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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科甲中人通婚尤其是数见不鲜的事。产生上文所谓巍科人物的望族,彼此之间,自更有结朱陈之好的倾向。试看下列的三四个例子:
例一: 例二:
例三: 例四:
在同类之中寻找配偶,原是最不费力的事。但若同类的分子不多,或不在近处,而不得不于表面上不像同类而实际上却是同类的分子中去寻找,这就得费力了。换一种说法,就是,以前的人也往往极看重婚姻的选择,不过选择之权,不操诸当事人,而操诸父母罢了。清溪沈氏(59)的家世里便有过三桩择婿的故事,姑且引来做例子:
一、 石窗公(沈琮)择婿,鲜当意者;一日,抵郡,偶于竹马戏得包池州(包鼎)(53),欲以女妻之;询其师,邀为媒妁。时池州父,布贾也,自以齐大非偶,逊谢不敢。公曰,“毋固辞,吾意已决,异日昌而门者,必此子也。”归语盛安人曰,“吾在郡中得一佳婿,包姓,鼎其名;他时名位爵禄,悉与吾似”,遂字焉。已而公仕至广州府,包仕至池州府,前言若符券然。
二、 宪副屠垚,父名熙(72),以孝廉起家,仕府同知,大有清声;归林下,四壁萧然,至待纺织举火。宪副方髫年,以贸布附吾匏公(沈棨)舟,公睹其丰容峻整,询所学,卓尔不凡,再询父祖,[知]为同知公子。明日往谒,遂赘甥馆,延师训迪,卒成进士。
三、 孝廉马汝贤〔(59)附〕参议倪壮猷(按平湖倪氏,亦巨族,《府志》人物传中所列甚多,惜姻缘与血缘关系所知太少,没有能归入我们的血缘网;惟上文所举的单另的血系中,尚列于两个倪氏),皆震躬公(沈维锜)受业门下士也。公精人伦鉴,开馆聚徒,从游者岁二三十人;每朔望,辄更其品题;生徒虽众,未有先马倪二公者,卒用为婿。丁卯、庚午[二公]联登贤书,生徒始推公知人云。(以上三事,皆见《清溪家乘》,卷十八,《轶事纪闻》。)
这三个择婿的故事中间,一二两个比较更有意义,尤其是第一个。沈琮和沈棨都能彀在表面上不属于一类的人中间觅取实际上属于一类的人。包鼎是卖布客人的儿子,而后来和他的妻父同以进士仕至知府;屠垚至少做过短期的卖布客人,而后来的造诣和妻父也很相像,沈棨以进士仕至贵州参政,而垚则以进士官云南道御史,巡按广西。都不能不算是很属于一类的人了。沈琮能预料到令坦前途的“名位爵禄,悉与吾似”,尤其惊人!盛枫《嘉禾征献录》也说,“包鼎与吕(51),同为知府沈琮婿,器识相埒”;由此可知审慎选择的结果,不但翁婿相似,僚婿也往往相类。其实说穿了,这还不是婚姻类聚之理的一个比较强有力的例子而已么?
因为婚姻有类聚之理,所以配偶的选择往往不受阶级与地域的限制。同阶级与同地域以内若有同类的人,固属最好;否则,便不惜多费一点心力,求诸于同级与同里之外。关于不受阶级或身份的限制一点,上文所引清溪沈氏的故事里,一二两个便是很好的例子,尤其是第一个。但可惜这种资料不多,我们不能多所征引。至于不受地域的限制一点,资料就比较的多;在90多家血系中间,至少下列的25家是有境外的婚姻可查的:
(1) 查氏————海宁陈氏、仁和沈氏、鄞县万氏、吴县潘氏、吴县吴氏、武进刘氏、休宁汪氏、南丰赵氏。
(2) 张氏————海宁杨氏、仁和许氏。
(7) 陈氏————太仓王氏。
(20) 金氏————华亭王氏、常熟庞氏、德州卢氏。
(21) 周氏————归安姚氏。
(22) 朱氏————钱塘王氏、华亭徐氏、华亭唐氏、吴江周氏、长洲何氏。
(23) 朱氏————仁和许氏、吴县潘氏、桐城张氏。
(23) 胡氏(附)————归安姚氏。
(32) 项氏————吴江周氏。
(37) 高氏————华亭王氏、华亭张氏。
(50) 陆费氏————仁和许氏。
(56) 孙氏————吴江周氏。
(59) 沈氏————钱塘陆氏、高邮王氏。
(60) 沈氏————嘉定徐氏、昆山李氏、宝应朱氏。
(61) 沈氏————昆山李氏、吴县潘氏。
(62) 沈氏————华亭徐氏。
(69) 谭氏————杭县孙氏、吴县申氏。
(71) 丁氏————昆山顾氏。
(75) 汪氏————归安姚氏。
(78) 吴氏————昆山李氏。
(81) 严氏————归安沈氏。
(85) 朱氏(补)————归安姚氏。
(89) 许氏(补)————海宁吴氏。
(90) 吴氏(补)————分宜严氏。
(91) 俞氏(补)————金山戴氏。
婚姻能讲类聚之理,能严选择之法,望族的形成,以至于望族的血缘网的形成,便是极自然的结果。因为所聚与所选的,大处看去是人,小处看去,还不是许许多多遗传与环境所造成的优良品性么?这种类聚与选择的手续越持久,即所历的世代越多,则优良品性的增加、集中、累积,从淡薄变做醇厚,从驳杂变做纯一,从参差不齐的状态进到比较标准化的状态,从纷乱、冲突、矛盾的局面进到调整、和谐的局面————也就越进一步,而一个氏族出生人才的能力与夫成为一乡一国之望的机会也就越不可限量。
这次搜讨各望族的婚姻,有一节没有来得及加以推究,就是,我们能不能从子女的才品上推测妻与妾有什么分别。根据上文所以讨论的,可知妻的选择比较容易,因为门望多少是品质的一个间接的保障,只要门当户对,发生大毛病的机会到底不多。但妾就不然,她的来历十九无法查考,来自荒年的远方的,更无从追究,古人买妾,不往往有连姓都得靠占卜才知道的么?在这种情形之下,除了面貌一端尚容许作相当的选择以外,其余的品性全得靠“碰”,碰得巧是这家人家的幸运,不巧就合着古人的一句话,叫“殃祸之变,未知所移”,因为谁都不知道新来的如夫人会替这家人家的血统上,像接树似的,接上一支怎样不健全的血脉。要知面貌一端虽和其它的品性有些正面的关联,但终究不能做一切品性的代表而引为唯一的选择标准。在以前妾制流行的时候,实际的情形还有比“碰”更不好的,就是往往有“反选择”的倾向。例如,一个同情心特别发达的人纳妾,他的主意不在挑选一个品貌很好的女子,而在解救一家人家的穷愁潦倒,而其所以穷愁潦倒之故,并不因时运不济,而因人谋不臧,例如挥霍、恶癖、无能等等。又如,一个很讲究名分的人纳妾,进门之后,忽然发见她是一个读书人的女儿,也有清白的家世,因为穷苦或因为要度过什么家庭的急难,才降格相从,愿为婢妾;他便幡然变计,一面把这女子送还,一面也许把那一份茶礼很慷慨的放弃了。这种人以前倒也不少,在方志孝义传里时常可以遇见。这种很尊重别人人格的人固然应当入孝义传,但是用这种眼光来纳妾,很有希望纳上一个根本不能生育“读书种子”,甚至于家世根本不清白的女子,那就很危险了。
不过话要分两头说。妾也有很好的,经过一番挑剔的,固然好些,就是碰上的,间或也有很上等的人品。庶出的子女,长大后成为人才的,时常可以遇到,这大约也是一部分的解释了。有时候,一个旧家,已经到一个很凋零破落的地步,忽然因为娶上一个特别有能力的女子做妾,因而复兴的,以前也是数见不鲜的事。这种旧家,都市里住惯了,习于宴安怠惰的生活,一代比一代的衰败下去,其它亲戚故旧的人家,自身既在类似的情形之下,也就不能因婚姻关系帮它什么忙;在这时候,若有一个勤俭耐劳、生活单纯的乡间女子能加入它的血统,真会有“起死人而肉白骨”的神效。
上文种种只好算是一些印象之论,并没有具体的事实做根据。在我们的资料里,这种事实多少有一点,但一时颇不易钩取,只好留待将来再想法补充了。记得十年以前,有一位在美国研究心理学的朋友就有一个拟议,准备回国后对于嫡出与庶出的子女,做一个专门研究,当时似乎还有美国人肯出一点研究费。但不知如何,此事终没有能实现,否则我们这一节的讨论也许可以不必有,或至少可以说得更切实一些。
移殖与婚姻之外,还有一个前人曾经提到而不甚了解的实在的理由,就是寿考。中国人的生活理想之一是寿。寿是一个最值得做文章的题目。高寿的人是人中之瑞,是儒家所称三达尊之一。何以寿值得如此歌颂呢?以前的人也明白寿是活力充盈的表示,活力充盈是值得歌颂的。近世自遗传学发达,我们更知道活力充盈不止是一个个体的健康的特征,更是一个血系的健康的标识,并且是最可靠的标识。以前的人对于寿考的人物,也有过不少的记载,并且还有过专书,例如孔尚任的《人瑞录》与洪梧的《历代寿考名臣录》;家谱与方志之书,有时候也特辟一门,专记耆寿,例如《南海九江朱氏家谱》与《韶州府志》。近代的人更进一步而搜集关于高寿的家世资料,而发见寿命短长也不失为遗传品性之一;协和医学院的袁贻瑾氏,曾就广东中山某大族的家谱做过一些统计的研究,题目就是《遗传对于人寿的影响》(美国《人文生物学季报》,1932年,第4卷,第1期)。
《嘉兴府志》并没有列耆寿一门,但《列女》门下却有专叙《寿母》的一部分,而其它传记的笔墨里也偶然提到一些高寿的事实。从这些里面,我们发见,在90多个大一些的血系里面,至少16个是有过特别长寿的祖宗的:张氏(2)、陈氏(8)、钱氏(16)、程氏(22)(附)、朱氏(23)、黄氏(31)、柯氏(38)、李氏(41)、陆费氏(50)、吕氏(51)、马氏(52)、彭氏(54)、孙氏(57)、丁氏(71)、屠氏(72)、吴氏(79)。这16例中间,有4例值得分别提出:
高寿固然是活力充盈的最可靠的特征,但并不是唯一的特征。举凡坚强的意志、刚劲的毅力、百折不挠的精神,义之所在、有死无贰的操守,都是积极的活力充盈的表现。明末殉难的许多人物与此种人物所代表的血系,都可以说是活力极大的,如上文所叙的徐氏(33)、徐氏(34)、彭氏(54)、吴氏(77),一面尽管有人为国难而死,一面还是代有达人,能始终维持他们的望族的地位。两家徐氏的由来不详,吴氏以农起家,彭氏由武入文,无论世业上有何变换,活力的表示却是始终如一。它如包氏(53)以布业起家,而包鼎即以布商之子力学成进士于前,他的孙曾更有“父后子登”的一段佳话于后。《巍科姓氏录》说包汴举进士比他的儿子包柽芳反而迟一科,论者有“父子同登,遇固奇矣,父后子登,父之志亦壮矣哉!”的话。这里所称壮志,便是活力的一大表示。儿子中了进士,试问普通做父亲的哪一个不想享受一些封君的庸福;不图包汴竟不是这样一个人!当初沈琮的眼力果真不错,他有意之中看准了包鼎的个人,无意之中挑上了包家的血系。
假若望族的兴起与保大可以用向心的移殖、有选择的婚姻,与活力的长久维持,如寿考等来解释;那末,离心的移殖、反选择的婚姻或根本不事嫁娶,以及活力的衰退如夭殇等,便可以作望族所由衰败的解释了。这种反面的资料,更不比正面的资料,自然是不多的。方志有流寓一门,故对于向心的移殖,尚可考见一部分;至离心的移殖,就根本为注意力所不及。(按:康熙庚子吴永芳辑的《嘉兴府志》,居然特立《旧籍》一门,专载以本贯寄籍它省的人,但实际上著录的例子极少,并且只限于嘉兴一县,后来道光庚子于尚龄重辑的时候,便将此门删去,所有的例子,仍归普通的人物列传。)反选择的婚姻和夭殇一类的记载更不必说了。家谱中这一类的资料略微多些,但周遍与翔实的程度也往往大有问题。兹就清溪沈氏(59)一家的记录列表如下,借见一斑,这些事实究有几分解释的价值,也得让读者自己估量了:
清溪沈氏是我们资料最多的一家,所以特别把它提出来,做一个参考。表中共列十一世,即谱中原有的第七世到第十七世;第七世以前,因为世远年湮,记载太嫌残阙;第十七世以后,因为时代太近,许多人的婚姻生育还没有能结束,所以都节去未用。表中只提男子,因为只是男子有记载。所谓损失的方式也可以说是丁口凋零或活力减少的方式。八九个方式之中,迁居、外出无考与失踪被掳都可以看作离心的移殖或移徙。出继它姓与做道士以后虽依旧有婚姻生育的行为,但名义上从此便不再是这一姓的人,不登家谱,所以也可以看作损失。不娶与做和尚是婚姻的反面,是活力减少的一种间接的表示。殇与娶而乏嗣更是活力减少的两个直接的表示。绝对的说,沈氏在这十一代中,每代的丁口都有增加,但增加的速率是越来越慢。相对的说,每代虚耗或损失的丁口,有越来越多的趋势,从20.8%起始的,最后竟达到了53.5%,即在半数以上。把这层和丁口增加率的递慢合并了看,可知沈氏的活力实有逐代递降的趋势,而它的望族的地位,也就不免日即于动摇了。沈氏如此,别的望族也可以有同样的情形。
至于活力所以递降之故,设作更进一步的推究,亦自有它的内因与外缘。离心的移殖,表面上所损失的是人,实际上所损失的往往是一些良好的遗传品性。不婚的倾向本身未必定是一种损失,因为不良的品性可以借此不再向下代传递,反而成为一种利益,也时或有之。但若不婚的状态是太半由于时难年荒的环境逼迫而成,从而使良好的品性也不能往下代传播,那却还是一种损失,其害与反选择的婚姻等。婚姻而不生子女或生而夭殇也可以有这两种看法;但若上代无反选择的婚姻,则下代这一类不幸的经验也就可以减少,因为多生子女与生而易于长成都不失为遗传良好的表示。这都是关于内因的话;这内因的最简单的说法就是遗传。活力的递降是由于遗传本质因选择失当而日就退化。至于外缘,上文所提的时难年荒的环境就是最普通的一种,年荒大都由于天灾,时难大都由于人祸,二者也自然是相为表里的。在这种环境之下,反选择的死亡与婚姻是无法避免的事。优秀分子横遭杀戮是反选择的死亡;同等分子的不能有室家之好而至于隐遁,至于逃禅,可以看做反选择的婚姻。有不少的望族便是如此一蹶不振的。清溪沈氏虽曾经倭寇、明末鼎革以及洪杨之乱的三次“时难”,而它的家世盛衰的大势上似乎并没有起很大的波动,还算是幸运的。若在它族,则遭遇也许和下文嘉善曹氏(73)的大同小异。曹葆宸作《曹氏惇叙录》,在序文里便很感慨的说:
呜呼,我宗竟一衰至此耶!溯自……乾隆之际,瘦山秋渔两公(曹焕、曹焜)先后卒,门祚渐衰;道光以降,横遭兵革,日益零替。……今所存者……自斑白以至孩提甫逾十人耳。……城中有地名网埭,夙闻里人云,上中下三埭,屋庐栉比,泰半为我曹氏居,今则荒芜弥望无人迹。当时居者虽不能一一实其人,而百数十年来死于贫饿、死于兵革、展转沦落于不可问者,实不知凡几。
我们的90几个较大的血系中间,经历到像曹氏所经历的一定还有,并且决不在少数,可惜我们不能每一个像曹氏一般的征引出来。朱彝尊目睹项氏(32)的自盛而衰,作《怀乡口号》诗说:“墨林遗宅道南存,词客留题尚在门,天籁图书今已尽,紫茄白苋种诸孙”;能种紫茄白苋,能退守田园,比较一任贫饿兵革所驱遣的人家,已经不能不算善于自处的了。
望族的盛衰兴亡,有内因,有外缘,既具如上述;望族的产生与维持问题,事实上就成为此种内因外缘的认识与控制的问题。就以前的情形而论,世家大族,对内因,是在一个可以控制的地位,但并不认识,既不认识,也就不知如何控制,对外缘,是认识的,但根本不在一个控制的地位。结果,族望的兴废便几乎一任自然的摆布,时和景泰,类聚配偶一类自然的道理能行使而无阻碍,大族便应运而生,否则,便和典章人物一样,都化做劫灰的一部分。江浙大族之多,实际上还是因为这一带在历史期内太平的日子比较多些,而并不因为大族中的人物有过什么特别的自觉的努力。
我们讨论到此,似乎可以有这样一句结束的话,要维持望族,今而后总得靠自觉的努力。而此种努力包含环境与遗传的控制。自然不足恃,可恃的惟有自觉的努力,在近代生活之下,家庭制度自身根本已有动摇之势,此种自觉的努力便得更进一步,才能收效。在人事万千变化的今日,一人所全神贯注的,不是个人一己的成功,便是社会全盘的乐利,狡黠者又正借社会乐利之名,谋个人成功之实,家庭是介乎这两大之间的一个制度,要幸免于分崩离析,事势上几乎不可能。家庭既成问题,又遑论根本建筑在这制度之上的望族。
参 看 作 品
一、 地方人物或族望————十二种
陈作霖:《金陵通传》
朱福清:《鸳湖求旧录》
全祖望:《甬上族望表》
费 著:《成都氏族谱》(《适园丛书》)
许同莘:《河朔氏族谱略》
许瑶光:《嘉兴府志》
卢 熊:《吴中氏族志》(即洪武《苏州府志·氏族》门)
路鸿休:《帝里明代人文略》
盛 枫:《嘉禾征献录》(《槜李丛书》)
曹嗣轩:《休宁名族志》
王 謇:《吴中氏族志考补》
吴汝纶:《深州风土记》
二、 谱牒及其它家族文献————二十种
查克敏:《海昌龙山查氏宗谱》
张惟赤等:《海盐张氏涉园丛刊》
金兆蕃:《瓯山金氏如心堂谱》
朱之榛:《朱氏重修迁浙支谱》
朱之榛:《新安先集》
朱守葆:《秀水朱氏家谱》
许德元:《灵泉许氏家谱》
陆浚原:《陆氏世史钞》
彭孙贻:《彭氏旧闻录》
沈炳垣:《柞溪沈氏家谱》(稿本残)
谭新嘉:《嘉兴谭氏家谱》
谭新嘉:《嘉兴谭氏遗书》
曹葆宸、曹秉章:《嘉善曹氏惇叙录》
王曰极:《嘉兴新篁王氏宗谱》
吴德溥:《嘉兴凤溪吴氏宗谱》
吴本佺:《海盐吴氏传状合钞》
吴艾生:《桐泾吴氏支谱》
俞长缨:《俞氏族谱》
————《清溪沈氏家乘》
————《吴兴姚氏宏远堂支谱》
三、 个人传记————十二种
陈敬璋:《查他山先生年谱》
钱志澄:《钱文端公年谱》
钱应溥:《警石府君年谱》
徐士燕:《寿臧府君年谱》
许仁沐:《景陆粹编》
罗继祖:《李蜃园先生年谱》
彭孙贻:《太仆行略》
苏惇元:《张杨园先生年谱》
沈宗济、沈宗涵:《鼎甫府君年谱》
吴光酉:《陆清献公年谱》
杨 谦:《朱竹垞先生年谱》
俞大谟:《检讨公年谱》
四、 科举试卷————十七种
查燕绪:《光绪乙酉科浙江乡试卷》
陈家:《道光甲辰恩科顺天乡试卷》
郑兆同:《咸丰壬子科浙江乡试卷》
钱鸿文:《光绪己丑科会试卷》
钱荣增:《同治壬戌恩科顺天乡试卷》
徐奎藻:《同治癸酉科浙江乡试卷》
高宝銮:《光绪壬辰科会试卷》
陆 沅:《嘉庆庚辰科会试卷》
孙兴寿:《同治癸酉科浙江乡试卷》
沈曾桐:《光绪丙戌科会试卷》
沈钧儒:《光绪癸卯科顺天乡试卷》
曹咸熙:《同治癸酉科浙江乡试卷》
王藻墀:《同治癸酉科浙江乡试卷》
汪玉海:《嘉庆丁卯科顺天乡试卷》
袁云楣:《咸丰辛亥恩科浙江乡试卷》
严 辰:《咸丰己未科会试卷》
郁保章:《光绪己丑科会试卷》
五、 人物汇传与题名录————十八种
张惟骧:《明清巍科姓氏录》
钱仪吉:《碑传集》
秦 瀛《己未词科录》
黄安绶:《国朝两浙科名录》
徐象梅:《两浙名贤录》
葛嗣浵:《平湖采芹录》
李 集、李富孙:《鹤征录》
李富孙:《鹤征后录》
刘若愚:《酌中志余》
缪荃孙:《续碑传集》
闵尔昌:《碑传集补》
施淑仪:《清代闺阁诗人征略》
吴:《复社姓氏录》
吴山嘉:《复社姓氏传略》
严懋功:《清代馆选分韵汇编》
————《光绪壬辰科会试同年齿录》
————《光绪癸巳恩科浙江乡试同年齿录》
————《善邑设县历科黉案全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