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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耳。”
荀子之学，专于礼，尤好言《诗》、《书》。刘向称曰“善为《诗》、《礼》、《易》、《春秋》”。〇江都汪中作《荀卿子通论》，历举诸家经师以为出荀卿子之传，固也。独《左氏春秋》及《毛诗》，舍刘向《别录》、陆玑《毛诗草木虫鱼疏》不引，而引陆德明《经典释文》，未为知所先务。《穀梁》不引杨士勋《疏》，疏证尚欠分明。大小戴《礼》亦不如谢墉《荀子笺释序》所言之典核。荀子兼通《易》，置而不论，亦未为尽也。博按：刘向所校雠中《孙卿书录》称：“孙卿善为《诗》、《礼》、《易》、《春秋》。”独《易》之传业无闻！荀卿之书，语圣人必曰孔子、子弓。子弓之行事无传。独《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叙：“孔子传《易》于商瞿。瞿传楚人臂子弘。”《正义》引颜师古云：“《汉书》及荀卿子皆云字子弓，此作弘，误。”汉世言《易》者本之田何。而田何为子弓弟子，则是子弓，《易》家之始师矣！疑荀卿《易》学之所自出也。独传业谁何？无考者。至《汉书·楚元王传》云：“少时尝与鲁穆生、白生、申公同受《诗》于浮丘伯。伯者，孙卿门人。”而《鲁诗》传自申公，申公为孙卿再传弟子；则是《鲁诗》出荀子也。陆玑《毛诗草木虫鱼疏》云：“孔子删《诗》，授卜商。商为之序，以授鲁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鲁人孟仲子。孟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赵人孙卿。卿授鲁国毛亨。亨作《诂训传》以授赵国毛苌。时人谓亨为大毛公，苌为小毛公。”而亨亲受业孙卿；则是《毛诗》出荀子也。《左传正义》引刘向《别录》云：“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吴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铎椒。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卿作《抄撮》九卷，授孙卿。卿授张苍。”则是《左氏春秋》出荀子也。《汉书·儒林传》云：“瑕丘江公受《穀梁》及《诗》于鲁申公。而鲁申公之《穀梁春秋》，亦自孙卿传之。”杨士勋《穀梁疏》云：“穀梁子受经于子夏，为经作传，传孙卿。卿传鲁人申公。申公传博士江翁。”则是《穀梁春秋》出荀子也。此皆传授分明，凿凿可据者。亦有不言卿传，而籀诵记说，知于荀子有渊源者，则《韩诗》、大小戴《礼》是也。《韩诗》今存《外传》，其中引荀子以说《诗》者凡四十四事，而《礼》小戴记之《三年问》，全出荀子书《礼论篇》；《乐记》、《乡饮酒义》所引俱出《乐论篇》；而《聘义》子贡问贵玉贱珉，亦与《德行篇》大同。《大戴记·三本篇》亦出《礼论篇》。《劝学篇》即《荀子书》首篇，而以《宥坐篇》末见大水一则附之。《哀公问五义》出《哀公篇》之首，谢墉《荀子笺释序》考之綦详，则是《韩诗》、大小戴《礼》，亦未必不出荀子也。故知“善为《易》、《诗》、《礼》、《春秋》”之说信矣。然《荀子·儒效篇》诋俗儒“不知隆礼义而杀《诗》《书》”；又称雅儒“隆礼义，杀《诗》《书》”；大儒“统礼义”。则是荀子隆礼义而杀《诗》《书》者也。而谓其“尤好言《诗》、《书》”，其然，岂其然乎？
《孟子》书善言性道之要，为古道家之馀。《荀子》书详于法制节奏等威，体国经野，儒家之统会。盖观于孟、荀之言，而道家、儒家之源流正变，略可识矣。〇博按：道家宗旨，明天者也；故其言道也，则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见《道德经》第二十五章。儒家宗旨，明人者也；故其言道也，则曰：“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道也。”见《荀子·儒效篇》。孔子儒而兼道，故明天人相与之际。道家纯任天道，孔子则修人道以希天。儒家务尽人道，孔子则本天道以律人。大抵修人道以希天者，《春秋》教也。本天道以律人者，《易》学也。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而《易》、《春秋》不与者；性舆天道不可得闻也。盖孔子以道自任，而以儒学传弟子。孔子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至七十始从心所欲，不踰矩焉。而其训弟子也则不然！博学于文，约之以礼。雅言者《诗》、《书》执《礼》。立教者，文行忠信。性与天道，盖有不可得闻者矣。其后子思、孟轲衍其道统，则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见《礼记·中庸第三十一》。“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见《孟子·尽心下》。是“道法自然”之意也。荀卿传其儒学；则曰：“《书》者政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所止也，《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见《荀子·劝学篇》。是《诗》、《书》执《礼》之教也。汉代经生，近承荀学。宋儒理学上衍道统。
荀子明言“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今子思、孟子书实无五行之说。〇博按：五行之说，今于思、孟书中，证据虽少。然子思作《中庸》，而《中庸》开端言“天命之谓性”，旧注：“木神则仁，火神则礼，土神则知，金神则义，水神则信。”是可见《中庸》本旨，固以五行傅会五德也。孟子受业子思之门人，又以仁、义、礼、智四德并举，大抵亦本诸此。夫以五行傅五德，其渊源有自。子游述所闻于孔子而非《礼运》，言“人者其阴阳之交，五行之秀气”。孔颖达疏：“独阳不生，独阴不成，二气交乃生。秀，谓秀异；人感五行秀异之气，故有仁义礼智信。”邹衍深观阴阳消息，而要其归必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用意亦若有契。至汉世，其一派衍为张苍、公孙臣辈，以五行推世运；而吹律定姓三统文质之义起焉，则衍邹子终始之说者也。其一派传之董仲舒、翼奉辈，以五行傅道德；而澄列五性以立父子之说起焉，则承思、孟五行之学者也。今按董仲舒所著《春秋繁露》，有《五行对篇》、《五行之义篇》。其言曰：“天有五行，木火土金水，是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为冬，金为秋，土为季夏，火为夏，木为春。春主生，夏主长，季夏主养，秋主收，冬主藏。藏，冬之所成也。是故父之所生，其子长之。父之所长，其子养之。父之所养，其子成之。诸父所为，其子皆奉承而续行之；不敢不致如父之意，尽为人之道也。由此观之：父授之，子受之，乃天之道也。地出云为雨，起气为风；风雨者，地之所为；地不敢有其功名，必上之于天命，若从天气者；故曰‘天风天雨也’，莫曰‘地风地雨也’。勤劳在地名一归于天；非至有义，其孰能行此！故下事上，如地事天也；可谓大忠矣！土者，火之子也。五行莫贵于土。土之于四时无所命者，不与火分功名。木名春，火名夏，金名秋，水名冬。忠臣之义，孝子之行取之土。”《汉书·艺文志》诸子略有于长《天下忠臣》九篇，入阴阳家。论者每多不解。岂知其为推衍董氏学乎？翼氏言《诗》五际六情，以五情分配方位。则纯为主观之心理，一变而为客观之伦理矣。夫五行之说，远本上古。《洪范》肇其绪，《二雅》承其流。是以孟子于《诗》、《书》为其专长；荀卿于《诗》、《书》在所必杀。《汉书·艺文志》兵阴阳有《孟子》一篇。
刘孚京《诸子论乙》（道家）
自唐、虞作法，禹、汤迭兴，世有所更，以至于周，承殷质之弊；于是周公制作，其文大备，而天下乃治。及成康既没，百有馀年，遭幽、厉之虐，稍稍坏乱。暴君继作，霸者承权，然尚忌周之典籍，不敢以肆。春秋之时，犹得以王命相持，以盟誓相要；及其久也，尽去其籍，乃敢淫为暴戾。礼乐之效如此！孔子作，思欲复古之治，以为因时之宜，莫便文、武、周公之道；既老而不用，乃退而修六艺；观“三易”之文而取《周易》，文王、周公之志也。《诗三百篇》，周太师之所陈，当世之俗也。辨礼乐之宜，损益四代之法，曰“吾从周”；周公之所定，当世之所用也。《书》始于尧舜，而周之书最多，不敢述上古之眇冥而详时王之迹也。《春秋》起隐公，明当世之治也。故圣人之于天下，务近而不举远。孔子曰：“吾学周礼”；“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孟子称先王，荀子法后王，二者非相反。据战国以言文、武，斯为先王矣。据三代以言文、武，斯为后王矣。此皆以文、武为法，以周公为师，孔子之志也。
老聃为柱下之史，习于帝王之故，睹三代以来制作益详，风俗益汙，不知其原，归其过于礼乐，以为乱之所从出；欲尽去之而为太古。夫夏之教忠，殷之教敬，周之教文，此非政之所强；变之所适也。变之所适，则必因而利导之。周之不能为太古，若昏之于昕，壮夫之于婴儿，然壮夫不可以哺乳，周不可以为无事。且孔子岂不知黄帝哉？以为尧舜以前不可知，虽知之无所施于今；故曰：“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若夫言而不可行，是之谓苟。悲夫！老聃乃以苟焉者为道德也！
自老聃以道德名，于是杨朱得其清净之意，设为为我之说，而列御寇、庄周之徒托焉。申不害、商君、韩非用其轻仁义去礼乐之意，而为刑名。邹衍、邹奭袭其迂怪而演终始五行之变。惠施、公孙龙师其纵恣而为坚白同异之辨。是数者，皆出于老聃；故远者称黄帝，肆者非往古，述文、武、周公之道者，靡有闻焉；故士益狂惑！正道否塞，天下不治，固妄者之所乐闻，而天下之所由乱也！李斯之焚《诗》、《书》，亦愚之之术也！
考证：
自老聃以道德名；于是杨朱得其清净之意，设为为我之说，而列御寇、庄周之徒托焉。申不害、商君、韩非用其轻仁义去礼乐之意，而为刑名。邹衍、邹奭袭其迂怪而演终始五行之变。惠施、公孙龙师其纵恣而为坚白同异之辨。是数者，皆出于老聃。〇博按：先汉以来，谭诸子者多推老子为百家之祖，虽誉刺不同而其归则一。《史记·老庄申韩列传》：太史公曰：“老子所贵道，虚无因应，变化于无为，故著书辞称微妙难说。庄子散道德放论，要亦归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于名实；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礉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远矣！”明李载贽《解老自序》曰：“尝读韩非《解老》，未尝不为非惜也！以非之才而卒见杀于秦，安在其为善解老也？是岂无为之谓哉？夫彼以柔弱，而此以坚强；此勇于敢，而彼勇于不敢，已方圆冰炭若矣。‘然则韩氏曷为爱之？’曰：‘顺而达者，帝王之政也。逆而能忍者，黄老之术也。’顺而达，则以不忍之心，行不忍之政，是故顺事恕施而后四达不御，其效非可以旦夕责也。逆而能忍者，‘不见可欲’，是也；是故无政不达，而亦无心可推；无民不安，而亦无贤可尚，如是而已矣。此至易至简之道，而一切急功利者之所尚也！而一切功利者欲效之而不可得；是故不忍于无欲，而忍于好杀；不忍以己而忍以人；不忍于忍而忍于不忍。学者不察，遂疑其原，从而曰：‘道德之祸，其后为申韩也如此！’”陈澧《东塾读书记·诸子篇》云：“‘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吴草庐注云：‘其流之弊，则为秦之燔《诗》、《书》以愚黔首。’程子云：‘秦之愚黔首，盖亦出于老子。’《二程遗书》卷十五。澧按：韩非云：‘商君教秦孝公燔《诗》、《书》而行法令。’《和民篇》。是燔《诗》、《书》始于商鞅，故其言曰：‘民不贵学则愚。愚则无外交，国安不殆！’《垦令》。韩非亦云：‘群臣为学者可亡’，《亡征篇》。韩非之学出于老子、商鞅也。庄子亦云：‘绝圣弃知，大盗乃止！殚残天下之圣法，而民乃可与论议！’《钡箧篇》。惜乎庄子不见秦始皇焚书而胜、广大盗乃起也！”又云：“申不害之书已亡，惟《群书治要》采其《大体篇》，有云：‘名者天地之纲，圣人之符。张天地之纲，用圣人之符，则万物之情无所逃矣！故善为主者倚于愚，立于不盈，设于不敢，藏于无事，窜端匿疏，《日本佚存丛书》评云：疏疑迹。示天下无为，是以近者亲之，远者怀之，示人有馀者，人夺之。示人不足者，人与之。刚者折，危者覆。动者摇，静者安。名自正也，事自定也，是以有道者自名而正之，随事而定之也。’又云：‘圣人贵名之正也，主处其大，臣处其细，以其名听之，以其名视之，以其名命之。’澧案《群书治要》采此篇，盖取其稍醇正者；然‘藏于无事，窜端匿疏’，已见其术矣。‘名者天地之纲’云云，又可见《史记》所谓‘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申子卑卑，施于名实’者也。”此言申、韩出于老子也。唐陆希声《道德经传自序》曰：“老氏之术，道以为体，名以为用，无为无不为而格于皇极者也。杨朱宗老氏之体，失于不及，以至于贵身贱物。庄周述老氏之用，失于太过，故欲绝圣弃知。申、韩失老氏之名，而弊于苛缴刻急。王、何失老氏之道，而流于虚无放诞。”陈澧《东塾读书记》曰：“杨朱是老子弟子。见《列子·黄帝篇》及《庄子·寓言篇》，庄子云阳子居。子居，盖朱之字。故禽滑厘问杨朱云：‘以子之言问老聃、关尹，则子之言当矣！’《列子·杨朱篇》。老子云：‘故贵以身为天子，则可以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则可以托天下。’吴草庐注云：‘爱惜贵重此身，不肯以之为天下。’杨朱为我之学原于此。”此言杨朱、庄周、申、韩、王、何出于老子也。《程子遗书》曰：“老氏之言杂权诈；秦愚黔首，其术盖有所自。老子语道德而杂权诈，本末舛矣！申、韩、苏、张，皆其流之弊也。申、韩原道德之意而为刑名，后世犹或师之。苏、张得权诈之说而为横纵，其失益远！”此言申、韩、苏、张出于老子也。《朱子语录》曰：“老子之学，只要退步柔伏，不与你争，才有一毫主张计较思虑之心，这气便粗了。故曰：‘致虚极，守静笃。’又曰：‘专气致柔，能如婴儿乎？’又曰：‘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谿。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谷。’所谓‘谿’，所谓‘谷’，只是低下处。让尔在高处，他只要在卑下处，全不与尔争；他这工夫极难。常见画本老子，便是这般气象，笑嘻嘻地，便是个退步占便宜底人；虽未必肖他，然亦是他气象。只是他放出无状来，如曰‘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他取天下，便是用此道。故为其学者多流于术数，如申、韩之徒。是也。其后则兵家亦祖其说，如孙、吴之类，是也。”明刘子威《严君平〈道德指归论〉序》曰：“有以柔弱胜刚强，而为兵权之谲者，取彼险武附于诈谋。有以刍狗万物，而为申、韩之刻者，绝圣去知以愚齐民。有以清净无为而为盖公之言者，慎守其常，用以宁一，则曹丞相辅汉一代之治，是也。有以谷神不死，而为神仙长年之术者，则推本柱下，原于道德，《关尹书》之类，遂为玄谈之宗。然其所述，皆老之支流，非其全体。”陈澧《东塾读书记》曰：“‘圣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身后之；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吴草庐注云：‘老子大概欲与人之所见相反，而使人不可测知。孙、吴、申、韩之徒，用其权术，陷人于死而人不知。其立言不能无弊有以启之！’澧案：孙子云：‘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始计篇》。又云：‘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易其事，革其谋，使人无识。’《九地篇》。此老子之术也。吴子则无此等语，草庐连及之耳。”此言孙、吴、申、韩出老子也。大约老子之学无所不赅，彻上彻下，亦实亦虚，学之者不得其全，遂分为数派：其得老子之玄虚一派者，为杨朱，为庄周。得老子之刻忍一派者，为刑名家，为法家。得老子之阴谋一派者，为兵家，为纵横家。昔韩退之谓：“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门弟子不能遍观而尽识也。故学焉而皆得性之所近。”老子殆犹然乎？
陈三立《老子注序》
昔衰周之际，孔老并出，各专其道，不相为师。然孔子尝问礼于老子，而曰“窃比于我老彭”。老彭者，故老子也。孔子盖数有取于老子云。
老子之书，言道言德，澹泊宁静，窅然无为。其后庄周、列御寇之徒，技衍老子，号为道家，其言益放无所统纪矣。而孔子修《春秋》，定《易》、《诗》、《书》、《礼经》，纪王政之迹，明礼乐之会，七十子相与传之，称儒宗焉。儒与道不相兼。道家言道，儒家言礼。自是徒众益竞于异同，或相奖诬以汩其真，数千年以来，混然沉浮，莫能明也。
老子虽专言道，以自然为宗；而读其辞，俨乎其若畏，慄慄乎殆而不安。传曰：“作《易》者其有忧患乎！”老子盖睹周末之弊，道散礼崩，政俗流亡，莫知其终，于是发愤矫厉，寓之于言，刮磨人心以冀其寤。孔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林放问礼之本，而曰“大哉问”。孔子周流以明用，老子养晦以观变，其志一也。故老子明其原，而孔子持其流。老子质言之以牖当时，孔子则修其词以训后世。然而礼亡于秦，汉特用老治，终孝文景之世，世被其化，其效亦既可睹矣！而孔子之孙子思作《中庸》，亦言道言性，言无声无臭，其旨略同于老子。老子固孔子之徒哉！盖天不一道，道不一圣，圣不一治。文质之变，各有其宜。升降之数，各有其情。同之非之，攻之因之，揭揭焉抢攘于其间，非所以顺大数，参万世，明治而善学也！
注《老子》者，隋唐所列，无虑数十家，今《四库》著录凡九家，而河上公本颇著。余单居亡聊，略以所明取而注之。或言：“河上公《章句》多不合，乃流俗人所为。”是殆然。然唐以来传之千馀岁不废，则亦不可得而废也。故仍之云。
考证：
孔子尝问礼于老子，而曰“窃比于我老彭”；老彭者，故老子也。〇博按：《庄子·逍遥游》陆德明《音义》曰：“彭祖，《世本》云：‘姓籛，名铿，在商为守藏史，在周为柱下史。’籛，音翦。一云‘即老子也’。”汉《博陵太守孔彪碑》云：“述而不作，彭祖赋诗。”则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两语，盖老彭之赋诗。孔子讽其诗，故窃比其人也。“作”与“古”谐韵。
儒与道不相兼。道家言道，儒家言礼。自是徒众益竞于异同，或相奖诬以汩其真。〇博按：《史记·老庄申韩列传》曰：“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韩愈《原道》，老佛并距。宋儒承之。朱子《中庸章句序》曰：“老佛之徒出，则弥近理而大乱真。”然宋儒亦有谓老与儒表里者：秦观《淮海集》曰：“班固赞司马迁以为‘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孰谓迁之高才博洽而至于是乎？以臣观之，彼实有见而发耳！孟子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杨子亦曰：‘道以导之，德以得之，仁以人之，义以宜之，礼以体之，天也。合则浑，离则散。’盖道德者，仁义礼之大全；而仁义者，道德之一偏。黄老之学，贵合而贱离，故以道为本六经之教，于浑者略，于散者详，故以仁义礼为用。迁之论大道也，先黄老而后六经，岂非有见于此而发哉！”此言黄老与六经表里也。晁说之《景迂生集》曰：“伏羲、文王、周公赞《易》之后，惟老氏得《易》之变通屈伸，知柔而贵虚，务应而不得；殷勤以立言，幸乎此书之存也！”叶梦得《老子解》曰：“删《书》断自唐、虞；而《易》独及伏羲、神农、黄帝，然后知尧而上，盖有其人，六经存而不论。尝试会之以心，则其说曰：‘《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孰能与于此！’然后知伏羲、神农、黄帝至于尧、舜，世而相传者，皆不出乎《易》。退而质诸老氏，则与《易》异者无几。”又曰：“老氏之书，其与孔子异者，皆矫世之辞；而所同者皆合于《易》。”此言老与《易》表里也。又叶梦得《老子解》曰：“《论语》‘窃比于我老彭’。后孔子者孟子。孟子之于儒，盖秋毫不以少乱也；其距杨、墨，排仪、秦，过于桀、纣；终不及老氏。乃其言尽心知性以至于命，则老氏之所深致意也。然后知老氏之书，孔孟所未尝废。”又《石林岩下放言》曰：“老氏论气，欲专气致柔如婴儿。孟子论气，以至大至刚、直养而无害，充塞乎天地之间。二者正相反。从老氏，则废孟子。从孟子，则废老氏。以吾观之，二说正不相反。人气散之，则与物敌而刚；专之，则反于己而柔。刚不可以胜刚，胜刚者必以柔；则专柔者，乃所以为直也。直养而无害于外，则不惟持其志，毋暴其气；当如曾子之守约，约之至精而反于微，则直养者，乃所以为柔也。盖知道之至者，本自无二。”此言老与孟表里也。其他如邵康节以老子为知《易》之体，孟子为知《易》之用。《邵氏闻见录》。杨龟山曰：“私意去尽，然后可以应世。老子曰：‘公乃王。’”《语录》。若此之类，更不可以悉数也，故不具引焉。
章炳麟《庄子〈齐物论〉释序》
昔者苍姬讫录，世道交丧。奸雄结轨于千里。烝民涂炭于九隅。其惟庄生览圣智之祸，抗浮云之情；盖齐谡下先生三千馀人，孟子、孙卿、慎到、尹文皆在，而庄生不过焉。以为隐居不可以利物，故托抱关之贱。南面不可以止盗，故辞楚相之禄。止足不可以无待，故泯死生之分。兼爱不可以宜众，故建自取之辨。常道不可以致远，故存造微之谈。维纲所寄，其唯《逍遥》、《齐物》二篇；则非世俗所云自在平等也。体非形器，故自在，而无对。理绝名言，故平等而咸适。《齐物》文旨，华妙难知，魏晋以下，解者亦众，既少综核之用，乃多似象之辞。夫其所以括囊夷、惠，炊累周、召，等臭味于方外，致酸咸于儒史，旷乎未有闻焉！作论者其有忧患乎？远睹万世之后，必有人与人相食者，而今适其会也。
“文王明夷，则主可知矣！仲尼旅人，则国可知矣！”虽无昔人之睿，依于当仁，润色微文，亦何多让！执此大象，遂以胪言；儒墨诸流，既有商榷；大小二乘，又多取携。夫然，义有相征，非附会而然也。往者僧肇、道生，摭内以明外。法藏、澄观，阴盗而阳憎。宋世诸儒或云佛典多窃老庄，此固未明华梵殊言之理。至于法藏、澄观窃取庄义以说《华严》，其迹自不可掩。自澄观至于宗密，乃复剽剥老庄；其所引据，多是天师、道士之言，而以诬污前哲，其见下于生、肇远矣。然则拘教者以异门致衅。达观者以同出览玄。且《周髀》、《墨经》，本乎此域，解者犹引大秦之算。何者？一致百虑，而胡越同情。得意妄言，而符契自合。今之所述，类例同兹。《诗》曰：“受小球大球，为下国缀游。”咨惟先生，其足以与此哉！
陈三立《读列子》
吾读《列子》，恣睢诞肆，过庄周；然其词隽，其于义也狭，非庄子伦比。篇中数称杨朱，既为《杨朱篇》，又终始一趣，不殊杨朱贵身任生之旨，其诸杨朱之徒为之欤？世言“战国衰灭，杨与墨俱绝”。然以观汉世所称道家杨王孙之伦，皆厚自奉养。魏晋清谈兴，益务藐天下，遗万物，适己自恣，偷一身之便，一用杨朱之术之效也，而世乃以蔽之列子云。
吾又观列子《天瑞篇》：“死之与生，一往一反，故死于是者，安知其不生于彼？”《仲尼篇》：“西方之人有圣者焉。不治而不乱，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轮回之说，释迦之证，粲著明白。其言“运转亡已，天地密移”；复颇与泰西地动之说合。岂道无故术，言无故家，所操者约而所验者博欤？
吾终疑季汉、魏晋之士，窥见浮屠之书，就杨朱之徒所依讬，益增窜其间，且有非刘向之所尝见者。张湛盖颇知之而未之深辨也。又《汉志》道家称其先庄子，乃列于庄子之后，明非本真。而柳宗元方谓“庄子要为放依其词，于庄子尤质厚少伪作。”於戏！盖未为知言尔已！
考证：
吾终疑季汉、魏晋之士，窥见浮屠之书，就杨朱之徒所依讬，益增窜其间，且有非刘向之所尝见者。张湛盖颇知之而未之深辨也。〇博按：《汉书·艺文志》道家：《列子》八篇。注曰：“名圄寇，先庄子，庄子称之。”今传《列子书》八篇，与《汉志》载篇数合。柳宗元《辨列子》谓：“其书增窜非其实，其言魏牟、孔穿，皆出列子后，不可信”云云。今考第五卷《汤问篇》中并有邹衍吹律事，不止魏牟、孔穿，其不出圄寇之手无疑。顾其后高似孙《子略》遂疑列子为庄子寓言，如所称鸿蒙、云将之流，并无其人。然《尔雅疏》引《尸子·广泽篇》云：“墨子贵兼，孔子贵公，皇子贵衷，田子贵均，列子贵虚，料子贵别。”云云，则以列子与孔、墨并称，当时实有其人可知。今按《列子书》称子列子，决为传其学者所追记，非圄寇自著；犹《墨子书》之称子墨子，为传墨学者所记，非墨翟自著也。其杂记列子后事，正如《庄子》记庄子死，《管子》称吴王、西施，《商子》称秦孝公耳。要之古人之著书有三：其一，春秋以前之著书，为昭代典章。如会稽章学诚称：“古之所谓经，乃三代盛时典章法度见于政教行事之实；而非圣人有意作为文字以传后世也。”《文史通义·经解上》。其二，周秦之际之著书，为专门家学。如章学诚所称：“诸子之奋起，思以其学易天下；苟足显其学而立其宗，而援述于前，与附衍于后者，未尝分居立言之功而私其所出。辑其言行，不必尽其身所论述者。管子之述其身后死事，《韩非书》之载其李斯《驳议》，是也。”《文史通义·言公上》。其三，秦汉以后之箸书，为私人著作。语矜己出，辞戒剿说，于是专门家学之义不明，而绳以一概。或讥文辞不类。或疑事涉身后。而不知古人一家之言，非可以后世私人之著，一例相绳。此亦挽近论古者之一蔽也！《汉书·艺文志》言：“《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大抵晚周诸子书，皆《论语》之比，不必其人所自著，而出其人既死弟子之所记，门人之所辑。譬如《论语》记孔子死，称鲁哀公，而出于孔子之手，则无理矣！然以为出于曾子、有子之门人，庸何伤乎？则亦何嫌于《列子书》哉！
谢无量《韩非叙略》
古之言政治者数家，至于法家而详。法家之学，又至韩非而大备。司马谈《论六家要指》曰：“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盖韩非不喜阴阳，而好刑名法术之学；亲受业儒者之门，而推本于道德；既博稽众家，求其切实可施诸行事者，著书言治，故中国古代之政治学，至于韩非，大体具矣；以其晚出，所取资多也。
司马迁以老、庄、申、韩合在一传，而论之曰：“老子所贵道，虚无因应，变化于无为，故著书辞称微妙难识。庄子散道德放论，要亦归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于名实；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碜礉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远矣！”盖古之名学者以道家为最先；虽起自黄帝，要至老子以来，其学为有传也。韩非虽兼综诸家之长，而尤推本道德之意；故太史公独叙申、韩于老、庄之后，亦以其所源者远欤？
《汉志》法家《韩非子》五十五篇。《隋》《唐志》二十卷，目一卷。旧有注不详名氏；惟元何犿以为李瓒注鄙陋无取，尽为削去；不知犿何据指为李瓒也？其篇自昔谓有缺者，然所传适符五十五篇之数；惟王伯厚言今本五十六篇，今不可考。近人于《韩非》书颇有校正其义训者，皆五十五篇，与《汉志》符也。太史公谓“申、韩原于道德之意”，而《汉志》则列《韩非》于法家，其言曰：“法家者流，盖出于礼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易》曰：‘先王以明罚饬法’，此其所长也。及刻者为之，则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于残害至亲，伤恩薄厚。”盖法家所由出，本以辅礼制。荀卿最长于礼，而韩非师之，又稽考黄、老刑名之言，此韩非成学之大略也。
晁公武《读书志》曰：“韩非喜刑名法家之学，作《孤愤》、《五蠢》、《说林》、《说难》十馀万言，书凡五十五篇，其极刻核无诚悃，谓夫妇父子，举不足相信，而有《解老》、《喻老篇》，故太史公以为大要皆原于道德之意。夫老子之言高矣，世皆怪其流裔何至于是？殊不知老子之书，是‘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及‘欲上人者必以言下之，欲先人者必以身后之’等言，是出于诈，此所以一传而为非欤？”
高似孙《子略》曰：“《韩子书》往往尚法以神其用，薄仁义，厉刑名，背《诗》《书》，课名实，心术词旨，皆商鞅、李斯治秦之法，而非又欲凌跨之；此始皇之所投合，而李斯之所忌者。非迄坐是，为斯所杀，而秦即以亡，固不待始皇之用其言也。《说难》一篇，殊为切于事情者，惟其切切于求售，是以先为之说，而后说于人，亦庶几万一焉耳。太史公以其说之难也，固尝悲之，抑亦有所感慨而发者欤？”
《黄氏日抄》曰：“韩非尽斥尧、舜、禹、汤、孔子，而兼取申不害、商鞅法术之说，加深刻焉；至谓妻子亦害己者而不可信，盖自谓独智足舞一世矣！然以疏远，一旦说人之国，乃欲其主首去贵近，将谁汝容耶？送死秦狱，愚莫与比！然观其书，犹有足警后世之惑者。方是时，先王道息，处士横议，往往故为无稽寓言以相戏剧。彼其为是言者，亦未尝自谓真有是事也；后世袭取其馀而神之，流俗因信以为真；而异端之说，遂至祸天下；奈何韩非之辩具在而不察耶？非之言曰：‘白马非马，齐稷下之辩者屈焉；及乘白马之赋而籍之，不见其非白也；盖虚辞空辩，可以胜一国，考实按形，不能漫一人。’今人于异端，有尝核其实者否耶？非之言曰：‘宋人有欲为燕王削棘刺之端以为猿母者，必三月齐，然后能见；知王之必不能久齐而绐之尔。王乃养之三乘。冶工言王曰：果然，则其所以削者必小。今臣冶人也，无以为削，此不然之物也。因囚而问之。果妄，乃杀之。’今人于异端，果尝有讯其妄者否耶？……非之辨诬若此者众，姑取节焉以告惑者。”
王世贞《韩非子书序》曰：“韩子之言，太史公若心喜之，而傅之《老子传》。唐以尊老子，故析之。宋以绌老子，故复合之。其析其合，要非以为韩非子也。嗟夫！儒至宋而衰矣。彼其睥睨三代之后，以为无一可者，而不能不心折于孔明，乃孔明则自比于管子，而劝后主读韩非子之书。何以故？宋儒之所得浅，而孔明之所得深故也。宋以名舍之，是故小遇辽，小不振；大遇金，大不振。孔明以实取之，是故蕞尔之蜀，与强魏角而恒踞其上。”
陈澧《东塾读书记》曰：“韩非之学，出于老子，而流为惨刻者，其意以为先用严刑，使天下不敢犯，然后可以清静而治也。至暴秦严刑之后，汉初果以黄老致刑措矣。然秦以严刑而亡，汉以清静而治，严刑者近受其祸，清静者远受其福；韩非未见及此也；彼欲其于一身先用严刑，后享清静；而不知已杀其身，已亡其国也！且秦虽严刑，而博浪之击，阑池之盗，陈胜、吴广之揭竿而起，何尝畏严刑哉？《史记·韩非传》云：‘喜刑名法术之学。’《集解》云：‘申子之书号曰术，商鞅之书号曰法；皆曰刑名。’李奇云：‘韩非兼行申、商之术。’见《汉书·武帝本纪》注。澧按韩非云：‘申不害言术，而公孙鞅为法。术者，人主之所执也。法者，臣之所师也。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定法篇》。‘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术者，蒙之于胸中以偶万端而潜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难三篇》。问者曰：‘主用申子之术，而官行商君之法，可乎？’对曰：‘二子之于法术，皆未尽善也！申子言治不踰官，虽知弗言。治不踰官，谓之守职也。可知而弗言，则人主尚安假借矣！’商君之法曰：‘斩一首者爵一级，欲为官者，为五十石之官。斩二首者爵二级，欲为官者为百石之官。’今有法曰‘斩首者令为医匠’，则屋不成而病不已！夫匠者手巧也；而医者齐药也；而以斩首之功为之，则不当其能。今治官者智能也。今斩首者勇力之所加，而治者智能之官，是以斩首之功为医匠也！故曰：‘二子之于法术皆未尽善也！’《定法篇》。然则韩非兼申、商之法术而更进焉者也！李斯以书对二世引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雎，命之曰以天下为桎梏者！’又引韩子曰：‘慈母有败子，而严家无格隶。’又引商君刑弃灰于道者。又引韩子曰：‘布帛寻常，庸人不释。铄金百镒，盗跖不搏。’又云：‘灭仁义之涂，困烈士之行，塞聪揜明若此，然后可谓能明申、韩之术，而修商君之法！’《史记·李斯列传》。商鞅、申、韩之说至此大畅，而秦亡矣。老子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惜乎韩非之未解此也！罪当死者必死，则民畏。若不论罪之轻重而皆死，则民不犯轻罪而犯重罪矣！此陈胜、吴广所谓‘失期亦死举大计亦死’也。”自此以下两条，皆博所增入。博按：谢氏书好博采而无深识，此文亦正同病。今删其不必要者，而增入陈澧《东塾读书记》一条，陈三立《读韩非子》一条，似为后来居上。
陈三立《读韩非子》曰：“韩非贵刑名，上功实，裂仁义，绌贤才，隆主之势，排斥大臣；左右朋比，一决于法术。自秦以来千馀岁，祖非之治，时取小效。戎夷崛起盛强，尤与非术相表里；岂其世变相类，有不可得而废者欤！悲夫！非之言‘所养非所用，所用非所养，此所以乱’，盖莫之能易也！非书又称‘父母之于子也，产子则相贺，产女则杀之’。后世溺杀所产女之习之变，战国之世，宁已有是？然吾颇疑非所征者秦俗也！”
古今论韩非者甚众，不可悉引。惟太史公似有深意。《黄氏日抄》所言亦极推其辨言正词之功，盖韩非之议论，多切于事情而核于名实，为言治者所不可废也。二陈于非引绳批根，极有微词；然贾生、晁错实明之于汉廷，而诸葛又用以治蜀。非之为书，一推本于人事，揆诸正理以究为政之要，大绌一切阴阳灾异、虚伪不实之说，殆所涉猎者广而用心者深欤！
孙诒让《墨子间诂序》
《汉志》墨子书七十一篇，今存者五十三篇。《鲁问篇》：“墨子之语魏越云：‘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熹音沉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陵，则语之兼爱非攻。’”今书虽残缺，然自《尚贤》至《非命》三十篇。所论略备，足以尽其指要矣。《经说》上下篇与庄周书所述惠施之论及公孙龙书相出入，似原出墨子，而诸钜子以其说缀益之；《备城门》以下十馀篇，则又禽滑厘所受兵家之遗法；于墨学为别传。惟《修身》、《亲士》诸篇，谊正而文靡，校之他篇，殊不类。《当染篇》又颇涉晚周之事，非墨子所得闻；皆后人以儒言缘饰之，非其本书也。
墨子之生，盖稍后于七十子，不得见孔子；然亦甚老寿，故前得与鲁阳文子、公输般相问答；而晚及见田齐太公和，又逮闻齐康公兴乐，及楚吴起之乱。身丁战国之初，感悕于扩暴淫侈之政，故其言谆复深切，务陈古以剀今，亦喜称道《诗》、《书》及孔子所不修百国《春秋》。惟于礼则右夏左周，欲变文而反之质，乐则竟屏绝之，此其与儒家四术六艺必不合者耳！至其接世务为和同，而自处绝艰苦；持之太过而或流于偏激；而非儒尤为乖戾。然周季道术分裂，诸子舛驰。荀卿为齐鲁大师，而其书《非十二子篇》，于游、夏、孟子诸大贤，皆深相排笮，洙泗龂龂，儒家已然。墨儒异方，跬武千里，其相非宁足异乎？综览厥书，释其纰谬，甄其纯实，可取者盖十六七。其用心笃厚，勇于振世救敝；殆非韩、吕诸子之伦比也。《庄周·天下篇》之论墨氏曰：“不侈于后世，不靡于万物，不晖于数度，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又曰：“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将求之不得也，虽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斯殆持平之论欤？
墨子既不合于儒术，孟、荀、董无心、孔子鱼之伦咸排诘之。汉晋以降，其学几绝；而书仅存，然治之者殊鲜，故捝误尤不可校；而古字古言，转多沿袭未改；非精究形声通假之原，无由通其读也。旧有孟胜、乐台注，今久不传。近代镇洋毕尚书沅始为之注。藤县苏孝廉时学复刊其误，创通涂径，多所是正。余昔事雠览，旁摭众家，择善而从，于毕本外，又获见明吴宽写本、顾千里校《道藏》本，用相勘核，别为写定；复以王观察念孙、尚书引之父子、洪州倅颐煊及年丈俞编修樾、亡友戴茂才望所校，参综考读。窃谓《非儒》以前诸篇，谊指详倬，毕、王诸家校训略备，然亦不无遗失。《经说》、《兵法》诸篇，文尤奥衍凌杂，检揽旧校，疑滞殊众；研核有年，用思略尽；谨依经谊字例为之诠释。至于订补《经说》上下篇旁行句读，正《兵法》诸篇之讹文错简，尤私心所窃自喜，以为不缪者。辄就毕本更为增定，用遗来学。昔许叔重注《淮南王书》题曰《鸿烈间故》；间者发其疑牾，诂者正其训释。今于字义多遵许学，故遂用题署；亦以两汉经儒本说经家法笺释诸子，固后学所晞慕而不能逮者也。
考证：
《汉志》墨子书七十一篇，今存者七篇。〇博按：《墨子》七十一篇，见《汉书·艺文志》。隋以来为十五卷，目一卷，见《隋书·经籍志》。宋亡九篇，为六十一篇，见《中兴馆阁书目》，实六十三篇，后又亡十篇，篇五十三篇，即今本也。焦竑《国史经籍考》于《墨子》十五卷外云“又三卷，乐台注”。钱曾《读书敏求记》引潜溪《诸子辩》云：“《墨子》三卷。战国时宋大夫墨翟撰。上卷七篇，号曰《经》；中卷下卷六篇，号曰《论》，共十三篇。其书不传。”毕沅《墨子注叙》云：“又三卷一本，即《亲士》至《尚同》十三篇；宋王应麟、陈振孙等仅见此本，有乐台注，见郑樵《通志·艺文略》。今亡。”则濂溪《诸子辩》所云“上卷七篇号曰经”者，盖指今十五卷本之第一卷《亲士》、《修身》、《所染》、《法仪》、《七患》、《辞过》、《三辩》七篇而言，意旧必于目下题经。按《管子》书有《经言》九篇；《韩非子·内储说上》有《经》七篇，《内储说下》有《经》七篇，《外储说右上》有《经》三篇，《外储说右》有《经》五篇，皆以经冠诸篇之首；则《墨子》书之《经》，亦当一例冠篇首。毕沅《墨子注叙》云：“今惟《亲士》、《修身》及《经上》、《经下》疑翟自著；馀篇称子墨子，则是门人小子记录所闻。”张惠言《书墨子经说解后》云：“墨氏之言，《修身》、《亲士》多善言。”然则《庄子·天下篇》称曰“墨经”者，指第一卷《亲士》、《修身》七篇，无疑也。《汉书·艺文志》兵书略“技巧”十三家百九十九篇，注云“省墨子重”；则刘向父子《七略》，《墨子》书，墨家与兵书盖两收；而收入兵书技巧者，盖即今十五卷本自第十四卷《备城门》以下二十篇也。中亡九篇。《班志》始省兵而入墨。墨子勤生薄死，与黄老不同术；明鬼之旨，匪即游仙。乃《抱朴子》内篇《遐览》则云“变化之术，大者惟有《墨子五行记》，本有五卷；昔刘君安未仙去时，钞取其要以为一卷。”《隋书·经籍志》医方类有《墨子枕内五行记要》一卷，当即《抱朴子》所云刘君安所钞者也。《抱朴子·神仙金汋经》又载《墨子丹法》，则皆《汉书·艺文志》之所未著，而又在七十一篇之外。今观《意林》一引《随巢子》曰：“鬼神为四时八节以纪，育人，乘云雨润泽以繁长之，皆鬼神所能也，岂不谓贤于圣人！”而随巢子，墨子弟子，其书亦著目《汉书·艺文志》。意者明鬼之论，其后遂依托而为游仙变化之事耶？斯亦可以穷墨学之流变，而资谈助之异闻者也；故附著焉。
《经说》上下篇，与庄周书所述惠施之伦及公孙龙书相出入，似原出墨子。〇博按：此袭鲁胜之说，而不知其非也！《墨子》书多奥言错字，而《经》、《经说》为甚，旧无注释。独鲁胜有《墨辩注》，其叙见《晋书·隐逸传》，谓：“墨子著书，作《辩经》以正名本。惠施、公孙龙祖述其书，以正别名显于世。”又曰：“《墨辩》有上、下经，《经》各有《说》凡四篇，与其书众篇连第，今引说就经，各附其章。”实开后世言墨辩者“引说就经”之先例。然其书不传，至清儒憙治校雠之学，而仁和卢文弨、阳湖孙星衍始校《墨子》书，多所是正，镇洋毕沅乃据卢、孙二校以意折衷，所正复多于前；文义粲然，更为注解，成《墨子注》十六卷。独《经》、《经说》文字奥衍凌杂，毕沅乃据《经》上篇“读此书旁行”之一语，别为新考定经上篇，分上下两行横列附篇末，乃考见《墨辩》古本写法。然自谓“于《经》、《经说》、《大小取》诸篇不能句读，疑滞犹众。”武进张惠言著《墨子经说解》，用鲁胜“引说就经”之例，正其句读，通其指要，合为二篇，而墨辩乃有专注，后之言墨辩者宗之！其后南海邹伯奇素治西来天算重光之学，比次重差旁要诸术以解《墨子》，《经》、《经说》。具著其说于《学计一得》，转相发明！而后读者知墨辩所涵，有算术，有光学，有重学！其同县陈澧闻伯奇之说，益为推明所未备，语见《东塾读书记》。孙氏集众家说墨，下以己意，成《墨子间诂》十五卷，最称精博！至于订补《经说》上下篇旁行句读，足匡毕氏所未逮；序中所尤自喜以为不谬者！然自谓：“《经》、《经说》诸篇，未窥眇旨。《墨经》揭举精理，引而不发，为名家言之宗；必有微言大例，如欧土论理家亚里大得勒之演绎法，培根之归纳法，及佛氏之因明论者。”因见西书甚少，虑近皮傅，未敢著篇，盖其慎也！尝以书告新会梁启超而望其补谊，足为后来言墨辩者辟一新涂也！馀杭章炳麟撰《原名》、《明见》之篇，乃以欧土逻辑、印度因明诂说《墨辩》，语著《国故论衡》；而后读者知墨辩所涵，有因明，有逻辑，益惊其言之河汉无涯，附庸蔚为大国矣！长沙章士钊、绩溪胡适亦以欧土逻辑治墨辩，有所浚发。士钊有《名学他辩》、《名墨訾应考》之篇。适有《墨经新诂》之作仅于《文存》见《墨子小取篇新诂》及《论墨学》诸文。而新会梁启超年二十三，得《墨子间诂》，读而好之；特以孙氏之言，于《经》、《经说》多所校释，剳记卷端，积二十年，比而次之，得数万言，命曰《墨经校释》。然鲁胜只称《经》、《经说》为辩经，题曰“墨辩”，而不即以当《庄子·天下篇》之《墨经》也。自孙氏以来，则迳题墨辩为《墨经》矣！甚非“疑以传疑”之义也！梁氏《校释》于毕沅、张惠言、孙诒让之说，持异同者盖过半，自许甚厚，而士钊与适读之，不尽谓然也！然胡适称《庄子·天下篇》所叙惠施、桓团、公孙龙辩者之徒为别墨，与梁启超同，盖本鲁胜之序《墨辩注》也。独章士钊明其不然！大致以为施、龙祖述墨学，说创鲁胜，前未有闻！《汉书·艺文志》名墨流别，判然不同。施、龙之名，隶名而不隶墨。《荀子·解蔽篇》云：“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惠子蔽于文而不知实。”墨、惠并举，而所蔽之性适得其反；谓为师承所在，讵非谰言！今观惠、墨两家，同论一事，其义莫不相反。如惠子言：“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而不竭。”墨子言：“非半勿，则不动，说在端。”凡注墨者，率谓此即惠义；而不悟两义相对，惠为立而墨为破，一立一破，未可同年而语也。何以言之？惠子之意，重在取而不在所取；以谓无论何物，苟取量仅止于半，则虽尺棰已耳，可以日日取之，历万世而不竭也。墨家非之，谓所取之物，诚不必竭，而取必竭一尺之棰，决无万世取半之理。盖今日吾取其半，明日吾取其半之半，又明日吾于半之半中，取其一半；可以计日而穷于取，奚言万世！何也？尺者端之积也。端乃无序而不可分；于尺取半，半又取半，必有一日全棰所馀两端而已！取其一而遗其馀，馀端凝然不动，不能，即不能取也。故曰“非半勿，则不动，说在端”，此其所言果一义乎？抑二义乎？略加疏解，是非炳然可知！而从来治墨学者未或道及。即明锐慎密如孙诒让，曾谓“据庄子所言，则似战国时墨家别传之学，不尽墨子之本旨者”，于此且一致为鲁胜之说所欺，无怪乎墨学之不能大昌明也！因作《名墨訾应考》，著如上例者若干条，以证名墨两家“倍谲不同”，决非相为祖述，其辞甚辩。胡适谓“施、龙专科学之墨，而舍宗教之墨”。而士钊则以为“墨子言教言学，理原一贯。歧而二之，乃不知墨者之所言”。汉阳张纯一作《墨子间诂笺》，推明墨家教学一贯之致，而括其要于《墨辩》曰：“墨学全书，莫重于《经》与《说》，而《大取》尤为纲要，《小取》特其立辩实行之方法。盖《墨辩》异同，凡以明兼；兼明而后墨道明；天志、兼爱、节用诸义无不明本兼而别者取小兼以正别者取大皆当于《经说》求之，而《墨辩》尤重归纳。”此则拓《墨辩》之域推而大之，至于全墨者也。谨最《墨辩》诸家之要删，而以明此学之流变焉。
亦喜称道《诗》、《书》及孔子所不修百国《春秋》。惟于礼则右夏左周，欲变文而返之质；乐则竟屏绝之；此其与儒家四术六艺必不合者耳。〇博按：《淮南子·主术训》称：“孔丘、墨翟修先圣之术，通六艺之论。”虽然，六艺之论，墨与孔之所同通；而《礼》、《乐》、《春秋》，则墨与孔之所异言。何以知其然？今考《墨子》书引《诗》，与《三百篇》同；引《尚书》如《甘誓》、《仲虺之诰》、《说命》、《太誓》、《洪范》、《吕刑》，亦与百篇之书同。此与孔子同者也。其《明鬼篇》引周、燕、宋、齐诸国《春秋》，则非《鲁春秋》也。而于《礼》，则法夏绌周，又有《非乐》之篇。此与孔子异者也。《淮南子·要略训》曰：“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其见于《墨子》书者；《非儒篇》引晏子曰：“夫儒浩居而自顺者也，不可以教下。好乐而淫人，不可使亲治。立命而怠事，不可使守职。宗丧循哀，不可使慈民。机服勉容，不可使导众。孔某盛容修饰以蛊世，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礼以示仪，务趋翔之节以观众；博学不可使议世；劳思不可以补民；累寿不能尽其学，当年不能行其礼，积财不能赡其乐；繁饰邪术以营世君，盛为声乐以淫遇民，其道不可以期世，其学不可以导众。”太史公采之以入《孔子世家》。然则墨子者，盖始出于孔子而后相非者欤？
墨子既不合于儒术，孟、荀、董无心、孔子鱼之伦咸排诘之。〇博按：孟子之距墨，尽人知之；而不知荀子非墨之博辩，视孟子为尤胜！盖孟子之距墨，有连称杨者，有单举墨者。单举墨者距其“节葬”。《滕文公上·墨者夷之章》之称“墨之治丧，以薄为其道也”。连称杨者距其“兼爱”。《滕文公下·予岂好辩章》言：“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此訾“兼爱”为无父也。《尽心上》孟子曰：“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子莫执中，执中为近之。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此嫌“兼爱”于执一也。而距墨子“兼爱”之一义，盖视“节葬”为加详焉。然不如荀子非墨之博辩，其言有非墨之“尚同”、“兼爱”者，如《非十二子篇》曰：“不知壹天下兼国家之权称，上功用大俭约，而僈差等；曾不足以容辩异，悬君臣；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墨翟、宋钘也。”《天论篇》曰：“墨子有见于齐，无见于畸。”此非墨之“尚同”、“兼爱”也。有非墨之“节用”者：《富国篇》曰：“今是土之生五谷也，人善治之，万物得宜，事变得应，上得天时，下得地利，中得人和，则财货浑浑如泉源，汸汸如河海，暴暴如丘山，不时焚烧，无所臧之。夫天下何患乎不足也？夫有馀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忧过计也。天下之公患，生于乱也。我以墨子之非乐也，则使天下乱。墨子之节用也，则使天下贫。”此其非墨之“节用”，累七八百言，而厪撮其要者也。有非墨之“勤生”者：《王霸篇》曰：“人主者，以官人为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为能者也。人主得使人为之。匹夫则无所移之，百亩一守，事业穷，则无所移之也。今以一人兼听天下，日有馀而治不足者，使人为之也。大有天下，小有一国，必自为之然后可；则劳苦憔悴莫甚焉！如是则虽臧获不肯与天子易执业。以是县天下，一四海，何故必自为之？为之者，役夫之道也，墨子之说也。”杨倞注：“墨子之说，必自劳苦矣。”此非墨之“勤生”也。有非墨之“节葬”者，特详于《礼论篇》，其言曰：“礼者以财物为用，以贵贱为文，以多少为异，以隆杀为要。礼者养也，孰知夫出死要节之所以养生也？孰知礼义文理之所以养情也？故人一之于礼义，则两得之矣；一之于情性，则两丧之矣。故儒者将使人两得之者也，墨者将使人两丧之者也，是儒墨之分也。”“礼者，谨于治生死者也；生，人之始；死，人之终也；终始俱善，人道毕矣。夫厚其生而薄其死，是敬其有知而慢其无知也。是奸人之道，而倍叛之心也。故事生不忠厚，不敬文，谓之野；送死不忠厚，不敬文，谓之瘠。君子贱野而羞瘠。刻死而附生，谓之墨！刻生而附死，谓之惑！”《解蔽篇》曰：“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此非墨子之“节葬”也。有非墨子之“非乐”者，特详于《乐论篇》，其大指以为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故先王谨为之文。墨子曰：“乐者圣王之所非也，而儒者为之，过也。”君子以为不然。乐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此非墨之“非乐”也。而非“节用”见《富国篇》七八百言，《乐论》非“非乐”又且倍之。非墨之论，于诸子莫详焉。至董无心、孔子鱼之伦，语焉而不详，卑之无高论，故不具引已！
戴望《汪仲伊〈握奇图解〉序》
歙汪子仲伊以所著《握奇图解》示余，曰：“子好议论今古，盍抒子所欲言，张吾之书？”予曰：唯唯！否否！尝闻之古初矣：天地设而有阴阳；一阖一辟，一消一息；道之经而兵之精欤？古之人制陈法，所谓天衡地轴前后冲者，不以是形欤？
天不能有阳而无阴，有日而无月。地不能有山而无川。人不能有文而无武，有道而无兵，道若日也，兵若月也。月承日以为光。兵辅道以为纪。道无兵道灭；兵不道兵残；兵为卫道设也。
尧、舜贵让，未尝不善陈。汤、武好仁，未尝不用战。徒揖让而不知陈，善陈者覆之；徒仁义而不用战，善战者抇之。暴秦以降，汉之高帝、光武，明之高皇，兵兴道合。不合，则贼盗窥人国，夷狄窃王；胜则屠城破邑，杀人亿千百万；败则掠野醢人畜以为食。虽有君子，莫之能御也。事幸而得集，则号为君子者，从而登其朝，饲其谷，朝跪尧、舜之，夕见汤、武之矣。乡所谓屠城掠野之徒，盈其贯以死；从而扬之曰：“此元功重臣与伊挚、吕尚论功度德者也！”吾尝受嬴、刘以往史氏之书，皆以是观矣。於乎！是其故何也？则由于虚灵冲漠，兀坐尸嘘之徒之张目拱手而谋人家国者阶之厉也！不知道，不通兵，致道离兵而兵不卫道。贼盗夷狄，遂相率角逐，反以兵胁道灭道，不大可哀哉！
抑人有恒言，皆曰“兵农礼乐”。不知古者以兵属之礼，宗伯掌其仪，司马职其功。战斗不可空习，则四时田猎以闲之。子路言“可使知方”，知其军陈行列坐作进退之法也。先王安不忘危，存不忘亡，军旅之事，寓于俎豆；俎数奇，豆数偶，兵之方员锐直所以为乘承比应者，胥于是焉在！
丹徒庄棫序仲伊之书，其言粹矣，美矣！复推道与兵相辅之义以广其指；仲伊其不我非耶？
姚鼐《读〈司马法〉〈六韬〉〈孙子〉》
世所有论兵书，诚为周人作者，惟孙武子耳，而不必为武自著。若其馀皆伪而已！
任宏以《司马法》百五十五篇入“兵权谋”，班固出之以入“礼经”；太史公叹其闳廓深远，则其书可知矣。世所传者泛论用兵之意，其辞庸甚，不足以言礼经，亦不足言权谋也；且仅有卷三耳。
《汉·艺文志》《吴起》四十八篇，在“兵权谋”。《尉缭子》三十一篇，在“兵形势”。今《吴子》仅三篇，《尉缭子》二十四篇。魏晋以后，乃以笳笛为军乐；彼吴起安得云“夜以金鼓笳笛为节”乎？苏明允言“起功过于孙武”，而著书顾草略不逮武；不悟其书伪也！《尉缭》之书，不能论兵形势，反杂以商鞅形名之说；盖后人杂取，苟以成书而已。
《庄子》载女商曰：“横说之，则以《诗》、《书》、《礼》、《乐》；从说之，则以《金版》、《六弢》。”然则《六弢》之文，必约于《诗》、《书》、《礼》、《乐》者也。刘向、班固皆列《周史六弢》于儒家，且云“惠、襄之间”，或云“显王时”，或曰“孔子问焉”。然其为《周史》之辞，若周任、史佚之言无疑也；非言兵，亦无预于太公也。今《六韬》徼取兵家之说，附之太公而弥鄙陋。周之权曰钧，不曰斤；其于色曰元、曰黑、曰缁，不曰乌。晋、宋、齐、梁间，布井乃有乌衣乌帽语耳，而今《六韬》乃曰斤、曰乌。余尝谓周、秦以降，文辞高下差别颇易见。世所谓古文《尚书》者，以他书事实证之，其伪已不可逃；然直不必论。此取其文展读，不终卷，而决知非古人所为矣。
盖古书亡时多在汉献、晋惠愍间，而好为伪者，东晋以后人也。唐修《隋书》，作《艺文志》，不知古书之逸，举《司马法》之类悉载之。颜师古注《汉书》，于《六韬》直以为即今书；此皆不足以言识。至韩退之乃识古书之正伪，惜其于此数者，未及详言之也。《汉书·刑法志》所载古井田出车之法甚详，其文盖出于《司马法》，与包咸注《论语》辞同也。《刑法志》引其文备，故以六十四井出车一乘，别以三十六井地当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园囿术路，合之则百井。包咸引其辞略，故第言成出车一乘耳；其原出一也。作伪者其所见书寡于为古文《尚书》者，故举此及他经史明载之《司马法》而并遗之。
左氏序阖闾事无孙武。太史公为列传，言“武以《十三篇》见于阖闾”。余读之；吴容有孙武者，而《十三篇》非所著。战国言兵者为之，托于武焉尔。春秋大国用兵，不过数百乘，未有兴师十万者也，况在阖闾乎？田齐、三晋既立为侯，臣乃称君曰主；主在春秋时大夫称也。是书所言皆战国事耳。其用兵法，乃秦人以虏使民法也，不仁人之言也。然自是世言用兵者以为莫武若矣！
考证：
刘向、班固皆列《周史六弢》于儒家。〇博按：“六弢”疑“大弢”之讹；《庄子·则阳》称“仲尼问于太史大弢”者也。说详甲集第三十四页《周史六弢》注。
春秋大国用兵，不过数百乘，未有兴师十万者也，况在阖闾乎？〇博按：《孙子·作战篇》曰：“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自是春秋兵制，不必以此为疑也。《汉书·刑法志》曰：“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马四匹，兵车一乘，牛十二头，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备具，是谓乘马之法。”《论语》“道千乘之国”郑注引《司马法》同。一乘车，驷马，士卒七十五人；又有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装五人，厩养五人，樵汲五人，共一百人。则是革车千乘，驾马千驷，有众十万，与孙子之言合。《论语》屡称千乘之国；而城濮之战，晋军七百乘，见《春秋左氏·僖二十八年传》，则晋出师七万人矣，而益以齐师、宋师、秦师，当不下十万人也。平丘之会，晋甲车四千乘，亦见《春秋左氏·昭十三年传》；则且出师四十万人矣！安得谓春秋大国，未有兴师十万者乎？
汪中《吕氏春秋序》[2]
《吕氏春秋》，世无善本。余向所藏，皆明时刻；循览既久，辄有所是正。于时嘉善谢侍郎、仁和卢学士并好是书；及同学诸君，各有校本。爰辑为一编，而属学士刻之。既成，为之序曰：
周官失其职，而诸子之学以兴；各择一术以明其学，莫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及比而同之，则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犹水火之相反也。最后《吕氏春秋》出，则诸子之说兼有之。故《劝学》、《尊师》、《诬徒》、一作彽役。《善学》一作用众。四篇，皆教学之方，与《学记》表里。《大乐》、《侈乐》、《适音》、《古乐》、《音律》、《音初》、《制乐》，皆论乐。《艺文志》言：“刘向校书别得《乐记》二十三篇。”今《乐记》有其一篇；而其他篇名载在别录者，惟见于《正义》所引。按本书《适音篇》，《乐记》载之。疑刘向所得，亦有采及诸子，同于河间献王者。凡此诸篇，则六艺之遗文也。《十二纪》发明明堂礼，则明堂阴阳之学也。《贵生》、《情欲》、《尽数》、《审分》、《君守》五篇，尚清净养生之术；则道家流也。《荡兵》、一作《用兵》。《振乱》、《禁塞》、《怀宠》、《论威》、《简选》、《决胜》、《爱士》八[3]篇，皆论兵；则兵权谋、形势二家也。《上农》、《任地》、《辨土》三篇，皆农桑树艺之事；则农家者流也。毕沅《吕氏春秋新校正序》云：“不韦书在秦火以前，故其采缀原书类亡，不能悉寻其所本。今观其《至味》一篇，皆述伊尹之言，而汉儒[4]如许慎、应劭等，间引其文，一则直称伊尹曰，一则又称伊尹书。今考《艺文志》道家《伊尹》五十一篇，不韦所本，当在是矣。又《上农》、《任地》、《辨土》等篇，述后稷之言，与《亢仓子》所载略同；则亦周、秦以前农家者流相传为后稷之说，无疑也。”两事足补汪氏所未备。博按：汪氏此文题“代毕尚书作”；而毕刻别有序，与此不同。想汪代作未用也。其有抵牾者：《振乱》、《禁塞》、《大乐》三篇，以墨子《非攻》救守及《非乐》为过；而《当染篇》全取墨子《应言篇》司马喜事，则深重墨子之学。甚者吴起之去西河见《观表》二篇，一事两见。惟《有始览》所谓解见某书者，于本书能观其会通尔。司马迁谓：“不韦使其客人人著所闻，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然则是书之成，不出于一人之手，故不名一家之学；而为后世《修文》、《御览》、《华林》、《遍略》之所托始。《艺文志》列之杂家，良有以也！然其所采摭，今见于周、汉诸书者，十不及三四。其馀则本书已亡，而先哲之话言，前古之佚事，赖此以传于后也；其善者可以劝，其不善者可以惩焉。亦有闾里小智，一意采奇，词奥旨深，可喜可观；庶几乎立言不朽者矣！其文字异同，已注于篇中，兹不复及；故序其著书之意以质之君子，幸正教之！
梅曾亮《淮南子书后》
《淮南子》剽窃曼衍，与安所为文不类。然自《吕氏春秋》外，存古书者莫多是书；非东汉人为之，决也。惟《天文训》所言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则四分历，章帝始行之；其二十四气，亦与东汉更定者同；岂亦有后人附益者欤？孔子曰：“信而好古。”岂不以非信之难，能辨其为古者难欤？
昔柳子厚谓“《列子》书质直少伪作，庄子多本之”。夫《列子》剽《庄子》者耳；其书非《庄子》及诸子书所有者，文气皆甚卑，不类周、秦时文；而以为庄子之所从出，疏矣！朴学之士，好是古而非今，不能通知文字升降之源。不根者揽其词，昧没其终始。子厚固非二者之可伦比；其言《鹖冠子》剽贾谊赋入其书，信当矣；而顾失之于《列子》，何哉？
考证：
《淮南子》剽窃曼衍，与安所为文不类。〇博按：《汉书·艺文志》杂家《淮南》内二十一篇，外三十三篇。师古曰：“内篇论道，外篇杂说。”今所存者二十一篇，盖内篇也。后汉高诱为之注解而序其书，称“其旨近老子，淡泊无为，蹈虚守静。出入经道，及古今治乱存亡祸福、世间诡异瑰奇之事，无所不载；然其大较归之于道，号曰《鸿烈》；鸿，大也；烈，明也；以为大明道之言”也。本二十篇，《要略》一篇，则叙目也。自来无言《淮南子》伪者，然自来亦无言刘安作者！而梅氏乃称其“剽窃曼衍，与安所为文不类”。不知《汉书·淮南王传》称：“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为《内书》二十一篇”，本不言安作，而出众人手笔；如《吕氏春秋》二十六篇之出“秦相吕不韦辑智略士作”也，何必以“与安所为文不类”为嫌乎？高诱序亦言：“天下方术之士多往归焉；于是遂与苏飞、李尚、左吴、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晋昌等八人，及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讲论道德，总统仁义而著此书。”正合《汉书·艺文志》序所偁“杂家者流，盖出议官，兼儒墨，合名法”；出于当日众人之杂议，各抒所见而作；以故列入杂家。而杂家之所以异于儒、道、名、墨诸家者，盖所由来者不同。诸家本师说传授。杂家出众议驳杂也。杂家者言，无不“剽窃曼衍”者；盖与议者不专一家，尊其所闻故也。尊其所闻，故不嫌剽窃；不专一家，故旁涉曼衍；势所必至，何必以此致讥于《淮南》乎？此亦意过其通者矣！
注解：
[1] 岐，原误“歧”。
[2] 作者原注：代毕尚书作。
[3] 八，原作“七”。
[4] 汉儒，原作“汉书”，据文意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