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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经费与政府预算
在中国，能查到的实际收支数据很少。现在可资利用的支出预算金额，往往大于实际支出的金额。而且，有些教育部门之外的政府部门，常常自办学校和培训班，由于数据不足，他们的这部分支出很难抽引出来计算。因此，政府所有部门的教育总经费，目前无法确定。本书只好满足于把各级教育部门名下的教育经费与政府的总预算进行比较。尽管这些预算不能代表确切的实况，但它们至少能显示政府对教育的重视程度。
中央政府
表32中显示，从1911年以来，无论是预算还是实际支出，教育经费都没有超出中央政府总支出的3.27%，这是1923——1924年度曾达到过的百分比。我们试以1931——1932年度为例，来说明预算和实际支出的差距：该年度的教育预算（educational budget）是21,027，268元，占中央政府总预算的2.36%，而实际支出仅为11，640，677元，只占中央政府总支出的1.48%。在此期间，中央政府教育支出从1911年起波动增加，1915——1916年度是1，595，814元，1933——1934年度增至23，294，556元，后者占当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支出的2.81%。
表32 1911——1934年间中央政府
教育支出与军事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对照表
续表
数据的资料来源：
A. 《第一次中国年鉴》（中文版），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年。
B. H.G.W. Woodhead,The China Year Book，上海，北华捷报公司，1928年。
C. H.G.W. Woodhead,The China Year Book，1921——1922.
D. H.G.W. Woodhead,The China Year Book，1923.
E. H.G.W. Woodhead,The China Year Book，1925.
F. H.G.W. Woodhead,The China Year Book，1926.
G. D.K. Lieu（刘大均）,China’s Industries and Finances,Shanghai:Chinese Government Bureau of Economic Information,1927.
H. 贾士毅:《民国财政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17年。
I. 财政部：《1928年7月——1929年6月财政年度报告》，1930年。
J. 财政部：《第18财政年度报告（1929年7月——1930年6月）》，1931年。
K. 财政部：《第19和20财政年度报告（1930年7月——1932年6月）》，1932年。
L. 行政院主计处：《中华民国20年度国家普通岁入岁出总预算》，1932年4月28日公布。
M. 财政部：《全国财政会议汇编》，1928年。
N. 《银行周报》，第17卷第46期，1933年11月8日，上海：银行周报社。
O. 《银行周报》，第17卷第25期，1933年7月4日。
（24）中央政治委员会官方公告，《申报》，1934年7月20日，第3页。
数据在资料中的页次：
（1）A:418——120 （10）A：476——478 （19）K:2——3
（2）A：422 （11）C：234 （20）L:381
（3）A：443——444 （12）D：704——710 （21）N:国内新闻栏，1
（4）B：541——542 （13）E：712——713a （22）O：国内新闻栏，1——4
（5）H：61——66 （14）G：100——103（23）O：国内新闻栏，4——5
（6）B：541——542 （15）F：544——550
（7）B：541——542 （16）M：第4部分，3——5
（8）A：472 （17）I:1——2
（9）A：473 （18）J:1——3
附言：1. 所有百分比都重新计算过。在报告出现矛盾或差异时，优先采用那些被认为是直接从官方记录中获取的数据。
2. 教育部的报告中没有列出1929——1932年间的教育支出数据，该项数据包含在行政院及其附属机构支出项目的合计中。本表引用的数据是教育部1933年11月通过通信方式提供的。
3. 1923——1924年度的支出预算，是通过将月预算乘以12得到的。
4. 以上引述的参考资料，可能包罗迄今为止在中国能找到的、与中央政府财政预算和实际支出报表和报告有关的全部现有资料。
括弧中的数据不包括补助金，教育补助金包括在拨给各省的各种补助金总额中，无法抽出单列。1933——1934年度这项金额为2，474，136元（参见内部第16号文件）。若1934——1935年度补助金的数额相同的话，教育支出应为21，508，617元，即占政府总预算的2.77%。
原来行政院主计处建议的1931——1932财政年度的最初国民政府预算，是列有教育部之外的其他政府部门名下的教育支出估计值的。经中央政治委员会审批后的预算，就没有列得如此详细的项目了。然而，本书在这里倒可以试图利用上述建议中的估计值，来确定这些部门曾打算花多少钱用于它们自己的教育事业。
表33 1931——1932年度教育部之外
中央政府各部门名下的教育支出情况表
1——10. 见资料I的表格，其中,1——8包括学校、科研及实验机构。
11. 同上，资料K，第5页。
12. 铁道部：《十年来全国铁路教育支出表》，《铁路公报》第255期， 1932年4月19日。
Woodhead,China Year Book,1933.Table on “Operating Expense”，1929，p.291.
13. 资料J3，《高等教育统计》，表69。
从表33可以看出，教育部之外的中央各部门在1931——1932年度教育预算为22，737，588元。扣除专项预算为21，473，746元，占中央总预算的2.4%。同年，教育部名下的教育预算是21,027，268元，即占中央总预算的2.36%。这样，中央政府教育预算为42，501,014元，占政府总预算的4.76%。若包括用于铁路和交通大学的专项预算在内，教育预算则为43，764，856元，占中央政府总预算的4.9%了。
其中，实业部投入教育和实验等的预算占本部预算比例最大，占到了26.2%。军事部门为军事大专院校、军校、培训班及其他各类军事教育（包括海外留学）提供的经费最多，达18，819，485元。但是，与庞大的军事预算相比，教育预算只占其部门预算总额的4.57%而已。
省级政府
表34 省级政府预算支出中教育支出和军事支出所占比例对照表
续表
表34表明，在国民革命之前，各省政府普遍忽视公共教育，这从教育预算所占的百分比可以看出。在1913——1914年度，根据13个省的报告，其教育预算占省总预算的百分比平均为0.65%。第二年，17个省教育预算占比增加到了0.96%；1916——1917年度，26个省的这一百分比增加到了6.3%；而到1919——1920年度，26个省的百分比却又降到了1.83%。国民政府在南京建都后，各省都开始大幅度增加教育预算的比例。从收集到的五份1929——1930年度预算可看出，湖北、江苏、安徽、湖南、云南五省投入教育预算的百分比分别为11.1%、23.8%、20.1%、15.2%、3.2%。从积年平均来看，从1929年到1932年，江苏先后以23.8%、21.1%、20.1%、19.6%的比例位列教育财政投入之首。世界经济萧条、国内的自然灾害以及外国侵略，阻止了教育投入上升的趋势。百分比中位值从1930——1931年度的14%（12个省）下降到了1931——1932年的10.7%（19个省）。根据手头可用预算数据，1932——1933年度湖北、浙江、江西、广东和山东五省教育预算百分比的中位值只有10.5%，但其中有四个省的报告显示，用于教育的实际支出占省总支出的百分比，已经高于预算所占的百分比了：
经过对行政院主计处发布于1932年11月的1931——1932财政年度省市级财政预算注93的进一步研究，可以看出：20个省和5个特别市报告的合计支出预算是388，594，574元，其中合计有70，740，706元（即18.05%）用于教育。分开来说，20个省是将348，348，777元中的66，369，551元（即19.15%）用于教育；5个特别市是将40，245，797元中的4，371，155元（即10.8%）用于教育。汉口特别市在被湖北省政府接管之前，曾决定将其1929——1930年度总预算支出7，594，632.32元中的749，880元（即9.87%）用于教育。而这一年该市实际总支出为5，775，624.58元，教育实际支出为727，470.23元，占总支出的12.6%。注94所有这些数据清楚表明，尽管存在巨大的内忧外患，国民党领导下的政府对教育支持的重视已高于以前。
除了浙江省外，笔者没能收集到其他省份有关教育厅之外省政府部门名下教育支出的数据。1931——1932年度浙江省教育厅的预算为2，839，238元，而该省其他部门的教育支出合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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