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话第五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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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王之故。其警句曰：“汉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兴；献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一时推为雅切。又《宋齐愈责词》曰：“义重于生，虽匹夫不可夺志；士失其守，或一言几于丧邦。”又《张邦昌责词》曰：“虽天夺其衷，坐愚至此；然君异于器，代匮可乎！”跌宕昭彰，皆当时所谓四六名篇，脍炙人口者。其次当推鄱阳洪适景伯《盘洲集》。适以词科起家，工于俪偶。其弟迈尝举所草《张浚免相制》、《王大宝致仕制》、《浙东谢表》、《生日诗词谢启》诸联，载于《容斋三笔》。然考适自撰小传，自其少时《拟复得河南贺表》，即有“齐人归郓、之田，宣王复文、武之境”句，为作者所称。其内外诸制，亦皆长于润色。如绍兴间知制诰，草《亲征诏》，有曰：“岁星临于吴分，冀成淝水之功；斗士倍于晋师，当决韩原之胜。”隶事稳称，辞亦遒健。陆游以诗名，而文不甚著；然观其《贺礼部郑侍郎启》，有曰：“文关国之盛衰，官以人而轻重。吁俊尊上帝，岂止在玉帛钟鼓之间；敛福锡庶民，其必有典谟训诰之盛。”抑扬爽朗，可谓工雅得体者矣！

    文人之笔，不足为依据，以其言不由衷也。如汪藻《贺李纲右丞启》云：“精忠贯日，正两仪倾侧之中；凛气横秋，挥万骑笑谈之顷。既名高而众媚，乃谗就而身危。士讼公冤，亟举幡而集阙下；帝从民望，令免胄以见国人。”其推崇可谓至矣！及纲为张浚所诬，落职，藻草制云：“朋奸罔上，有虞必去于欢兜。欺世盗名，孔子先诛夫正卯。专杀尚威，伤列圣好生之德；信谗喜佞，为一时群小之宗。”同一人也，前则美谀之如彼，后则丑诋之如此，而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尚论者何所适从乎？又秦桧在相位，建一德格天阁。有朝士贺以启云：“我闻在昔，惟伊尹格于皇天；民到于今，微管仲吾其左衽。”词极浑雄；然试问秦桧足以当之乎！

    秦桧子熹状元及第。李刘贺以启曰：“一经教子，素钦丞相之贤；累月笞儿，敢起邻翁之羡。”桧大喜。而汪藻贺启则曰：“三年而奉诏策，固南宫进士之所同；一举而首儒科，盖东阁郎君之未有。”桧父子大怒，遂以得罪，编管湖湘。同一颂谀，而论笔仗，则汪尤健于李也！

    自六代以来，笺启即多骈偶；然其时文体皆然，非以是别为一格也。至宋而岁时通候、仕宦迁除、吉凶庆吊，无一事不用启，无一人不用启。其启必以四六，遂于四六之内，别有专门。南渡之始，吾郡孙觌仲益《内简尺牍》，一时称胜，犹存古意。迨崇仁李刘公甫《四六标准》出，惟以流丽稳贴为宗，无复前人之典重；沿波不反，遂变为类书之外编，公牍之副本，而冗滥极矣！然刘之所作，颇为隶事亲切，措辞明畅。在此体中，可谓名家！

    汝阴王铚性之撰《四六话》二卷，其书皆评论宋人表启之文，六代及唐，词虽骈偶而格取浑成。唐末五代，渐趋工巧。如罗隐代吾祖吴越武肃王《贺唐昭宗更名晔表》，所谓“右则虞舜之全文，左则姬昌之半字”，当时以为警策，是也。宋代沿流，弥竞精切，故铚之所论，亦但较胜负于一联一字之间。至周必大等承其余波，转加细密；终宋之世，惟以隶事切合为工，组织繁碎，而文格日卑，皆铚之论导之也。稍后上蔡谢伋景师撰《四六谈尘》一卷，其论四六，则以命意遣词分工，拙以视铚之寻章摘句者，所见为远胜之。至谓“四六施于制、诰、表奏、文檄，本以便宣读，多以四字六字为句。宣和间多用全文长句为对。习尚之久，至今未能全变，前辈无此格。”又谓：“四六之工，在于翦裁。若全句对全句，何以见工！”尤切中南宋之弊。

    逊清骈文，名家者甚多，然亦时有利钝。福州梁章钜茝林《退庵随笔》曰：“四六文纯用六朝体格，亦恐非宜，惟有分唐四六、宋四六两派，各就性之所近而学之。唐四六又当分为两层：有初唐之四六，王子安勃为之首，以雄博为宗；本朝之陈维崧似之；有中唐以后之四六，李义山商隐为之首，以流丽为胜；本朝之吴绮似之。宋四六无专家，各以新巧为工，近南昌彭文勤公所辑《宋四六选》已具崖略；本朝之章藻功似之。今欲为四六专家，则当先读《萧选》及徐、庾二集，而参以初唐《四杰集》、李义山《樊南甲乙集》、彭文勤公《宋四六选》，以及《陈检讨四六》、《林蕙堂集》、吴绮著。《思绮堂集》，章藻功著。则源流正变，自可了然于胸。”又曰：“近人四六体格，以孔巽轩检讨广森为最正。检讨尝言：骈体文以达意明事为主。不尔，则用之婚启，不可用之书札；用之铭诔，不可用之论辨；真为无用之物。六朝文无非骈体，但纵横开阖，与散体文同也。”又曰：“徐庾集必须熟读。此外四杰即当择取，须避其平实之弊。第一音节近古。庾文‘落花与芝盖齐飞，杨柳共春旗一色’为王子安所袭用。若删却‘与’、‘共’二字，便成俗响。陈其年维崧‘四围皆王母灵禽，一片悉嫦娥宝树’，此调殊恶；在古人，宁以两‘之’字易‘灵’、‘宝’二字也！”又举杨炯《少姨庙碑》云：“蒋侯三妹，青溪之轨迹可寻；虞帝二妃，湘水之波澜未歇。”以为“未歇二字，耐人玩读，今人必不能到。”至云：不可用经典奥衍之字及制举文柔滑之句，则不足于宋四六一派矣！包慎伯《答董晋卿书》曰：“仆家无藏书，少不涉学，独好《文选》。辄效为之，以古为师，以心为范。后乃得唐以来赋千余首，检其长篇巨制，殊无可观；惟韩退之《感二鸟》、张文潜‘酷暑’，差当意耳。成童事斯，越三四年，内省外方，邈尔无偶。暨出游江淮间，乃见近人窦东皐侍郎光鼐作，骎骎有慕古之意。伐材近而隶事杂，气象窘迫。大兴朱相国珪有进御文五十余首，华赡胜窦氏，意卑不能尊其体。张孟迟进士腾蛟步趋朱氏而加修饬，然贪多之弊更甚！尊舅氏张皐文编修惠言识字谐韵，而外腴内竭。金朗甫庶常式玉承编修之指授，用意秀宕，而怯薄无以自立。斯数君者，固已魁然迥出，卓立颓流，质诸古人柔厚之旨，未窥一间。仆以奔走风尘，弱冠废学，常叹生秉殊分，使不迫于饥寒，以三年余暇，沉浸遗编，源于《风》、《骚》，以端其旨，以息其气；播于子史，以广其趣，以饬其势；通于小学，以状其情，以壮其泽；汇于古集，以练其神，以达其变。则虽不能追踪汉、魏，力崇淳质；悱恻雅密，接武鲍、庾，其庶几矣。”此其言虽为论赋而发，然赋者铺采摛文，骈文之大宗。朱鼎甫《无邪堂答问》曰：“文章未论工拙，先论雅俗。如莲裳乐钧《答王痴山书》有云：‘眼与碧疏，意将红断。’欲学齐、梁，乃落俗调。凡此皆可类推。”细籀三君之论，则于骈文之取径及雅俗，可以得其指要；举一反三，所贵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耳！

    自来为骈文者，非博之难，而雄为难。然不雄而博，喜用古事，弥见拘束。钟嵘《诗品》曰：“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抄。近任昉王元长融等词不贵奇，竞须新事。尔来作者寖以成俗，遂乃句无虚语，语无虚字；拘挛补衲，蠹文已甚。”此则博而不雄之弊也。然则如何而能为雄也？毛稚黄为《湖海楼俪体文序》曰：“能于属词隶事之中，极其开合；不外青媲白之法，自行跌宕。政如山阴楷书，而具龙跳虎卧之奇；杜陵排律，乃得歌行顿挫之致。”陈维崧之文，未能臻此，然真状写得雄博二字出。

    康熙中，安南国进贡，其表文云：“外国之丸泥尺土，不过中国飞埃；异域之勺水蹄涔，原属天家雨露。”嫣润有致。乾隆中，有某镇李总兵，诏赐以御制诗全部。谢表有云：“乍聆天语，真目所未睹之奇；欲赞微词，凛口不能言之惧。”浑脱浏亮，妙在适如其分。

    高映川丈汝琳为余言：咸同间，吾邑有邹钺者，字少仪，工笔札，为人作乞贷书，有曰：“燃眉之急，无过于目前；援手之恩，有待于足下。”开合动宕，真有弹丸脱手之妙！不廑隶事稳称已也！

    晚清骈文，以南皮张之洞孝达为大家，刊有《广雅堂骈文》，其撰《书目答问》，江阴缪荃荪筱珊捉刀。入后《姓名略》，于骈体文家注曰：“国朝彭元瑞《恩余堂经进稿》用宋法。今人《示朴斋骈文》则用唐法。”按《示朴斋骈文》，归安钱振伦楞仙作也，坊间有刻本。

    侯官陈石遗先生衍为《广雅堂骈文注叙》曰：“凡人读书，各有其专注之处。不审其所专注，有引用并非僻书而瞠目莫晓者。乾嘉间孔巽轩治《大戴》，则专用《大戴》中语。孙渊如星衍治《墨子》，则辄用《墨子》中语。巽轩又喜用《新序》、《说苑》中语，初非僻书也。余友许豫生君注吴山尊鼐所选《八家四六文》，若《问字堂》孙星衍集。之‘呼啸若瑾’，《仪郑堂》之‘不兵霍虎’、‘设妃若庙’皆阙如。不知其为作者所常用之书耳。张广雅相国在近代达官中最称博洽，四部罔不探，而尤熟《资治通鉴》。诗文骈散罔不作。余常以奏议第一，诗次之，骈体文次之。生平文字，务博大昌明，不为奥衍僻涩以号称高古，而用事尤见雅切。故往者为骈文寿李少荃相国，先使屠敬山大令寄属稿，篇二千言。广雅易其八九。敬山骈文在近贤中不作第二人想。此篇刻在《结一宦集》中，风格视广雅为高；然广雅作光明俊伟、切当自己身分，非屠作所及。两文并存，可以方郑亚之改李义山、昌黎之改卢玉川矣。”论读书各有专注，可为骈文家作注者法。

    谈骈文者，莫备于乌程孙梅松友《四六丛话》，而惜其辞涉曼衍，又限于四六一体。仆兹所陈，逊其繁富，而亦无其支曼；蕲于启示涂径，津逮求学。词出谈屑，指归挈要。而镕裁自我，语无相袭，虽非巨帙，要为别裁。述《漫话第五》。

    注解：

    [1]　据上海大华书局1934年版校印。

    [2]　崧，原作“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