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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古结绳而治。书契者，盖作于黄帝之史仓颉，览鸟兽蹄迒之迹，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孳乳而寖多也。故独体为文，合体为字。著于竹帛谓之书，书者，如也。书之体用有六：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1]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书成其物，随体诘屈，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谓之六书。其中指事、象形二者，皆独体之文也，形声、会意二者，则合体之字也。惟会意两体皆主义，而形声则一体主义，一体主声兼义。四者，字之体也。至转注之“建类一首”，殆形制之归纳法，而假借之“依声托事”，则声义之演绎法。二者，字之所由孳乳，充类至尽，而广字之用者也。然则六书之作，权舆于文，孳乳于字。而字之孳乳，盖形声相配尽之矣。以形为经，以声为纬，而天下之物尽。以声为经，以形为纬，而天下之义备。物不能逃乎形，义弗能离于声。形归类而建部首，声各义而从某声。父之诏子，师之诏弟，若先授以部首，使知天下之共名，则明孳乳之字以类分。如知水字，则江河湖海知为水类；知木字，则桃杏梅李知为木类。授以某声，使知天下之音义，则从某声之字以音比。如娶从取声，为取女义；衷从中声，为中衣之义。察其形声相配，而字之名义，罔不了然心目间，故识一物而众物明，通一声而众声会也。然则六书之孳乳，不外形声相配，而一切文字之体用，要归六书。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也。汉兴，萧何造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自是称书学为小学也。夫六经孔、孟之书以载道，所以明道者辞也，所以成辞者字也。学者当由字以通其辞，由辞以通其道。宋儒讥训诂之学而轻语言文字，是犹渡江河而弃舟楫也。然则小学者，经学之委也，故以殿于篇。惟汉以后儒者之言小学，有言形制者，有言声韵者，有尽形声之用而言训诂者，而形制为之基。
我闻在昔，仓颉帝史，肇兴文字，鸟迹兽迒，厥名古文。继以虫鱼，古古相积。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体，封于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及周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所称《史籀篇》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与古文或异。至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以古文。其后诸侯力政，不统于王，恶礼乐之害己，而皆去其籍，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不与秦文合者，作《仓颉篇》七章，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六章，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七章，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是时始建隶书矣，起于官狱多事，删古立隶，苟趋省易，施之于徒隶，作之自程邈也。汉兴，闾里书师，合《仓颉》、《爰历》、《博学》三篇，断六十字以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为《仓颉篇》。武帝时司马相如作《凡将篇》，无复字。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时将作大匠李长作《元尚篇》，皆《仓颉》中正字也。《凡将》则颇有出矣。至平帝元始五年，征天下通小学者沛人爰礼等以百数，各令记字于未央庭中。黄门侍郎蜀郡扬雄子云取其有用者以作《训纂篇》，顺续《仓颉》，又易《仓颉》中重复之字，凡八十九章，五千三百四十字。惟《仓颉》多古字，俗师失其读，宣帝时征齐人能通《仓颉》读者。河东张敞子高从受之，传至外孙凉州刺史魏郡杜业子夏之子曰林伯山者，为作《仓颉训纂》、《仓颉故》各一篇，具载《汉书·艺文志》。独史游《急就篇》传，凡四卷三十四章，其字略以类从，而不立门目，解散隶体，以所变章草法书之。至东汉，扶风班固孟坚续扬雄《训纂》作十三章，无复字。扬雄《训纂》终于“滂熹”二字。和帝时，郎中贾鲂又用此二字为篇目，续成《滂熹篇》，而终于“彦均”二字，合《仓颉》、《训纂》称曰《三仓》，凡百二十三章，七千三百八十字，六艺群书所载略备矣。然自史游以下，咸以李斯《仓颉篇》为本。安帝之世，太尉南阁祭酒汝南许慎叔重以为汉代暴秦，承用隶体，即大篆亦将废弃，何论古文。故因当时之体，采通人之言，溯古籀之迹，作《说文解字》，其意盖《尚书》载尧以来，《史记》托始五帝之义，而以秦汉小篆为主，则荀卿子“法后王”之义，取其适于时用也，凡十四篇，合《目录》一篇，为十五篇，分五百四十部，为文九千三百五十三，重文一千一百六十三，注十三万三千四百四十一字。其建首也，立一为耑，聚类群分，共理相贯，杂而不越，据形系联，引而申之，以究万原，毕终于亥，后世之言小学者宗焉。北海郑玄康成注《三礼》，各引《说文》一事。献帝时，扶风曹喜仲则、颍川邯郸淳于叔、京兆韦诞仲将、河东卫觊伯儒，皆以篆法授受。而觊好古文，鸟篆草隶，无所不善。淳善仓雅虫篆许氏字指，魏初传古文者，出于邯郸淳。魏又有清河张揖稚让，作《埤仓》三卷、《古今字诂》三卷、《难字错误字》各一卷，掖庭右丞周氏，作《杂字解诂》四卷，周成作《解文字》七卷，曹侯彦作《古今字苑》十卷，蜀有太子中庶子郭显卿，作《古今字苑》十卷，具见《隋书·经籍[2]志》。方之许书，古今体用，或得或失。而吴之好《说文》者，称彭城严畯曼才焉。既晋代魏禅，卫觊之孙曰恒巨山者，善草隶书，能世其学，撰《四体书势》一卷，最为人传诵。而东莱令吕忱则表上《字林》六卷，以补许慎《说文》书所阙遗，其中有《说文》本无而增补者，有《说文》本有而字各异体者，然于许氏部叙，初无移徙。萧梁之世，黄门侍郎兼太学博士吴郡顾野王希冯者，于篆隶奇字，无所不通，乃因《说文》造《玉篇》三十卷，其部叙既有所增降损益，其文又增多于《字林》。《唐六典》载书学博士以《石经》、《说文》、《字林》教士。《字林》之学，阅晋、宋、齐、梁、陈，至唐极盛，论者以为《说文》之亚。今字书传世者，莫古于《说文》、《玉篇》，而《字林》实承《说文》之绪，开《玉篇》之先者也。北朝魏符节令陈留江式法安亦依许氏《说文》为本，撰《古今文字》四十卷，大体以许氏书为主，及梅传孔氏《尚书》、《五经音注》、《籀篇》、《尔雅》、《三仓》、《凡将》、《方言》、《通俗文》、《祖文宗》、《埤仓》、《广雅》、《古今字诂》、《三字石经》、《字林》、《韵集》、诸赋文字有六书之谊者，以类编联，文无复重，统为一部，其古籀、奇惑、俗隶诸体，咸使班于篆下，各有区别，训诂假借之谊，随文而解，可谓有造于许氏者也。至唐肃宗时，处士富春孙强复修顾野王《玉篇》，愈多增其文，世行之《玉篇》本，盖非野王之旧，而强所修也。然许慎专为篆学，而野王杂于隶书，用世既久，故篆学愈微。野王虽曰推本许慎，而追逐世好，颇改慎旧。自强以下，固无讥焉。代宗之世，赵郡李阳冰少温独擅篆学，与秦丞相李斯齐名，时称中兴。盖唐以《说文》立博士，习之者多，而阳冰尤精也，更刊定《说文》，仍祖许慎，然颇出私意，诋诃于慎，学者恨之。其后谭小学者，宋则有洛阳郭忠恕恕先之《汗简》、《佩觿》，湖州张有谦中之《复古篇》，元则有永嘉戴侗仲达之《六书故》，兖州杨桓武子之《六书统》，饶州周伯琦伯温之《说文字原》、《六书正讹》，明则有余姚赵谦古则之《六书本义》，衢州叶秉敬敬君之《字孪》，其大旨皆不违于许氏。其间传述之功，则以南唐二徐为最。二徐者，盖广陵徐铉鼎臣、徐锴楚金兄弟。锴撰《说文系传》凡八篇四十卷，首《通释》三十卷，以许慎《说文解字》十五篇，篇析为二，凡锴所发明及征引经传者，悉加“臣锴曰”、“臣锴案”字以别之，继以《部叙》二卷，《通论》三卷，《祛妄》、《类聚》、《错综》、《疑义》、《系述》各一卷，《祛妄》斥李阳冰臆说，《疑义》举《说文》偏旁所有而阙其字者，又篆体笔画相承小异者，《部叙》拟《易·序卦传》以明《说文》五百四十部先后之次，《类聚》则举字之相比为义者，如一二三四之类，《错综》则旁推六书之旨，通诸人事以尽其意，终以《系述》，则犹《史记》之《自叙》。名之曰《系传》者，盖尊许氏书若经也。铉又苦许氏书偏旁奥密，不可意知，因令锴以《切韵》谱其四声，取便检阅，而铉为锴篆之，名曰《说文解字篆韵谱》。凡五卷，小篆皆有音训，无音训者，则慎书所附之重文，注史字者籀书，注古字者古文也。所注颇为简略，盖六书之义，已具《系传》耳。《系传》书成未布而南唐亡，锴亦卒。铉入宋为太子率更，以太宗雍熙三年奉诏与句中立、葛湍、王惟恭等刊定《说文》，其字为《说文》注义序例所载而诸部不见者，悉为补录，又有经典相承，时俗要用，而《说文》不载者，亦皆增加，别题之曰新附字。其本有正体而俗书讹变者，则辨于注中，其违戾六书者，则别列卷末，或注义未备，更为补释，亦题“臣铉等案”以别之，音切则一以孙愐《唐韵》为定。以篇帙繁重，每卷各分上下，后世所行毛晋刊本是也。自是铉之校理、锴之《系传》，胥为后世治许氏学者所宗，谓之大徐、小徐是也。郭忠恕撰《汗简》四卷，与大小徐同时，其分部分隶诸字，用古文之偏旁，而从《说文》之旧，征引古文七十一家，时薛尚功等之书未出，故钟鼎阙焉。然后之谈古文者，辗转援据，大抵从此书相贩鬻，则忠恕所编，实为诸书之根柢，未可忘所自来矣。至据三代钟鼎彝器以考古文者，盖自钱唐薛尚功用敏撰《历代钟鼎彝器款识》始也。元、明以来，《说文》之学渐微，则语录性理间之也。不坠前型，差强人意者，惟周伯奇、戴侗、叶秉敬诸家耳，余等自郐无讥焉。独清儒武进臧礼堂和贵之著《说文引经考》，乌程严可均景文之著《说文天算考》、《说文声类》，皆有专门独到之功。阳湖孙星衍渊如考魏三体石经残字，校《仓颉篇》，皆以《说文解字》为根据。而金坛段玉裁懋堂积数十年之力，治《说文解字》，尤为有功许氏。以徐铉校本颇有更易，不若锴为不失许氏之旧，顾其中尚有为后人窜改者、漏落者、失其次者，一一考而复之，作长编，名曰《说文解字读》，悉有佐证，不同臆说，详稽博辨，既而简练成注，仍铉校，分三十卷，大致谓：“《说文》五百四十部，次第以形相联。每部之中，次第以义相属。每字之下，兼说其古义古形古音。训释者，古义也；象某形，从某某声者，古形也；云某声，云读若某者，古音也。三者合而一篆乃完也。其引经传，有引以说古义者，以转注假借分观之。如《虞书》曰‘至于岱宗，祡’，《诗》曰‘祝祭于’，说字之本义也。如《商书》曰‘无有作’，《周书》曰‘布重席’，说假借此字之义也。有引以说古形者，如《易》曰‘百穀草木麗于地’，说从草麗之意，《易》曰‘豐其屋’，说寷从宀豐之意，《易》曰‘突如其来如’，说从倒子之意是也。有引以说古音者，如奯读若《诗》‘施罟濊濊’，读若‘予违汝弼’是也。学者以其说求之，斯《说文》无不可通之处，斯经传无不可通之处矣。”自以为揆诸经义，例以许书，以字考经，以经考字，昭然若发蒙也。时元和江艮庭声者，生平服膺许氏，不为行楷者数十年，凡尺牍率皆依《说文》书之，为《说文解字考证》，既见玉裁之注，多自符合，叹服辍稿焉。故其书精实通博，非前之传《说文》者可及。惟吴县钮树玉非石作《段氏说文注订》，订其义例，邹伯奇有《读段注说文札记》，纠其牴牾，而段氏之书，终为治《说文》者所不废也。树玉著有《说文解字校记》三十卷，《说文新附考》七卷。曲阜桂未谷馥谓“训诂不明，不足以通经”，日取《说文》与诸经之义相疏证，为《说文辨字义证》五十卷，然征引群书，不加断制，或有类书之讥。安邱王筠贯山著有《说文释例》二十卷，盖即许氏书而释其条例，其目曰《六书总[3]说》，曰《指事》，曰《象形》，曰《形声》，曰《亦声》，曰《一全一省》，曰《两借》，曰《以双声字为声》，曰《一字数音》，曰《形声之失》，曰《会意》，曰《转注》，曰《假借》，曰《彣[4]饰》，曰《籀文好重叠》，曰《或体》，曰《俗体》，曰《同部重文》，曰《异部重文》，曰《分别文累增字》，曰《叠文同异》，曰《体同音义异》，曰《互从》，曰《展转相从》，曰《母从子》，曰《说文与经典互易字》，曰《列文次第》，曰《列文变例》，曰《说解正例》，曰《说解变例》，曰《一曰》，曰《非字者不出于说解》，曰《同意》，曰《阙》，曰《读若直指》，曰《读若本义》，曰《读同[5]》，曰《读若引经》，曰《读若引谚》，曰《声读同字》，曰《双声叠韵》，曰《捝文》，曰《衍文》，曰《误字》，曰《补篆》，曰《删篆》，曰《迻篆》，曰《改篆》，曰《观文》，曰《纠徐》，曰《钞存》，曰《存疑》，其自《指事》至《列文变例》皆论篆籀，自《说解正例》至《双声叠韵》皆论说解，自《捝文》至末则皆臆说，而《存疑》则订许氏之误兼订段玉裁注之误，虽例目失之繁多，论说或有穿凿，然条举许氏书所称引而部分之，便于学者。惟许氏书虽明形体，而于形声训诂间亦述及，然以诠明本义为宗，群书中文字义训之不合于《说文》者，多属通假，段玉裁[6]注乃由通假以推求本字，犹未宣究，至元和朱骏声丰芑撰《说文通训定声》十八卷，更畅发之。但骏声仅求之于同韵，而晻于双声相借，又不明旁转对转之条，粗有补苴，犹不免于专断。近儒仪征刘师培申叔撰《古本字考》，余杭章炳麟太炎撰《小学答问》，乃于许氏书本字、借字流变之迹，甄明益众。炳麟又读许氏书，叙称：“仓颉作书，依类象形，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寖多。”以为：“独体者，仓颉之文；合体者，后王之字。古文大篆虽残缺，仓颉之文，固悉在许氏书也。”于是刺取许氏书独体，命以初文，其诸省变及合体象形指事，与声具而形残，若同体复重者，谓之准初文，都五百十字，集为四百三十七条，讨其类物，比其声均，音义相雠，谓之变易，义自音衍，谓之孳乳，比而次之，得五六千名，撰成《文始》九卷，所以明形体声类之更相扶胥，异于偏觭之议。若夫囱、同语，、櫎一文，天即为颠，语本于囟，臣即为牵，义通于玄，、出、耑、壬，同种而禅，丮、巨、攵、互，连理而发，斯盖先哲之所未谕，炳麟之所独晓也。自是学者道原穷流，读刘师培《古本字考》及炳麟《小学答问》，而本字、借字之流变明；次读炳麟《文始》，而文字之流变亦明。小学之条例至炳麟益精切，而小学之境宇亦至炳麟斯恢宏焉。惟自宋儒薛尚功诸人而后，治小学者喜据三代钟鼎彝器款识以考证古文，乃云“李斯作篆，已多承误，叔重沿而不治”，至欲改易经记，独炳麟证为未然，而著意于《文始·叙例》，以为“古文自汉时所见，独孔子壁中书，更王莽、赤眉丧乱，至于建武，《史篇》亦十亡三四，《说文》徒以秦篆苴合古籀，非不欲备，势不可也。然《仓颉》、《爰历》、《博学》三篇，才[7]三千三百字。《凡将》、《训纂》继之，纵不增倍，已轶出秦篆外。盖古籀及六国时书，骎骎复出，而班固尤好古文，作十三章，网罗成周之文及诸山川鼎彝盖众。《说文》最字九千，视秦篆三之矣。此则古籀慭遗，其梗概具在《说文》。犹有不备，《礼经》古文、《周官》故书、《三体石经》、陈仓[8]《石鼓》之伦，亦足裨补一二。自宋以降，地藏所发，真伪交糅，数器相应，足以保任不疑。即暂见一二器者，宜在盖阙，虽捃摭不具，则无伤于故训也。若乃荧眩奇字，不审词言之符，譬之瘖聋，盖何足选”。斯诚矫枉救敝之论。然殷虚甲骨文字出土清季，而考古文者别得径途，珍如球壁焉。盖殷商文字，昔人惟于三代钟鼎彝器间见之，然其数颇少。至光绪时，河南安阳县西北五里之小屯，洹水厓岸为水啮，有龟甲牛骨出土，上镌古文字，以其地三周环洹水，盖《史记·项羽本纪》所称“洹水南，殷虚上”者，或者遂定为殷商文字云。有估客携千余片至京师，为福山王懿荣连孙所得。会拳祸作，懿荣被杀，其所藏悉归丹徒刘鹗铁云。而洹水之虚，土人于农隙掘地，岁皆有得，亦归于鹗，都鹗先后得四千五百余片焉。然论殷虚甲骨收藏之富，莫如上虞罗振玉叔言，盖三万片云。其余散在诸家者，亦当以万计。而驻彰德之某国牧师，所藏亦且近万片。其拓墨影印成书者，有刘鹗之《铁云藏龟》十册，罗振玉之《殷虚书契前编》八卷、《后编》二卷、《殷虚书契菁华》一卷、《铁云藏龟之余》一卷。后英人哈同氏复购得刘鹗所藏之一部八百片，影印《戬寿堂所藏殷虚文字》一卷，则多出《铁云藏龟》之外。所刻文字，皆殷王室所卜祭祀征伐行幸田猎之事，故殷先公先王及土地之名，所见甚众。又其文字之数，比三代钟鼎彝器尤多且古，故裨益于古文之考证者尤大。惟事类多同，故文字亦有重复。刘鹗所印，未及编类，而罗振玉则分别部居，去其重复，选印称最精纯。此殷虚文字之影印也。其最先考释者，瑞安孙诒让仲容即《铁云藏龟》考其文字，于光绪甲辰成《契文举例》二卷。虽创获无多，而殷虚文字之考释，实自此始。其后罗振玉之《殷商贞卜文字考》、《殷虚书契考释》、《殷虚书契待问编》，海宁王国维静庵之《戬寿堂所藏殷虚文字考释》，先后成书。而殷人文字之获考释者，且什之五六焉。此实近二十年来治文字学者之一大成功也，故特表而出之。形制明而后言声韵。
韵书始于魏晋，然生民之初，必先有声音而后有言语，有语言而后有文字。诗歌之作，应在书契以前，但求其声之叶，不求其文之工也。《尚书》非有韵之文也。夔之典乐，依永和声，其声韵之始乎？皋陶赓歌，明良康、喜起熙之词，皆韵文也。商周风、雅、颂存于今者，盖三百篇。作诗者虽未必如今人之检韵以求叶，然今人之考古音者，惟据《诗》三百及经子有韵之文足以互证。《易》彖辞如“初筮告，再三渎”之类，盖屋、沃古通也；爻辞如“需于血，出自穴”，皆在屑韵；“长子帅师，弟子舆尸”，皆在支韵，则古今所同也。《文言》“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求、燥同韵，与箕子《麦秀歌》相同，则古今迥异也。《礼记·曲礼》首章：“毋不敬，俨若思。安定辞，安民哉。”思、辞、哉同韵。其余韵文散见于《礼经》之中者，则不可枚举矣。《仪礼》士冠礼、士婚礼之醮辞，《周官·考工记》之梓人祭侯辞、栗氏量铭，皆有韵之文也。《春秋左氏传》之筮辞童谣，舆诵谚语，亦有韵之文也。故近世考古韵者，大抵取群经有韵之文，折衷于《诗》三百，而后谛煌以上之元音，乃复显于世。既风雅寝声，下降战国，奇文郁起，其《离骚》哉。考之屈、宋之作，其音往往与三百篇合，而三百篇所无者，则又往往与周、秦、汉、魏之歌谣诗赋合，其为上古之音何疑？而《荀子》第二十六篇曰《赋》，有《礼赋》、《知赋》、《云赋》、《蚕赋》、《箴赋》，鼎立于风、骚之间，倘亦谭先秦古音者之所取资，而为有韵文之大宗焉。至汉高皇《大风》之歌，汉武帝《秋风》之辞，以及魏武帝横槊赋诗，所用之韵，皆与今韵为近，非若先秦以上之音，诘屈聱牙也。《文选》录汉魏人诗赋及箴铭颂赞之属，其有韵之文，多于群经诸子。而史游《急就》、焦氏《易林》，全书用韵，故考证汉韵，比考证经韵尤易。惜唐人自撰《唐韵》，汉人未尝自撰《汉韵》也。郑玄注六经，许慎撰《说文》，但云音某或读若某而已。自后汉佛法行于中国，得西域胡书，能以十四字贯一切音，谓之婆罗门书。自是字母传入中国。而乐安孙炎叔然作《尔雅音义》，乃创反语，而声音之道备。盖反语生于双声，双声生于字母。字母以一字贯众字之音，而等韵明；反语以二字定一字之音，而切韵出。切，即反也。两字互相切，谓之反，取反复之义，亦谓之翻，如同泰之反为大通，桑落之反为索郎是也。两字切一字，磨切而出声谓之切，德红之切东，徒红之切同是也。亦谓之纽，有正纽，有倒纽，有旁纽，不越一反。反也，切也，纽也，名异而实同。等韵之法，以若干母贯穿天下无穷之字。而切韵则以同母之字出切，以同韵之字定声也。至魏，此事大行。王肃《周易音》用反语者十余条，见陆德明《经典释文·叙例》。王弼注《易》，亦有反切两事，而高贵乡公不解，反以为怪异。自兹厥后，音韵锋出。曹魏左校令李登撰《声类》十卷，凡万一千五百二十字。东晋安复令吕静吕忱之弟撰《韵集》六卷，中宫、商、角、徵、羽各一卷，时音有五而声未四也。南齐汝南周颙彦伦始作《四声切韵》。梁吴兴沈约休文继之，撰《四声谱》，以为在昔词人，累千载不悟，而独得胸襟，自谓入神之作，而韵谱成矣。初，沈约与陈郡谢朓玄晖、琅玡王[9]融元长在齐永明时，以气类相推，为文皆用宫商，将平、上、去、入四声，以此制韵，世呼永明体。独梁武帝不好焉，问周舍周颙之子曰：“何谓四声？”舍应声曰：“天子圣哲。”然帝竟不甚遵用约，而四声之说自此兴也。夫汉人课籀隶，始为字书，以通文字之学。江左竞风骚，始为韵书，以通声音之学。然汉儒识文字而不识声音，既昧造字之本。倘江左之儒，知纵有平上去入四声为韵谱，而不知衡有宫商角徵羽半商半徵七音为字母，亦宁为晓立韵之源？字母起自西域。后汉婆罗门书虽不传，而释藏译经字母，自晋僧伽婆罗以下可考者尚十二家，然以之翻胡经，而未以制国音。纽字之图，亦创沈约，见引于唐僧神珙《四声五音九弄反纽图》序者可证也。初，吴郡顾野王希冯造《玉篇》，中载古切字要法之“因烟”、“人然”、“新鲜”、“饧涎”、“迎妍”、“零连”、“清千”、“宾边”、“经坚”、“神禅”、“秦前”、“宁年”、“寅延”、“真毡”、“娉偏”、“澄陈”、“平便”、“擎虔”、“轻牵”、“称”、“丁颠”、“兴掀”、“汀天”、“精笺”、“民眠”、“声羶”、“刑贤”、“芬番”、“文”、“亭田”凡三十类，盖即沈约《纽字图》之所由本，而为后世言字母者之祖焉。乃宋儒郑樵讥“江左之儒，识四声而不识七音”，其然岂其然乎？独沈约《纽字》之图，不传于后，为可惜耳。然自秦、汉之文，其音已渐戾于古，至东京益甚。而沈约作谱，乃不能上据《雅》、《南》，旁采骚、子，以成不刊之典，而仅按班、张以下诸人之赋、曹、刘以下诸人之诗所用之音撰为定本，于是今音行而古音亡，为音学之一变。隋文帝时，陆法言偕颜之推、萧该、刘臻等八人，本沈约旨，共相撰集，是谓《切韵》，凡五卷，二百六部，万二千一百五十八字。唐郭知元、关亮、薛恂、王仁煦、祝尚丘等因陆书，递有增益。玄宗之世，有孙愐者，乃以《切韵》为谬，重为刊正，别为《唐韵》。唐僧神珙或称神珙，六朝僧。然据《四声五音九弄反纽图》序引南阳释处忠撰《元和韵谱》，知此神珙元和以后人。始定三十字母。后有僧守温者益以六字。今所传牙音“见”、“溪”、“群”、“疑”，即顾野王《玉篇》载古切字要法之“经坚”、“轻牵”、“擎虔”、“迎妍”也；舌头音“端”、“透”、“定”、“泥”，即古切字要法之“丁颠”、“汀天”、“亭田”、“宁年”也；舌上音“知”、“彻”、“澄”、“娘”，即古切字要法之“真毡”、“称”、“澄陈”、“迎妍”也；重唇音“帮”、“滂”、“并”、“明”，即古切字要法之“宾边”、“娉偏”、“平便”、“民眠”也；轻唇音“非”、“敷”、“奉”、“微”，即古切字要法之“芬蕃”、非敷“文”、奉微也；齿头音“精”、“清”、“从”、“心”、“邪”，即古切字要法之“精笺”、“清千”、“秦前”、“新鲜”、“饧涎”也；正齿音“照”、“穿”、“状”、“审”、“禅”，即古切字要法之“真毡”、“称”、“澄陈”、“声羶”、“神禅”也；喉音“影”、“晓”、“喻”、“匣”，即古切字要法之“因烟”、“兴掀”、“寅延”、“刑贤”也；半舌音“来”，即古切字要法之“零连”；而半齿音“舌”，则“人然”也。设以七音相配，则牙音者角，齿音者商，舌音者徵，喉音者宫，唇音者羽，半舌音者半徵，半齿音者半商。于是三十六母全而国音定也。迨宋真宗以景德四年，诏陈彭年、邵雍等校定《切韵》五卷，凡二万六千一百九十四字，注十九万一千六百九十二言，大中祥符四年书成，赐名《大宋重修广韵》，以《切韵》亦名《广韵》也。《宋史[10]·艺文志》皆载陆法言《广韵》五卷，则法言《切韵》亦兼《广韵》之名，故陈彭年等校定本增题“大宋重修”四字[11]。自是《广韵》行而《唐韵》亡。然宋初徐铉奉诏校许慎《说文》，在重修《广韵》以前，所用翻切，一从《唐韵》，是《唐韵》亡而不亡也。迨清献县纪容舒迟叟作《唐韵考》五卷，以为：“翻切之法，其上字必同母，下字必同部，谓之音和。间有用类隔之法者，亦仅假借其上字，而不假借其下字。因其翻切下一字，参互钩稽，辗转相证，犹可得其部分。”乃取《说文》所载《唐韵》，翻切排比，析归各类，乃知《唐韵》部分与《大宋重修广韵》同。盖《唐韵》之作，亦以刊正隋陆法言《切韵》。而法言《切韵》近始出土敦煌千佛洞石室，益以纪氏之《唐韵考》，而隋、唐、宋音韵变迁之迹可考也。至宋仁宗时，太常博士直史馆宋祁、太常丞直史馆郑戬等建言：“陈彭年、邵雍所定《广韵》，多用旧文，繁略失当。”因诏祁、戬与国子监直讲贾昌朝、王洙同加修定，刑部郎中知制诰丁度、礼部员外郎知制诰李淑为之典领，凡成书十卷，中平声四卷，上去入各二卷，共五万三千五百二十五字，视《重修广韵》增二万七千三百三十二字，是字如孳乳寖多，音韵亦寖多矣，盖即世所传《集[12]韵》云。世又传有夏县司马光君实《切韵指掌图》者，序称：“仁宗诏丁度、李淑增崇韵学，自许叔重而降，凡数十家，总为《集韵》。余得旨继纂其职。书成上之，有诏颁焉。”则是《集韵》成于司马光之手也。又考之《切韵指掌图》序，司马光盖因纂《集韵》，科别清浊，成《切韵指掌图》二卷，大指以三十六字母，总三百八十四声，别为二十图。取同音、同母、同韵、同等四者皆同，谓之音和。取唇重唇轻、舌头舌上、齿头正齿三音中清浊同者，谓之类隔。是音和统三十六字母，类隔统唇齿舌等二十六母也。同归一母，则为双声。同出一韵，则为叠韵。同韵而分两切者，谓之凭切。同音而分两韵者，谓之凭韵。辨开阖以分轻重，审轻重以订虚实。言等韵者宗焉。或者以为《切韵指掌图》非司马光作。独等韵之说，自后汉与佛经俱来。然《隋书》仅有十四音之说，而不明其例。《华严》四十二字母，亦自为梵音，不隶以中国之字。而神珙之图，附载《玉篇》，仅粗举大纲，具体而微。其有成书传世者，仅光此图与《四声等子》为最古。《四声等子》，或出辽僧行均，而此图疑南宋人依托《集韵》，袭《四声等子》之所作，不必出光手笔也。然闽县孙奕景山作《示儿编》，辨“不”字作“逋骨切”，一则曰“今以司马公之《切韵》考之”，再则曰“自温公之图出而音始定”，知宋人信图为光之作，而据以为定韵之张本矣。《广韵》、《集韵》虽为敕修之书，然仁宗以还，颁学宫而遵行者，盖不为《广韵》、《集韵》而为《礼部韵略》。特《礼部韵略》有二本：其一曰《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者，仁宗时刑部郎中知制诰丁度奉敕撰也；其一曰《增修互注礼部韵略》者，南宋时衢州免解进士毛晃父子所增修也。宋初程试，用韵漫无章程，故闽士至有以“天道如何，仰之弥高”叶韵者。至仁宗敕撰此书，虽专为科举设，而字之去取，既经廷评，又付公论，故较他韵书特谨严。然收字颇狭，止九千五百九十字。著为令式，迄南宋不改。毛晃搜采典籍，依韵增附，并厘订音义字画之误，凡增订四千八百三十一字，其子居正续拾所遗，复增一千四百二字，即所谓《增韵》者是也。父子相继，用力颇勤，但不知古今文字音韵之殊，往往以古音入律诗，借声为本读，或以引汉律断唐狱少之，不古不今，殊难依据。徒以便于程试，遵用颇广，亦利禄之途则然。然而韵书规模未大变也。自金韩道昭据《广韵》、《集韵》撰《五音集韵》，始以七音四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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