即有此文，不可不避，故韩公记从未至滕王阁用意，笔墨皆烟云矣！如《贞曜先生》《施先生墓志》，不列一事；以贞曜诗人，施先生经师，止此二意，便可推衍成绝世之文，若列一事，体便杂也。又如《曹成王碑》、《许国公碑》，尽列众事；以二人均有大功于民生国计，其事皆不可削，须择之，部署之，铺排之，以成吾之文；若一虚摹，文与人与官皆不称也。以上意法引而伸之，可千可万，可极无量。欧公盖能得之而尽易其面貌，故差肩于韩公。若各大家，各名家，均有所得；不如欧公所得之多也；倘不如此看，则欧公之文，与凡庸恶软美之文何别哉！”见《答来卿》。又曰：“余少读韩退之《南山诗》及子厚《万石亭记》、《小邱记》，喜其比形类情，卓诡排荡，及长，始知其法自周秦以来体物者皆用之；非退之、子厚诗文之至者也！退之以重望自山阳改官京曹，方有大行之志；故其诗恢悦。子厚负衅远谪，故其文清浏而迫隘。”见《沿霸山图诗序》。
其论明清人文曰：“文章之事，工部所谓大成；着力雕镌，便觌面千里；俪体尚然，何况散行；然此事如禅宗，箍桶脱落，布袋打失之后，信口接机，头头是道，无一滴水外散，乃为天成；若未到此境界，一松口，便属乱统矣；是以敬观古今之文，越天成，越有法度。如《史记》，千古以为疏阔，而柳子厚独以洁许之。今读《伯夷》《屈原》等列传，重叠拉杂，及删其一字一句，则其意不全；可见古人所得矣。至所谓疏古，乃通身枝叶扶疏，气象浑雅；非不检之谓也。敬于此事，如禅宗，看话头，参知识，盖三十年；惜钝根所得，不过如此；然于近世文人痛病，多能言之。其最粗者，如袁中郎等，乃卑薄派，听明交游客能之。徐文长，乃琐异派，风狂才子能之。艾千子等，乃描摹派，占毕小儒能之。侯朝宗、魏叔子，进乎此矣；然枪棓气重。归熙甫、汪苕文、方灵皋，进乎此矣；然袍袖气重。能捭脱此数家，则掉臂游行，另有蹊径，亦不妨仍落此数家；不染习气者，入习气所不染；即禅宗入魔法也。”见《与舒白香》。又曰：“古文，文中之一体耳；而其体至正；不可余，余则支；不可尽，尽则敝；不可为容，为容则体下。方望溪曰：‘古文虽小道，失其传者七百年。’望溪之言若是；是明之遵岩王慎中震川归有光，本朝之雪苑侯朝宗勺庭魏禧尧峰汪琬诸君子，皆不得与乎望溪之所许矣！盖遵岩、震川，常有意为古文者也；有意为古文而平生之才与学，不能沛然于所为之文之外，则将依附其体而为之；依附其体而为之，则为支、为敝、为体下，不招而至矣！是故遵岩之文赡，赡则用力必过，其失也少支而多敝；震川之文谨，谨则置辞必近，其失也少敝而多支；而为容之失，二家缓急不同，同出于体下；集中之得者十有六七，失者十而三四焉；此望溪之所以不满也。李安溪先生曰：‘古文韩公之后，惟介甫得其法。’是说也，视望溪有加甚焉！敬当即安溪之意推之，盖雪苑、芍庭之失，毗于遵岩，而锐过之，其疾征于二苏氏。尧峰之失，毗于震川，而弱过之，其疾征于欧阳文忠公。欧与苏二家，所蓄有余，故其疾难形；雪苑、勺庭、尧峰，所蓄不足，故其疾易见。然望溪之于古文，则又有未至者；是故旨近端而有时而歧，辞近醇而有时而窳。近日朱梅厓等于望溪有不足之辞，而梅厓所得，视望溪益庳隘。文人之见，日胜一日，其力则日逊焉！敬生于下里，同州诸前达，多习校录，成考证专家；为赋咏者，或率意自恣，而大江南北以文名天下者，几于猖狂无理，排溺一世之人，其势力至今未已！疑指袁枚敬幸少乐疏旷，未尝捉笔，求若辈所谓文之工者而浸渍之，其道不亲，其事不习，故心不为所陷而渐有以知其非；后与同州张皋文、吴仲伦、桐城王悔生游，始知姚姬传之学，出于刘海峰；海峰之学，出于方望溪；及求三人之文观之，又未足以餍其心所欲云者！由是由本朝推之于明，推之于宋唐，推之于汉与秦，断断焉析其正变，区其长短，然后知望溪所以不满者，盖自厚趋薄，自坚趋瑕，自大趋小；而其体之正，不特遵岩、震川以下，未之有变；即海峰、姬传，亦非破坏典型，沉酣淫诐者；若是，则所谓为支、为敝、为体下者，皆其薄、其瑕、其小为之。如能尽其才与学以从事焉，则支者如山之立，敝者如水之去腐，体下者如负青天之高；于是积之而为厚焉，敛之而为坚焉，充之而为大焉。然所谓才与学者何哉？曾子固曰：‘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如是而已！皋文最渊雅，中道而逝。仲伦才弱，悔生气败。”见《上曹丽笙侍郎书》。又曰：“《海峰楼文集》细检量，论事论人未得其平，论理未得其正；大抵笔锐于本师方望溪而疏朴不及；才则有余于弟子姚姬传矣。而或者以洁目之；鄙见太史公之洁，全在用意捭落，千端万绪，至字句不妨有可议者；今海峰字句极洁，而意不免芜近，非真洁也！姬传以才短不敢放言高论；海峰则无所不敢矣，惧其破道也；又好语科名得失，酒食微逐，胸中得无滓秽太清耶！”见《与章澧南》。又曰：“朱梅崖，始终学韩公者也。大抵韩公天资近圣贤豪杰，而为文从经诸子入，故用意深博，用笔奥衍精醇。梅崖止文人，而为文又从韩公入，故词甚古，意甚今，求炼则伤格，求遒则伤调。自皇甫持正、李南纪、孙可之以后，学韩者皆犯之；然其法度之正，声气之雅，较之破度败律以为新奇者，已如负青天而下视矣！”见《答伊扬州书二》。又曰：“仲伦达心而懦。惕甫强有方而自是。仲伦之于道也俭，惕甫之于道也越。”见《上秦小岘按察书》。
其自叙学古文之经历以及临文之甘苦曰：“敬生四年，先府君教之四声，八年，学为诗，十一，学为文；十五，学六朝文，学汉魏赋颂及宋元小词；十七，学汉、唐、宋、元、明诸大家文，先府君始告以读书之序，穷理之要，摄心专气之验，非是不足以为文；于是复反而治小学，治经史百家，凡先府君手录天官地志物理人事诸书，亦得次第观之；然未有所发也，时于一二日中得一解而油油然；数十日中得一解而油油然；至索之心，诵之口，书之手，仍芒芒乎摇摇乎而已！先府君曰：‘此心与气之故也，不可以急治；当谨而俟之，减嗜欲，畅情志；嗜欲减，则不淆杂；情志畅，然后能立，能立然后能久大！’自是之后，敬不敢言文者十年！旋走京师，游中原，南极黔楚，与天下笃雅恭敬之士交，窃窥其言行著述，因复理先府君之言，欲有所论撰，而下笔迂回细谨，块然不能自举！呜呼！天地万物，皆日变者也，而不变者在焉，不变者，所以成其日变也。文者，生乎人之心。天地万物之日变，气为之，心之日变，神为之，神之变；速于气之变；而迂回之敝，循循然而缓，谨细之敝，切切然而急；于神皆有所阂焉，敢不力充之以求所以日变者哉！然而有不可变者。《典论》曰：‘学无所遗，辞无所假。’《史记》曰：‘择其言尤雅者著于篇。’可以观矣！”见《初集序目》。又曰：“近作《后二仆传》，见《初集》。仆人止可作小传，若将陈明光缘起叙入，亦非法，且笔下纠扰矣！细审之，其法皆自《史记》《汉书》来，无他谬巧，不过安放妥当耳！观此便可知前明及国朝诸家仆人传之非法也。张彦远《名画记》曰：‘失于自然而后神。失于神而后妙。失于妙而后精。精之为病也，而成谨细。自然者上品之上，神者上品之中，妙者上品之下。精者中品之中，谨细者中品之中。’不佞之文，其精与谨细之间乎！然《名画记》不列中下品；以下者即所谓‘近今之画，焕烂而求备，错乱而无旨’者是也。画如是；文可知矣。”又曰：“书日之法，始于《尚书》而详于《春秋》。《春秋》书鲁大夫之卒，《穀梁》言：‘日者正也；不日者恶也。’《公羊》则以不日为远。今考公子牙以后二十三人，贤与不肖，卒皆日；则不日者以远失之，《公羊》为是；故古者金石文卒皆书日也。《左传》：‘众父卒，公不与小敛，故不书日。’孔疏以季孙行父等证之；是君临宜日也。《文端碑》：原题《太子少师体仁阁大学士戴公神道碑铭》，见《初集》。书‘甲寅，皇上亲临丧次’，其法本此。至赐谥，赐祀贤良，赐祭，《春秋》无明文可比；然不日，则疑于与临丧同日矣，故谨书之。《春秋》于丧之归皆书日，桓公、昭公是也；故文端之丧至南昌，亦谨书之。葬之日不日，《公羊》有渴葬漫葬之说，而以不日为正；然《春秋》书鲁公之葬、夫人之葬各十，皆日；则他国之不日者，亦以远失之；非如《公羊》之说也；故文端之葬，亦谨书之。数条皆金石文通例也。若书三代封赠之法，其以一笔书者，必官封无异焉；今筤圃先生，文端之父有官阶，不可没；彭太夫人受夫封，亦不可没；是以前后详书，而中以如曾祖、如曾祖妣变文以隔之；此亦金石文通例也。其所以必三代排比书，不合书有官无官，有封无封，而一笔以封赠结之者，抑更有说。此文自嘉庆元年至如公式，以日排比书；举人，中书，以文端之年排比书；赐及第以后，以国家年号排比书；而于赐及第书文端之年，为上下转捩；盖前后数百言皆排比法，以见谨也；若书三代独不排比，则为文体不纯矣！《史记》《汉书》有排比数千言者，其后必大震荡之。此文实在前，虚在后；所以如此者，因通篇不书文端一事，故用排比法叙次家世科名官位，然后提笔作数十百曲，皆盘空捣虚，右回左转，令其势稽天匝地，以极震荡之力焉；此法近日诸家无人敢为，亦无人能为也！东坡《司马公神道碑》，虚在前，实在后；所以如此者，由一切事业，不足以尽文正，故竭力推阐在前，后列数大事，止闲闲指示，如浮云，如小石；此文正人之大，东坡手笔之大也！文端虽贤，必不敢自侪古人；敬才弱，必不敢犯东坡，因颠倒其局，用之；至变化则窃取子长，严整则窃取孟坚也。自南宋以来，束缚修饰，有死文，无生文；有卑文，无高文；有碎文，无整文；有小文，无大文。韩子诗曰：‘想当施手时，巨刃摩天扬。’南宋以后，止于水航之尺寸粗细用心，而不想施手时，故陵夷至此也！妇人称太，始于太姜、太任、太姒。战国始见太后之称。汉晋以来，有太夫人之称。其夫在不称太，乃定制于北宋，至今沿之。而夫妇皆亡，则仍不称太，与历代升祔不称太同。文端为修撰之时，筤圃先生夫妇相继而逝，故封一品时，应去太字。”见《上举主陈笠帆先生书》。又曰：“春麓先生乃天下后学典型，不止仕宦上流而已；敬初至浙江，即蒙异赏。今先生身后，得操笔墨以论次功德，何乐如之！原题《浙江分巡杭嘉湖道陕西候补道李公墓表》，见《初集》。惟是墓表之法，止表数大事，视神道碑庙碑体不同；视墓志铭体亦不同；墓志铭可言情言小事，表断不可；神道碑庙碑，凡崇宏宽博之言皆可揄扬，墓表必发明实事；故墓表之善最难。今止表浙江二事，其二事自为首尾，文即以之为首尾，而中间括诸事以隔之，此法《史记》《汉书》常用之而能使人不见；韩公偶用之即见，乃才之大小浅深也。昔欧公志尹河南，不知者颇有他说，欧公至为文力辩。今敬表春麓先生，自谓举一羽而知凤，睹一毛而知麟。”见《与李爱堂》。又曰：“作《同游海幢寺记》。见《二集》。此文儒为主中主，禅为主中宾，琴与诗为宾中主，画与棋与酒为宾中宾。其次序，前五节皆以禅消纳之，为后半重发无和尚张本；而儒止瞥然一见，如大海中日影，大山中雷声，此子长《河渠》《平准书》《伯夷》《屈原贾生列传》法也。海幢形势佳胜，先于独游时写足；入同游后，不必烦笔墨；此子长《项羽本纪》《李将军传》法也。敬古文尽出子长；其孟坚以下，时参笔势而已！”见《与黄香石》。又曰：“光禄公人伦模楷，专立祠堂，颂述功德，敬得附名其间，可谓幸甚！惟命以作记。敬思记体谨严，唐宋诸名人，虽破体为之，不过抑扬唱叹以远神激荡而已；氏族官位，既不能详列；学问事功，又不能实载；是以改作祠堂碑铭，原题《前光禄寺卿伊公祠堂碑铭》，见《二集》。可以用大笔发扬，用重笔结束。太夫人祔庙，亦于体得书矣。古者讲学之人，祠堂记多称号称先生，今用祠堂碑例，宜称官称公。道学异同，若入碑文中，少涉笔，则不透彻；多涉笔，则辩体论体矣；不涉笔，则通篇之文如玉卮无当，玉盘缺角；故起首推明朱子之学，后列高宗之谕及文恭之论，君友共证明之，递入铭中，可以纵横往来，使铭辞浏然确然，与碑文相照耀；乃变法中正法也！”见《答伊扬州书三》。又曰：“史笔不难于简，难于有余，最为高识名论。敬更有进者；王右军写《乐毅》，则情多拂郁；书《画赞》，则意涉瑰奇；《黄庭经》则怡怿虚无；《太史箴》又纵横争折。此如太史公传《儒林》《循吏》，皆笔笔内敛，与《游侠》《酷吏》不同。是以敬于《邓公志》文，不敢纵宕行之，遂致神太迫，气太劲！原题《汉中府知府护汉兴道邓公墓志铭》，见《二集》。若《儒林》《循吏》，神与气何尝不有余；此古人之不可及也！”见《答邓鹿耕书》。
其论佛经之文曰：“凡佛经之说，其辞旨无甚大异。《楞伽经》不立一义，而诸义皆立，悉与《金刚经》相比；惟艰晦过当。达摩至中国，扫除一切文字，以此经付慧可大师；盖艰则难入；晦则难出；难入则意识无所用；难出则怡然涣然者，皆得之自然；乃即文字中断文字障法也！至鸿忍大师易以《金刚经》，简直平易，人皆乐从，故道法大行，而禅复流于文字；此五宗语录之所以歧互也！经中开卷斥百八句皆非，则全经语句无著为最胜处。盖《金刚经》先说法，后说非法；此经先说非法，后说法；一而已矣！其言不离妄想，即见正智；与《楞严》无始生死，根本无始元清净体义同；与《法华经》是法非思量分别之所能解，惟有诸佛乃能知之义亦同。佛法岂在多求耶！”见《楞严经书后一》。“如此下语，人以恽子居为宋学者固非，汉唐之学者亦非；要之男儿必有自立之处，不随人作计，如蚊之同声，蝇之同嗜，以取富贵名誉也！”见《得方九江》。又曰：“《维摩诘经》，鸠摩罗什所译大乘经，史称与释道安相合，白大传曰：‘证无生忍，造不二门，住不可思议解脱，莫极于《维摩经》’；盖指其中精语言之，行文则弇陋平杂，不足观也。其经之全指，在注明维摩诘示疾为缘起；盖佛教人出家，而维摩诘以居士见身，故此经佛道品言烦恼泥中有众生起，佛法乃即病与药耳！然执药治病，药即病矣；故下章入不二门品，尽扫除之，所以为大乘经也！如此义谛，惟佛地位能决之，诸弟子并大菩萨，岂任问此疾耶！盖全指皆出于佛，而笔授非过量人，虽释道安、鸠摩罗什无如之何也。”见《维摩诘经书后》。持之有故，强辩急论，要删其指以备一家之言云。
茗柯文初编一卷 二编二卷 三编一卷 四编一卷 补编二卷 外编二卷
武进张惠言字皋闻撰。惠言，嘉庆己未进士，官编修；其文初二三三编皆惠言自定；四编则其甥董士锡选录；而《补编》《外编》，则其门人仁和陈善以所藏遗稿属光泽高澍然写定。《四编》以上，其师仪征阮元于嘉庆十四年序而刊之。至同治八年，惠言之曾孙曰式曾者写录重刻；湘乡曾国藩序焉。惠言由词赋以为古文，盖吾宗伯坰及桐城王灼开其涂辙，而因以得法于刘大櫆者也。惠言与恽敬同里欢好，观其议论文章，切道德，以为凡余之友，未有如子居之深相知者。而敬《大云山房文稿》有《与汤编修书》，论惠言之所以为学者甚详。其辞曰：“皋闻为人，其始为词章，志欲如六朝诸人之所为而止；已迁。而为昌黎、庐陵；已迁而为前后郑；已迁而为虞、许、贾、孔诸儒；最后迁而为濂、洛、关、闽之说；其所学皆未竟，而世徒震之，非知皋闻者也！皋闻寡欲多思；寡欲，故言行多行于自然，而有为者鲜；多思，故事艺皆出于必然，而无为者亦鲜。自然必然二者合之，进道之器也；然有为者鲜，则于道易近；无为者亦鲜，则于道易远；必也有为者亦归于无为，则庶几于斯道乎！”今按集中，有词赋之文，有韩欧之文，亦有汉儒虞郑之学，而无濂洛关闽之说，意为之而未及发也。而曾国藩序，则盛推惠言之不以考据之琐碎害词章，不以词赋之涂泽为古文，并行不悖，各适其可；其辞曰：“文章之变多矣，高才者好异不已，往往造为瑰玮奇丽之辞，仿效汉人赋颂，繁声僻字，号为复古，曾无才力气势以驱使之，有若附赘悬瘤，施胶漆于深衣之上，但觉其不类耳！叙述朋旧，状其事迹，动称卓绝，若合古来名德至行，备于一身；譬之画师写真，众美毕具，伟则伟矣；而于其所图之人，固不肖也！吾尝执此以衡近世之文，能免于二者之讥实鲜；蹈之者多矣！皋闻先生编次《七十家赋》，评量殿最，不失铢黍；自为赋亦恢宏绝丽；至其他文，则空明澄澈，不复以博奥自高。平生师友，多超特不世之才；而下笔称述，适如其量，若帝天神鬼之监临，褒讥不敢少溢；何甚慎欤！自考据家之道既昌，说经者专宗汉儒，厌薄宋世义理心性等语，甚者诋毁洛闽，披索疵瑕，枝之搜而忘其本，流之逐而遗其源；临文则繁征博引，考一字，辨一物，累数千万言不能休，名曰汉学；前者自矜创获；后者附和偏诐而不知返，君子病之！先生求阴阳消息于《易》虞氏，求前圣制作于《礼》郑氏，辨《说文》之谐声，剖晰毫茫；固亦循汉学之轨辙；而虚衷研究，绝无陵驾先贤之意，萌于至隐；文词温润，亦无考证辩驳之风；尽取古人之长，而退然若无一长可恃，其蕴蓄者厚，遏而蔽之，能焉而不伐，敛焉而愈光，殆天下之神勇，古之所谓大雅者欤！”大抵惠言与恽敬同开阳湖，出于桐城而自为变化。姚鼐由归有光以敩欧阳修而蕲于洁适，其蔽也，谨细有余而不足于雄奇！惠言由刘大櫆以模韩愈而持以庄敬，其蔽也，矜持太过而或损其神明！恽敬取变化于史公，取严整于班书，而词笔则出王介甫；其为文也峭悍以肆。惠言取变化于庄子，取色泽于《骚》赋，而体段则学韩退之；其为文也瑰丽而矜。恽敬敩史公之遒变，而恢诡不如；惠言有韩笔之紧健，而气焰特逊。恽敬予智自雄，不免矜厉；而惠言泽古者深，又患模拟；如《黄山两赋》之模《离骚》，《七十家赋钞目录序》之模《庄子·天下篇》，《周易郑荀义序》之模太史公谈《六家要指》，《毕训咸咏史诗序》之模韩愈《原毁》，《庄达甫无名人诗序》之模《送王埙序》，《先祖妣事略》《先妣事略》之模归有光《先妣事略》，《书左仲甫事》之模韩愈《柳州罗池神庙碑》及孙樵《书何易于》，蹊径未化，其昭然者也；差幸智过其师，自出机杼，故不以模拟为嫌。采录可诵，写目如左。
赋类 游黄山赋 黄山赋 寒蝉赋 秋霖赋 望江南花赋 竹楼赋 蕉花赋 馆试灵台偃伯赋 馆试蜡宾说礼赋 馆试大恺乐赋 爱石图赋 拟庾子山七夕赋
序跋类 七十家赋钞目录序 庄先生遗文后序 周易虞氏义序 周易郑荀义序 易义别录序 词选序 毕训咸咏史诗序 庄达甫无名人诗序 杨云珊览辉阁诗序 庄达甫摄山采药图序 说江安甫所钞易说 雁黄残稿序代
书牍类 与左仲甫书 上阮中丞书
赠序类 送张文在分发甘肃序 赠毛洋溟序 送钱鲁斯序 送计伯英归吴江序
传状类 周维城传 济南知府庄君传 先府君行实 先祖妣事略 先妣事略 赠文林郎袁君家传 袁太孺人传 陈长生传
碑志类 庄君墓表 封文林郎恽君墓志铭 杨君茹征墓志铭 恭城知县陆君祠版文 江安甫葬铭 陆以宁墓志铭 例赠文林郎许君墓志铭 故儒林郎祝君墓志铭
杂记类 书左仲甫事 书山东河工事 关东纪程
哀祭类 祭江安甫文 告安甫文三首 祭金先生文 祭曹大司农文代 公祭汤太夫人文
右文五十六篇。大抵文章原本词赋，经学尤邃《虞易》。其论《易纬》曰：“纬者，其原出于七十子之徒，相与传夫子之微言，因以识阴阳五行之序，灾异之本也。盖夫子五十学《易》而知天命。子贡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是以其言者，六艺之文著之。其难言者，游夏之徒，或口受其传指，益增附推阐以相传授。秦汉之间，师儒第而录之，其亦有技术之士，以其所能推说于篇，参错间出，故其书杂而不能醇。刘歆之于纬，精矣！当其时，河洛之文大备。而《七略》不著录，将以符命之学，出于其中，在所禁秘耶？郑康成氏，汉之大儒，博通古文，甄录而为之注；则纬之出于圣门，而说经者之不可废也审矣！至隋，而六经之纬亡灭，惟《易》独存！《后汉书注》载其目曰：《稽览图》、《乾凿度》、《坤灵图》、《通卦验》、《是类谋》、《辨终备》；宋而更有《乾元序制记》、《乾坤凿度》。宋儒排而摈之，讫于元明，亡佚既多；其近完存者；《稽览图》、《乾凿度》、《通卦验》。《稽览图》论六日七分之候，《通卦验》言八卦晷气之应，此孟京氏阴阳之学。《乾凿度》论乾坤消息，始于一，变而七，进而九，一阴一阳相并而合于十五，统于一元，正于六位，通天意，理人伦，明王度，盖《易》之大义，条理毕贯，自诸儒莫能外之；其为夫子之绪论，田杨以来先师所传习，较然无疑！”见《易纬略义序》。“《易》之传，自商瞿子以至田生惟一家，焦氏后出；及费氏为古文，而汉之《易》有三。自是之后，田氏之《易》，杨、施、孟、梁邱、高氏而五，惟孟氏久行。焦氏之《易》，为京氏。费氏兴而孟京微焉！夫以传述之统，田生、丁将军之授受，则孟氏为《易》宗无疑；而其行不及费氏者，以传授者少；而费氏之经，与古文同，马融、郑康成为之传注故也。王弼注行而古师说微！孔颖达正义行而古《易》书亡！”见《易义别录序》。
其论汉《易》三家曰：“汉儒说《易》，大致可见者三家：郑氏、荀氏、虞氏。郑、荀，费氏《易》也。虞，孟氏《易》也。郑氏言礼。荀氏言升降。虞氏言消息。昔者伏羲作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离艮兑消息；郑氏赞《易》实述之。至其说经，则以卦爻无变动，谓之彖辞。夫七八者彖；九六者变；经称用九用六，而辞皆七八，名与实不相应，非伏羲之旨也；爻象之区既隘，则乃求之于天，乾坤六爻，上系二十八宿，依气而应，谓之爻辰，若此，则三百八十四爻，其象十二而止，殆犹嫌焉；此又未得消息之用也。然其列贵贱之位，辨大小之序，正不易之伦，经纶创制，吉凶损益，与《诗》《书》《礼》《乐》相表里，则诸儒未有及之者也。荀氏之说消息，以乾升坤降，万物始乎泰，终乎否。夫阴阳之在天地，出入上下，故理有易有简，位有进有退，道有经有权，归于正而已；而荀氏言阳常升而不降，阴常降而不升，则姤遁否之义，大于既济也。然其推乾坤之本，合于一元，云行雨施，阴阳和均，而天地成位，则章章乎可谓得《易》之大义者也！虞氏考日月之行以正乾元，原七九之气以定六位，运始终之纪以叙六十四卦，要变化之居以明吉凶悔吝，六爻发挥旁通，乾元用九，则天下治，以则四德，盖与荀同原而闳大远矣！王弼之说，多本郑氏而弃其精微，后之学者习闻之，则以为费氏之义如此而已！其盈虚消长之次，周流变动之用，不详于《系辞》《彖》《象》，概以为不经。若观郑荀所传卦气十二辰八方之风，六位世应，爻互卦变，莫不彰著。刘向有言：‘《易象》皆祖田何，杨叔、丁将军大谊略同’；岂不信哉！”见《周易郑荀义序》。
其论《虞氏易》曰：“自汉成帝时刘向校书，考《易》说，以为诸家皆祖田何，杨叔、丁将军大义略同，惟京氏为异。而孟喜传《易》家阴阳，其说《易》本于气，而后以人事明之，八卦六十四象，四正七十二候，变通消息，诸儒皆祖述之，莫能具。当汉之季，扶风马融作《易传》，授郑康成。康成作《易注》。而荆州牧刘表，会稽太守王朗，颍川荀爽，南阳宋忠，皆以《易》名家，各有所述。惟翻传孟氏学，作《易注》，自称高祖父故零陵太守光少治孟氏《易》。曾祖父故平舆令成缵述其业。至祖父凤，最有旧书，世传其业；至翻五世。其言《易》以阴阳消息六爻，发挥旁通，升降上下，归于乾元用九而天下治，依物取类，贯穿比附，始若琐碎，及其沉深解剥，离根散叶，鬯茂条理，遂于大道，后儒罕能通之！自魏王弼以虚空之言解《易》，唐立于学官；而汉世诸儒之说微；独资州李鼎祚作《周易集解》，颇采古《易》家言，而翻注为多！其后古书尽亡，而宋道士陈抟以意造为《龙图》，其徒刘牧以为《易》之《河图》《洛书》也。河南邵雍又著《先天后天》之图，宋之说《易》者翕然宗之，以至于今，牢不可破；而《易》阴阳之大义，盖尽晦矣。清兴百年，元和征士惠栋始考孟、京、荀、郑、虞氏古义，作《易汉学》；又自为解释，曰《周易述》；然掇拾于已废之后，左右采获，十无二三，其所述大抵宗祢虞氏，而未能尽通，则旁征他说以合之。盖从唐、五代、宋、元、明，朽坏散乱千有余年，区区修补摭拾，欲一旦而其道复明，斯固难也！翻既承世学，又具见马、郑、荀书，考其是非，故其义为精。又古书亡，而汉魏师说可见者十余家，惟郑、荀、虞三家，略有梗概可指说；而虞又较备，然则求七十子之微言，田何、杨叔、丁将军之所传者，舍虞氏之注，何所自焉！”见《周易虞氏义序》。
其论赋之原流曰：“赋乌乎统？曰统乎志。志乌乎归？曰归乎正。夫民有感于心，有概于事，有达于性，有郁于情，故有不得已者而假于言。言，象也，象必有所寓；其在物之变化，天之漻漻，地之嚣嚣，日出月入，一幽一明，山川之崔蜀杳伏，畏佳林木，振硪溪谷，风云霜雾，霆震寒暑，雨则为雪，霜则为露，生杀之代新而嬗故，鸟兽与鱼，草木之华，虫走螘趋，陵变谷易，震动薄蚀，人事老少，生死倾植，礼乐战斗，号令之纪，悲愁劳苦，忠臣孝子，羁士寡妇，愉佚愕骇，有动于中，久而不去，然后形而为言；于是错综其词，回牾其理，铿锵其音以求理其志，其在六经则为《诗》。《诗》之义六：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六者之体，主于一而用其五，故风有雅颂焉，《七月》是也；雅有颂焉，有风焉，《烝民》《崧高》是也。周泽衰，礼乐缺，《诗》终三百，文学之统息。古圣人之美言，规矩之奥趣，郁而不发，则有赵人荀卿，楚人屈原，引词表恉，譬物连类，述三王之道以讥切当世，振尘滓之泽，发芳香之鬯，不谋同称，并名为赋；故知赋者，诗之体也。其后藻丽之士，祖述宪章，厥制益繁；然其能者之为之，愉畅输写，尽其物，和其志，变而不失其宗；其淫宕佚放者为之，则流遁忘返，坏乱而不可纪！谲而不觚，尽而不觳，肆而不衍，比物而不丑，其志洁，其物芳，其道杳冥而有常，此屈平之为也，与风雅为节，涣乎若翔风之运轻赮，洒乎若玄泉之出乎蓬莱而注渤澥！及其徒宋玉、景差为之，其质也华然，其文也纵而后反，虽然，其与物椎拍宛转，冷汰其义，毂于物，芴芴乎古之徒也！刚志决理，断以为纪，内而不污，表而不著，则荀卿之为也，其原出于礼经，朴而饰，不断而节。及孔臧、司马迁为之，章约句制，奡不可理，其辞深而旨文，确乎其不颇者也！其趣不两，其于物无强力，若枝叶之附其根本，则贾谊之为也，其原出于屈平，断以正义，不由其曼。其气则引费而不可执，循有枢，执有庐颉，滑而不可居，开决宧穾而与万物都，其终也芴莫而神明为之橐，则司马相如之为也，其原出于宋玉。扬雄恢之，胁入窍出，缘督以及节，其超轶绝尘而莫之控也。其波骇石咢而没乎其无垠也。张衡盱盱，块若有余，上与造物为友，而下不遗埃墟；虽然，其神也充，其精也苶！及王延寿、张融为之，杰格拮，钩孑菆牾而俶佹可观，其于宗也无蜕也。平敞通洞，博厚而中，大而无瓠，孙而无弧，指事类情，必偶其徒，则班固之为也，其原出于相如，而要之使夷，昌之使明。及左思为之，博而不沉，赡而不华，连犿焉而不可止。言无端厓，傲倪以为质，以天下为郛廓，入其中，眩震而谬悠之，则阮籍之为也，其原出于庄周；虽然，其词也悲，其韵也迫，幽患之词也！涂泽律切，荂纷悦，则曹植之为也，其端自宋玉，而枿其角，摧其牙，离其本而抑其末，浮华之学者，相与尸之，率以变古；曹植则可谓才士矣，搰搰乎改绳墨，易规矩，则佞之徒也！不搰于同，不独于异，其来也首首，其往也曳曳，动静与适，则陆机、潘岳之为也，其原出于张衡、曹植，矫矫乎振时之俊也！以情为里，以物为襮，镵雕风云，琢写支鄂，其怀永而不可忘，岔乎其气，煊乎其华，则谢庄、鲍照之为也，江淹为最贤，其原出于屈平《九歌》；其掩抑沉怨，冷冷轻轻，其纵脱浮宕而归大常，鲍照、江淹，其体则非也，其意则是。逐物而不反，骀宕而驳舛，俗者之囿而古是抗，其言滑滑而不背于涂奥，则庾信之为也，其规步矱骤，则扬雄、班固之所引衔而控辔；惜乎，拘于时而不能骋；然而其志达，其思哀，其体之变则穷矣！后之作者概乎其未之闻也。”见《七十家赋钞目录序》。
其《自序》曰：“余少学为时文，穷日夜力，屏他务为之十余年，乃往往知其利病。其后好《文选》辞赋，为之又如为时文者三四年。余友王悔生灼见余《黄山赋》而善之，劝余为古文，语余以所受于其师刘海峰者；为之一二年，稍稍得规矩。已而思古之以文传者，虽于圣人有合有否，要就其所得，莫不足以立身行义，施天下，致一切之治。荀卿、贾谊、董仲舒、扬雄以儒。老聃、庄周、管夷吾以术。司马迁、班固以事。韩愈、欧阳修、曾巩以学。柳宗元、苏洵、轼、辙、王安石虽不逮，犹各有所执持，操其一以应于世而不穷。故其言必曰道，道成，而所得之浅深醇杂，见乎其文。无其道而有其文者，则未有也！故乃问而考之于经，求天地阴阳消息于《易》虞氏，求古先圣王礼乐制度于《礼》郑氏，庶窥微言奥义以究本原。已而更先太孺人忧，学中废。嘉庆之初，退郑学于歙金先生，三年图《仪礼》十卷，而《易义》三十九卷亦成，粗以述其迹象，辟其户牖。若乃微显阐幽，开物成务，昭古今之统，合天人之纪，若涉渊海其无涯涘。贫不能自克，复役役于时；自来京师，殆又废弃。呜呼！余生四十矣。计自知学在三十以后，中间奔走忧患，得肆力于学者才六七年；以六七年之力而求所谓道者，敢望其有得耶！使余以为时文辞赋之时毕为之，可得二十五年；其与六七年者相去当几何！惜乎其弃之而不知也。然余之知学于道，自为古文始！”见《文稿自序》。“钱鲁斯伯坰长余二十四岁，以尝从先君子受经，故余幼而兄事之。鲁斯以工作书为诗名天下，交友遍海内。余年十六七岁时，方治科举业，间以其暇学鲁斯为书，书不工；又学鲁斯为诗，诗又不工；然鲁斯尝诲之。越十余年，余学为古辞赋；乾隆戊申自歙州归，过鲁斯而示之，鲁斯大喜，顾而谓余：‘吾尝受古文法于桐城刘海峰先生，顾未暇以为。子傥为之乎？’余愧谢未能。已而余游京师，思鲁斯言，乃尽屏置曩时所习诗赋若书不为而为古文，三年乃稍稍得之，而余留京师六年，归更太孺人之忧，复游浙中，转入歙；而鲁斯客湖南北久乃归，参差不得见者十三年。今年夏，余自歙来杭州；留数月，一日，方与客遇，有然而来者，则鲁斯也！其言曰：‘吾见子古文，与刘先生言合。今天下为文，莫子若者！子方役役于世，未能还乡里。吾幸多暇，念久不相见，故来与子论古文。’鲁斯遂言曰：‘吾曩于古人之书，见其法而已，今吾见拓于石者，则如见其未刻时；见其书也，则如见其未书时。夫意在笔先者，非作意而临笔也。笔之所以入，墨之所以出，魏、晋、唐、宋诸家之所以得失，熟之于中而会之于心，当其执笔也，繇乎其若存，攸攸乎其若行，冥冥乎，成成乎，忽然遇之而不知所以然，故曰意。意者非法也，而未始离乎法，其养之也有源，其出之也有物，故法有尽而意无穷。吾于为诗，亦见其若是焉；岂惟诗与书，夫古文亦若是则已耳！’呜呼！鲁斯之于古文，岂曰法而已哉！抑余之为文，何足以与此！”见《送钱鲁斯序》。
其论篆书曰：“凡事得其所从入，然后可以决是非。夫篆径生隶，隶密生分，分饬生楷，原流体降，不紊由来，则笔法可知。而分楷之法，所以传者，由作者代工，而古刻多有。今篆文之存于金石者尠矣！讹赝者又甚焉！学者不见古文，各以意为点画。至如《琅邪》《峄山》，形具焉尔，《陈仓石鼓》，世疑非真；然揆厥典型，此为最也！若乃汉人之书，碑碣额署，粲然犹存；大都奇恣纵宕，鸟龙扰，其笔墨之所出入，意象之所来往，隅锷之所激厉，波澜之所动澹。盖亦足以寻其毛角，会其神恉者矣！唐李阳冰书自出新意，一为工整；昔人谓其笔法如虫蚀鸟步：今观所传《怡亭石刻》，奔放跳跃，其于古法，轨辙犹存；余者率妸媚纤脆，盖是俗工摹刻，非其始然！而世之学者，局于所见，苟遂固陋，谓传刻之形为真，訾汉人之书谓诡异，谓篆法不得与楷分同，岂不谬哉！今钱献之玷以其妍俗鄙陋之书，自是所学，以为斯冰之后，直至小生。京师名士盛为篆学，大抵无虑奉为宪章，横街塞衢，牢不可破！余夙好此，未能用力，偶以意作书，为诸老先生所诃怪！独见当世能篆书者，有怀宁邓石如字顽伯，为之甚工；曾一至京师，京师之名能书者，争摈斥之，默默以去。而惜其人拓落，又无他才，众人见其容貌，因而轻之，不足以振所学！”见《与钱鲁斯序》。凡所论议，逐迹穷源，次取其语，足备考览。
养一斋文集十九卷 补遗一卷
武进李兆洛字申耆撰。兆洛，嘉庆进士，官安徽凤台县知县；以通儒硕望有闻州部；藏书卷逾五万，皆手加丹铅，校羡脱，正错牾；矢口举《十三经》辞，无遗失，上自汉唐，下及近世诸儒说，条别得失，不检本。尤嗜舆地学，备购各省通志，较亘千余年来水地之书，证以正史，刊定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之与原史不符者。同时交好，如泾县包世臣、仁和龚自珍，敛手交推。集首冠《李凤台传》，即出包世臣手。晚年主江阴之暨阳书院；余伯祖荫湘公，讳维樾余祖榕初公，讳维桢皆受业为弟子。集中《钱君鉴远传》，即余高祖，讳士镜而卒之曰：“子浩，能守其业，而阔达如之，延名师课子，尽其敬。维樾、维桢皆补弟子员矣，亹然进取，所至未可量也！”又系赞曰：“食其报者，其在维樾、维桢矣！”又《似山居图记》为余曾祖观涛公作，讳即浩也；文中称“使令子维桢，索余记之。”又《跋恒星图》云：“命江阴六生承如、宋生景昌、六生严、徐生思锴、无锡钱生维樾，谨遵《钦定仪象考》，成《岁差加减表》。”又《陆傅严元鼎易参跋》云：“无锡钱生荫湘家藏是书，持以示余。”兆洛与桐城方东树、姚莹、新城陈用光、宜兴吴德旋，上下议论，四人者，皆治桐城家言，而兆洛不囿于其说，其论文以不分骈散，导源汉魏，实开同光以来不立宗派古文家法脉；张之洞《书目答问》古文家有不立宗派古文家一目。包世臣所为传，谓“时论盛推归方，崇散行而薄骈偶；君则谓唐宋传作，皆导源秦汉，秦汉之骈偶，实唐宋散行之祖”者也；以故集中所录，骈散杂出；然议论非不俊伟，而诵所作，殊未成家！骈文气敝色黯，绝无光响。散文体窳辞肤，不见精悍。时欲为魏晋之朗润，而无其风华；亦有放欧苏之机利，而逊其气调；左支右诎，无适而可；视张惠言，无其骨重；比之恽敬，又嫌气薄；阳湖三家，不无蛇足之诮！观集中《复陈石士侍讲书》曰：“兆洛质仅中人，学乖深造，虽不废诵读，而以粗致驳，以驳致陋，迄无所就；至所为诗文，类多牵率酬应，阅时见之，未尝不赧然汗下也！况敢自彰露以播其恶哉！”则亦未尝无自知之明；然其至者，亦复矜平躁释，自然和雅。而遗集编录，出之及门，徒以多为贵。《初刊本》，为咸丰二年高承钰裒辑同门所藏，以聚珍板排印为二十六卷，尤卑弱猥琐，且有私意窜改糅杂其间；识者病之！此二十卷，为光绪四年戊寅，兆洛之曾孙曰阳者所重刊本，云已删汰讹伪；然犹有未尽善者！采录可诵，篇目如左。
序跋类 骈体文钞序 凤台县志序 凤台食货志序 凤台沟洫志序 凤台选举志序 凤台人物志序 蔬园诗序 凤氏经说序 皇朝文典序 旧言集序 鸥亭诗集序 太玄阐秘序 周官记序 诗古微序 诒经堂续经解序 两汉五经博士考序 珍艺先生遗书序 小湖诗钞序 邹道乡先生集序 郑愿廷先生集序 赵厚子岱顶看云图序 姚石甫文集序 天籁集序 爱石图题辞续编序 十三经断句序 诗经申义序 过学斋诗钞序 南汉纪序 抱经堂诗钞序 说文述谊序 后汉三公年表序 杨舍郭氏宗谱序 梦游图序 师竹轩赋钞序 跋咸淳毗陵志 跋孙文介公书 跋孙虔礼书景福殿赋 跋恽南田书 跋吴山子游小幕山记后 跋米襄阳书高渤海诗真迹 书完白翁传后 唐荆川先生墨迹书后 跋杨忠烈公手札 跋左忠毅公手札 跋张子琴缙封 藏文衡山札 跋唐营若千字文 皇明修文备史书后 跋恽南田楷书杜诗 跋邓完白真书 跋方彦闻隶书 跋祝京兆小草书杜诗卷 跋元人画卷 鹅群帖跋 自题草书临本后
奏疏类 谢赐平定教匪纪略疏代
书牍类 与祝子常三首 答陶云汀宫保 答汤子垕 与方植之 与邓生守之三首 答穆鹤舫中堂
赠序类 送沈侠侯学博归老序 邓守之字说
传状类 伯兄五初先生行述 江苏学政辛公行述 光禄寺卿康公行状 孝廉方正祝君行状 附监生考取州吏目庄君行状 明登莱巡抚陶朗先传 桐城姚氏姜坞惜抱两先生传 庄珍艺先生传 循吏静溪康公传 外祖奚蕉峰先生传 无心居士小传 沈君梦塘传 董君方立传 礼部刘君传 张君翰风传 陆君劭文传 方君彦闻传 祝君赓飏家传 贤令黄君仁山传 管生孝逸传 黄潜夫家传 沙生慎之小传 旧言集诗人小传
碑志类 永康州知州方君墓志铭 庆阳府知府盛君墓志铭 东湖县知县洪君墓志铭 旌德县知县陈君墓志铭 石如邓君墓志铭 北江邹君祠版文 署礼部左侍郎康公太夫人顾氏神道碑 魏母符宜人墓志铭 湖南巡抚左公墓志铭 贵溪县知县陆君墓志铭 庆阳府知府薛君墓志铭 涧顾君墓志铭
杂记类 墨石潭顺济龙王庙碑记 玛瑙泉别墅记 移建奎星阁碑记 修凤台县署续记 怀远县重修文庙碑 修承贤馆记 赵收庵先生行药图记 同车图记 季仙九天香常伴图记 陶氏复园记 隐真居记 康竹吾主客图记 似山居图记 游浮山记
箴铭类 凤台厅壁二箴 淮南旧垒甓铭 制古砖砚橱铭其扉 闲啄斋铭 墨磨铭 端砚铭 灯屏铭 周忠毅公遗印铭 笔筒铭
颂赞类 皇上六旬万寿恭颂 再为宜兴史自怡题蒲团小照 题汪稚山独立大师禅话 题东魏永平四年玉佛造像本偈
哀诔类 赵收庵先生诔辞 青州府同知赵公沈宜人哀赞 萧母吴太宜人诔 江苏学使辛筠谷先生诔
右文一百三十四篇。论文不分骈散，论学兼综汉宋。其论治经之法曰：“无独是之见者，不可与治经，蔽于所不见也，众喙若雷，此挽彼推，颓靡而已。守独是之见者，不可与治经，蔽于其所见也；盛气所铄，不顾迕错，虚诡而已。”见《诗古微序》。“是故治经之途有二：一曰专家；确守一师之法，尺寸不敢违越，唐以前诸儒类然。一曰心得；通之以理，空所依傍，惟求乎己之所安，唐以后诸儒类然。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专家是也。孟子曰：‘以意逆志，是谓得之。’心得是也。能守专家者，莫如郑氏康成，而其于经也，泛滥博涉，彼此通会，故能集一代之长。能发心得者，莫如朱子，而其于经也；搜采众说，惟是之从，故能为百世之宗。孟子曰：‘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不约，不足以成学。不博，则约于何施！彼治专家而遂欲尽废后来之说；矜心得而遂欲悉屏前人之言；皆专己守残，自益其孤陋者也！”见《诒经堂读经解序》。“尝谓汉宋纷纭，亦事势相激使然！明代以八股取士，学士低首束缚于集注之日久；久则厌而思遁！一二才智之士，凿空造奇，一遁而之子，再遁而之史，然皆不能越集注范围。汉学兴，于是乎以注攻注，以为得计；其实非为解经，为八股耳！一二君子倡之于前，无识者乃藉以取名，或甚以此希取富贵，波流至今日而极；而掇拾愈细，其味愈薄，亦稍有厌之者矣！”见《与方植之》。
其论治经必先断句曰：“授句读，童子师事也，言学者或略焉！夫经之为书，托于文字，传于声音，显于训诂，定于章句；因文以记音，音别而后求训焉；累文以成句，句别而后求章焉。独文为训，连文而殊。孤句立解，累句而异。句者，文字声音诂训之会，而发挥事理，斐然成章之所始也。故大学始事，即曰离经；离之而后合之也。独字不可诵，句而后可诵，声之引也。声之引资乎气，当讽诵时，缓急出入周疏迟速高下之节出焉，而气随之，而心之解悟因之。善讽诵者，句读明而义理自见，入于耳而不烦于言，气为之也。气之所为眇矣，能授诸神而达之于心。古人诵诗即以学乐，即诗之句读，而乐之曲直，繁缛节奏，一以贯之也。古人之文，如其口语；句读即其辞气云尔。辞气得，则诵其文，如闻其语。故《殷盘》《周诰》，号为诘屈；讽诵之久，心神爽然，有心能领之而口不能传之者焉！至于义理之释，凭于字句；一字之上属下属，一句之或绝或连，其差甚微，违迕斯大！刘歆移让博士，已有分文析字之讥，虎观诸儒，此类弥广。康成以下经师竞出新致，几于望文生义，各以意属；而持之成理，或末师贤于往古。此又多师之藉也；而徒以为童子师之事乎哉！”见《十三经断句序》。
其论古文之出于骈以砭末流曰：“天地之道，阴阳而已；奇偶也，方圆也，皆是也。阴阳相并俱生，故奇偶不能相离，方圆必相为用。道奇而物偶，气奇而形偶，神奇而识偶。孔子曰：‘道有变动，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离，故曰文。’又曰：‘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相杂而迭用，文章之用，其尽于此乎！六经之文，班班具存，自秦迄隋，其体递变，而文无异名。自唐以来，始有古文之目，而目六朝之文为骈俪；而为其学者，亦以是为与古文殊路。既歧奇与偶为二，而于偶之中，又歧六朝与唐与宋为三。夫苟第较其字句，猎其影响而已；则岂徒二焉三焉而已，以为万有不同可也。夫气有厚薄，天为之也。学有纯驳，人为之也。体格有变迁，人与天参焉者也。义理无殊途，天与人合焉者也。得其厚薄纯杂之故，则于其体格之变，可以知世焉；于其义理之无殊，可以知文焉。文之体，至六代而其变尽矣；沿其流极而溯之以至乎其源，则其所出者一也。吾甚惜夫歧奇偶而二之者之毗于阴阳也！毗阳则躁剽，毗阴则沉膇，理所必至也！于相杂迭用之旨，均无当也！”见《骈体文钞序》。“古之言文者，吾闻之矣，曰云汉之倬也，虎豹之文也，郁郁也，彬彬也；非是谓之野！今之言文者，吾闻之矣，曰孤行一意也，空所依傍也，不求工也，不使事也，不隶词也；非是谓之骈！唐以前，为文者必宗秦汉；唐以后皆曰宗韩退之。退之亦宗秦汉者也；而裴晋公之讥退之也，曰：‘恃其绝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律制，而以文为戏。’又曰：文之异，在气骨之高下，思致之深浅；不在磔裂章句，隳废声韵也。’昔之病退之者，病其才之强；今之宗退之者，则又病其才之弱矣！然则今之所谓文，毋乃开蔑古而便枵腹矣乎！业此者，既畏骈之名而避之；或又甘乎骈之名，而遂以齐梁为宗。夫文果有二宗乎？吾欲人知骈之本出于古也，为选以式之，而名之曰《骈体文钞》；亦欲使人知古者之未离乎骈也。”见《答庄卿珊附代作骈体文钞序》。“今之古文家，但言宗唐宋，而不敢宗两汉；所谓宗唐宋者，又止宗其轻浅薄弱之作，一挑一剔，一含一咏，口牙小慧，陋庸词，稍可上口，已足标异；于是家家有集，人人著书；其于古则未敢知，而于文则已难言之。窃以后人欲宗两汉，非自骈体入不可。今日之所谓骈体以为不美之名也，而不知秦汉子书，无不骈体也！窃不欲人避骈体之名；故因流以溯其源；岂第屈、司马、诸葛以为骈而已；将推而至老子、管子、韩非子等，皆骈之也，今试指老子、管子为骈，人必不能辞也；而乃欲为司马、诸葛避骈之名哉！《报任安书》，谢朓、江淹诸书之蓝本也；《出师表》，晋宋诸奏疏之蓝本也；皆从流溯源之所不能不及焉者也。其余所收秦汉诸文，大率皆如此，可篇篇以此意求之者也。”见《答庄卿珊》。“文章之道，君子之道也，贵近信，贵远暴慢，贵远鄙倍。矫饰造作，不信也。张脉偾兴，暴也。任意指挥，慢也。诙谑杂至，鄙也。不应经法，倍也。盖辞而曰气，则容貌颜色皆举之矣。古无古文之名，昌黎始发之；六代衰飒，昌黎振之也；其振之者，变其容貌颜色耳，辞气未尝有所易。后之为昌黎者日益衰，并辞气而易之；作意奋迅者，非暴则慢；率情抒写者，非鄙则倍。”见《享帚集文钞序》。“其实古所谓文者，温润缜密，有至德焉；未有佻佼鄙僿躁剽而可以为文者也！然昌黎惟序记之作，逞其笔势，小乖体裁；而堤防一坏，狂澜乘之，不可复挽，此亦风会使然！”见《答屈促甫》。“至于古文义法之说，自望溪张之。私谓义充则法自具，不当歧而二之。文之有法，始自昌黎，盖以酬应投赠之义无可立，假于法以立之，便文自营而已。习之者遂藉法为文，几于以文为戏矣！宋之诸儒，矫之以义，而讲章语录之文出焉，则又非也！荀子曰：‘多言而类’，兹毋乃不类矣乎？八股，义取语录，法即古文之流弊。今又徒存其法，则不类之尤者也！抱此鄙陋，故每有所述，称心而言，意尽辄止，不足与于古文之数也；然犹牵率时俗，为不衷之言，只益赧然！”见《答高雨农》。
其论骈体曰：“齐梁绮丽，都非正声。末学竞趋，由纤入俗；纵或类凫，终远大雅！施之制作，益乖其方。文章之家，遂相诟病！窃谓导源《国语》及先秦诸子，而归之张、蔡、二陆，辅之以子建、蔚宗，庶几风骨高严，文质相附。要之此事雅有实诣，非可貌袭。学不博，则不足以综蕃变之理；词不备，则不足以达蕴结之情；思不极，则不足以振风云之气。”见《答汤子垕》。
其论律赋曰：“文之制，大小惟其称。大宜宏深，小宜清省。大宜密丽，小宜疏隽。律赋体裁，尤当辨此；一语失当，全篇减色。小试之式，同于馆阁，而题益纤琐，惟有浚发巧思，加意吐属，所谓争价一字，得意数联者也。”见《师竹轩赋钞序》。
其论书法曰：“草书绍源于汉张芝；皇象始著精能；逮于二王，其体弥备。原其形用，厥有二端：或法天地之回旋，或象龙蛇之夭矫。回旋者其用圆，夭矫者其势长。右军之作，取圆者多；大令之章，于长为近。其在唐人，孙虔礼，得法于右军者也；长史《藏真》，得法于大令者也。自尔以外，合作盖寡！晋唐名贤，墨迹既不复可得，摹刻则往往失真，甚或长短乖方，点画倒置，以斯传习，遂堕迷津；非悉意追求，冥心体会，略其皮毛，取其精神，固未易语于此道矣！至于用笔之法，则虔礼所云：‘始求平正，继追险绝，终归平正。’斯言不可易也！”见《自题草书临本后》。“世传《黄庭内景小楷》，为是右军换鹅书。《外景楷》，则香光以为杨羲和书；唐以前，别未闻有右军草书《黄庭》。宋徽宗乃刻此自题之；而宋以后，选刻家亦无及者；故前人品评无得而详。余偶得此，甚秘之；示泾包慎伯，绝叹赏，以流传无绪，疑黄山谷赝为之。予谓其瘦劲则山谷能之；古奥则山谷不能。怀素《自叙》，似得此法，而肆而不靖。道君《绛霄文》亦有意，而俗而不淳。《戏鸿》所刻谢客诗顿掣，不若此流行自在；且其笔中时挟篆籀遗法，当非右军不能！吴江吴山子以予言为然！江阴陈学博子珊惊异此帖，借以属孔君省吾，双钩重刻。省吾竭数月之力，始成之，极得真际；盖唐人碑版，今人无从拟似；宋人之作，尚有墙壁可傍也；自是此帖遂得不泯于世。”见《鹅群帖跋》。“宋曾开之《跋孙虔礼书景福殿赋》曰：‘用笔淳古，有汉魏之风。’可谓妙会！又云：‘见《书谱》真迹，与此赋极相类似。’未然也！《书谱》以隽拔取神韵，全法大王；此赋以坚劲出淳古，专追章草；用笔结字，截然分途，各诣其极！学《书谱》者，或姿媚涉俗。学此赋，则雄浑静深，自然古异；而流传不广，亦自知之者稀！”见《跋孙虔礼书景福殿赋》。“米书出于褚。褚摧刚为柔，宛转蕴藉。米恐流为软媚，尽出其锋棱，明其使转盘旋之力，则风韵稍卑矣；然夺门而出，正是智过其师！真迹不可得；得之能细审之，即可悟血脉所自。”见《跋米襄阳书高渤海诗真迹》。“文衡山先生导源诚悬，气体峭劲，而不免鼓努取势。行书则肆力怀仁《圣教》，左宫右祉，动合方圆。先生喜书，作之不倦，而年又难高，故吴中传流极夥。”见《跋张子琴藏文衡山札》。“作书小楷难，小草尤难。楷以法胜；草以神胜；法可勉强合；神非绝迹无行地，不能超脱。八法之外，游行九宫之中。唐褚登善《阴符经》。参以《急就》。以楷法行之，遂为千古绝作；其后无闻焉！祝京兆大草，深得右军神理而时露伧气；小草则未之见；独见瞿君子雍所藏京兆《小草书杜诗卷》，风骨开展，顿宕纯和，行间茂密，而风致萧远，所录杜诗至四十余首，岂非希世之奇！”见《跋祝京兆小草书杜诗卷》。“籀史之制远矣！今存者惟《猎碣》，其文融会六书，而增损变通之；惜许氏仅存数字；而《汗简》《四声韵》等，多凿空虚造，不可依准也！邓完白翁《籀篆阴符经书》，乃仅见之作；意取参古文小篆而用之，行笔则一以《猎碣》为法，可为后来作籀书者轨范。”见《完白翁籀篆阴符经书后》。“完白真书，深于六朝人，盖以篆隶用笔之法行之；姿媚中别饶古泽，固非近今所有！”见《跋邓完白真书》。“方彦闻之为学善变。其为骈体也，初爱北江洪先生，效齐梁之体，绮隽相逮矣；已而曰：‘此不足以尽笔势！’则改为初唐人规格，雄肆亦复逮之；自以为未成也！其为隶书，慕完白邓先生，为之传赞，精心仿之；既又以不能出完白上，思别出一奇，变为古瘦，亦未成也！方其学完白时所为，体势毕肖，而古俊之气，流溢毫端，要能自成其家！”见《跋方彦闻隶书》。于书法源流正变，缕悉如指上螺纹，尤足备后来考论云！
龙璧山房文集五卷
马平王拯字定甫撰。拯，元名锡振，号少鹤，道光二十一年进士，官至通政使。方清咸丰初，太平军洪秀全发难广西。清帝出大学士赛尚阿督师；拯以兵部曹郎随参军务。集中有《复前教授唐先生书》，于广西当日兵事利钝，言之綦详；诸将独推向荣；姚莹方以宿望为按察使，总理南北两军，拯书中亦致不满，谓“姚公虚声士耳；耄昏荒怪，与官民龃龉，竟不为用”；足备史料之考论。而其文章为梅曾亮所赏，至以归熙甫相许。尝自刻《龙璧山房诗集》；而文集五卷，都凡九十八篇，乃光绪癸未仲冬，善化向万刻于平南官舍，记称“此其手录，择存率经上元梅伯言郎中订正”；冠以长沙徐桢立序，而以山阳秦焕一跋殿焉。焕跋称：“获睹《龙璧山房诗集》，缠绵沉着，嗣响杜陵。”惜未之见！今诵其文，虽词笔未臻洁净精微，而气调则颇倜傥岸异，在唐宋八家中，气体于柳子厚、苏东坡为近；特为子厚之警遒，而无其雅练；敩东坡之议论，面逊其疏快；而亦时喜为闲情眇状，以为归氏学史之遗，而意味不深长辞趣不隽永！采录可诵，写目如左。
论说类 汲黯论
序跋类 武夷山志序 泰山纪游图序 存恕堂遗诗序 先大父端溪砚说后序 媭碪课诵图序
书牍类 复前教授唐先生书 与朱濂甫侍御书 答彭子穆书
赠序类 送龙翰臣典试粤东序 送陈伯渊赴官东河序 送范伯崇教谕万县序 送苏虚谷序 送汪仲穆序 彭母甘太孺人寿诗序 张母王太夫人六十寿诗序 刘母蒋太宜人寿诗序
传状类 计豢龙传 袁乐忠传 户部江南司郎中汤君行状
碑志类 休致直隶广平府知府杨君墓表 陈冀子先生墓表 翰林院编修曾君墓表 翰林院检讨时君墓表 彭子穆墓表 东城兵马司副指挥刘君墓志铭 湖北松滋县知县张君墓志铭 广东遂溪县知县曹君墓志铭 龚孝先墓志铭
杂记类 独曜斋记 待苏楼记 游百泉记 游衡山记 游石鱼山记 游七星岩记 游天湖山记 波罗观日记 罗浮观瀑记
哀祭类 张亨甫哀词 赖子莹哀词 黄香甫哀词
右文四十一篇，集中《与梅伯言先生书》，谓：“熙甫之文，昌黎、庐陵而后，殆数百年一人而已！”“我朝二百年间，继有明归熙甫氏起者，惟方灵皋氏、姚姬传氏。彼其所为，皆上承先圣所遗，中有关于人心学术之大，而下可征于来世。”而《与陈抱潜书》，则谓：“方氏以文章为当世宗；观其治经，能得古圣微言大义，不为丛琐固僻之谈；而于《周官》《仪礼》，尤能剖析真伪，发微阐幽，举刘歆等窜乱之罪，启千古之蒙。其为文章，笃雅淳厚，去一时才人策士乡塾稗官之习；心诚好之！比来京师，稍见当时贤豪者所为文章，或博辩而多诡杂；或澹泊而实空疏；或俗俚之见，未去于胸，则其言恒弇鄙而背道；求其趋向之正，无与方氏比者！独惜其规轴微隘，而文采勿彰，未能兼采古人，如老、庄、淮南、列御寇、孙、吴、贾、朝之众长，出以弹压一世高才博学之士；此其未竟之绪，有贤哲者衍而充之，去其隘以即于宏，俾天下长短巨细魁裒奇特之众长，咸乐就吾之径途而一出于正；此为功于圣贤立言之道甚巨，所日企之而未见也！”即此可论文之宗趣焉。
经德堂文内集四卷 外集二卷 别集二卷 经籍举要一卷 汉南春柳词一卷 附梅神吟馆诗草一卷
临桂龙启瑞字翰臣撰。附《梅神吟馆诗草》一卷，则启瑞继室善化何慧生字莲因撰。启瑞，道光二十一年进士一甲第一人，授修撰，累官江西布政使。曾国藩《欧阳生文集序》称：“乾隆之末，桐城姚姬传先生鼐，善为古文辞，慕效其乡先辈方望溪侍郎之所为，而受法于刘君大櫆及其世父编修君范，治其术益精，由是学者多归向桐城，号桐城派。其不列弟子籍，同时服膺，有新城鲁仕骥絜非，宜兴吴德旋仲伦。仲伦与永福吕璜月沧交友。月沧之乡人，有临桂朱琦伯韩、龙启瑞翰臣、马平王拯定甫，皆步趋吴氏吕氏，而益求广其术于梅伯言；由是桐城宗派，流衍于广西矣。”方启瑞仕宦京朝，与朱琦王拯论文章，必以梅氏为宗。启瑞《上梅伯言先生书》，至云：“比尝与少鹤言，继自今吾党有所作，当一以寄正于先生。”是于梅氏为亲接，于桐城为转手。今诵其文，条达疏畅，意尽则言止，词足而理明，与王拯《龙璧山房文集》伯仲之间，而不同桐城之含茹吞吐，有余不敢尽。大抵明畅差似东坡，而逊其警辟；拗折亦敩半山，而无其瘦硬。《外集》后附骈文，其原出于庾信，颇为排荡开合，而意欠警炼，词未朗秀。《别集》及《经籍举要》，则视学湖北时条教，诰诫诸生而作。词工小令，凄丽清婉，颇得晏殊父子之遗焉。其子继栋以光绪四年刊于京师；文集前有吾邑邹鸣鹤序；而检词后有继栋跋，知尚有《诗内集》三卷，《别集外集》各一卷，与《文别集》同时刊，惜轶未见！采录可诵，写目如左：
骈文 跋长沙黄虎痴先生所藏颜帖后 征和芙聘女史绝命诗启 题明茶陵陈氏文选补遗后
论说类 明论 隐公论 伊尹五就桀解 病说
序跋类 张氏说文谐声谱序 谌云帆诗序 彭子穆遗稿序 粤西团练辑略序 读曹参传书后
书牍类 到任告示 致曾涤生侍郎书
赠序类 赠潜山李大令序 送顾太守序 赠吕介存南游序 赠周熙桥序 赠唐子实序 韦寿岩先生五十寿序 座师王雁汀先生五十寿序
传状类 麻公家传 何雨人家传 皮靴和尚传 老仆秦寿传
碑志类 兵部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江南河道总督杨公神道碑 陈梓丞墓志铭 谷城县知县表兄黎君墓志铭
杂记类 劝学记 过绎山记 月牙山记 东乡桐子县先茔记 大冈埠团练公局记 江亭闻笛记
哀祭类 祭座主杜文正公文 李鼎西哀辞 再祭刘恭人文
附词 临江仙 湘春夜月秋燕 蝶恋花秋海棠 如梦令 满庭芳 江城子绰约新娇生眼底侵寻旧事上眉尖问君别后愁多少得似春潮夜夜添此蔡君谟绝句也余甚爱之因作此词以寄其意 洞仙歌听书声 琐窗寒书中干蝴蝶 踏莎行 菩萨蛮 忆萝月 摊破浣溪沙 望江南双调 南乡子 又 摸鱼儿 如梦令 探芳信 江城子 蝶恋花 阮郎归 临江仙
右文三十四篇，词二十二阕。大抵论学不废考据，而不甚重考据；论文不废义法，而不专重义法；皆承桐城家言之绪论。
其论朱子《诗集传》曰：“自来说《诗》之家，厥有二道：汉儒多墨守经师之古训。宋后儒者，始务竞心得，扫弃旧说，而以己意测古人于千百载之上；其能得古人之意者，固时有之，而其空疏无据者，亦往往然矣！自朱子《集传》出，乃克荟众说而折其衷。观其集中与门人言作书之大意，实与孟子以意逆志，不以辞害志者若合符节；举凡汉儒胶固拘滞之蔽，是书出，始一洗而空之；有宋诸儒之说，亦至是始得所论定。故自春秋以来，善读《诗》者，惟孟子；而善会孟子之言，则朱子一人而已矣！后之言汉学者，以其毁斥《小序》过甚，又解诂多不从古义，遂致不满之词。不知朱子当日精择详辩于汉儒之堂奥，固已足履而身亲之；特其所见以为如此，圣经至重，不敢迁就以自成一家之说，然其教门人看《集传》者必兼读古注；是知朱子之心，原未尝因己有成书而遂废儒先之说，乃欲人并习儒先之说以知己求是之意也。近世学者于毛郑传笺，概置高阁。不知古贤传授渊源具在，而朱子取舍之意，亦藉是以识别于其间。向拟辑为一书，以朱子《集传》大旨标举于各章之下，复引《小序》而下，汉儒专门之说附焉，使学者知《集传》之外，古说诗者之家法如是，又可知朱子慎择之意之所存，名曰《诗经今义证》。”见《复闵鹤子书》。
其论古韵以《诗三百》为准曰：“平上去入四声，始于永明，而定于梁陈之世；当日沈约诸人精通音律，制为四声以括天下之字，盖有必不可得而增，必不可得而减者。今以《三百篇》验之：平上去三声多通协，入声辄多独用，中惟上去二音所辨甚微，盖其高下抑扬之间，亦如平声之有阴阳也。而阴阳之分，如物之有表里；上去之辨，如音之有节奏；表里同是一物，举其表而里即在；节奏非是一声，欲废其一，则音不全；此阴平阳平之部，可以不立；而上去二声，必不可得而并也！凡入声字用平声旁纽，故凡有入声之部，皆须转音，然后得入。傥有入声在本部，而与平声为正纽者，皆非其入声字之正音也。以今音读之，如之止志职为正纽，则职当读如折，朱主住蜀为正纽，则蜀当读如濯之类。又如之部之直，支部之益，以今音皆与本部平上去三声正纽，以古音求之，则二字皆为去声，以入声于本部无正纽也。余并仿此。入声，古所谓急语，又所谓短言；并见《何休公羊解诂》盖其字多由平声矢口而得，如登为得川为祝之类，即由上去转者亦然，如趣之为促，害之为曷，恶恶度度之类，皆以两字相切而成。中间更无枢纽，不经过上去二声，即可由平得入。上去二声，由平声长言咏叹，乃可识其节族。惟入声则不然。又凡平上去三声，皆可相引而长；至入声则戛然而止，此其谓急与短之义也。凡四声相配，惟平上去可谓之叠韵；而入即谓之双声。盖平上去三声之字，其形与声皆相承而下：惟入声字不然，故皆形在此而声在彼者，为其声皆转然后得，故谓之为入；入者，言自乎此而入乎彼者也。转声之字无常，故可以数韵之平而共此一韵入声之字。转声之用又无定，故以此部之偏旁，搀入他部而不为嫌也。凡平上去之偏旁皆有自甲之乙者，必为转声，以此推之，入声之为双声益信。近之言古韵者，每谓某韵有平无上，或有平上而无去入，或有去入而无平上。吾不知所谓无者，特就古人所用之韵及《说文》谐声之字验之乎？抑将以四声递转求之乎？如以四声递转求之，则天下有有声无字者，断未有无字而并无其声者，试以《等韵》求之，可见也。如谓此字古不经见，或有此字而古未尝用为此声，遂谓某部某声，理当废绝。不知古人制字之时，原未尝求其声字俱备。且如未有四声之时，则平声可读上，上声可读平，去入声皆可读若平上，而又何有平上而无去入，有去入而无平上之可言乎？以四声较之：惟入声音节迫促，疑古韵中自为一类，其与平上去三声通用者绝少；《说文》偏旁之字，亦多与三声不合。又有偏旁之字，只有三声而无入声者；此入声无正纽之说。又有得声之字在此部，而其声多转他部者；此入声有旁纽之说。故亭林顾氏谓古无入声。而入声偏旁，又多从去声而转，此段茂堂古无去声之说所由来。要而论之：以今音证古音，以古书证古韵，其所得者已十之七；但谓某部中古无某声之字则可，谓某部中古无某声则不可也。论古韵者，自亭林以前失之疏；自茂堂以后过于密；江慎修氏酌乎其中，而亦未为尽善。亭林规模已备，中间营卫未立，小小越畔，时或有之；其考据精确，则不可磨也！茂堂细筋入骨，分肌擘理，其分之脂支三部，能发前人所未发；余所分者，求之古经，率多可据；其分配入声，未极精审，不免千虑之失；然而分合周备，条理井然。后之阳湖张氏、高邮王氏、曲阜孔氏、歙江氏诸子之学，皆博足以综其蕃变，精足以定其指归。要之诸家愈分愈密，皆由茂堂氏精而求之以极于无以复加之地。间尝取其书读之；则张皋文氏之分为二十一部者，与高邮王氏略同。张氏言：‘凡言古韵者，分之不嫌密，合之不嫌广。惟分之密，其合之也，脉络分明，不至因一字而疑各韵可通，亦不至因各韵而疑一字之不可通。’其依据《说文》，折衷经韵。”见《古韵通说总论》。“以《诗》韵为经，以《说文》为纬；其于韵也，则丝联绳引，如祖孙父子，必有谱系之可寻；其于字也，则类聚群分，如主伯亚旅，各有部居而不越。因韵以考其字之偏旁，而知同形者，古音必同部；因字以考其韵之通转，而知异用者古韵必异音。其部分标目，以诗中先出字为建首，一洗纷纭葛之习；其书较段氏为密而不失之拘。嗣是刘申甫有《诗声衍》之作，分部较详，然皆推张氏之意而广之，未有能加密于此者！盖谈古韵之书，至此为集其大成也！”见《张氏说文谐声谱序》。“惟《诗经》中有明知为韵而龃龉不合者，如冲阴，谌终，调同，造士之类，顾氏江氏以为方音，或曰通用假借；段则以为合韵。三者之说，段为近理，而未为尽善！夫言方音者，无论圣人修辞立诚，何至于乐操土音！即谓方音可用，如《桑柔》以东韵殷，《小戎》以中韵骖，《云汉》以虫宫宗躬韵临，江氏以为皆西周及秦之诗；当日关中固有此音矣，何以夫子传《易》，于屯，于比，于艮，其用韵复与《诗》合？试思鲁地去关中千有余里，果其两地相同，即不得谓之方音；此固不待辩而明矣！段氏分部最严，于古韵所不可通者，皆谓之合韵，不止于冲阴谌终等也；而皆不至如顾氏江氏之无说。且其合韵多以异平同入为枢纽，即声近相转之例，于文字音韵之理，实能洞见本原；特不宜以合韵加之古人。夫古人之韵，吾既不得而见之矣，又安知何者之为合耶？宜乎笃守亭林十部之学者，群起而议之也！夫合韵不外乎转声，转声不外双声；今人所谓双声，即汉儒所谓声相近也。凡声近者皆可转，而不近者不能焉。今试取《三百篇》之龃龉者而论之，有一不出于双声者否？段氏知此理而不肯以立言，顾为合韵之说以自遁。夫言韵，则有一定之限，故出此入彼，人皆得以越畔讥之。言声，则递转而无穷，即又何必以实系可转之音，而乐就乎渺不可知之韵？故今之言古韵，言方音，不如言合韵；言合韵，不如言转声。转声之说，自钱竹汀詹事发之。詹事《声类》一书，近罕流传，故其说人多不省及；而实开字学音学之奥穾。《诗》之以双声为韵者，《宾筵》四章以呶韵僛，即转呶之音如疑；呶、疑，双声也；呶不与僛韵，而疑与僛韵矣。《谷风》三章以怨韵萎，即转怨之音如谓；怨、谓双声也；怨不与萎韵，而谓与萎韵矣。《桑柔》八章以瞻韵相，即转瞻之音如章。瞻、章，双声也；瞻不与相韵，而章与相韵矣。推之群经诸子用难韵之处，无不皆然。大抵古人作诗，兼用转韵。试以时音譬之；如东董洞独既是正韵，则登等嶝德即是转韵。今人但知东董洞独可为一韵；而不知登与东，等与董，亦可为韵；嶝德与洞独亦可互通为韵也。然古人用正韵之时多，而用转韵之时少；即其可通转者，亦必有通转之法，而今不可识矣；尚可考者，于许氏《说文》偏旁谐声之字，往往得之。夫谐声必取诸本韵，夫人而知之也；至有取诸转声者，小徐旁纽之说，略发其端绪；近日茂堂段氏注中屡言之；绿友王氏又于《说文释例》中详言之；而拘者未之信。试以数字明之：如曼，冒声也；冒音如帽，又读如墨，帽与墨皆曼双声；今必谓曼不与冒韵，当从又冒，删声字，则他处恐有不能尽删者矣！，萑声也；许书读若和，而萑读如桓，桓与和双声也；今必谓此两字当读为一韵，则未知当从萑入歌韵乎？抑从萑入寒韵乎？此两文之异读，不始于今日矣！推之从古，双声；近有谓从占声者，其说非是。凡双声为声之字，较之叠韵尤为亲切，以叠韵是旁行，其类尚宽，双声为直射，其法更密，非深思不悟。汃从八，双声；叢从取，双声；壮从土，双声；苋从苜，双声；从，双声；汨从冥，双声；宪从害省，双声；充从育省，双声；怍从作省，双声；神明变化之中，仍复条分缕析。又可证者，凡或体中所从之字，多与小篆双声递变。如本日声也，而或从刃作，则刃与日双声矣。萉本肥声也，或从贲作，则肥与贲双声矣。玭本比声也，而夏书从宾作瑸，则宾与比双声矣。如斯之类，不可胜言。又凡古今音韵之流变，皆由双声递转，无论假借通用与夫习讹传讹及五方言语不齐，皆可于双声求之。许书中有读若读同之例，虽非尽三代以前之韵，亦非汉以后之音；其间以双声递转者，如姐，本且声也，而读若左；操，本喿声也，而读若薮；舠，本刀声也，而读若兀；，本声也，而读若靡；此亦可推寻其故者。凡汉儒解经，多通其音义以为训诂。郑注《礼器》，之为言芟也；芟与为双声，盖芟之本音如殊，有糈之读若芟者可证；而芟之转音又如衫，有之读若芟者可证，郑注若用芟之转音，则芟叠韵；若用芟之本音，则芟又为双声；此亦如《仪礼·士虞礼注》以禫服之禫为导；《考工记》，瓬，先郑读为甫，后郑读为放，盖因禫与导双声，甫与放双声，可通借互用也。然此岂惟郑注；许君说解固恒有之，如八，别也，粤，于也，木，冒也，鼓，郭也，倢，佽也之类，开卷即是，不假思索；又如打本丁声也，而今读答上声，则顶与打双声也；西本先音也，而今读入齐韵，则西与先双声也。推之喁禺，旂斤，幵，风凡之类，又无不皆然。昔者由本音而变为转韵，今也即可由转韵而知其本音。且闽人读举如鬼，读人如灵，举鬼，人灵，双声也。秦人读风如分，读宗如租，风分，宗租，双声也。凡南人入声之字，今北人多转为去，由其所转推之，固亦无不双声也。故知双声之为用不穷，然后可以推古音之原本，可以识今音之流变，可以订方音之讹误。读《诗》而不知双声可为韵，将有本韵而谓为非韵者，读《说文》而不知双声可为声，将有本声而谓为非声者，其误岂小小哉！”见《古韵通说总论》。
其论司马光《通鉴考异》朱子《韩文考异》曰：“《通鉴考异》《韩文考异》，虽善本；然非今日学者之急务。盖此等书，不过刊正讹谬，辩别同异，于全书大致，无甚损益；在学业有成者，乐藉之以为考核之助；否则初学读《通鉴》，便当明于治乱安危之故；读《韩集》，便当学其卓然自命之志，超然越俗之文；即不观考异，未为大失！近日考据家，争持于一字半句间，往往逐其末而失其本；此二书经大贤先儒手定，固与凡经生书有别；然以云导引初学，有益后进，似尚未可也！”见《复邵蕙西书》。
其论古文义法曰：“窃怪今之文所以靡弱而不逮于古者，则亦有故焉。自汉班、马、贾、董之俦，其人皆笃学早成，因以其余著书而传后世，故其文成法立；非有所规摹结束而为之也！逮唐之韩柳，宋之欧苏者出，其文乃始有法；然皆洒脱放旷，务尽其中之所欲言，且人人自为面目，初未尝画为一途，谓天下之文尽出于是也！自明归震川氏出，而论文之道，始归于一。夫归氏之文，其于韩、柳、欧、苏，诚未知何如；要可谓具体而微者也。特其生当有明文运衰薄之后，一二荒经蔑古者蹖驳败坏之余，于是寻古人之坠绪，而一一以法示之；彼其心诚救时之弊耳；然而其才或有所蓄而不敢尽也！继归而起者，为本朝方灵皋侍郎，其于义法乃益深邃。方之后为刘为姚，要皆衍其所传之绪，而绳尺所裁，龂龂然如恐失之；故论文于今日，昭然如黑白之判于目，犁然如轻重长短之决于衡度也；虽高才博学之士，苟欲背而驰，其势有所不能！吁！后有作者，习归方之所传而扩而大之，可也；如专守其门径而不能追溯其渊源所自，且兢兢焉惟成迹之是循，是束缚天下后世之人才而趋于隘也！揆诸古人待后之意，庸有当耶！然其中又有不可强者。当归方之时，求韩、柳、欧、苏不可得，而况于班、马、贾、董乎！而况于百余年之后，守归、方之义法而聆姚、刘之绪论者乎！夫文之尽而至于无所用力，苟徒循文以求之，亦终见其勤苦难成而居古作者之后已！此意未可与不学者道也！”见《致唐子实书》。
其论韩昌黎诗曰：“公古近诗四百一十余首，所存最精；常语皆有光彩，淡语皆有古味，故能拔出李杜之外而独树一帜！后之文人为诗者自公始；柳子厚弗能及也！有宋东坡才力杰出，纵横跌宕，然后文人之理，无不可以入诗；诗之教至此而始大，其为用亦于此始宏；较之有唐以专门名诗者，益觉其隘矣；而其源实自公发之！公之拣辞造言，屈郁盘劲，虽东坡亦不逮也！”见《书所选昌黎诗后》。
其论近人杨性农诗文曰：“所作诗文皆有标举出尘之致，而古文尤卓然为今世之所希。大约古澹而昧弥长，质直凄恻而情益永，盖学临川几得神似；而清微澹远，则又震川学《史记》之文也。”见《复杨性农》。
其论词曰：“近之词家，专取曼声弱字，以为不如此则不得谓之当行；此亦如古文家之守绳尺，异己者则谓之不工也！安得一才力大、宗法正者，起其衰而返诸古乎！”见《复王少鹤书》。要删其语以俟考论。
怡志堂文初编六卷 诗初编八卷
桂林朱琦字伯韩撰。琦举道光辛卯乡试第一，乙未成进士，由翰林历官御史，章数上，有直声。太平军洪秀全起广西；琦以清廷命在籍办团练。张家祥之来降也，官吏多疑之；琦独识其人忠果可任，力保无他；后更名国梁，卒为名将。琦以团练劳，议叙道员，随浙江巡抚王有龄幕游杭州，总办团练局。既而李秀成以太平军袭陷杭州，琦死焉。琦之古文，尝奉手梅曾亮，集中有《柏枧山房文集书后》，称：“梅伯言先生，道光壬午进士，不乐外吏，以赀入为户部郎，居京师二十年，笃老嗜学，名益重。一时朝彦归之，自曾涤生、邵位西、余小颇、刘椒云、陈艺叔、龙翰臣、王少鹤之属，悉以所业来质，或从容谭宴竟日。琦识先生差早，迹虽友而心师之。先生亦谓琦曰：‘自吾交子，天下之士益附，而治古文辞者日益进。’”观琦为文，长于持论，文机疏快似东坡，笔情拗瘦出半山；在桂人士中，与王拯龙启瑞差相伯仲，而琦之规模稍隘。诗则自谓得法杜韩；而五七言古出入苏黄，词劲以达；律则浑脱浏亮，不为昌黎山谷之硬语拗体。独其集中《咏古》十首之八云：“宋诗从韩出，欧梅颇深造。荆公独峭折，硬语自陵踔。诗教根性情，观人殊静躁。湖阴坐吟赏，于我亦私好。”又集中《答友人论诗》七古一章，有云：“古声淡泊味者少，自提一律归精坚。平生宗法有数子，李、杜、韩、白、苏、黄、元。”又《六月十二日集林颖叔寓斋为山谷道人作生日》五古云：“西江派自别，晁张军久敛。汗下奉瓣香，万古此坛坫。”又《月夜过润臣汀鹭次前韵》第二首云：“抗今夸诗胆，望古忽懦敛。苏黄无轩轾，北宋两崇坫。”又可想见宗趣所在矣！其《诗文集》，以同治甲子冬刊于京师；而《文集》前有咸丰七年十月潘曾绶，同治七年三月谭献两人序；后有同治四年小阳中浣倭仁跋及《两浙忠义录》中《朱御史传》；《诗集》前有咸丰七年八月，阳湖杨传第序，后有钟秀及其宗人鉴成书后。采录可诵，写目如左。
诗类 群玉岩 兵书峡 浯溪镜石 漯安河 饮汤海秋师寓斋读近稿赋呈 范将军挽歌 官诫十六首 酬余小颇农部 古意一首和杨紫卿 秋感八首 酬曾涤生学士十首 林菊史移居城东出种竹图索诗 九月十日发通州 上滩五首 上滩续得三首 暮秋气渐寒作怀人诗五章寄粤中诸子同友人饮舟中二首 同王子章罗以村游隆中谒武侯祠二首 梁园三先生诗 至京馆翰臣寓斋叶润臣思归不得作江汉归舟图示意 亦梅索题天竹斋图 绣山致经堂图 润臣出示犀角槎杯席间索句 萧芗泉旧藏尺五庄探雪图笔意疏淡展玩久之因感昔时春游漫题数语图为万廉山作西江高手也以上五言古 同竹轩宗老游隐山 石门道中 大雪示陈艺叔并简梅伯言农部 酬冯鲁川比部 老兵叹 朱副将战殁他镇兵遂溃诗以哀之 校正亨甫遗集作诗志哀 张受之空斋昼静图子贞太史既用东坡墨妙亭韵为题一诗又云受之名辛善篆刻欲得余诗镌两印见贻余感其意为次前韵奉酬 况芝房炊雪图 子寿将归作螺洲曲见志余为广其意得七章 和汤敦甫师相游龙杖歌 刘宽夫侍御招集同人寿东坡先生忽忽今数月矣为补此诗 冯少渠大令空山吟趣图 招集钱石叶饮藉园临别赠之以诗 越日湖口风未息示何镜海 湖上观打鱼再次前韵 建阳怀古寄子寿比部并呈展云廉舫 司马绣谷善绘事醉后尤奇席间出采芝图索诗 黄少兰司马自江南来席间话张殿臣镇军战事歌以纪之 酬王少摩大令即送之官豫中 符南樵索题半亩园订诗图越日复招子贞润臣同饮 同润臣仲穆至极乐寺看海棠因游万寿寺而归 润臣席上食笋甚美戏为长句并呈汀鹭 钱南园侍御画马诗为润臣阁读作以上七言古 新铙歌四十章 狼兵收宁波失利书愤 浮丘子挽歌 长安两少年行和湘帆农部即赠逸斋叔起并简子寿 钱冬士破车图歌 题金陵被难记抒愤 长沙官吏祭军门塔齐布诗以纪哀 读王子寿论史诗为广其意得七章 陈凝甫舍人出示尊甫九香大令紫云研册 四月三日叶润臣孔绣山招集同人于慈仁寺为展禊之会是日先致祭顾先生祠然后与会 绣山尊人宰瓢城有惠政作瓢城吏歌美之 六月廿一日欧阳文忠生日林颖叔水部同少鹤农部招集松筠庵拜公绢本遗像润臣舍人亦携诗龛摹本张壁间图为颖叔所藏上有乾隆御墨并晁李二跋分得宜字 安园古松歌以上杂言古 陈东桥招饮秋庐 寄杨紫卿零陵集杜五首 当阳道中 长阪瞻关坡遗迹 晨起 元夕独坐忆弟 月下再寄舍弟容庵以上五言律 彰德道中同友人作 冯展云有诗仆欧阳泰持诗送行聊答其意 饮丰乐酒自嘲 胡新泉出示石臣姻丈遗墨山水长卷自题云零落人间一角山和者多次韵适余亦编次先大夫遗诗感题卷末 移居萧芗泉侍御紫藤山馆雨后简仲穆并示陈凝甫中翰 夜雨次前韵寄鲁同甫以上七言律 李小庐招饮藤花馆赏藤花三首 杂咏十五首 湘中杂咏九首以上七言绝
论说类 辨学上中下 孟子说一二四三首 名实说
序跋类 读货殖传 读酷吏传 藤花馆诗序 蔡盦太史诗集序 王少参遗疏书后 书欧阳永叔答师鲁书后 自记所藏古文辞类篹旧本 书郑比部四策后 潘四农手札书后 书黄鹄山人诗卷后
右诗二百又三首，文十七篇。集中《自记所藏古文辞类篹传本》曰：“自桐城方望溪侍郎以义法为文。刘耕南学博继之。而姚先生以所闻授门人管异之、梅伯言，为《古文辞类篹》七十五卷，为类十三，曰论辨，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赞颂，词赋，哀祭；一类内而为用不同，又别之为上下篇。先生每类自为之说，分隶简首，自明去取之意；而于先秦两汉自唐宋诸家以及本朝，尤究极端委，综核正变；故曰：‘学而至者，神合焉。学而不至者，貌存焉。’学者守是，犹工之有绳墨，家之有律令也，无可疑者！惟碑志类云：‘志铭不分为二，不得呼前志为序。’南雷《金石文例》颇主此说。琦谓古有有志而无铭者，亦有有铭而别属他人为志者，似志铭亦当有别。古人于叙事之文，恒曰志；志者志也，不独铭墓。若谓前志不可呼为序，必别书有序二字；此则昌黎亦不尽然，非欧公不能办也。又先生于唐以后所取稍隘，虽李习之仅录《复性书》下篇，其他存者盖尠矣；而于方刘之作，所收甚多，岂侈其师门耶？同时业古文者，有无锡秦小岘、武进张皋文，于桐城为近。而新城陈硕士最笃信师说，其学初求之鲁山木，又有朱梅崖、恽子居，亦好为文，声名藉甚。山木喜称说梅崖，而材稍粗，子居材肆矣，间入伪体。故至今言文，必曰桐城。先生弟子，今存者梅伯言。伯言文与异之上下，而劲悍或过。异之惜早逝！伯言居京师久，文益老而峻，吾党多从之游；四方求碑版者走集其门。先是吾乡吕先生以文倡粤中，自浙罢官，讲于秀峰十年。先生自言得之吴仲伦；仲伦亦私淑姚先生。是时同里诸君如王定甫、龙翰臣、彭子穆、唐子实辈，益知讲学；在京师，又皆昵伯言为文字饮，日夕讲摩。当是时，海内英俊，皆知求姚先生遗书读之；然独吾乡嗜之者多！伯言尝笑谓琦曰：‘文章其萃于岭西乎！’此可以见桐城文学流衍广西之端绪焉。”又《邹抚军所藏林文忠公遗诗书后》称：邹言：“过南昌时，与林文忠师弟一再见，重以姻好，且曰‘毋以恒仪聘！’昔欧阳子居颍，于门下士笃爱苏长公，以女妻其子迈；今岂异是耶！故于纳采，不以他物，而俪以两《文忠集》。林公顾而笑乐。”邹，即吾邑邹壮节公鸣鹤也。前辈风流，令人神往！
邵位西遗文一册
仁和邵懿辰字位西撰。懿辰，道光举人，官内阁中书，迁刑部员外郎，充军机章京。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太平军陷杭州，被絷不屈死。湘乡曾国藩集中有《仁和邵君墓志铭》，谓：“位西之学，初以安溪李文贞公桐城方侍郎为则，摈斥近世汉学家言，为文章务先义理，不事缛色繁声，旁征杂引以追时好。至京师，与上元梅曾亮伯言、临桂朱琦伯韩数辈游处，博览国故朝章，其文益奥美盘折。乱后，仅得文三十余首，刻之淮安。”即此册也；同治四年，盱眙吴棠刊而叙之，又有山阳丁晏一序。其文凡三十五篇，大抵于梅曾亮为亲接，于姚桐城为转手，所以辞笔颇能拗折，气息未极浑古；有时紧峭沉挚，如王半山之令人竦动；亦有纡徐往复，如归震川之发人低徊；惜其拗峭而未能盘郁，则余于劲而促于气；淡荡而未能简隽，则枵于辞而啬于神；然亦桐城家之支与流裔也！采录可诵，写目如左。
论说类 文人少达多穷
序跋类 书靳文襄生财裕饷第一疏后 书太史公自序后 题寒机夜课图后
碑志类 吴子朴墓志铭 前福建水师提督许公墓表 葛壮节公墓表 钱子方墓表 易安人墓表
传状类 孝子王立斋先生传 戴文节公行状
杂记类 仪宋堂记 仪宋堂后记 记汶上刘公抚浙事
右文十三首。此册每首有墨笔批识，尾署作人弟庞祖文拜读，不知何人，录以俟考。
寓庸室遗稿一册
诸暨余坤字小颇撰。坤，道光进士，累官雅州府知府。方在京曹，以诗古文与梅曾亮相切磋。文章学韩，未臻雄浑；而瘦硬拗折，逼真荆公，所造在邵懿辰之上。而诗则五七言古排奡振荡，由韩学杜，而不为韩之槎枒；律体则以宋人之筋节，运唐贤之格调，乃衍惜抱翁一脉，思锐而律浑。此为坤手稿，有梅曾亮、姚莹、朱琦、杨彝珍及吾邑秦缃业同时诸公圈点评语。其曾孙重耀以民国七年戊午，在南昌付石印。采录可诵，写目如左：
诗类 题友人兰室 南国有佳人行 归宁篇 题杨检斋湖口揽胜图 不寐作 偶述 三哀诗以上五言古 骏马行 古从军行 对雪 李大令画鸡歌 即事 晨以职事入禁廷车中作以上七言古 微醉 夜过伯韩 赠姚石甫观察以上五言律 登龙山望海亭 感兴十二首 散直 夜坐述怀用伯言夜话见示元韵即奉答三首以上七言律 咏兰以上五言绝 德胜门外以上七言绝
文类 骆东溪墓表 书周赠君行状后 双卷竹笔筒铭
右诗三十七首，文三篇。
柈湖文集十二卷
巴陵吴敏树字南屏撰。敏树，道光壬辰举人，官浏阳县训导。集中《记钞本震川文后》曰：“余既别钞震川之文而序之；后三年甲辰，携之京师。同年友武陵杨彝珍性农从余借去。阅数日，瑞安项孝廉傅霖来访余，盖从性农所见此书，袖以来，而乞钞其序目云。因为余言京师名能古文者，有江南梅郎中曾亮其人也。又数日，余往答项君，而梅先生适来，因相见于其座。余自是始识梅先生。梅先生既见余此书，因以语朱御史琦、邵舍人懿辰、王户部拯，皆京师古文学者。诸君皆来识余，皆以此书故。”顾曾亮最为老宿，方以桐城文派之说启导后进，其言由桐城姚、刘、方三氏，上溯明归震川氏以嗣音唐宋，为古文正宗。敏树顾谓文必得力于古书，不当建先生之言以自隘。其后曾国藩为《欧阳生文集序》，叙述桐城流派所衍，称引及敏树。敏树遂与友人书极论之，所以自别异甚力，即集中《与筿岑论文派书》，是也。其集为光绪癸巳仲夏思贤讲舍开雕，冠以长沙王先谦序，湘阴郭嵩焘《墓表》，杜贵墀《传》。《墓表》谓：“是时上元梅郎中曾亮倡古文义法京师，传其师桐城姚先生之说；唐宋以后治古文者，独明昆山归氏，国朝桐城方氏刘氏相嬗为正宗。君少习为制艺，应科举，独喜应试之文，崇尚归氏；闻归氏有古文，求得其书，择其纪事可喜者，裒然录之成册，不知其时尚也。游京师，有见者以闻于梅郎中；于是君能为古文之名日盛于京师。而君言古文，顾独不喜归氏，以为《诗》《书》六艺，皆文也，其流为司马迁；得迁之奇者，韩氏耳！欧阳公又学韩氏而得其逸；而自言为文能得欧阳氏之逸。归氏之文，同得之欧阳氏，而语其极未逮也！故于当时宗派之说，不以自居。”又云：“湖南二百年文章之盛，推曾文正公及君。”《传》则云：“厌薄时人以摇曳取媚为归体，著《史记别钞》以正之。近今称古文者，必首曾文正及先生。”而《曾文正公集》有《复吴南屏书》，谓：“大集古文谨读一过，视昔年仅见零简断幅者，尤为卓绝！大抵节节顿挫，不矜奇辞奥句，而字字若履危石而下，落纸乃迟重绝伦；其中闲适之文，清旷自怡，萧然物外，如《说钓》、《杂说》、《程日新传》、《屠禹甸序》之类，若翱翔于云表，俯视而有至乐！国藩尝好读陶公及韦、白、苏、陆闲适之诗，观其博揽物态，逸趣横生，栩栩焉神愉而体轻，令人欲弃百事而从之游；而惜古文家少此恬适之一种。独柳子厚山水记，破空而游，并物我而纳诸大适之域，非他家所可及！今乃于尊集数数遘之；故编中虽兼众长，而仆视此等尤高也。”今观其文，体洁而气舒，志和而音雅，而亦不能无为闲情眇状，摇曳其声以取姿媚，如《杂说》一首，气感而鸣不息起句。《李公盖诗序》、《欧阳功甫遗集序》、《毛西垣诗序》、《与熊秋佩书》、《序意赠西垣》、《何悫庵外兄寿诗序》、《屠禹甸夫妻八十寿序》、《业师两先生传》、《郭依永传》、《郡中三诗人传》、《南屏山斋记》诸篇，皆是也；其体实出归有光，而于姚鼐为同调；乃多自谓能与欧阳永叔同风，以得太史公之逸，多见其不知量也！时亦润泽以《楚骚》之馨逸，而能节止淫滥，不如曾国藩之闻见杂博，喜自姿肆。国藩理侈而辞溢；敏树则文洁而体清。姚鼐响逸而味永；敏树则趣昭而事博。别有《柈湖诗录》，惜未之见；而就选家所录，则为黄山谷体，造语瘦硬，而其气震荡，其味醰深，则与曾国藩为同调，而亦衍姚鼐之一脉者也！采录可诵，写目如左。
论说类 舜避南河论上中下 文敝 行军私议 杂说一首气感而鸣不息起句
序跋类 李公盖诗序 欧阳功甫遗集序 毛西垣诗序 苍莨集诗序 阳湖赵氏先世图序 赵悔庐先生岱顶看云图序 仙亭倚醉图序 自书金革无避论后 记钞本震川文后 刘霞仙中丞游君山诗序
书牍类 与欧阳筿岑书 与筿岑论文派书 与杨性农书 再与性农书 又与性农 上曾侍郎书 己未上曾侍郎 与梅伯言先生书 与熊秋佩书 答李香洲书 与王云湖书
赠序类 送六弟退庵往游军中序 序意赠西垣 述别赠赵惠甫黎莼斋吴挚甫 为守斋五叔父暨张叔母五旬双庆之序 何悫庵外兄寿诗序 孙田庵六十寿序 屠禹甸夫妻八十寿序 方君山寿序
传状类 业师两先生传 方稼轩传 孙劭吾先生家传 黄特轩传 太常徐先生传 郭依永传 郡中三诗人传 书谢御史 亡弟云松事状
碑志类 屈子庙碑 新墙洞庭神庙碑 万石冈阡碑 秦石畬先生墓表 福建候补通判何君墓表 翰林院侍读孙君墓表 从叔守斋府君墓表 毛西垣墓志铭 欧阳功甫墓志铭 先妣氏墓道述
杂记类 南屏山斋记 移兰记 听雨楼记 北庄记 樊圃记 游大云山记 宽乐庐记 新修吕仙亭记 君山月夜泛舟记 定香室记 半芳斋记 恬园游记
辞赋类 释讥 励志赋
哀祭类 罗懒农哀辞 梦二友辞 祭毛西垣文 祭姊氏文
右文七十二篇。观其所以自叙述，谓：“少读书，喜文事，弱冠忽若有悟文章之为者，读《易》《书》《诗》，皆以文读之。”见《记钞本震川文后记尾》。“读《孟子》本文，及见孟子之书，实所自著，与《论语》集自门人者不同；而章间皆有孟子曰字，殆不宜尔；意其为传书者分章所加；因试置去，别写读之，则见其文意本相连属。”见《孟子考义发序》。“自是落笔为时文辄高异；而古文之道，且跃然胸中矣！时文独高明之震川归氏及本朝方舟百川以为超绝，真得古人文章之意。间从塾童《古文观止》选本，见归氏文数篇，心独异之！思窥全稿，而湖南书肆无之；及托书贾购之吴门，而掇录其可喜者，以意评骘，且叙论焉。”见《记钞本震川文后记尾》。“携之京师，江南梅郎中曾亮既见其书，为言：归氏之学，自桐城方灵皋氏后，姚姬传氏得之。曾亮盖亲受学于姚氏，而为文之道各异。”见《记钞本震川文后》。“因钞取梅氏文数篇以归案头，用洁纸正书之；即见其多不足者。”见《柈湖文录序》。“而见时学古文者，必趋梅先生以求归方之所传，心窃隘薄，以为文必古于词，则自我求之古人而已；奚近时宗派之云！”见《梅伯言先生诔辞》。“乃日书韩文碑志，细注而读之；钞孟书，评《史记》，文且至矣！”见《柈湖文录序》。“乃叹近时为古文以仿归氏，故喜为闲情眇状，摇曳其声，以为归氏学《史》之遗，而文章始衰矣！是以有《史记别钞》之选，欲正之也！韩子云：‘无定体，惟其是而已。’又曰：‘辞不备，不可以成文。’又曰：‘惟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哉！’后百余年，宋有欧阳子，宗韩子，而风神独妙，又非韩之所有！余以身居野逸，为文不免类欧，且喜且惭！归氏特与我同此性质耳，焉可为天下倡乎！欧有旧本韩文，珍之如异宝，而为文辄不类之，真豪杰矣！是可师也。”见《记钞木震川文后记尾》。
其论桐城文派曰：“文章艺术之有流派，此风气大略之云尔；其间实不必皆相师，或甚有不同；而往往自无能之人，假是名以私立门户，震动流俗；反为世所诟厉，而以病其所宗主之人。如江西诗派，始称山谷、后山；而为之图，列号传嗣者，则吕居仁；居仁，非山谷、后山之比也！今之所称桐城文派者，始自乾隆间，姚郎中姬传称私淑于其乡先辈望溪方先生之门人刘海峰；又以望溪接续明人归震川；而为《古文辞类篹》一书，直以归、方续八家，刘氏嗣之，其意盖以古今文章之传系之己也。然姚氏特吕居仁之比尔；刘氏更无所置之；其文之深浅美恶，人自知之，不可以口舌争也！归氏之文，高者在神境，而稍病虚，声几欲下。望溪之文，厚于理，深于法，而或未工于言。然此二家者，皆断然为一代之文，而莫能尚焉者也！其所以能尔者，皆自其心得之于古，可以发人，而非发于人者！自来古文之家，必皆得力于古书；盖文体坏而后古文兴。唐之韩、柳，承八代之衰而挽之于古，始有此名。柳不师韩而与之并起。宋以后，则皆以韩为大宗；而其为文所以自成就者，亦非直取之韩也。韩尚不可为派，况后人乎！乌有建一先生之言以为门户涂辙，而可自达于古人者哉！”
其论为诗必本言志曰：“古今作诗之旨，实尽于虞廷言志之一语；而自建安以下人，始以诗名家；至唐而其体大备。宋人遂颇轶出声律。元明渐返其流。我朝分驰唐宋，各为派别。余谓可一切无论也；要其为诗之善者，能自言其志而已！人之有其身于天地之间，其所遭值于家国各有分地，不与今世他人相同；亦竟无与古人尽合者；乃至耳目之所感触，山川草木，春秋岁序，居处行旅之所更历，皆一人自为一人之事，不可以相假代。而今之为诗者，率为众人通同之言；鲜有能于己事深切而著明之者，是以虽力为新异而终归臭腐也。若能各诗其所应有之诗，则无问所模仿体格何代，所依用声调何人；要之为其一人之诗也。抑唐人承汉、魏、六朝之后，为诗虽备诸体，尚皆尊重古之五言；诸家之集，此体为多；而以开露性情，包括人事，亦莫如此体为宜！古人中如曹子建、阮嗣宗、陶渊明，可谓善言其志者；而康乐、宣城，二谢山水，清真之趣，邈焉可怀！”见《十月复至君山归与退庵》。
其论为诗必谨造句曰：“古人为诗，尤喜论句；以杜陵之圣而自道其为诗之力，则曰：‘为人性癖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其称李白曰：‘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及以清新俊逸，比之庾鲍，皆句之云也。今之词人，动喜狂放，句之不图，而务崇其体，使人望之，庞然廓然；及取而读之，终篇而未有得焉，终卷而未有得焉，岂其诗之固难知耶？何其与古人为诗之道相谬也！得非竞于名而眩于实者耶！欲以才贸于人而务张之者耶！宜吾之所疑而不敢与也！”见《毛西垣书》。
其自序所为诗曰：“由甘入苦，出苦得甘；如是有年。章句甫脱，若意得；然书且诵之，有易者；又屡写之数日乃已，及其定也，如其意也，而非其初草矣；如是有年。”见《柈湖诗录序》。可以想见其境诣焉。
移芝室诗古文合编 内诗四卷 古文附家传一卷
武陵杨彝珍字性农撰。在清道咸间，湘楚以南，以诗古文有名而不囿于桐城家言者，惟彝珍与吴敏树。彝珍，道光三十年进士，散馆授主事，走诣侍郎曾国藩，欲告归。国藩留之曰：“子遂无意于斯世乎？”彝珍曰：“吾居涧谷崎岖之间，因高下累岩石作堑，四阻以为固。环村居民数十家，多悍少，习勇技，与言战斗，辄攘臂起；吾归部署其众为守御，无事俾各散处力田作。以视浮沉郎署，无涓埃之补于国者何如也！”其在京师，尝奉手梅曾亮；而自以意为诗古文，不尽用其法。又与吴敏树齐名，而古文蹊径亦不同。敏树澹逸近欧归，彝珍刻炼敩韩柳；大抵下笔紧健出韩，而无其雄大；造语雕饰似柳，而逊其警秀；转不如吴敏树之载其清静，怡然有以自得。至于诗则自组丽雕饰中来，而造于古淡，自然高绮，突过其文；大抵得陶之意兴，杜之体气，苏之波澜；而五言古出入陶谢，尤臻超艳。诗文皆自序，而诗则有监利王柏心序，及吾邑薛福成跋。采录可诵，写目如左。
诗类 咏怀三首 春晓泛南川 舟中寄家人 登严子陵钓台 桐庐舟中 偕何子毅由韬光陟北高峰望海归宿僧房作 庚子九月十八日夜下作 古诗 山居杂诗六首 杂诗二首 冬日 群儿 辰州道中纪事 寄朱伯韩侍御 乙巳岁暮感事 四责诗犬猫豕鸡 宿山家 感事一首仍次前韵 移居三首 自丁未夏孟与独山莫子偲孝廉遇于澧城一面即别已逾五载今春忽蒙枉集见示开帙急读譬如闻韶几有不图之叹爱而不置难已于言因奉简一首即次集中赠黄虎痴教谕诗韵 癸丑夏日用渊明拟古九首诗韵寄王子寿比部 贼退示邻里六首 观园叟艺蔬和渊明始春怀古田舍韵二首 酬薛晓大令见赠之作 抚屏顾余山中用前韵示之 感事用前韵 海门前辈以晨灯酬唱集见示即次其韵奉赠以上五言古 送余小颇出守雅州兼简姚石甫年丈 六月于役辰州欲游桃源洞不果 泽国叹六首 鄂城哀 寄郑子尹广文即次其集中窕字诗韵 仍用前韵简莫子偲黔中 予夙不喜金石顷读郑子尹取卢丰碑石歌颇有欣然之意适刘子重广以所拓河间献王君子馆八砖墨本索题因为长歌兼以志感以上七言古 赠傅青余孝廉健儿二首 乌雅兵以上杂言古 道中 晓征 孝感道中以上五言律 客舍除夕以上七言律 北归以上五言长律
论说类 正师 治生
赠序类 赠族子序 送林少穆制府引疾还里序 送张东墅观察守 永顺序
传状类 诰授振威将军湖南提督喀屯巴图鲁予谥忠武塔公行状 太宜人行略 先伯兄仲兄事略 先从兄海樵传 亡室周孺人事略 继室金安人事略
碑志类 蝙蝠岭墓表 女兰圹志铭
杂记类 移芝室记 重至湘上园记 柚村记 求阙斋饯别记 河洑榷署记 书事五则 瑞芝室记
哀祭类 祭贺侍御文
右诗七十五首文二十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