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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设备，而讲授普通商业学。于是第一步，并入法科，为商业学门。第二步，则并商业门亦截止，而议由教育部别设完备之商科大学。
孑民之意，以为大学实止须文理科，以其专研学理也。而其他医、工、农、法诸科，皆为应用起见，皆偏于术，可仿德国理、工、农、商高等学校之制，而谓之高等学校。其年限及毕业生资格，皆可与大学齐等。惟社会上，已有大学医科、大学工科之习惯，改之则必启争端。故提议文理科为本科大学。以医、工、农、法、商为分科大学。所谓分科者，以其可独立而为医科大学、工科大学等，非如文理科必须并设也。（比较元年之见解，又进一层。）又现行之专门学校四年制，于适当时期截止。因日本并设各科大学与专门两种，流弊已见，我国不必蹈其覆辙也。在校务讨论会通过，教育部则承认此制，而不用本科、分科之名。
孑民又发见文理分科之流弊，即文科之史学、文学，均与科学有关，而哲学则全以自然科学为基础，乃文科学生，因与理科隔绝之故，直视自然科学为无用，遂不免流于空疏。理科各学，均与哲学有关，自然哲学，尤为自然科学之归宿，乃理科学生，以与文科隔绝之故，遂视哲学为无用，而陷于机械的世界观。又有几种哲学，竟不能以文理分者，如地理学，包有地质、社会等学理。人类学，包有生物、心理、社会等学理。心理学，素隶于哲学，而应用物理、生理的仪器及方法。进化学，为现代哲学之中枢，而以地质学、生物学为根掋。彼此交错之处甚多。故提议沟通文理，合为一科。经专门以上学校会议，及教育调查会之赞成，由北京大学试办。
又发现年级制之流弊，使锐进者无可见长。而留级者每因数种课程之不及格，须全部复习，兴味毫无，遂有在教室中渴睡、偷阅他书及时时旷课之弊。而其弊又传染于同学。适教员中有自美国回者，力言美国学校单位制之善。遂提议改年级制为单位制，亦经专门以上学校会议通过，由北京大学试办。
以上皆孑民长北京大学博采众议励行革新之荦荦大端也。
国史馆停办后，仿各国例，附入北京大学史学门。孑民所规画者，分设征集、纂辑两股。纂辑股又分通史、民国史两类。通史先从长编及辞典入手。长编又分政治史及文明史两部。政治史，先编记事本末及书志，以时代为次，分期任编，凡各书有异同者，悉依原文采录之，如马骕绎史之例。俟长编竣事，乃付专门史学家，以一手修之为通史，而长编则亦将印行以备考也。文明史长编，分科学、哲学、文学、美术、宗教等部，分部任编，亦将俟编竣，而由文明史家一手编定之。辞典，分地名、人名、官名、器物、方言等，先正史，次杂史，以次及于各书，分书辑录，一见、再见，见第几卷第几叶，皆记之。每一书辑录竟，则先整理之为本书检目。俟各书辑录俱竣，乃编为辞典云。两年以来，所征集之材料及纂辑之稿，已粲然可观矣。
孑民以大学为囊括大典、包罗众家之学府，无论何种学派，苟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者，兼容并包，听其自由发展，曾于《北京大学月刊》之发刊词中详言之。然中国素无思想自由之习惯，每好以己派压制他派，执持成见，加酿嘲辞，遂有林琴南君诘问之函，孑民据理答之。其往复之函，具见各报，国人自有公评也。
言行杂录
（已分见各节，补记数条于下）
孑民最不赞成中国合食之法，而亦不赞成西洋菜。以为烹饪之法，中国最为进步，惟改合食为分食可矣。于管理爱国女学校时，于办绍兴学务公所时，于长教育部时，皆提倡之。于北京大学，特备西洋食具，宴外宾时，均用中国酒菜。
孑民最不喜坐轿，以为以人舁人，既不人道，且以两人或三四人代一人之步，亦太不经济也。人力车较为经济矣，然目视其伛偻喘汗之状，实大不忍。故有船则乘船，有公车则乘公车。彼以为脚踏车及摩托车，最文明。必不得已而思其次，则马车。以两人一马代步，而可容三四人，较轿为经济。能不竭马力，亦尚留爱物地步。其不得已而乘人力车，则先问需钱若干，到则付之，从不与之计较也。
孑民于应用文，极端赞成用国语。对于美术文，则以为新旧体均有美学上价值。新文学，如西洋之建筑、雕刻、图画，随科学、哲学而进化；旧文学，注重于音调之配置，字句之排比，则如音乐，如舞蹈，如图案，如中国之绘画，亦不得谓之非美术也。
孑民对于欧战之观察，谓国民实力，不外科学、美术之结果。又谓此战为强权论与互助论之竞争。同盟方面，代表强权论。协约方面，代表互助论。最后之胜利，必归互助论。曾于浙江教育会、北京政学会演说之，时为五年之冬，两方胜负未决也。
孑民对于宗教，既主张极端之信仰自由，故以为无传教之必要。或以为宗教之仪式及信条，可以涵养德性，孑民反对之，以为此不过自欺欺人之举。若为涵养德性，则莫如提倡美育。盖人类之恶，率起于自私自利。美术有超越性，置一身之利害于度外。又有普遍性，独乐乐不如与人乐乐，与寡乐乐不如与众乐乐，是也。故提出以美育代宗教说，曾于江苏省教育会及北京神州学会演说之。
孑民又提倡劳工神圣说，谓；“出劳力以造成有益社会之事物，无论所出为体力，为脑力，皆谓之劳工。故农、工、教育家、著述家，皆劳工也。商业中，惟消费公社，合于劳工之格。劳工当自尊，不当羡慕其他之不劳而获之寄生物。”曾于《勤工俭学传》序，及天安门演说时畅言之。
孑民小名阿培，入塾时，加昆弟行通用之元字，曰元培。其叔父茗珊君字之曰鹤卿。及孑民治小学，慕古人名字相关之习，且以“鹤卿”二字为庸俗，乃自字曰仲申，而号曰寉庼。及在爱国学社时，自号曰民友。至《警钟》时代，则曰：“吾亦一民耳，何谓民友。”乃取“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二句中字，而号曰孑民，以至于今焉。孑民曾改名蔡振，则因彼尝为麦鼎华君序《伦理学》，谓：“四书五经，不合教科书体裁。”适为张南皮所见，既不满麦书，而谓蔡序尤谬妄。商务印书馆恐所印书题蔡元培名，或为政府所反对，商请改署，故孑民于所译包尔生《伦理学原理》及所编《中国伦理学史》，皆假其妻黄女士之名而署蔡振云。
近时蒋梦麟博士于到北京时，对于北京大学学生演说，讲到蔡先生的精神，谓：“（一）温良恭俭让，蔡先生具中国最好之精神；（二）重美感，是蔡先生具希腊最好之精神；（三）平民生活，及在他的眼中，个个都是好人，是蔡先生具希伯来最好之精神。蔡先生这精神，是那里来的呢？是从学问来的。”闻者均以为确当。
（据1920年新潮社编《蔡孑民先生言行录》）
传略（下）c
（1935年9月25日）
民国八年，青岛外交问题，激起空前之罢学风潮，首起于北京大学，次及于北京各校。五月四日，北大及北京各校学生有执旗示威举动，旗书“誓死争青岛”“诛卖国贼曹、章、陆”等字样，并殴伤章宗样，焚毁曹汝霖住宅。学生被捕者三十余人。北京十四校校长向警厅保释，先生以北大校长至愿一人抵罪，均未允。五月九日，总统徐世昌颁布命令，历述伤人、焚宅等事，且有将滋事学生送交法庭依法办理等语。先生颇愤懑，遂于五月九日上午八时出走天津，留递辞呈两件，一致总统徐世昌，一致教育总长傅增湘，表明辞职之意，措词极为坚决。并在北京各报发表启事，云：“我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己正式辞去；其他向有关系之各学校、各集会，自五月九日起，一切脱离关系。特此声明，惟知我者谅之！”
先生出京后，国人对上述启事颇多误解，而于“杀君马”一语尤甚。有谓先生当段祺瑞内阁时代，有某种印刷物为段所忌；又谓先生主北大时，取学术自由主义，容纳新旧学派，为旧派所嫉；又谓学潮爆发时，政府有解散大学、罢免校长之主张，而一般旧官僚以此次学期为北大倡导新学派之结果，咸集矢于先生；尚有望文生义者，谓“君”者指政府，“马”者指曹、章，“道旁儿”指各校学生。实则先生以为非自身离京不足以弥平学潮。外传云云，均非事实。
先生离京数月，学潮方始平息。政府及北大教职员、学生挽留函电叠至。彼时，先生在杭州，与北来友人商定程序。先请蒋梦麟氏北上，继发表《告北京大学学生暨全国学生联合会书》。九月返校。
九年十一月，教育部派先生往欧美考察教育，与罗钧任氏同行，罗氏考察司法。先至巴黎，法国教育部表示对于吾国学者之钦崇，特授先生荣誉学位，典礼极隆重。旋赴荷兰、瑞典、意大利、比利时、德、英等国。
黄仲玉夫人于先生抵巴黎次日在北京逝世，先生在瑞士撰祭文云。
先生在欧洲各国考察毕，于十年七月赴美国，接受纽约大学哲学博士荣誉学位。旋遍游美国各大城市，为北京大学建筑图书馆向华侨募捐。是年十月，教育部电请过檀香山，出席太平洋教育会议，归国。
十一年，彭允彝氏长教育，时罗钧任氏忽以金佛郎案被逮，比开释，彭氏再请拘捕，罗氏又入狱，引起先生及蒋梦麟、邵飘萍诸氏之不平，先生遂发表宣言，表示与彭允彝不能合作。悄然出京，住天津颇久。宣言原文如下：
（一）我绝对不能再作那政府任命的校长。为了北京大学校长是简任职，是半官僚性质，便生出许多官僚的关系，那里用呈，那里用咨，天天有一大堆无聊的照例的公牍。要是稍微破点例，就要呈请教育部，候他批准。什么大学文、理科叫作本科的问题，文、理合办的问题，选科制的问题，甚而小到法科暂省学长的问题，附设中学的问题，都要经那拘文牵义的部员来斟酌。甚而部里还常常派了什么一知半解的部员来视察，他报告了，还要发几个训令来训饬几句。我是个痛恶官僚的人，能甘心仰这些官僚的鼻息么？我将进北京大学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一层，所以两年有半，天天受这个苦痛。现在苦痛受足了，好容易脱离了，难道还肯投入去么？
（二）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德意志帝政时代，是世界著名专制的国家，他的大学何等自由。那美、法等国，更不必说了。北京大学，向未受旧思想的拘束，是很不自由的。我进去了，想稍稍开点风气，请了几个比较的有点新思想的人，提倡点新的学理，发布点新的印刷品，用世界的新思想来比较，用我的理想来批评，还算是半新的。在新的一方面偶有点儿沾沾自喜的，我还觉得好笑。那知道旧的一方面，看了这点半新的，就算“洪水猛兽”一样了。又不能用正当的辩论法来辩论，鬼鬼祟祟，想借着强权来干涉。于是教育部来干涉了，国务院来干涉了，甚而什么参议院也来干涉了，世界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么？还要我去充这种大学的校长么？
（三）我绝对不能再到北京的学校任校长。北京是个臭虫窠（这是民国元年袁项城所送的徽号，所以他那时候虽不肯到南京去，却有移政府到南苑去的计画）。无论何等高尚的人物，无论何等高尚的事业，一到北京，便都染了点臭虫的气味。我已经染了两年有半了，好容易逃到故乡的西湖、鉴湖，把那个臭气味淘洗净了。难道还要我再作逐臭之夫，再去尝尝这气味么？
我想有人见了我这一段的话，一定要把“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话来劝勉我。但是我现在实在没有到佛说这句话的时候的程度，所以只好谨谢不敏了。
先生以黄夫人逝世，已逾期年，家庭状况不能不续娶，其择偶条件：（一）原有相当认识；（二）年龄略大；（三）须熟谙英文而能为先生之助者。先生属意爱国女学旧同学周峻（养浩）女士。周女士在先生主持爱国时即来就学，又进承志、启明诸校，毕业后，服务社会多年，且素有出国志愿。先生当托徐仲可夫人介绍（徐夫人前任爱国女学舍监，与养浩夫人善），得夫人同意，遂于十二年七月十日在苏州举行婚礼。婚后，先生、夫人携同女公子威廉、公子柏龄同往比利时，夫人及女公子进不鲁塞美术学校研究美术；公子入比国劳动大学研究工艺。
十三年春，夫人及女公子感于比利时研究艺术之不宜，改往法国。夫人进巴黎美专，女公子入里昂美专，公子仍留比学工。先生则往来于比法两国间，照料夫人、女公子、公子学业；并襄助李石曾、吴稚晖诸氏办理里昂中法大学及华法教育事宜。
十三年秋，先生赴伦敦，与陈剑翛、黄建中、潘绍棠诸氏为退回庚子赔款之运动。旋得教育部电请赴荷兰、瑞典出席民族学会，该会专研讨哥伦布未发见新大陆前的美洲民族问题，先生撰有论文一篇，由谢寿康氏译为法文送会。与会时，遇德国民族学家但采尔教授，但教授为先生留学来比锡大学时之同学，劝先生往汉堡大学研究（汉堡民族博物馆材料极丰富），先生遂于十四年偕夫人赴德，在汉堡大学研究民族学。
先生于十五年二月依教育部电促返国。是时，先生尚未辞去北大校长。抵沪，适平、津交通断绝，无法北上，乃留沪参加皖、苏、浙三省联合会，该会系响应国民革命军北伐之组织。浙江省科学院筹备处成立，推先生兼任正主任。是年冬，先生任浙江政治分会委员，赴宁波出席会议。时北洋军阀在浙又占优势，分会委员分途暂避，先生与马寅初氏同往象山，又改往临海，再乘带鱼船往福州。
先生在福州及厦门两阅月，由集美学校借捕鱼船送至温州，又换船至宁波，再由宁波到杭州，参加浙江政治分会。国民政府成立，遂进京，参加中央政治会议，任中央监察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常务委员，试办江苏、浙江、北平三大学区。同年，先生又与李石曾、张静江诸氏提议设中央研究院及北平、浙江研究院，通过。由大学院呈准先设中央研究院，先生以大学院长兼任中央研究院院长。
十七年五月，先生在大学院召开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集各省市教育行政主管人员、大学校长及专家七十余人，会期亘两星期，议案四百余事，凡教育上重要问题，多得适当之解决。是年，政府改组，大学院改为教育部，先生不愿兼任部长，并辞去所兼任之监察院长及司法部长，辞函中有“去志早决，义无返顾”等语。先生一生难进易退，大抵如此。
先生自辞去大学院长、监察院长、司法部长、专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后，对国事仍异常关怀。二十年冬，与张溥泉诸氏赴粤，代表中央接洽和议，当邀同粤方代表孙哲生诸氏来沪，作进一步协商，结果颇圆满。二十一年，受教育部委托，整理中央大学。迭次中央执监委员会全体会议，均出席发表意见。其他有关文化学术之重要设施，如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故宫博物院、北平及上海图书馆、伦敦艺术展览会等，靡不参与。而于中央研究院，尤殚思竭虑，力图进展。二十四年九月，罗致全国学者，组织中央研究院评议会，并举行第一次、第二次会议，规画推进学术研究工作颇详。
先生“尚推想而拙于记忆，性近于学术而不宜于政治”，颇欲研究民族学以终老。先生曾言：“我是一个比较的还可以研究学问的人，我的兴趣也完全在这一方面。自从任了半官式的国立大学校长，不知每天要见多少不愿意见的人，说多少不愿意说的话，看多少不愿意看的信，想腾出一两点钟读读书，竟做不到了，实在苦痛极了！”南来以后，烦杂更倍往昔。先生遂于二十四年七月，发表启事，声明三事：（一）辞去兼职；（二）停止接受写件；（三）停止介绍职业。抄录原文如下：
“以元培之年龄及能力，聚精会神，专治一事，犹恐不免陨越；若再散漫应付，必将一事无成。今自八月起，画一新时代，谨为左列三项之声明，幸知友谅之。
（一）辞去兼职
荀子有言：‘行衢道者不至。’又曰：‘鼯鼠五技而穷。’治学治事，非专不可。余自民元以来，每于专职以外，复兼其他教育文化事业之董事及委员等，积累既久，其数可惊。‘老者不以筋力为礼，贫者不以货财为礼’，虽承各方体谅，不以奔走权门、创捐巨款相责，而文书画诺、会议主席，以及其他排难解纷、筹款置产之类，亦已应接不暇。衰老之躯，不复堪此。爰次第辞去，略如左方；其所不及，以此类推。
中国公学校董兼董事长
上海法学院校董
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校董兼主席校董
爱国女学校董兼主席校董
苏州振华女学校董
南通学院校董
北平孔德学校校长
中华职业教育社评议员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董事及董事长
故宫博物院理事及理事长
鸿英教育基金董事会董事及董事长
全国国语教育促进会会长
寰球中国学生会会员
中华慈幼协会会员
中国经济统计社社员
太平洋国际学会会员
国际问题研究会会员
音乐艺文社社员
大同乐会董事长及副董事长
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监事
杭州农工银行监理
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
上海市图书馆临时董事会董事及董事长
（二）停止接受写件
余不工书，而索书者纷至，除拨冗写发者外，尚积存数百件。方拟排日还债，而后者又接踵而至，将永无清偿之一日。今决定停收写件，俟积纸写完，再行定期接受。
（三）停止介绍职业
事需人，人需事，谙悉两方情形者，本有介绍之义务。然现今人浮于事，不知若干倍？要求介绍者，几乎无日无之，何厚于此，何薄于彼？一而二，二而三，以至于无穷。遇有一新设之机关或机关之长官更迭时，则往往同时、同处接到我多数之介绍函，其效力遂等于零。在我费无谓之光阴，在被介绍者耗无谓之旅费，在受函者亦甚费无谓之计较与答复，三方损失，何苦而为之！近日政府有全国学术工作咨询处，社会有职业指导所，各报亦有“自我职业介绍”及“谋事者鉴”等栏；且现在各国失业调查及救济之方策，我政府亦必将采用。个人棉力，汔可小休。
中华民国二十四年七月三十一日 蔡元培谨启”
二十五年冬，先生忽卧病，濒危者再，卒以诊治得宜，调养经年，渐告痊可。此后身体转弱，时愈时发。
“八·一三”沪战后，先生忧怀国事，每欲驰往国外，争取友邦同情。二十七年春，移居香港，旋迁往九龙柯士甸道新寓。又拟转入内地，襄理大计。笔者是年秋过港，先生犹殷殷以昆明相晤为期，言犹在耳！但以高年远行，不堪劳瘁，均未果行。同年，先生为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撰《会歌》一首，云：
“公理昭彰，战胜强权在今日。概不问，领土大小，军容赢诎。文化同肩维护任，武装合组抵抗术。把野心军阀尽排除，齐努力。 我中华，泱泱国。爱和平，御强敌。两年来，博得同情洋溢。独立宁辞经百战，众擎无愧参全责。与友邦共奏凯旋歌，显成绩。
蔡元培拟作，用《满江红》词调，凡有。处皆押韵之字”
先生于二十九年三月三日在九龙寓所失足仆地，伤及内部，虽经输血手术，终以年高体弱，回天乏术，延至五日晨九时四十五分逝世，享年七十四岁。遗夫人周养浩女士，子无忌、柏龄、怀新、英多；女威廉（二十八年去世）、睟盎。先生得病经过，有如王云五氏所述：
“蔡先生年来息影香港，深居简出；去岁迁往九龙新寓后，更少来港。今年废历新正初四日，先生偕夫人、公子等来港访谈，旋偕往香港仔午膳，顺游浅水湾等处，游兴甚浓，精神亦健。本月（三月）三日，先生在寓失足仆地，初以为无碍，旋竟吐血一口，家人悲慌，即召医诊治。惟因时值星期假日，故所延西医朱惠康至午始到，并为加延马利医院内科主任凌医生会同诊察，认为先生年事已高，宜防意外，故即商定过海入养和医院，悉心诊疗。途中由朱医生及蔡夫人侍伴。入院后，详为诊察，脉搏如常，似无大碍，乃为注射止血剂及葡萄糖针。本人于蔡先生赴院前及入院后，均往探望，见精神尚佳，无何异状。四日晨十一时再往医院探望，闻蔡夫人言，未续吐血；医师亦谓如不转变，或可出险。时蔡先生正睡着，故未与谈，即行辞出。
讵至午后二时，即接蔡夫人电话，谓先生病势转危，本人急往探视，知从肛门排血甚多，精神骤衰，且不甚清醒。急为先后延请李祖佑、李树芬及外籍医师惠金生、郭克等四医生，会同朱医生诊治，均认系胃瘤出血，恐难救治。初，各医均主施行输血手术营救，惟蔡夫人以先生年事已高，恐输血反应甚大，不能抵抗，故非至万不得已时，不愿施行；至是，以先生病势沉重，气息仅存，故不得已决定实行输血；惟时已深夜，原已验定之输血人遍觅不得，当时侍奉左右之蔡先生胞侄太冲及内侄周新，自愿输血，经赶往香港大学实验室检验，蔡君之血同型，乃即返院施行手术。在输血前，蔡先生己入极危险之状态，惠医生己断定无救；惟郭医生仍努力输血施救。输血后，经过良好，先生精神亦转佳。本人至今晨（即五日晨）四时始辞出。当以输血收效甚速，故定今日（五日）再行二次输血。今晨八时，接医院电话，知蔡先生又转危，本人即赶往医院，一面通知商务印书馆在职工中征求输血者，一面赶请医生急救。乃至九时四十五分，愿输血者数人赶至，未及施行手术，而先生己撒手长逝，痛哉！”
（高平叔记）
（据高平叔编著《蔡孑民先生传略》，重庆商务印书馆，1943年3月出版）
a 此篇是蔡元培应北大新潮社的要求，为编印《蔡孑民先生言行录》撰写的。原定自己口述，由内弟黄世晖笔录。但由于“五四运动”后，蔡元培离京南下，于是自己动笔撰写，完稿后寄给黄世晖，嘱他核实若干史料，转交新潮社。《蔡孑民先生言行录》付印时，此篇标题为《蔡孑民》，题下署“都昌黄世晖记”。
b 《蔡元培全集》释为“段云书”。————编者注
c 1935年8月，蔡元培向高平叔口述了他“五四”以后的经历，高平叔记了一份大纲。此篇是高平叔根据这份大纲并补充了1935年9月以后的内容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