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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的蔡元培先生
传略（上）a
（1919年8月）
其家世及其幼年时代
蔡氏以明季自诸暨迁山阴，其初以艺山售薪为业，至孑民之高祖以下，始为商。孑民之祖名嘉谟，字佳木，为某典经理，以公正著。其父名光普，字耀山，为钱庄经理，以长厚称，家中人至以“爱无差等”笑之。孑民之母周氏，贤而能。以民国纪元前四十四年（一八六八）一月十一日（即清同治六年十二月十七）生孑民。方孑民丧父时，仅十一岁。有一兄，十三岁。又有一弟，九岁。其父素宽于处友，有贷必应，欠者不忍索，故殁后几无积蓄。世交中有欲集款以赡其孤者，周氏不肯承认。质衣饰，克勤克俭，抚诸儿成立，每以“自立”“不依赖”勉之。常自言“每有事与人谈话，先预想彼将作何语，我宜以何语应之。既毕，又追省彼作何语，我曾作何语，有误否。以是鲜偾事。”故孑民之宽厚，为其父之遗传性。其不苟取，不妄言，则得诸母教焉。
孑民有叔父，名铭恩，字茗珊，以禀膳生乡试中式。工制艺，门下颇盛。亦治诗古文辞。藏书亦不少。孑民十余岁，即翻阅《史记》《汉书》《困学纪闻》《文史通义》《说文通训定声》诸书，皆得其叔父之指导焉。孑民自十三岁以后，受业于同县王子庄君。王君名懋盬，亦以工制艺名，而好谈明季掌故，尤服膺刘蕺山先生，自号其斋曰仰蕺山房。故孑民二十岁以前，最崇拜宋儒。母病，躬侍汤药，曾刲臂和药以进。（孑民有叔父曰纯山，曾因母病而刲臂，家中传说其母得延寿十二年，故孑民仿为之。其后三年，母病危，孑民之弟元坚又刲臂以进，卒无效。）居母丧，必欲行寝苫枕块之制，为家人所阻，于夜深人静后，忽挟枕席赴棺侧，其兄弟闻之，知不可阻，乃设床于停棺之堂，而兄弟共宿焉。母丧既除而未葬，其兄为之订婚，孑民闻之痛哭，要求取消，自以为大不孝。其拘迂之举动，类此者甚多。
旧学时代
孑民以十七岁补诸生，自此不治举子业，专治小学、经学，为骈体文。偶于书院中为四书文，则辄以古书中通假之字易常字，以古书中奇特之句法易常调，常人几不能读，院长钱振常、王继香诸君转以是赏之。其于乡、会试，所作亦然。盖其好奇而淡于禄利如此。然己丑、庚寅乡会试联捷，而壬辰得翰林庶吉士，甲午补编修，在孑民亦自以为出于意外云。
孑民二十岁，读书于同乡徐氏，兼为校所刻书。徐氏富藏书，因得博览，学大进。
孑民之治经，偏于故训及大义。其治史，则偏于儒林文苑诸传、艺文志及其他关系文化风俗之记载，不能为战史、政治史及地理、官制之考据。盖其尚推想而拙于记忆，性近于学术而不宜于政治。于旧学时代，已见其端矣。
孑民二十四岁，被聘为上虞县志局总纂。因所定条例为分纂所反对，即辞职。一生难进易退，大抵如此。
委身教育时代
自甲午以后，朝士竞言西学，孑民始涉猎译本书。戊戌，与友人合设一东文学社，学读和文书。是时，康、梁新用事，拜康门者踵相接。孑民与梁卓如君有己丑同年关系，而于戊戌六君子中，尤佩服谭复生君。然是时梁、谭皆在炙手可热之时，耻相依附，不往纳交。直至民国七年，为对德宣战问题，在外交后援会演说，始与梁卓如君相识。其孤僻如此。然八月间，康党失败，而孑民即于九月间请假出京，其乡人因以康党疑之，彼亦不与辩也。
孑民是时持论，谓康党所以失败，由于不先培养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数人弋取政权，排斥顽旧，不能不情见势绌。此后北京政府，无可希望。故抛弃京职，而愿委身于教育云。
是时绍兴绅士徐君方经营一中学校，名曰绍兴中西学堂。徐君自为堂董，而荐孑民为监督。校中有英、法两外国语，然无关于思想。孑民与教员马用锡君、杜亚泉君均提倡新思想。马君教授文辞，提倡民权、女权。杜君教授理科，提倡物竞争存之进化论。均不免与旧思想冲突。教员中稍旧者，日与辩论，孑民常右新派。旧者恨之，诉诸堂董。堂董以是年正人心之上谕送学堂，属孑民恭书而悬诸礼堂。孑民愤而辞职。
孑民为中西学堂监督时，丧其妻王氏。未期，媒者纷集。孑民提出条件，曰：（一）女子须不缠足者；（二）须识字者；（三）男子不取妾；（四）男死后，女可再嫁；（五）夫妇如不相合，可离婚。媒者无一合格，且以后两条为可骇。后一年，始访得江西黄尔轩先生之女，曰世振，字仲玉，天足，工书画，且孝于亲（曾因父病刲臂）。乃请江西叶祖芗君媒介，始订婚焉。是时，孑民虽治新学，然崇拜孔子之旧习，守之甚笃。与黄女士行婚礼时，不循浙俗挂三星画轴，而以一红幛子缀“孔子”两大字。又于午后开演说会，云以代闹房。
其时，孑民好以公羊春秋三世义说进化论。又尝为三纲五伦辩护。曰：“纲者，目之对，三纲，为治事言之也。国有君主，则君为纲，臣为目；家有户主，则夫父为纲，而妇子为目。此为统一事权起见，与彼此互相待遇之道无关也。互相待遇之道，则有五伦。故君仁臣忠，非谓臣当忠而君可以不仁也；父慈子孝，非谓子当孝而父可以不慈也；夫义妇顺，非谓妇当顺而夫可以不义也。晏子曰：‘君为社稷死则死之。’孔子曰：‘小杖则受，大杖则走。’若如俗所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死，子不得不死’者，不特不合于五伦，亦不合于三纲也。”其时孑民之见解盖如此。
庚子、辛丑之间，孑民与童亦韩君至临安县，为绍兴侨农设一小学校。又在浙江省城议改某书院为师范学校，未成。
辛丑，膺澄衷学堂总理刘君之请，代理一月。
是年，南洋公学开特班，招生二十余人，皆能为古文辞者，拟授以经世之学，而拔其尤，保送经济特科。以江西赵从蕃君为管理，而孑民为教授。由学生自由读书，写日记，送教授批改。每月课文一次，由教授评改。孑民又教诸生以读和文之法，使自译和文书，亦为之改定云。是时，孑民于日记及课文评语中，多提倡民权之说。学生中最为孑民所赏识者：邵闻泰、洪允祥、王莪孙、胡仁源、殷祖伊诸君，其次则谢沈（无量）、李同（叔同）、黄炎培、项骧、贝寿同诸君。
是年之冬，蒋观云君与乌目山僧发起女学校，孑民与陈梦坡君、林少泉君赞成之。罗迦陵女士任每月经费之一部。建设后，名曰爱国女学校，由蒋君管理。及蒋君赴日本，由孑民管理之。
是时留寓上海之教育家叶浩吾君、蒋观云君、钟宪鬯君等发起一会，名曰中国教育会，举孑民为会长。
南洋公学自开办以来，有一部分之教员及管理员不为学生所喜。吴稚晖君任公学教员时，为组织卫学会，已起冲突。学生被开除者十余人。吴君亦以是辞职，赴日本。而不孚人望之教员，则留校如故。是年，有中院第五班生，以误置墨水瓶于讲桌上，为教员所责。同学不平，要求总理去教员，总理不允，欲惩戒学生。于是激而为全体退学之举。特班生亦牺牲其保举经济特科之资格，而相率退学，论者谓为孑民平日提倡民权之影响。孑民亦以是引咎而辞职。
南洋公学学生既退学，谋自立学校，乃由孑民为介绍于中国教育会，募款设校，沿女学校之名，曰爱国学社。以孑民为代表，请吴稚晖君、章太炎君等为教员。与《苏报》订约，每日由学社教员任论说一篇（孑民及吴、章诸君，凡七人，迭任之，一周而遍）。而《苏报》馆则每月助学社银一百圆以为酬。于是《苏报》馆遂为爱国学社之机关报矣。吴君又发起张园演说会，昌言革命。会南京陆师学堂退学生十余人，亦来学社，章行严君其一也。于是请彼等教授兵式体操。孑民亦剪发，服操衣，与诸生同练步伐。无何，留日学生为东三省俄兵不撤事，发起军国民教育会，于是爱国学社亦组织义勇队以应之。是时，爱国学社几为国内惟一之革命机关矣。
方爱国学社之初设也，经费极支绌。其后名誉大起，捐款者渐多，而其中高材生，别招小学生徒，授以英、算，所收学费，亦足充社费之一部。于是学社勉可支持，而其款皆由中国教育会经理，社员有以是为不便者，为学社独立之计画，布其意见于学社之月刊。是时会中已改举乌目山僧为会长，而孑民为副会长与评议长。于是开评议会议之。孑民主张听学社独立，谓鉴于梁卓如与汪穰卿争《时务报》，卒之两方而均无结果，而徒授反对党以口实。乌目山僧赞成之，揭一文于《苏报》，贺爱国学社独立，而社员亦布《敬谢中国教育会》一文以答之。此问题已解决矣。而章太炎君不以为然，以前次评议会为少数者之意见，则以函电招离沪之评议员来，重行提议，多数反对学社独立。孑民以是辞副会长及评议长，而会员即举章君以代之。于是孑民不与闻爱国学社事矣。
方孑民尽力于爱国学社时，其兄鉴清亦在上海，甚危之。与戚友商议，务使孑民离上海。然孑民对于学社，方兴高采烈，计无所出。及其决计脱离学社，于是由沈乙斋君从容劝其游学。孑民言游学非西洋不可，且非德国不可，然费安从出。沈谓：“吾当为君筹之。”其后告以汤、张、刘、徐等，均每月贷款若干，可以成行。于是探行程于陈敬如君，则谓：“是时启行，将以夏季抵红海，热不可耐，盍以秋季行，且盍不先赴青岛习德语？”于是有青岛之行。
当孑民任南洋公学教员时，曾于暑假中游历日本。到东京未久，适吴稚晖君以陆军学生事，与驻日公使蔡钧冲突，由日警强迫上船。是时，陆仲芬君等将伴送至长崎。相与议曰：“万一所乘船直赴天津，则甚危，谁可偕去？”孑民以在日本无甚要事，且津、京均旧游地，则曰：“我偕去。”于是偕吴君归国。或疑孑民曾在日本留学者，误也。
张园之演说会，本合革命与排满为一谈。而是时邹蔚丹君作《革命军》一书，尤持“杀尽胡人”之见解。孑民不甚赞同，曾于《苏报》中揭《释仇满》一文，谓“满人之血统，久已与汉族混合。其语言及文字，亦已为汉语汉文所淘汰。所可为满人标识者，惟其世袭爵位，及不营实业而坐食之特权耳。苟满人自觉，能放弃其特权，则汉人决无杀尽满人之必要”云云（其文惟从前坊间所印之《黄帝魂》曾选之）。当时注意者甚鲜。及辛亥革命，则成为舆论矣。
孑民到青岛不及一月，而上海《苏报》案起，不涉孑民。案既定，孑民之戚友，以为游学之说，不过诱孑民离上海耳。今上海已无事，无游学之必要，遂取消每月贷款之议。而由孑民之兄，以上海有要事之电，促孑民回。既回，遂不能再赴青岛，而为外交、报馆译日文以自给。
孑民在青岛，不及三月，由日文译德国科培氏《哲学要领》一册，售稿于商务印书馆。其时无参考书，又心绪不甚宁，所译人名多诘屈。而一时笔误，竟以空间为宙，时间为宇。常欲于再版时修正之。
运动革命时代
孑民既自青岛回，中国教育会新得一会员，为甘肃陈竞全君。自山东某县知县卸任来沪，小有积蓄，必欲办一日报。乃由孑民与王小徐君、汪允宗君等组织之。陈君任印刷费及房费，而办报者皆尽义务，推王君为编辑。以是时俄事方亟，故名曰《俄事警闻》。不直接谈革命，而常译述俄国虚无党历史以间接鼓吹之。每日有论说两篇，一文言，一白话，其题均曰告某某，如告学生、告军人之类。此报于日俄战争后，改名《警钟》。其编辑，由王君而嬗于孑民，又嬗于汪允宗、林少泉、刘申叔诸君。自王君去后，均不免直接谈革命，历数年之久，卒被封禁云。
是时西洋社会主义家，废财产、废婚姻之说，已流入中国。孑民亦深信之。曾于《警钟》中揭《新年梦》小说以见意。惟其意，以为此等主义，非世界大多数人承认后，决难实行，故传播此等主义者，万不可自失信用。尔时中国人持此主义者，已既不名一钱，亦不肯作工，而惟攫他人之财以供其挥霍，曰：“此本公物也。”或常作狭邪游，且诱惑良家女子，而有时且与人妒争，自相矛盾。以是益为人所姗笑。孑民尝慨然曰：“必有一介不苛取之义，而后可以言共产；必有坐怀不乱之操，而后可以言废婚姻。”对于此辈而发也。
自东京同盟会成立后，杨笃生君、何海樵君、苏凤初君等，立志从暗杀下手。乃集同志六人，学制造炸弹法于某日人，立互相鉴察之例，甚严。何君到上海访孑民，密谈数次。先介绍入同盟会，次介绍入暗杀团。并告以苏君将来上海转授所学于其他同志。其后苏君偕同志数人至，投孑民。孑民为赁屋，并介绍钟宪鬯君入会，以钟君精化学，且可于科学仪器馆购仪器、药品也。开会时，设黄帝位，写誓言若干纸，如人数，各签名每纸上，宰一鸡，洒血于纸，跪而宣誓，并和鸡血于酒而饮之。其誓言，则每人各藏一纸。乃教授制炸药法，若干日而毕。然能造药矣，而苦无弹壳。未几，黄克强、蒯若木、段囗书b诸君，先后自东京来，携弹壳十余枚。是时王小徐君、孙少侯君已介绍入会，乃由孙君携弹药至南京隐僻处，试之，不适用。其后杨笃生君来，于此事尤极热心，乃又别赁屋作机关，日与王、钟诸君研究弹壳之改良。其时费用，多由孙君担任，而经营机关，则孑民与其弟元康任之。元康既由孑民介绍入会，则更介绍其同乡王子余、俞英厓、王叔枚、裘吉生及徐伯荪诸君。徐君是时已联络嵊、天台诸会党，而金、衢、严、处诸府会党，则为陶焕卿君所运动。孑民既介绍陶君入会，则乘徐、陶二君同到上海之机会，由孑民与元康介绍陶君于徐君，而浙江会党始联合焉。制弹久不成，杨君奋然北行。抵保定，识吴樾君及其他同志三人，介绍入会。并为吴君介绍于孑民，言吴君将送其妹来上海，进爱国女学校。吴君后来函，言有事不能即来。未久而中国第一炸弹，发于考察宪政五大臣车上。孑民等既知发者为吴君，则弹必出杨君手，恐其不能出京。孙少侯君乃借捐官事北上，访杨君于译学馆。知已被嫌疑，有监察者。其后杨君卒以计，得充李木斋君随员而南下。
孑民既却《警钟》编辑之任，则又为爱国女学校校长。其时并不取贤母良妻主义，乃欲造成虚无党一派之女子，除年幼者照通例授普通知识外，年长一班，则为讲法国革命史、俄国虚无党主义等，且尤注重化学。然此等教授法，其成效亦未易速就。其后，遂由中国教育会中他会员主持，渐改为普通中学校矣。
游学时代
孑民在上海所图皆不成，意颇倦。适绍兴新设学务公所，延为总理。丙午春，遂回里任事。未久，以所延干事受人反对，后又以筹款设师范班，受人反对，遂辞职。
是时清政府议派编检出洋留学，孑民遂进京销假，请留学欧洲。无何，愿赴欧美者人数太少，而政府又拙于经费，悉改派赴日本。孑民不愿。而译学馆自杨笃生君出京后，尚未得适当之国文教员，章一山君延孑民任之，兼授西洋史。教授数月，颇受学生欢迎。
丁未，孙慕韩君任驻德公使，允每月助孑民以学费三十两。又商务印书馆亦订定，每月送编译费百元。孑民于是偕孙君赴柏林。
在柏林一年，习德语外，并编书。又由孙君介绍，以国文授唐氏子弟四人。（每月得脩德币百马克。）第二年，迁居来比锡，进大学听讲，凡三年。于哲学、文学、文明史、人类学之讲义，凡时间不冲突者，皆听之。尤注重于实验心理学及美学，曾进实验心理学研究所，于教员指导之下，试验各官能感觉之迟速、视后遗象、发音颤动状比较表等。进世界文明史研究所，研究比较文明史。又于课余，别延讲师，到寓所，讲授德国文学。此四年中，编《中学修身教科书》五册，《中国伦理学史》一册，译包尔生《伦理学原理》一册。
《中国伦理学史》谓：“《孟子》之杨朱即庄周，为我即全己之义，《庄子》中说此义者甚多；至《列子·杨朱篇》乃魏晋间颓废心理之产物，必非周季人所作。”又清儒中特揭黄梨洲、戴东原、俞理初三氏学说，以为合于民权、女权之新说。黄、戴二氏，前人已所注意，俞氏说则孑民始拈出之。
孑民在来比锡时，闻其友李石曾言肉食之害。又读俄国托尔斯泰氏著作，描写田猎惨状，遂不食肉。尝函告其友寿孝天君，谓：“蔬食有三义：（一）卫生，（二）戒杀，（三）节用，然我之蔬食，实偏重戒杀一义。因人之好生恶死，是否迷惑，现尚未能断定。故卫生家最忌烟酒，而我尚未断之。至节用，则在外国饭庄，肉食者有长票可购，改为蔬食而特饪，未见便宜。（是时尚未觅得蔬食饭馆，故云尔。）故可谓专是戒杀主义也。”寿君复函，述杜亚泉君说：“植物未尝无生命，戒杀义不能成立。”孑民复致函，谓：“戒杀者，非论理学问题，而感情问题。感情及于动物，故不食动物。他日，若感情又及于植物，则自然不食植物矣。且蔬食者亦非绝对不杀动物，一叶之蔬、一勺之水，安知不附有多数动物，既非人目所能见，而为感情所未及，则姑听之而已。不能以论理学绳之也。”
教育总长时代
辛亥武昌起义，孑民受柏林同学之招，赴柏林助为鼓吹。未几，回国，于同盟、光复两会间，颇尽调停之力。南京政府成立，任教育总长。是时，陆费伯鸿君方主任商务印书馆之《教育杂志》，曾语孑民，谓：“近时教育界，或提倡军国民主义，或提倡实利主义，此两者实不可偏废。”然孑民意以为未足，故宣布《蔡孑民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 , 谓：“教育界所提倡之军国民主义及实利主义，固为救时之必要，而不可不以公民道德教育为中坚。欲养成公民道德，不可不使有一种哲学上之世界观与人生观，而涵养此等观念，不可不注重美育。”美育者，孑民在德国受有极深之印象，而愿出全力以提倡之者也。
孑民所谓公民道德，以法国革命时代所揭著之自由、平等、友爱为纲，而以古义证明之，谓：“自由者，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也，古者盖谓之义。平等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也，古者盖谓之恕。友爱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也。古者盖谓之仁。”
孙中山既辞总统职，欲派员迎袁项城来南京就职，其资格须同盟会会员而又现任阁员者，以孑民为合格，故派之。此行人人知必不能达目的，然南京政府必须有此一举，遂往迎。及北京兵变，知袁氏决无南来之望，乃承认其在北京就总统职。孑民有宣言，见当时北京各报。
唐少川君在北京拟南北混合内阁名单，仍以教育总长属孑民，而孑民力持不可，荐范静生君自代，已定矣。范君时适在南京，闻讯，即行，并言决不承认。而外间不知因由者，且谓中山怪孑民不能迎袁来南，故褫其职。于是唐君仍商于孑民，孑民不能不承认矣。混合内阁中，总理已入同盟会，其他阁员，则自司法、教育、农林、工商四部外，皆非同盟会员也。同盟会员主用内阁制，以为事事皆当取决于国务院；而非同盟会员，主用总统制，以为事事须承旨于总统。于是最当冲之财政、军政大问题，皆直接由总统府处理，并不报告于国务会议。孑民愤然，谓不能任此伴食之阁员，乃邀王亮畴、宋遁初、王儒堂三君密议，谓宜辞职，尽由彼等组织一纯粹非同盟会之内阁，均赞成，乃以四人之公意告唐少川君，唐亦赞成。其后，唐君辞职，孑民等虽备受挽留，决不反顾。人或疑其何以固执若此，不知彼等已早有成约，且孑民为倡议人，决无唐去而独留之理也。孑民有宣言一篇，当时各报均载之。
孑民在教育总长任，于普遍教育司、专门教育司外，特设社会教育司，以为必有极广之社会教育，而后无人无时不可以受教育，乃可谓教育普及。又改大学之八科为七科，以经科并入文科，谓《易》《论语》《孟子》等已入哲学门，《诗》《尔雅》已入文学门，《尚书》《三礼》《大戴记》《春秋三传》已入史学门，无庸别为一科。又以大学为研究学理之机关，宜特别注重文、理两科，设法、商等科而不设文科者，不得为大学；设医、工、农等科而不设理科者，亦不得为大学云。
第二游学时代
民国元年夏，孑民既辞职，秋，遂偕眷属再赴德国，仍至来比锡，仍在大学听讲，并在世界文明史研究所研究。二年夏，得上海电，以宋案促归国，遂归。奔走调停，亦无效果，卒有赣宁之战。是年秋，孑民复偕眷属赴法国，住巴黎近郊一年。欧战开始，遂迁居法国西南境，于习法语外，编书，且助李石曾、汪精卫诸君办理留法俭学会，组织华法教育会，不能如留德时之专一矣。
在法，与李、汪诸君初拟出《民德报》，后又拟出《学风杂志》，均不果。其时编《哲学大纲》一册。多采取德国哲学家之言，惟于宗教思想一节，谓：“真正之宗教，不过信仰心。所信仰之对象，随哲学之进化而改变，亦即因各人哲学观念之程度而不同。是谓信仰自由。凡现在有仪式有信条之宗教，将来必被淘汰。”是孑民自创之说也。
孑民深信徐时栋君所谓《石头记》中十二金钗，皆明珠食客之说，随时考检，颇有所得。是时应《小说月报》之要求，整理旧稿，为《〈石头记〉索隐》一册，附月报分期印之，后又印为单行本。然此后尚有继续考出者，于再版、三版时，均未及增入也。
其时又欲编《欧洲美学丛述》，已成《康德美学述》一卷，未印。编《欧洲美术小史》，成《赖斐尔》一卷，已在《东方杂志》印行。
为华工学校编修身讲义数十首，《旅欧杂志》中次第印行。
大学校长时代
五年秋，孑民在法，得教育部电，促返国，任北京大学校长。遂于冬间回国。六年一月，始任事于北京大学。其时北京大学学生，颇为社会所菲薄。孑民推求其故，以为由学生之入大学，仍抱科举时代思想，以大学为取得官吏资格之机关。故对于教员之专任者，不甚欢迎。其稍稍认真者，且反对之。独于行政、司法界官吏之兼任者，虽时时请假，年年发旧讲义，而学生特别欢迎之，以为有此师生关系，可为毕业后奥援也。故于讲堂上领受讲义，及当学期、学年考试时，要求题目范围特别预备外，对于学理，毫无兴会。而讲堂以外，又无高尚之娱乐与学生自动之组织。故学生不得不于学校以外，竞为不正当之消遣。此人格所由堕落也。乃于第一日对学生演说时，即揭破“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责，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云云。于是推广进德会，以挽奔竞及游荡之习。并延积学之教授，提倡研究学问之兴会。助成体育会、音乐会、画法研究会、书法研究会等，以供正当之消遣。助成消费公社、学生银行、校役夜班、平民讲演团等，及《新潮》等杂志，以发扬学生自动之精神，而引起其服务社会之习惯。从前大学预科，自为组织，不求与本科第一年相衔接。于是第一步，解散独立组织，使分隶各科。第二步，改为预科二年，本科四年，合六年课程，通盘计画，不使复重。
理科之门类既未全，设备亦甚单简，教室、实验室又无可扩张。而工科所设之门，与北洋大学全同。同为国立大学，京、津相去又近，无取重设。于是商之教育部及北洋大学，以工科归并北洋，而以北洋之法科归并北京。得以所省工科之地位及经费，供扩张理科之用。
旧有商科，毫无设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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