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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张横渠一样,一种是乡约、保甲、社仓、社学同时提倡,像朱子,阳明一样,此外有乡约教化的实效,而无乡约组织和名称的,尤其是指不胜屈,总而言之,清代地方守令,虽然对于乡约也曾提倡,不过没有整个的组织,特殊的见地,可以替乡约增光。循吏以外的封疆大吏,地方领袖,自然也有不少提倡乡约的,像于成龙的慎选乡约论,就是《清史》列传绝口不提的。依我们的揣想,咸同中兴的名臣,像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诸公,对于乡约,保甲应该有一点特殊的见地,伟大的贡献。然而翻阅他们的集子以后,不觉使我们大大失望。他们在戎马仓皇的时代,军书旁午,羽檄交驰,哪里有什么闲工夫去提倡缓不济急的乡约。其他湘淮名臣,自然也有同一的困难,所以咸同中兴局面,只有保甲而没有乡约,只有武备而没有教化。

    不过从他们幼年未达的事迹去分析,我们倒找出两种提倡乡约的人,一个是罗罗山先生,一个是王璞山将军。罗罗山是咸同时代的一位理学大师,又是中兴名将,当时的将帅不是他的学生,便是他的部下。他遭际甚艰,发达很晚,四十一岁的时候,才“考试一等,补廪膳生”。《罗罗山诗文集》所载先生传略,说“时乡有盗患,胥役捕盗者,因缘为奸,与诸豪猾谋陷良民,俾倾其家。先生乃为乡约,痛除诬陷之弊,乡俗以安。”对于当时的乡约,罗山既不似曾胡的漠视,也不似陆桴亭的贱视。他替刘霞仙父亲灿华先生作墓志的时候,引灿华先生“曾祖乡约正黾助,祖太学生其萃,父乡饮宾循南,皆隐德不化”,以为刘家祖德。嘉庆甲戌(公历一八一四年)清廷要复古代月季读法典礼,诏郡县选端方正直人士充任,灿华先生又被邑令毛公推举,所以罗山称其“修明乡约,里俗大变”。《罗罗山诗文集》卷八,灿华先生墓志。罗山不惟自己提倡乡约,并且赞美人家提倡乡约,可惜我们没有找到他的乡约办法,更可惜他没有作过地方守令或是封疆大吏,所以乡约不能在咸同时代放一异彩。

    王璞山将军是一位湘军名将,所谓老湘营,就是他的部队。他所编著的阵勇刍言,分营制,职司,号令,赏罚,练法五部,见《王壮武公遗集》卷二十三。为湘军练营制根本。曾文正虽然因为璞山年少气盛,多所批评,不与合作,然而讲到营制战术,还是十分称道。见《曾文正书札》各书。可惜他出世太早,去世太早,不然他的勋名,他的功烈,也许仅在曾左胡下。就是他的旧部,像□□等等,都能破敌杀贼,立功显能,位至极品。他二十岁的时候,曾作书塾学约八则,教训他的学生。见上著年谱及卷二十四。二十一岁的时候,又作洙津区乡约十条,感化他的乡里。这样幼稚的年龄,居然能有这种老成的工作,真是不可多得的。璞山也是罗山弟子之一,也许他幼年这种学约乡约办法,是从罗山那里传授来的,亦未可知。

    璞山洙津区乡约小引的开端,不能不把康熙十六谕恭维一下,说是“尽善尽美”;小引的结束,只说“非敢创为谕说,亦以劝同里诸君子恪遵圣谕之意也”,以免标奇立异的罪名。乡约第一条务正业,劝士农工商,各“专业以致其精,观摩以善其事”。第二条劝稼穑,因为农为本务,关系极大,做特别申述。第三条戒嬉游,劝人民不可懒惰,以致荒废正业,困于饥寒。第四条尚节俭,以为孔子言道国必曰节用,并引大学“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和孟子“食之以时,用之以礼,财不可胜用”。第五条端大本,即指孝友二项,里面讲到圣谕十六谕的首谕,并引孟子“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他有一段小注,解释孝友屈居第五的原故,“以人苟不务正业,劝稼穑,戒嬉游,尚节俭,则家业不能有成,而孝养无资,何以事我父母,及于兄弟乎”。第六条睦乡里,引孟子“乡里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和蓝田吕氏乡约“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吕氏乡约的本来面目,真是不易复见。第七条教长老,引孔子“老者安之”,孟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老者衣帛食肉”各句。第八条恤穷苦,指鳏寡孤独废疾之人,应该分别或合力周恤。第九条端蒙养,指儿童教育,应当及早提倡,并引古语“教子婴儿,教妇初耒”以资佐证。第十条敦礼让,指冠昏丧祭各种大礼,并引孔子“隆礼由礼,谓之有方之士,不隆礼不由礼,谓之无方之民,敬让之道也行矣。”以上俱见《王壮武公遗集》卷二十四。

    除了他们两位以外,各县县志也常有提倡乡约的特例。乾隆二年(公历一七三七年)河南巡抚尹令一,曾檄行各府州县,提倡一种“社会”组织,因学立社,和普通因社立学的办法相辅而行。其实“社会”的组织,并不是真正的乡约,乡村的乡约,而是寓乡约于学社之中。每县用仁义礼智信五字,按东西南北中立为五社,每社又分上下两斋,有社长一人,斋长二人。每社有劝善规过循环印簿,开列各人姓名,善则朱书详记,过则墨笔直书,然后再由学师分别考校。这个巡抚檄行的“社会”组织,不知各府州县是否遵行,不过祥符县(开封)的知县张淑载,是曾经奉行的。据光绪《祥符县志》所载,张淑载不但奉行巡抚通令,并且申议四条:一曰规劝之道,令随时修省,一曰期会之法,各轮转分管,一曰责牧令督勤察惰以收实效,一曰戒社生指过造谤以息偷风。后来他又申议四条,“一曰善过簿宜划一,一曰课程法宜稽考,一曰醵钱以联洽比,一曰置田以垂永久”。当然这样的申议,也没有什么特别,不过“置田以垂永久”的办法,他是曾经实行的。据县志所载,全县共置田地一十一顷,“招佃输租,岁收所入,以供五社每会饭食之费”。

    这种“社会”的组织,大约是他省所无,不过买置田产,以谋永久的办法,旁的地方也是有的。譬如《江阴县志》所载乡约一篇,便有“乡约田”一百九十二亩二厘五毫六丝入忽四微,坐落璜塘,马镇,青肠,萧崎,塘祝等镇。河南在乾隆二年(公历一七三七年)有巡抚尹会一提倡,江苏在同治七年(公历一八六八年)也有巡抚丁日昌提倡。据《江阴县志》所载,“巡抚丁日昌通饬各属,宣讲乡约,城乡共举讲生五名,两学轮流督率,按月宣讲六次,知县每月捐廉钱二十五千文,分送讲生薪水”。《江阴县志》乡约后面,还附有邑人郑经撰述的“现行乡约录”,叙述咸丰年间提倡乡约故事,并极力鼓吹乡约的重要,以为“圣王设教之纲领”,“圣王之道,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其理无穷,而咸寓乎乡约中”,“乡有约则率土之滨,无不奉圣王之道,身体而力行之矣”他这种过度的信仰,过度的鼓吹,虽然未免铺张一点,空虚一点,然而也有相当的效果。咸丰四五年间,江苏各县延绅设局,宣讲乡约的运动,便是郑经提倡乡约热诚的结晶。

    据“现行乡约录”的自述,咸丰三年的时候,因为粤匪(指太平天国方面)占据金陵,江南岌岌可危,奉檄办理团练。咸丰四年提学奎,恐怕团练未能精锐,叫县令陈某(查《江阴县志》职官志,咸丰四年知县陈懋霭,字月湖)广集绅士,共商妥善之法。那些绅士里面,也有郑经在内,他便大发议论,以为“团其身必团其心,练其力必练其气,刻下风鹤交警,人情汹汹,若仅讲团练,不以文教治之,练丁即有勇,悉能知方,愚顽且思逞,讵甘守法。若与宣讲乡约,练丁则忠义明而果敢气作矣,愚顽则孝弟敦而守望志坚矣。”这种因团练而及乡约,要团身必先团心的主张,不知曾胡诸公见了作何感想。不过当地官吏十分赞许,当地领袖也热心提倡,居然能讲到素有讲约经验的余治,热心赞助的绅士章第荣父子,常大元兄弟等十馀辈,禀明提学,谒告知县,设局宣讲。一时风起云从,上官既通饬推行,邻县亦交相仿办,譬如毗连的常熟、无锡、金匮各县,也在咸丰五年延绅设局,办理乡约,大约是受江阴一地的影响。到底江阴乡约的办法如何,常熟、无锡、金匮的办法又如何,我们在各县现在县志,已经无法查出。可巧得一录的乡约部,载有咸丰五年的常熟乡约所考,常熟宣讲乡约新定条规,常熟乡约曾讲变通法,锡金乡约局规条,大约是郑经所指常熟锡金“咸劝立局”的效果。锡金乡约局规条后面的告示,说明“奉本府正堂色札,奉提倡学院奎札,饬各府州县,分谕各善堂绅董,妥议章程,遵奉宣讲”,便和郑经“现行乡约录”的“呈请督抚学诸大宪,通饬推行”遥遥对照。不过锡金乡约规条后面的告示,又加上“仿照明儒高忠宪同善会讲会之法,分别遵办”两句,所以常熟、无锡、金匮各县的乡约,颇有不少的慈善性质。我们虽然不能得到江阴故有的办法,我们还可参考常熟、锡金仿行的办法。

    常熟乡约所考开篇以为周礼“地官掌邦国之教令,分遗乡约,各掌其所治之教”为后世乡约制度的起源,“明高帝制教民榜六条,设三十县乡约所,月吉有司临莅讲所,宣谕劝戒”,为古代读法巡国之遗意。不过据本书研究的结果,周礼并无乡约的名词,洪武时代亦无乡约的名词,教民榜文是一回事,洪武六谕又是一回事,洪武六谕只有老人木铎游行,并无有司临莅宣谕,洪武亭所只有申明亭,旌善亭,而无乡约所,可见乡约所考的考据不确。不过乡约所考的实地记载,知县杨振藻选择神宫佛宇,凡六十四所,依八卦定名,西北乾号八所,正北坎号八所,东北艮号八所,正东震号八所,东南巽号八年,正南离号八所,西南坤号八所,正西兑号八所,或者是比较可靠。

    常熟宣讲乡约新定条规里面最特别的东西是乡约总局,“选举公正绅董,捐集经费,专办化导事宜,以作四乡表率”。局中另聘公正诚笃之士二人或四人,名为约正,分值四乡,会同各乡图董振兴乡约,挨图轮流会讲。每乡有乡约长一人,主持各乡乡约,由约正就当地会讲时,与当地父老董事,商请老成敦品之人充任。乡约责任由地方官吏手里,转移到地方绅董手里,由无组织的宣讲,进到有组织的分往四乡,轮流宣讲,不能不说是有一点进步。总局为官吏所提倡,在全县的中心,有经费的接济,自然易于奉行不废,乡村的乡约,便要比较敷衍一点。乡约会讲变通法,也提到“邑城官长亲临,尚多奉行不废,若乡间势必不行。盖人情厌常好异,无所为而为之,三五次必将厌倦”。所以起初听讲的人还多,以后一天一天的少,结果或至于无人过问。他们看见乡约无人上门,赛会便人山人海,所以想利用迎神赛会的机会,仿照高忠宪公四季讲会的办法,每年只行四会,两次借用惜字会,两次借用惜谷会,听讲的人民必多,宣讲的效果必大。并且每乡先请学官或县官亲临讲解一次,更易表示政府的重视,引起人民的兴趣。宣讲的材料,自然是圣谕广训直解,不过可参用方言里语,引证古今譬喻,使人人易于了解,乐于听闻。其他杀生、溺女、争斗、图赖、惜字、惜谷以及禁宰牛犬,禁捕青蛙,解说难证,都可在乡约宣讲的地方,分别讲解。乡约宣讲以外,还可举办善举,禁除恶俗,调查乡村利弊,访问孝弟贞节,以谋乡村教化的施行。乡约局中并备册簿多种,“一册采访节孝事略,一册记地方风俗,一册书各乡见闻善恶报应,一册记出入细数,一册记讲约生赴乡宣讲功课,一册记奖励善类,一册记惩戒凶恶,一册记示谕文书底稿,一册登记收捐,一册记乡董到局会叙轮流日期,一册记刻印各种善书,散布细目”,才能有条不紊,有数可稽。

    无锡和金匮两县在相同的时代(咸丰五年),也有乡约局的办法,不过因为二县公署同在一城,所以只设一局,名曰锡金乡约局。锡金乡约局的情形,虽然没有常熟乡约局那么复杂,然而根本的方案是相同的。总局有约正六人,常川赴乡倡导,给以相当报酬,在城分东南西北四里宣讲,在乡各图有乡约所一处,每年每处轮讲二次。各图寻常朔望的宣讲,则由乡约长会同绅董办理,乡约长并且可以参加地方一切除弊兴利事宜,乡约和乡村行政又渐渐发生密切的关系。当然各图孝子、悌弟、贞女、节妇事迹要采访奖励,保婴、养老、敬节、恤孤、惜字、放生、掩埋、助葬、救火、备荒善举,要随时随地举行,花鼓、摊黄、宰牛、赌场、窝匪恶行,要查明处办,以谋弭患,救灾、济急和保卫局表里相辅而行。

    咸丰五年真是乡约发达的一个年头,不惟江南各县县县如此,就是四川的慈溪县,也同时在那里提倡。不过四川和江南距离很远,所以两地办理的情形也大异。慈溪所办乡约,并不延绅设局,只有条约九条,在吕氏乡约的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三条下面,加上守望相助,毋习赌博,毋留匪类,毋纵图诈,严禁溺女,劝办保婴六条。不过后面附有一个乡约公据式,倒有一点参考的价值,我们现在把他引在下面。

    乡约公据式

    立乡约  乡  图约长  同约

    等奉邑尊劝谕举行乡约凡同约之人各宜恪守条程协力奉行互相劝戒毋得疏忽如有抗违等情公同禀究立此乡约两本一本呈县一本存约长此约。

    咸丰五年  月 日立乡约约长某某

    其实江南一带,不单有乡约局所,并且有乡约书籍,依照郑经“现行乡约录”的记载,似乎也是由江阴刊行,“呈制宪(总督)颁发州县,以冀道一风同”。不过经过“庚申之变”(指咸丰十年太平军攻破江阴),乡约局所固然消灭无迹,乡约书籍也风流云散,提倡乡约的江南,究竟不如提倡团练的湖南,到底是制度的问题,领袖的问题,还是民气的问题?乱后旧事重提,又要提倡乡约,又要刊行书籍,所以郑经又联合旧董常善元,庄俊,李翰芳等重刊乡约书籍,而以“现行乡约录”一文为之序。乡约书籍我们虽然没有看见,不过据“现行乡约录”所述,“首页恭书上谕”“次列礼部则例”“次集蓝田吕氏说”“中列各大宪禀词条程”“继列各大宪批词告示”“后载劝善诸说”,末附抚恤数篇,我们也可以窥见一斑。可惜我们没有找着这样一本乡约,不然我们对于实际的状况,又要知道得多一点。

    我们讨论常熟、无锡、金匮各县乡约规条的时候,曾经提到和乡约有密切关系的同善会,大约提学命令里面,曾经提到“明儒高忠宪公同善会会讲之法”令各县分别遵办。所以常熟乡约会讲变通法,有“尝考明儒高忠宪公有四季讲会之例”“令拟仿其意,每图每年举行乡约,以四次为率,两次则借经惜字会,两则次借经惜谷会”;锡金乡约局也刊行高子宪约,作为座右铭。其实这个仿佛乡约的同善会,自经高忠宪和陈几亭两人提倡以后,在浙江曾经盛行一次。大约在乾隆初年由浙江枫经镇人民发起试办,颇著成效,所印同善会书,自经江浙宪颁以后,流传益广,影响益大。不过同善会的目的,到底和乡约不同,我们不能替详加分析,不过“会讲广义”一文,倒还有乡约的原意,值得我们的注意。会讲广义共分七种办法:一曰主讲,二曰分讲,三曰劝解,四曰助讲,五曰士讲,六曰订讲,七曰办讲。 主讲指同善会会讲,必需县尊“主村提村,广使风行踊跃”。分讲提到程子令晋城,曾立乡校六十余所,明季嘉善县城,曾有乡约二十五处,所以同善会也要多立讲所,分别宣讲圣谕十六条及劝善等书,便是乡约固有的面目了。劝解引朱子劝谕伍保事件,横渠云岩教化人民事件,使同善会也能口头劝谕,或文告劝谕。助讲系用善书,格言,或文或图,或歌或词,使识字者人人能读,倾听者人人能解。士讲指诸生讲劝,订讲指职员讲劝,办讲则专指办事方面,使“有力者捐贷,有心者干事”。

    总而言之,清代乡约的实施,也有不少的特别成绩。不过提倡乡约的地方官吏,人民领袖,都是受了政府的余毒,提倡乡约的时候只有乡约,提倡保甲的时候只有保甲,提倡社仓的时候只有社仓,提倡社学的时候只有社学。从没有一个学者,将他们四者的相关性找出,整个性找出;也从没有一个地方,将他们四种制度打成一片,合为一体。他们忘记了农村生活的基本单位,皇帝的眼光在全国,督抚的眼光在全省,知县绅董的眼光在全县,小小的村落,从没看在他们的眼中。以提倡乡约的办法去提倡乡约,已经嫌其单纯,不能兼顾;以提倡县约的办法去提倡乡约,更觉城乡辽远,官民隔阂,无怪乎清代乡约的费力多而成功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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