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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控制
教育财政控制的法律依据
现行各项基本的教育财政政策，来源于国民党的党纲注105、《临时约法》注106以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注107和全国党代表大会的决议注108。中央政治会议协同立法院，是制订基本教育法律和决定政府预算和财政方案的最高立法机关。注109
国民党党纲对内政策第十四条规定：
已达学龄之儿童应一律受义务教育，其详以法律定之。尤为重视儿童个性之发展教育，改良学校体制，中央及地方应宽筹教育上必需之经费，其依法独立之经费并予以保障。注110
《训政时期约法》第五章第6条规定：
中央及地方应宽筹教育上必需之经费，其依法独立之经费并予以保障。注111
即将于1935年3月由国民会议通过的《宪法草案》注112有下列条文：
第四部分第37条：已达学龄之儿童应一律受义务教育，其详以法律定之。未受义务教育之人民，应一律受成年补习教育，其详以法律定之。
第四部分第40条：教育支出应不低于中央政府行政总支出预算的15％和地方政府行政总支出预算的30％。依照法律专门用于教育的资金的安全应该得到保护。注113
省府委员会有权通过决定全省的各项预算，因而控制了全省的基本教育财政政策。注114某些专门用于教育的拨款，如基建投资、为教师加薪以及补助农村学校等，必须在有省教育厅长参加的省府委员会会议上决定。注115在具体实践中，各省政府委员会对教育经费的法定控制程度，随着各省教育厅财政独立程度的不同而不同。注116但是，即使是那些享有教育财政独立的省份，其独立的程度也从来没有达到过100％。注117
县的教育预算被涵盖在县政府总体预算之中，依法受到省政府的监督。注118在那些县教育局享有财政独立地位的省份，学校经费的税收来源有时候是由教育局直接收上来的。但是，使用这些经费的基本政策要受制于上级政府所制定的规则。注119
在地方学区，本地的乡绅通常捐助本学区或者农村学校。注120
在不偏离基本政策并与法律和各自上级机关的规章没有冲突的前提下，中央和省级的教育行政部门都有一些涉及财政事务的立法权力。注121教育部的高校委员会对财政政策和预算有理论上的立法职能，但由于教育部长担任该委员会的主席，故其实际上就变成了一个咨询机构。注122由职业和非职业领导者组成的省级市或县的教育协会，只能就财政事务提出建议，因此，也仅是咨询机构。注123在许多省、特别市和县，还有由政府和专业人士中的“当然委员”组成的教育财政委员会。注124在教育财政独立的地方，这种委员会有很大的立法权；而在教育财政不独立的地方，这种委员会仅具有咨询功能。注125在许多省和县还存在着一些顶着形形色色头衔活动的教育财政监督或审计委员会。注126
可见，除了那些教育财政独立运行（虽然常不彻底）的省份和那些地方教育机关拥有较大立法权与控制力的省份以外，中国的教育财政总体上还是非常依赖中央政府的。财政的立法和行政控制必须遵循一个迂回的轨道运行，因此，教育改革一直陷于毫无必要的缓慢和低效。事实上，这样一种行政体制并不能实现《约法》和《党纲》中明确保证教育财政独立的条款，所以虽经过专业人士的长期奋斗，这些宪政和党纲目标也仅是部分地实现了。注127
教育财政控制的程度
教育财政的控制程度依权力控制的不同而不同。为方便起见，教育财政控制可分为三种类型：（1）“拨款”政策下的控制；（2）“分配”政策下的控制；（3）“独立”政策下的控制。
在“拨款”政策下，政府拨款拨入一项总基金或总金库，然后依法定拨款额从中提取支出。注128
在“分配”政策下，某些特定税种或者其他税源在征收时就被划出，通常作为可支出资金，并可指定专用于教育。注129但是预算控制权一般集中在政府手里。
在“独立”政策下，按本书所用的这一概念，就是对教育费用的预算、征收、监管和支出由一个独立的组织来全面管控。这个组织要有一套直接向教育部门负责的、独立的立法、执行和监督机构。在中国著名教育行政专家邰爽秋博士建议中，曾为中国统一的教育财政行政单位明确提出了教育财政独立的八大要素注130：
（1）确立教育基金；
（2）划分教育税源；
（3）预算制度独立；
（4）增税权力独立；
（5）征收机关独立；
（6）保管机关独立；
（7）用款机关独立；
（8）审计机制独立。
从上述八要素可以看出，在中国，财政独立的程度是参差不齐的。许多自称财政独立的省和地方，只是部分独立，因为它们只是实现了上述要素中的一部分。为方便起见，凡是具备要素（2）和要素（3）——（8）中任意一项的，我们就将其划入在“独立政策”下的类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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