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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之部
甲集叙目
许慎《说文解字叙》
朱筠《重刻许氏〈说文解字〉叙》
江声《六书说》
章炳麟《小学略说》
章炳麟《理惑论》
姚华《说文古籀补补序》
杨荫杭《挨及[1]文与华文同源说》
右文六家，所以辨章小学之源流者也。往者南皮张之洞言：“读古经古子，宜先识古字。下笔宜写今字，而读古书必识古字。读书吟诗可用今音，而读古书必审古音。语言笔札可用今义，而解古书必用古义。识古字之形，晓古语之声，乃能明古书之义。大率字类定于形，字义生于声。知古字之形，则可觉今形之非。知古读之音，则可订今音之讹。故形声为识字之本。”见《轩语》。小学者，盖识字之学也；故以甲于编首焉。小学之书，本之许慎。今录许慎《说文解字叙》，所以明小学之所宗。录朱筠《重刻许氏〈说文解字〉叙》、江声《六书说》，所以析《许书》之条例。录章炳麟《小学略说》，所以阐小学之内涵。录章炳麟《理惑论》、姚华《说文古籀补补序》，所以穷小学之流变。而以杨荫杭《挨及文与华文同源说》殿焉，将以扩小学之途径，博意趣于斯文。其详不可以具论；然而博也尝闻其略也：言小学者兼文字之形、声、义三者而言。许慎《说文解字》，则形书也；自叙历举古文、奇字、大篆、小篆、隶书、刻符、虫书汉曰“鸟虫书”、摹印汉曰“缪篆”、署书、殳书、草书之十一体，而著见者三种：一古文，二大篆，三小篆。叙称“大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可见其大体不离古文而改者少也。又称：“秦始皇帝兼天下，李斯作《仓颉篇》，赵高作《爰历篇》，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则所改颇多。然“颇”字之上，加以“或”字；可见小篆之于古籀，或仍或省改，而不必尽省改；其仍者十之七八，省改者十之一二而已。许君书叙篆文，合以古籀。仍，则小篆皆古籀也，故不更出。省改，则古籀非小篆也；则更出曰“某古文某”，或“籀文某”，如“弌，古文一”，“，籀文蓐从茻”之属；是也。此外又有所谓奇字者，《说文》厪两见：“几”下云：“古文奇字人也。”“无”下云：“奇字無也。”《叙》所称“即古文而异”者也。然自清儒据出土之金文，籀《说文》之字体，而阐“许学”者乃辟一新途焉！按许君《叙》称：“古文，孔子壁中书也。壁中书者，鲁恭王坏孔子宅而得《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又北平侯张苍献《春秋左氏传》。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虽厄复见远流，其详可得略说。”然则考文者，搜山川之鼎彝，证六书之古籀；固许君之家法也！汉以后，彝器之出，自宋始盛；而宋人所录金文，其书存者，有吕大临、王楚、王俅、王厚之诸家，而以薛尚功《历代钟鼎款识》为最著。然薛氏之旨，在于鉴别书法，而非斠校许书。迨清之乾嘉，言许学者大盛。《说文》十四篇校订、注释、考证之作朋兴；而研讨篆籀，多搜证于鼎彝。仪征阮元遂集诸家拓本，赓续薛书，撰《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南海吴荣光有《筠清馆金石文录》，亦以《金文》五卷冠首而先行世。阮氏所录既富，又萃一时之方闻邃学以辨证其文字，故其考释精确，率可依据。吴氏释文，盖仁和龚自珍所撰，孤文碎谊，偶窥扃奥，自诩冥合仓籀之指，而凿空缪，见讥博物，往往有焉！道咸以后，名家者有海丰吴式芬、潍县陈介祺、吴县潘祖荫、吴大澂及福山王懿荣等；而式芬有《攟古录金文》，介祺有《簠斋吉金录》，祖荫有《攀古楼彝器款识》，大澂有《愙斋集古录》，搜采咸称精博；而其考释文字，多一时师友互相赏析所得，非必著者一人私言也。惟古器日出，时多异文；而考文者，其初援许以释器；既乃因器以疑许。于是武进庄述祖撰《说文古籀疏证》，吴大澂撰《说文古籀补》，瑞安孙诒让撰《古籀拾遗》、《古籀馀论》，以及晚近闽县林义光撰《文源》，黄县丁佛言撰《说文古籀补补》，东莞容庚撰《金文编》，所不知者，盖尚缺如。而依据金文，订补许书，遂蔚成一时之风尚焉。夫许君得山川鼎彝以证古文；而近儒即据后出彝器以难许书，乃云：“李斯作篆已多承误，叔重沿而不治。”独余杭章炳麟博学通人，不憙时论，信许书以不祧，陈彝器之可疑；作《理惑论》，犹曰未足，重著其说于《文始叙例》。自是谭小学者有宗许、订许之殊。盖章炳麟者，固宗许之大师；而订许之名家，并世当推上虞罗振玉、海宁王国维二氏。然罗、王二氏之所以订许者，又非鼎彝而为甲骨。甲骨者，光绪戊戌、己亥间，河南安阳县西北五里之小屯洹水厓岸，为水啮而崩，得龟甲牛骨，镌古文字。罗氏考其地环洹水三周而居，即《史记·项羽本纪》所谓“洹水南，殷虚上”，因名所得曰“殷虚甲骨文”；谓殷商贞卜文字之遗也。福山王懿荣、丹徒刘鹗始收藏之；而刘氏为夥，选拓成书，曰《铁云藏龟》凡十册。后鹗死，英人哈同得其所藏八百片，影行《戬寿堂所藏殷虚文字》一卷，则又出《铁云藏龟》之外者也。然尚不如罗振玉所藏之为尤夥！传者谓有三万片。其拓墨影行成书者，有《殷虚书契前编》八卷，《后编》二卷，《殷虚书契菁华》一卷。所刻皆殷先王卜占、祭祀、征伐、行幸、田猎之事，其文字之数，比彝器尤多且古；故裨益于文字学者尤大。惟事类多同，故文字亦有重复。《铁云藏龟》未及别白；而罗氏之编，则分别部居，祛其重复，精审固视《铁云藏龟》过之！而瑞安孙诒让先就《铁云藏龟》考其文字，成《契文举例》二卷；而《名原》之作，亦多根据甲文；虽创获无多，而殷虚文字研讨之涂，实自孙氏发之！然亦不如罗振玉、王国维之后来居上！振玉有《殷商贞卜文字考》、《殷虚书契考释》、《殷虚书契待问》。国维有《戬寿堂所藏殷虚文字考释》。而其中足以订补许书者约有五事：一曰：“甲骨文之不见《说文》者几及千字，可以补许氏之所未备”也。二曰：“甲骨文之与《说文》形体不同者，可以斠正许氏之谬讹”也。三曰：“甲骨文有与大篆、小篆相同者，可以证籀、斯之或异或颇省改，不过董理前文，而匪师心自用，仍旧贯者亦不少”也。四曰：“甲骨文之象形，恍若图画，可以悟象形之所由名”也。五曰：“甲骨文之会意，有殊体而实一字者（例如牢之从牛从羊，或殊体而实一字），亦可以拾许氏之遗”也。论者多以为发千古文字之秘藏！独章炳麟犹盛疑之；谓：“《周礼》衅龟，未闻铭勒。其余见于《龟策列传》者，乃有白雉之灌，酒脯之礼，梁卵之祓，黄绢之裹，而刻画书契无传焉。夫骸骨入土，未有千年不坏！垩质白盛，其化非远；龟甲何灵而能长久若是哉？”见《理惑论》。然则地藏所发，订许者崇为鸿宝；宗许者疑为雁器。取舍不同，亦势然也！惟章炳麟之治小学，实以音韵为骨干，通其殊变；然形体或非所长！独推称邯郸淳书《正始三体石经》，谓“通许氏字指，其间殊体，庶可采录。”见《文始·叙例》、《理惑论》。而其以《三体石经》订正许书传写之讹者，则有无锡丁福保，得洛中新出土拓本六页，以证许书之“甲”从“十”而非“ㄒ”，“”为“由”而非“”，“四”之古文为“”，“文”之古文从“心”。其大指以为“十为古文甲字，即押字，今田父野老犹习用之。石经《尚书》有‘祖甲’、‘大甲’两‘甲’字，皆作‘’；而后知《说文》甲、早、卓等字体作‘’不作‘’之为传写讹也！《说文》苗、迪、胄、笛、宙等三十一字，皆从‘由’，而正文无‘由’字。今按石经《尚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天不可信我迪惟宁王德延’，凡‘迪’字中之‘由’，皆作‘’，而后知《说文》卷十二下‘东楚名曰由象形’；由声近，正合方言音转而变；而大小徐以‘’作‘’音作‘侧词切’者误也！孙诒让《名原》谓：‘《说文》四字，古文作，籀文作。考金文、甲文皆作，要以积画为近古，未必皆出史籀后。疑为古文，为籀文，许书传写误易耳。’今考《三体石经》古文四字正皆作，而后知孙说之不刊！吴大澂《字说》谓：‘《尚书》宁人之宁，乃文字之误。’历举古文文字有从心者，与宁字相似。今考石经‘宁’之古文，确可为‘文’字之变形，而后知吴说之不刊！”见《说文解字诂林》后序。虽声名不如罗、王二氏，然亦当代订许之一家也！然丁氏之所以订许者，盖取资于《三体石经》者少，而资之唐僧慧琳、辽僧希麟正续《一切经音义》引许书者多；据以补《说文逸字》，补《说文》说解中夺字，补《说文》说解中逸句，订正《说文》说解中删改之句，订正《说文》说解中传写之讹，考订《说文》某声，具见《一切经音义汇编自序》。惟丁氏之旨，在雠正许书写刻之讹夺而已，与庄述祖、吴大澂以下诸人之致难于许者意又有殊。丁氏诵许书三十年，搜藏许学之书，自南唐大小徐以迄晚近章炳麟、罗振玉、王国维诸家，积七百余卷，依许书次第，逐字编注，纂《说文解字诂林》五百余卷，而孜矻未有已。盖吾乡人之劬于许学者，莫之或先也！余籀诵许书，未遑博涉，粗述诵览，以当启蒙而缀写目之后。
许慎《说文解字叙》
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乂，万品以察，盖取诸《夬》。夬扬于王庭，言文者宣教明化于王者朝廷，君子所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也。
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于竹帛谓之书，书者如也。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体，封于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事，依声托事，令、长是也。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至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说。其后诸侯力政，不统于王，恶礼乐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分为七国，田畴异晦，车途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是时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大发隶卒，兴役戍，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
自尔，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汉兴，有草书。《尉律》：学童十七已上，始试，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吏，又以八体试之，郡移太史并课最者以为尚书史。书或不正，辄举劾之。今虽有尉律，不课；小学不修，莫达其说久矣。孝宣时，召通《仓颉》读者，张敞从受之。凉州刺史杜业、沛人爰礼、讲学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时，征礼等百余人，令说文字未央廷中，以礼为小学博士。黄门侍郎扬雄采以作《训纂篇》，凡《仓颉》已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群书所载，略存之矣。
及亡新居摄，使大司空甄丰等校文书之部，自以为应制作，颇改定古文。时有六书：一曰古文，孔子壁中书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异者也。三曰篆书，即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之所作也。四曰佐书，即秦隶书。五曰缪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鸟虫书，所以书幡信也。
壁中书者，鲁恭王坏孔子宅而得《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又北平侯张苍献《春秋左氏传》。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虽叵复见远流，其详可得略说也。而世人大共非訾，以为好奇者也，故诡更正文，向壁虚造不可知之书，变乱常行以耀于世。诸生竞逐说字解经谊，称秦之隶书为仓颉时书，云父子相传，何得改易？乃猥曰“马头人为长”、“人持十为斗”、“虫者屈中也”。廷尉说律，至以字断法，苛人受钱，苛之字，止句也。若此者甚众，皆不合孔氏古文，谬于史籀。俗儒鄙夫，玩其所习，蔽所希闻，不见通学，未尝睹字例之条，怪旧艺而善野言，以其所知为秘妙，究洞圣人之微旨。又见《仓颉篇》中“幼子承诏”，因号古帝之所作也，其辞有神仙之术焉。其迷悟不谕，岂不悖哉！
《书》曰：“予欲观古人之象。”言必遵修旧文而不穿凿。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今亡矣夫。”盖非其不知而不问，人用己私，是非无正，巧说衺辞，使天下学者疑。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赜而不可乱也。今叙篆文，合以古籀，十四篇，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文，重一千一百六十三，解说凡十三万三千四百四十一字。其建首也，立一为耑，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同牵条属，共理相贯，杂而不越；据形系联，引而申之以究万原；毕终于亥（十四篇以下八十二字，本在第十五下篇，今移置此，以便诵解）。博采通人，至于小大，信而有证；稽撰其说，将以理群类，解谬误，晓学者，达神恉。分别部居，不相杂厕，万物咸睹，靡不兼载。厥谊不昭，爰明以谕。其称《易》孟氏、《书》孔氏、《诗》毛氏、《礼》周官、《春秋左氏》、《论语》、《孝经》，皆古文也。其于所不知，盖阙如也。
考证：
黄帝之史仓颉。〇金坛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曰：“‘仓’或作‘苍’。按《广韵》云：‘仓姓，仓颉之后。’则作‘苍’非也。”东莞容庚《金文编自序》曰：“古之作书者，世传自仓颉始。《荀子·解蔽篇》曰：‘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韩非子·五蠹篇》曰：‘古者仓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厶，背厶谓之公。公厶之相背也，乃仓颉固以知之矣。’《吕氏春秋·君守篇》曰：‘仓颉作书。’是皆言仓颉作书，而不详其为何代人也。寖假而《说文叙》言‘黄帝之史仓颉’，《论衡·骨相篇》言‘仓颉四目为黄帝史’矣。考‘仓颉’二字，《说文》：‘仓，从食省，口象仓形。’‘颉从贡，吉声。’一为会意兼象形字，一为形声字，皆非初文所宜有，则仓颉之有无其人未可知。”
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〇吴县江声据此以断“六书始于造字之初”，详见所著《六书说》。不惟揆之进化之顺序为不可通，且非许君《叙》本意如此。盖“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句，明与“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句为对文，而指“仓颉以后”，叙意甚明。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曰：“仓颉有指事、象形二者之文而已。其后文与文相益而为形声，为会意，谓之字；如《易》本只八卦，卦与卦相重而得六十四卦也。”此说得之。
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〇安邱王筠《说文释例》曰：“形声之江、河两字，工可第取其声而已，毫无意义，此例之最纯者。推而广之，则有兼意者矣。义寄于声，诚为造字之本，亦为用字之权。”博按：王氏既谓“义寄于声，为造字之本”，是固明明知声义相连，声中有义，义在声中；乃谓“形声字毫不取义者，为形声最纯之例”，斯盖忽视许君“以事为名，取譬相成”之说而未之思耳。夫事之与名，一理相通，乃宾实之异；义不可通，何能取譬？意不可合，安得相成？准许之言，无声不义。诚以言语之起，先于文字。文字之起，依于声音。若事不相通，义不相成，古文又安得取譬同一之声以为名乎？此声义不可相离之理也。但义之所涵者广，犹物形之具六面，故一字引伸得兼多义；相字而合，各有攸宜；然亦殊途同归，不背其本。江、河从工、可得声，亦有取譬之义，匪如王氏所谓“第取其声，毫无意义”也。考“工”训“巧饰也，象人有规榘”，段玉裁注：“直中绳，二平中准，是规矩也。”然细审其形，有纵横之象。且匠人饰物而施规矩，其画式也，必先横而后纵，核其行事，与象实同。长江之水，一泻千里，横亘中国；故江从工得声，取譬“横亘”之意也。其他若“虹”、“扛”、“杠”、“”、“项”从“工”得声者，皆取“横亘”、“亘直”之义。“讧”从“工”得声者，取“纵横不一”之意。工字横即句，竖即股；凡工之事，一规巨尽之；圆出于方，方出于巨，巨之法，一句股尽之，故“巨”从“工”而训“规巨”也。河从可得声；“可”训“肎”，有委曲相从意。可从ㄛ得声；ㄛ，反ㄎ也，读若呵，谓气之舒也；气之舒出也，其形诘诎，故“可”有“委曲衔接”之意。黄河九曲，不似长江之横直，故从“可”得声。其他若“疴”、“何”、“砢”、“奇”皆取象于“委曲”。“轲”则取“委曲衔接”之意。“妸”则取义于“委曲随从”。何谓“第取其声，毫无意义”耶？试再举例以明之。如“仲，中也，从人，中声。”《释名》曰：“仲，中也，言位在中也。”“衷，里亵衣也，从衣，中声。”“忠，敬也，从心中声。”《论语》“忠恕而已矣”，《皇疏》谓“尽中心”。此取譬“中声”而其义相成者也。“延，正行也，从辵，正声。”“証，谏也，从言，正声。”按証亦为證，證必得其正也。“政，正也，从攴，正声。”《释名》曰：“政，正也，下所取正也。”此取譬“正声”而其义相成者也。“诹，聚谋也，从言，取声。”“聚，贪也，从，取声。”“娶，取妇也，从女，从取，亦声。”此取譬“取声”而其义相成者也。然则形声之声，取譬同义；而义在声中，匪无意义也。
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〇博按：转注之说有三：（一）部首之说。南唐徐锴《说文解字系传》曰：“‘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谓老之别名，有耆，有耋，有寿，有耄，又孝子养老是也。‘一首’者，谓此孝等诸字，皆取类于老，则皆从老；若松柏等，皆木之别名，皆同受意于木，故皆从木，后皆象此。转注之言，若水之出源，分歧别派，为江为汉，各受其名，而本同主于一水也。”此义最古。其后清儒江声袭其说，以为“‘建类一首’，即始一终亥五百四十部之首，而下云‘凡某之属皆从某’，即‘同意相受’。”详见所著《六书说》。自书勒石，谓发千古不传之秘，而不知为徐锴所已言。盖造字之初，苦难孳乳，依类象形以立一部首，而其后同类之字，即依之以形声相益，而生生不穷矣！此转注之所以为六书之妙用也。（二）互训之说。义稍后起。清儒戴震《答江慎修论小学书》曰：“转注之云，古人以其语言立为名类。通以今人语言，犹曰‘互训’云尔。转相为注，互相为训，古今语也。《说文》于‘考’字训之曰‘老也’；于‘老’字训之曰‘考也’；是以序中论转注举之。《尔雅·释诂》有多至四十字共一义者，其六书转注之法欤？别俗异言，古雅殊语，转注而可知。故曰‘建类一首，同意相受’。”段玉裁注：“转注，犹‘互训’也。注者灌也，数字展转互相为训，如诸水相为灌注，交输互受也。转注者，所以用指事、象形、形声、会意四种文字者也。数字同义，则用此字可，用彼字亦可；汉以后释经谓之注，出于此。”即本戴氏之说。信如所言，则是数字而当一字之用也。古人造字不多，虽必不可缺之字，不周于用，而其体无从生，犹将依声托事，假借以济其穷，岂有数字同义而造以当一字之用者乎？此不可通之说也。然近儒仪征刘师培犹盛推衍其说而为之辞，谓：“上古之时，一义仅有一字，一物仅有一名，后因方言不同，乃各本方言造文字，故义同而形不同，音必相近。戴氏所谓‘别俗异言，古雅殊语，转注而可知’者也。”刘氏又举《尔雅》为证；谓：“《尔雅·释诂》于字之一义数字者，互相训释，即为转注之公例，然音概相近。如哉、基、胎皆训为始，洪、庞、旁、弘、穹、戎六字皆训为大，而音多相近。”夫以《尔雅》为转注之书，本是戴、段旧说。然按之《尔雅》，初、首、肇、祖、元、俶、落、权、舆九字与哉、基、胎三字同训为始，而音不近于始，且不必互相近。洪、庞、旁、弘、穹、戎六字皆训为大，而音不必近于大；且庞、旁二字之音，又不必与洪、弘、穹、戎相近。则是义同而形不同者，音不必相近也。（三）声类之说，最为新义。近儒余杭章炳麟《转注假借说》曰：“许君‘建类一首’四字，‘类’为‘声类’，郑君《周礼序》云‘就其原文字之声类’。考、老同在幽类，其义相互容受，其音小变；按形体成枝别，审语言同本株，虽制殊文，其实公族也。非直考、老，言寿者亦同；《诗·鲁颂·传》：寿，考也。考、老、寿皆在于幽类。循是以推，有双声者，有同音者，其条例不异；适举考、老叠韵之字以示一端，得包、彼二者矣。”因历引字之相互训者，如“霁”与“霋”，《说文》：霁谓之霋。庸与用，标与杪，《说文》：标，木杪末也。杪，木标末也。晏与嚥，《说文》：晏，天清也。燕，星无云也。聋与慴，壵与尧，《说文》：壵，土高也。尧，高也，皆叠韵也。屏与藩，雁与鹅，亡与无，谋与谟，媪与妪，爨与炊，皆双声也。其训诂相同，而声音相转，为一语之变，若是者谓之转注。类谓“声类”，不谓“五百四十部”也。“首”谓“声首”，不谓“凡某之属皆从某”也。盖仍推衍戴、段互训之说而以为“建类一首”者，盖立一声类以为之首。“首”者今所谓“语基”，其后虽因双声叠韵，辗转递变，而总不离此语基也。视戴、段之说为博通矣！然博以为不如部首之说于许君《序》为有据也。许君叙五百四十部部首而卒言之曰：“此十四篇，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文，其建首也，立一为耑，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同牵条属，共理相贯，杂而不越，据形系联。”所以发凡起例，明无背于转注之法，而重申“建类一首，同意相受”之指也。曰“其建首也，立一为耑，方以类聚，物以群分”，非所谓“建类一首”者耶？曰“同牵条属，共理相贯，杂而不越，据形系联”，非所谓“同意相受”者耶？曰“据形系联”，则非“声类”可知。故曰“不如部首之说于许君《叙》为有据”也。
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〇海宁王国维《史籀篇疏证序》曰：“班《志》、许《序》以史籀为周宣王太史，其说盖出刘向父子。考《周礼·春官》大史职、小史职、内史职，古之书皆史读之。《说文》云：‘籀，读也。’又云：‘读，籀书也。’籀书为史之专职。昔人作字书者，其首句盖云‘大史籀书’以目下文；后人因取首句史籀二字以名其篇；此古书之通例。‘大史籀书’，犹云‘大史读书’；《太史公自序》言‘紬石室金匮之书’，犹用此语。刘、班诸氏不审，乃以史籀为著此书之人，其官为大史，其生当宣王之世。”其说新颖可喜。然博按：《汉书·艺文志·六艺略》载“《史籀》十五篇”，注：“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建武时亡六篇矣。”又曰：“《史籀篇》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与孔氏壁中古文异体。”举凡作者之仕历，篇数之存亡，暨于字体之奚异，罔所不备悉；是岂得曰不审《史籀篇》者？许君《序》称：“周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王氏言：“其所谓‘籀文与古文或异’者，非谓史籀大篆与史籀以前之古文或异；而实谓许君所见《史籀》九篇与其所见壁中书时或不同。”见王氏《说文所谓古文说》。则是许君之见《史籀》九篇而审其与所见壁中书时或不同；王氏且明言之矣。盖刘、班、许及见《史籀篇》原书，而王氏则就《说文》所存《史籀篇》遗字而为臆测之辞；其曰“昔人作字书者，其首句，盖云‘大史籀书’以目下文，后人因取首句‘史籀’二字以名其篇。”曰“盖云”，盖亦存疑而未敢论定之云焉尔。假如王氏所说“《史籀篇》之首语曰‘大史籀书’”，开宗明义，展卷可知；而“籀”、“读”互训，即出《说文》；许君岂如师丹之善忘，而胥待王氏千载以后之提命者？至王氏谓“《诗》、《书》及周秦诸子，大抵以首句二字名篇；此古代书名之通例”。然古人著书，以作者姓名爵谥题目；此亦古代书名之通例。而据《汉书·艺文志》所睹记：六艺则有《易》之《孟氏京房》十一篇，《京氏段嘉》十二篇；《礼》之《曲台后苍》九篇。诸子则有儒家之《子思》二十三篇，《李克》七篇，《宁越》一篇，《公孙固》一篇，《陆贾》二十三篇，《刘敬》三篇，《贾山》八篇，《贾谊》五十八篇，《董仲舒》百二十篇，《兒宽》九篇，《公孙弘》十篇，《终军》八篇，《吾丘寿王》六篇，《庄助》四篇，《臣彭》四篇；道家之《伊尹》五十一篇，《辛甲》二十九篇，《力牧》二十二篇，《曹羽》二篇；阴阳家之《公孙发》二十二篇，《南公》三十一篇，《张苍》十六篇，《冯促》十三篇，《周伯》十一篇，《公孙浑邪》十五篇；法家之《晁错》三十一篇；名家之《邓析》二篇；纵横家之《庞煖》二篇，《邹阳》七篇，《主父偃》二十八篇，《徐乐》一篇，《庄安》一篇；杂家之《伍子胥》八篇，《由余》三篇，《尉缭》二十九篇，《东方朔》二十篇，《公孙尼》一篇；农家之《董安国》十六篇，《氾胜之》十八篇，《蔡葵》一篇。兵书则有权谋之《公孙鞅》二十七篇，《吴起》四十八篇，《范蠡》二篇，《娷》一篇，《庞煖》三篇，《兒良》一篇，《韩信》三篇；形势之《蚩尤》二篇，《孙轸》五篇，《繇叙》二篇，《王孙》十六篇，《尉缭》三十一篇，《李良》三篇；阴阳之《封胡》五篇，《力牧》十五篇，《鬼容区》三篇，《东父》三十一篇，《苌弘》十五篇；技巧之《五子胥》十篇。数术则有五行之《猛于闾昭》二十五卷。凡六十家（庞暖、尉缭、力牧、师旷、伍子胥重出者不计）。八百四十八篇二十五卷。其他著姓而冠以子或氏者，更难以仆数终也。此古书之以作者姓氏名号题篇者也。又六艺则有春秋之《太史公》百三十篇。诸子则有儒家之《魏文侯》六篇，《平原君》七篇；道家之《太公》二百三十七篇；阴阳家之《杜文公》五篇；农家之《神农》二十篇。兵书则有权谋之《广武君》一篇；形势之《魏公子》二十一篇；阴阳之《黄帝》十六篇，《风后》十三篇。凡九家三百二十五篇。此又古书之以作者爵谥官号名篇者也。至《史籀》十五篇，盖古书之以作者之名题篇而冠以官位者；如此之类，盖亦数见不鲜；诸子则有儒家之《周史六弢》六篇，原注：惠、襄王之间，或曰显王时，或曰孔子问焉。博按：六弢，疑大弢之讹，史之名也。《庄子·则阳》有“仲尼问于大史大弢”，疑即其人也。《钩盾兄从李步昌》八篇；宋祁曰：兄当作冗。道家之《郎中婴齐》十二篇；阴阳家之《宋司星子韦》三篇；墨家之《尹佚》二篇；王国维曰：“尹字从又持丨，象笔形。持中为史，持笔为尹。内史之长曰内史尹，亦曰作册尹，其职在书王命与制禄，命官；与太师同秉国政。故《诗·小雅》曰：‘赫赫师尹，民具尔瞻。’”见《释史》。然则尹佚即尹佚也。纵横家之《秦零陵令信》一篇，《待诏金马聊苍》三篇；小说家之《师旷》六篇。兵书则有权谋之《大夫种》二篇；阴阳之《师旷》八篇；凡九家六十一篇。此古书之以作者之名题篇而冠以所官者也。曰史籀者，盖史以著其官；籀以章其名，亦如《周史六弢》、《郎中婴齐》、《尹佚》、《师旷》、《大夫种》诸家之比耳。奚独以疑于史籀？考之记传，言史某者不一：周有“史佚”见《周书·世俘》、《左氏·僖十五年传》、《周语上》；“史扃”见《文选注》引《六韬》；“太史辛甲”见《左氏·襄四年传》、《晋语》、《韩非》、《说林》；“太史周任”见《论语》、《左氏·隐六年传》；“左史戎夫”见《周书》、《史记》；“史角”见《吕览·当染》；“史伯”见《郑语》；“内史过”见《左氏·庄三十二年传》、《周语上》；“内史叔兴”见《左氏·僖十六年、二十八年传》，《周语上》；“内史叔服”见《左氏·文元年传》；“太史儋”见《史记·老子传》；“史大弢”见《庄子·则阳》；虢有“史嚚”，见《晋语二》；晋有“史赵”，见《左氏·襄三十年传》；楚有“左史倚相”，见《左氏·昭十二年传》；有“史皇”，见《定四年传》；赵有“史墨”，见《昭二十九年传》，其他类此者众，罔不冠“史”以著其官，曰“某”以章其名，皆史籀之比也；奚独以疑于史籀？使执“籀”、“读”之互训，而可望文生义，臆说史籀曰“太史读书”；使持“佚”有放失之义，而说“史佚”曰“史阙文”；“扃”有“闭关”之义，而说“史扃”曰“史闭门”；“墨”有“书墨”之义，而说“史墨”曰“史书墨”；谓一切无其人，可乎？博按：刘向、歆仍父子相继领校中五经秘书，见《汉书》本传；《汉书·固叙传》自称“永平中为郎，典校秘书”；而许君“以诏书校书东观”，见许君《序》附《冲书》；岂皆不通古今者；其于史籀，表其官曰“太史”，著其生世曰“周宣王”，词意凿然，必有所据，未可以晚出意必之谈而废之也！
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是时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大发隶卒，兴役戍；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〇海宁王国维《史籀篇疏证序》曰：“史篇文字就其见于许书者观之，固有与殷周间古文同者。然其作法大抵左右均一，稍涉繁复，象形象事之意少，而规旋矩折之意多；推其体势，实上承石鼓文，下启秦刻石，与篆文极近。至其文字出于《说文》者才二百二十余。然班固、许慎谓《仓颉》、《爰历》、《博学》三篇文字，多取诸《史籀篇》。……《史籀》十五篇，文成数千，而《说文》仅出二百二十余字，其不出者必与篆文同者也。考战国时，秦之文字，如传世《秦大良造鞅铜量》，乃孝公十六年作，其文字全同篆文。《诅楚文》摹本文字，亦多同篆文，而、奓、、四字，则同籀文。篆文固多出于籀文，则李斯以前秦之文字，谓之用篆文可也；谓之用籀文亦可也。则《史籀篇》文字，秦之文字，即周、秦西土之文字也。至许书所出古文，即孔子壁中书，其体与籀文、篆文颇不相近，六国遗器亦然。壁中古文者，周、秦间东土之文字也。然则《史籀》一书，殆出宗周文胜之后，春秋、战国之间，秦人作之以教学童，而不行于东方诸国；故齐、鲁间文字作法体势与之殊异；诸儒著书口说，亦未有及之者；惟秦人作字书，乃独取其文字，用其体例；是《史篇》独行于秦之一证。”又《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曰：“秦之小篆，本出大篆；而《仓颉》三篇未出，大篆未省改以前，所谓‘秦文’，即籀文也。六艺之书，行于齐、鲁，爰及赵、魏而罕流布于秦，犹《史籀篇》之不行于东方诸国。其书皆以东方文字书之；汉人以其用以书六艺，谓之古文；而秦人所罢之文与所焚之书，皆此种文字；是六国文字，即古文也。观秦书八体中有大篆，无古文，而孔子壁中书与《春秋左氏传》凡东土之书，用古文，不用大篆；是可识矣。故古文籀文者，乃战国时东西二土文字之异名。自秦灭六国以至楚汉之际，十余年间，六国文字，遂遏而不行；汉人以六艺之说，皆用此种文字，又其文字为当日所已废，故谓之古文。此语承用已久，遂若六国之古文，即殷、周之古文，而籀篆皆在其后，如许叔重《说文序》所云者，盖循名而失其实矣！”博按：王氏谓“秦之小篆，本出大篆”。《汉书·艺文志》暨许君《叙》称“秦丞相李斯等所作《仓颉》、《爰历》、《博学》三篇，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体省改，或复颇异”，叙次本自明白。而许君《叙》史籀著《大篆》十五篇，厕之六书既备之后，著于周宣王之世，而又为秦篆之所本；则王氏所称“《史籀》体势，上承石鼓，下近秦篆，与篆文极近”，亦固其所，无足怪者。惟《汉书·艺文志》曰：“《史籀篇》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而王氏乃强改之曰：“《史籀》一书，秦人作之以教学童。”而不言何据。博按：保氏教国子六书，著于《周官》，而《礼记·内则》亦载“子十年出就外傅，学书计”，书谓六书；则是周制教学童文字六书，典籍有征。而秦人虏使其民，并心于进取，未尝以文教为意；何有作史籀以教学童之事？斯为不根之谭，奚待论者？至王氏谓“古文籀文，乃战国时东西二土文字之异名”。盖以“六艺之书，皆书以东方文字，即古文，行于齐、鲁，爰及赵、魏而罕流布于秦；犹《史籀篇》之不行于东方诸国。汉人以其用以书六艺，故谓之古文也。”斯尤凿空无稽。而据博所睹记；则春秋、战国之间，六艺之书，未尝不流布于秦；而秦人未尝艰通六国之文书。迨并天下以后，亦有书以秦篆之六艺，传之其人，所谓今文家言者是也。何以知其然？按《史记·商君列传》叙赵良见商君，再引“诗曰”，一引“书曰”；而商君曰“子不说吾治秦欤？”《乐书》：“秦二世尤以为娱。丞相李斯进谏曰：‘放弃《诗》、《书》。’”则是《诗》、《书》岂罕流布于秦而为所不称说者耶？然李斯故楚人，而赵良或系六国人之客于秦者，未可为信。博又按之《春秋左氏·僖十五年传》载“秦伯伐晋，卜徒父筮之吉，其卦遇《蛊》，曰：‘蛊之贞，风也；其悔，山也。’”注：“徒父，秦之掌龟卜者。”则是秦人卜用《易》而《易》流布于秦之证也。《史记·秦本纪》“由余观秦。缪公怪之，问曰：‘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则是秦人称说《诗》、《书》、《礼》、《乐》，而《诗》、《书》、《礼》、《乐》流布于秦之证也。又丞相李斯曰：“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则是秦禁《诗》、《书》流布民间而故藏博士之证也。且《诗风》采《秦》，康公有刺；《书》终《秦誓》，以休缪公；皆在春秋之世；而《诗》、《书》序删自孔子，六艺之文，亦有采及秦者；则是秦文流布东方诸国之证；而匪如王氏臆想“秦文《史籀篇》之不行于东方诸国，犹六艺之罕流布于秦”也。使如王氏所云“秦文《史籀》不行于东方诸国；故齐、鲁间文字作法体势与之殊异；诸儒著书口说，亦未有及之者”，则是东西二土，文字悬隔，而东方诸国之著书，当非秦人所能通其读者。然《史记·老庄申韩列传》叙韩非善著书，人或传其书至秦。秦王见《孤愤》、《五蠢》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韩非之所著书也。”按韩非，韩之诸公子也，其写定著书，自当用王氏所谓“六国文字”即“古文”者。然人或传其书至秦，秦王见之而嗟，未尝如汉宣帝之以《仓颉》多古字而召通《仓颉》读者，则是秦人未尝艰通六国之文书也。且韩非之著书，尚或有人传至秦，宁有久经流传之《诗》、《书》、“六艺”而罕流布于秦者？意者王氏生今之世，徒见东西洋文字之不同，遂悬想春秋、战国之间，东西二土文字之异，当亦如此。不知春秋百二十国，车涂同轨；下逮战国七雄，合纵连横，亦壤土犬牙相错，匪近日东西洋之重洋悬隔可比。而会盟交聘之事，无日不书；亦未闻大夫出疆，国书载聘，有如今日之象鞮寄译。孔子生春秋之季，尚曰“今天下，书同文”；而七国之所谓“文字异形”，当不过假省别体，大同小异；如后世所见钟鼎、彝器、刻文之或体耳。许君《叙》称“李斯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推言外之意，当必有七国文字与秦文合者，不在斯所奏罢之列；以其或有殊体，而推厥所自，同用史籀也。按《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二十六年，秦初并天下；书同文字。三十四年，丞相李斯奏：‘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弃市。’”前后相距八年，方当李斯既奏同文字，未奏禁《诗》、《书》之日，《诗》、《书》传诵民间，自当用秦文写定之本；功令所在，可断言者。考汉之今文《尚书》，出故秦博士伏生。《汉书·艺文志》六艺略称“秦燔书尽学，济南伏生独壁藏之；汉兴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齐、鲁之间。讫孝宣世，有欧阳、大小夏侯氏。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皆古字也。”则欧阳、大小夏侯所传，伏生藏壁二十九篇之无古字，与古文《尚书》不同可知。《史记·儒林列传》曰：“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所谓“安国以今文读之”者，《索隐》说：“安国以今文雠古篆隶，推科斗以定五十余篇。”盖据古文《尚书》二十九篇之今文所有者，因以推定古文某形之为今文某文，逐字雠读，明其大较；然后以读今文之所无，而知二十九篇外之“逸书，得十余篇”；是即伏生壁藏于秦燔书之日，而汉兴求之之所亡失，故曰“逸书”也。然则安国之“以今文读”者，乃据伏生二十九篇今文以考读《尚书》古文之字，而匪如王氏所谓“句读之读”。见王氏《史记所谓古文说》。《汉书·儒林传》增一“字”字，曰“孔安国以今文字读之”，意益明显。又《艺文志》称“孔安国得古文《尚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是即《儒林传》所称“孔安国以今文字读之”者也。“今文”者，伏生二十九篇之写定以秦篆书者也。则是《尚书》之有秦篆书本也。《艺文志》又叙“秦燔书，而《易》为卜筮之事，传者不绝。汉兴田何传之，讫于宣、元，有施、孟、梁丘、京氏，列于学官。刘向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丘经，或脱去无咎、悔亡。”则是《易》之有秦篆书本，与古文《易经》不同也。又《艺文志》称：“汉兴，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讫孝宣世，后仓最明；戴德、戴圣、庆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学官。《礼古经》者，出于鲁淹中及孔氏；与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犹古文《尚书》之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则是高堂《士礼》十七篇之为秦篆书本，不同《礼古经》也。又《艺文志》载“《春秋古经》十二篇，《经》十一卷”，而“《经》十一卷”之下，注《公羊》、《穀梁》二家。《论语》“古二十一篇”，注“出孔子壁中，两《子张》”；“《齐》二十二篇”，“《鲁》二十篇”。《孝经》“古孔氏一篇”，注：“二十二章；师古曰：‘刘向云古文字’也。”“《孝经》一篇”，注“十八章；长孙氏、江氏、后氏、翼氏四家”。叙称“《孝经》者，汉兴，长孙氏、博士江翁、少府后仓、谏大夫翼奉、安昌侯张禹传之，各自名家；经文皆同；惟孔氏壁中古文为异”。则是《春秋》公羊、穀梁之二家《经》十一卷，《论语》之《齐》二十二篇、《鲁》二十篇，《孝经》之长孙氏四家皆用秦篆写定其书，不同壁中古文也。由是观之：自李斯奏同文字之后，而孔氏壁中书未发以前，六艺之书，只有秦篆写本；迨孔氏壁中书发于孝武之世，乃有古文本与秦篆本并行；而秦篆本谓之今文，以别于壁中书之古文；马《史》、班《书》，胪叙甚明；何有如王氏所称“汉人以六艺之书皆用古文”之事？王氏又谓“《艺文志·六艺略》诸经之冠以古字者，所以别其家数，非以其文字”。见王氏《汉书所谓古文说》。此尤似是而非之谈也。不知经学之所以别今古文者，其初本起于文字之不同而后因以别其学派。《汉志》所称“刘向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丘《经》，或脱去无咎、悔亡”；“古文《尚书》者，出孔氏壁中，皆古字也”；“《孝经》长孙氏等各自名家，惟孔氏壁中古文为异”；所谓“古文”者，皆明指文字而言；岂如王氏所言“非以其文字”乎？斯又“遁辞知其所穷”者矣！
是时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大发隶卒，兴役戍，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自尔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〇金坛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曰：“不言古文者，古文在大篆中也。”博按：秦书八体不言古文者，自以古文之绝。许君《叙》上文明言“古文由此绝矣”。《太史公自序》曰：“秦拨去古文。”此亦“古文自秦绝”之一证。段《注》非是。
《尉律》：“学童十七已上，始试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史。”〇金坛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曰：“籀文字数不可知。《尉律》‘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史’，此‘籀’字训读书，与宣王太史籀，非可牵合。或因之谓‘籀文有九千字’，误矣！”海宁王国维《史籀篇疏证序》曰：“张怀瓘谓‘籀文凡九千字，《说文》字数与此适合，先民谓即取此而释之’。近世孙氏星衍序所刊《说文解字》犹用其说。此盖误读《说文叙》也。《说文叙》引汉《尉律》‘讽籀书九千字’，讽籀即讽读；《汉书·艺文志》所引无籀字可证。且《仓颉》三篇仅三千五百字；加以扬雄《训纂》亦仅五千三百四十字；不应《史籀篇》反有九千字。”
孝宣时，召通《仓颉》读者；张敞从受之。凉州刺史杜业、沛人爰礼、讲学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时，征礼等百余人，令说文字未央廷中；以礼为小学博士。〇博按：此可以证古文之在汉时，非尽人所能通读。金坛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曰：“《艺文志》曰：‘《仓颉》多古字，俗师失其读。宣帝时，征齐人能正读者。张敞从受之，传至外孙之子杜林，为作训故。’按云‘《仓颉》多古字’者，谓《仓颉篇》中大半古文大篆；‘俗师失其读’者，失其音义也；‘正读’者，正其音义。张敞，字子高，河东平阳人。杜业，字子夏，本魏郡緐阳人也；其母张敞女，从敞子吉学问，得其家书。吉子竦，又从业学问，亦著于世；尤长小学。业子林，亦有雅材，其正文字过于业、竦。《孝平纪》：‘元始五年，征天下通知逸经、古记、小学、《史篇》教授者，在所为驾一封轺传遣诣京师。至者数千人。’《王莽传》曰：‘元始四年，征天下通一艺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礼》、《古书》、《毛诗》、《周官》、《尔雅》、《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诣公车，令记说庭中。’纪传所说，正是一事。爰礼等百余人说文字未央庭中，正其时也。礼等通小学《史篇》文字者也。《史篇》，孟康曰：‘史籀所作十五篇古文书也。’”盖仓籀古文者，三代之所以，而秦之所废绝；迨汉，俗师失其读，故征能通读者尊显之以为罕贵也。乃海宁王国维作《史记所谓古文说》，谓：“武、昭以后，古文之书，学者如刘子政父子，皆未闻受古文字学而均能读；是古文讫于西京之末，尚非难识。嗣是讫后汉如杜伯山、卫敬仲、徐巡、班孟坚、贾景伯、马季长、郑康成之徒，皆亲见壁中书或其传写之本；然未有苦其难读者。是古文难读之说，起于王仲任辈未见壁中书者；其说至魏晋之间而大盛；不知汉人初未尝有是事。”此矛盾无稽之谈也！使王氏之言而信，博诚不解《汉书·艺文志》所称“《仓颉》多古字，俗师失其读”者何指？“孝宣皇帝召通《仓颉》读者”何事？而“张敞从受”又何为。王氏谓“刘子政父子未闻受古文字学”，独不思张敞之“好古文字”，美阳得鼎，按其铭勒，而谦曰“臣愚不足以迹古文”。师古曰：“寻其文迹”，言迹古文之难也。见《汉书·郊祀志》；而其“从受通《仓颉》读者”，则见《艺文志》及许君此叙，固人人之所熟闻也。宁独张敞！《太史公自序》曰：“年十岁，则诵古文。”《汉书·儒林传》曰：“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以今文字读之，因以起其家。而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迁书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縢》诸篇多古文说。”此司马迁受古文字学之证。《左氏传》多古字古言（见《汉书·刘歆传》），而司马迁据《左氏》、《国语》见《汉书·司马迁传》，成一家之言；亦以古文诵习之有素也。不能以史不言“向、歆父子诵古文”，而没“司马迁诵古文”，“司马迁从安国问故”，“张敞从受通《仓颉》读者”三事置不提，而遽断“汉人未尝有古文难读之事”。且王氏既谓“汉人初未尝有古文难读之事”矣，顾又曰“古文难读之说，起于王仲任辈，未见壁中书者”。不知王仲任是汉人乎，抑非汉人乎？博按：《后汉书·王充传》叙“王充字仲任，师事扶风班彪”。其著《论衡·正说篇》，谓：“鲁恭王得百篇《尚书》于屋壁中，使使者取视，莫能读者。”自指壁中书初发见而未经孔安国读以今文字之时而言；或者即本所师班彪之说。班彪者非它，班孟坚之父也；宁有如王氏所称“壁中书或其传写之本”，班孟坚之所得亲见；而王仲任与之同时同学，目未经见者？此又不可通之论也！
壁中书者，鲁恭王坏孔子宅而得《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又北平侯张苍献《春秋左氏传》。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虽叵复见远流，其详可得略说也。而世人大共非訾，以为“好奇者也，故诡更正文，向壁虚造不可知之书，变乱常行以耀于世”。诸生竞逐说字解经谊，称秦之隶书为仓颉时书，云“父子相传，何得改易”，乃猥曰“马头人为长”，“人持十为斗”，“虫者屈中也”。廷尉说律，至以字断法，苛人受钱，苛之字止句也。若此者甚众，皆不合孔氏古文，谬于《史籀》。〇博按：许君此言，所以明《说文》所收古文之依据有自。其所依据者：一曰“壁中书”，二曰《春秋左氏传》，三曰“郡国山川鼎彝”。而郡国山川鼎彝之所以可依据者，以“其铭即前代之古文”也。所以知“其铭即前代之古文”者，以许君见“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皆以古文”；而郡国山川所得之鼎彝，其铭“皆自”与“壁中书”、《春秋左氏传》“相似”故也。“自”之为言自然相似，不待考释也。“皆自相似”之“皆”，即“皆以古文”之“皆”；“皆”之为言，概“壁中书”、《春秋左氏传》二者而言也；文气直贯而下，连读意自明，而鼎彝，汉之所得，史文可征者，《史记·封禅书》、《汉书·郊祀志》叙“武帝即位；李少君见”。上有古铜器，问少君？曰：“此器齐桓公十年陈于柏寖。”已而按其刻，果齐桓公器。师古曰：“刻，谓器上所铭记。”又《郊祀志》叙宣帝即位，美阳得鼎，献之，下有司议。张敞好古文字，按鼎铭勒，而上议曰：“鼎有刻书曰：‘王命尸臣，官此枸邑，赐尔旗鸾，黼黻琱戈，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对扬天子丕显休命。’臣愚不足以迹古文。窃以传记言之：‘此鼎，殆周之所以褒赐大臣，大臣子孙刻铭其先功。’”又有汉武帝元鼎元年，得鼎汾水上一事，以其文镂无款识，故不识录。许君《序》所谓“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者，正指此类而言。惟许君《叙》曰“亦往往”，盖致言郡国所得之多，当不止此二事，而史佚不见。吴县潘祖荫《攀古楼彝器款识序》谓“许君书中古文本于经文者，必言其所出。其不引经者，皆凭古器铭识”。其说是也。惟海宁王国维《说文所谓古文说》谓“许君书所有重文古文五百许字，皆出‘壁中书’及张苍所献《春秋左氏传》，其在正字中者亦然，未尝据鼎彝。汉代鼎彝所出无多。”然则许君《叙》称“郡国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往往”二字，岂“无多”之意，将许君造诳以耀于世者耶？纵来者之可诬，宁时论所得容。曰“郡国于山川得”，当有其物；曰“郡国往往于山川得”，必夥其数；耳目毕睹，岂容耀诳？此必不然之事也！王氏谓“许君叙‘壁中书者，鲁恭王坏孔子宅而得《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又北平侯张苍献《春秋左氏传》’，其示《说文》所收古文之渊源，最为明白矣。至其述山川鼎彝，又分别言之，白‘其铭即三代之古文，皆自相似’，云‘前代之古文’者，所以别于孔壁之古文；云‘皆自相似’者，以明与孔壁古文不甚相似也。”特王氏断章取义，不知通贯上下文读而有云耳！博知许君意不如此也。自其分别而言，则许君《叙》之于《春秋左氏传》，曰“北平侯张苍献”，曰“又”，此亦所以别白于“壁中书”而判其殊出也。宁只鼎彝云尔哉？其述鼎彝曰“郡国往往于山川得”，则所以别白于“壁中书”之“鲁恭王坏孔子宅而得”，《春秋左氏传》之“北平侯张苍献”也。至曰“其铭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则非别白之辞，而所以会其大同。所谓“前代”，即指许君《叙》上文所称“五帝三王之世”，在汉代以前者，而非别有所谓“前代”。所谓“前代之古文”，即许君上文叙“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所“或异”之“古文”，亦即“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所“皆似”之“古文”也。易言之，曰“即前代之古文”云者，即“孔子壁中书”之古文。《春秋左氏传》之“古字古言”在汉代以前者也。故正言之曰“即”。按《史记·项羽本纪》汉王曰：“吾与项羽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即”之为言“即此无它”也。推许君之意，谓郡国所得山川鼎彝之铭，即“孔子壁中书”之“古文”，《春秋左氏传》之“古字古言”，皆自相似也。使如王氏所言“山川鼎彝之铭自相似，而非与孔壁古文相似，前代之古文，非孔壁之古文”，然则所谓“即”者何“即”？而许君于“其详可得略说也”句下续申之曰“而世人大共非訾，乃猥曰‘马头人为长’，‘人持十为斗’，‘虫者屈中’，‘苛字止句’，若此者甚众，皆不合孔氏古文，谬于《史籀》。”此正所以反证“郡国所得山川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之不为“马头人长”，“人持十斗”，“虫屈中”，“苛止句”；而合孔氏古文，不谬于《史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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