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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一运作,过不了多久又回中央上班,他比皇帝还牛逼。

    问题是,范仲淹回中央了,你滕子京还想在小县城里清静吗?

    1032年,滕子京再次升官,奉调入京,不用说,又是范仲淹举荐的。

    但是这次他当的官叫做殿中丞,专门掌管皇帝的衣食住行。

    你们老是这样操作,老天爷再次看不惯,再次出手了。

    这年八月,内宫再次发生火灾,连烧八殿……

    还算好,有个叫做王守规的少年太监发现得快,冲进寝宫里面,将妃子被窝里光溜溜的宋仁宗拽了出来,带着他逃命。

    石料上记载王守规手里还拿着一把大铁锤。

    夜里,各种宫门、殿门都落了锁,为了带着皇帝逃命,他可没时间去找钥匙,直接一路砸了过去。

    宋仁宗当然很恼怒了,对执政大臣们说“非王守规引朕至此,几与卿等不相见。”下诏,命令追查起火原因。

    开始说了,滕子京这次回中央,担任的是殿中臣。所以他当然是首当其冲的被迫查者。他与秘书丞刘越分别上疏谏,认为宫中屡屡失火原因是规章制度不严,未能防患于未然。但根本原因是太后垂帘,妇人柔弱,朝纲不整,政失其本。

    “祥符中宫中失火后,先帝常索其类实之法矣,若防患以刑而止,岂有今日之虞哉。”

    “诚愿修政以禳之,思患以防之。”

    “倘能如此,需请太后还政。”

    “庶灾变可销,而福祥来格也。”

    ……

    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上一次刘太后就是借着火宅整大臣,好,这一次大臣们借着火宅玩太后。

    宋仁宗当然开心啦,堂堂皇帝可不想一辈子被圣母皇太后太皇太后再往后一直这么管着,老子早特么想要亲政了。

    顺水推舟,君臣一心,终于,明道二年三月由垂帘听政到皇帝礼遇,至军国事权一手独揽,专政达十一年之久的刘太后终于一命呜呼。

    刘太后死了,那些经常劝太后“还政”的人,自然就都是功臣,都有提升,滕子京升官,迁左司谏。

    但中国人的勾心斗角,绝对不会因为一个太后被干掉而了账的,有升迁,就有那些红眼病的各种嫉妒。

    没过多久,有人告滕子京所奏宫中失火原因不实,其本人有不可推脱之责。1034年,滕子京又被降为尚书祠部员外郎,到信州当市委书记去了。

    这个信州就在今天江西省的上饶市,滕子京在这个地方就职的时候,交了个基友——别瞎猜,不是范仲淹,而是司谏范讽。

    史书记载这两个男人是“心心相印”……

    第二年,范讽因为一些事情被贬官,基友嘛,滕子京也就自然遭到了株连,这下市委书记没得做了,滕子京被降为监管酒业专卖的池州监酒,老实说啊,如果换作是现在,我宁愿当一个地方的白酒专卖监管局局长,我也不去当什么鬼市委书记。

    肥差啊!

    还是那句话,滕子京特别能办事,范仲淹特别能来事,因此他这个白酒专卖局的局长位子根本就坐不长久。

    1038年,滕子京升官,到江苏南京当通判。

    不久再升,浙江吴兴当市委书记。

    我感觉滕子京这辈子,就一直在折腾,没有消停过。

    以上是这个人政治生涯的上半段,现在段诗萌开始介绍“比较诡异”的下半段。

    1040年9月,太平日子告一段落,打仗了。

    西夏国王嵬名元昊大举兴兵侵宋,滕子京挂职国家公安部司长——刑部员外郎,赶赴战斗前线,出任甘肃泾川市委书记。开始长达四年防御西夏东侵的艰难生涯。

    “那么,这段抗战史有发生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吗?”王球儿问道。

    “大家应该记得,《岳阳楼记》的第一句就写过,滕子京到巴陵郡,也就是今天的岳阳市当官,是庆历四年的春天,”段诗萌提醒道,“而这场西夏进攻宋朝的战争一直到打了庆历二年!”

    庆历二年,也就是1042年,这年在中国的阴历里面有两个九月。

    闰九月,嵬名元昊举兵进犯泾原,甘肃平凉卫戍区这个时候却正在闹矛盾。

    军事长官一个正职一个副职,互相看对方不顺眼,谁也不服谁。

    司令官——马步军都部署、经略安抚招讨使王沿,看到敌军来了,就把部队交给副司令官——副都部署葛怀敏,要求他率军抗击,正面击退敌人。

    因为两个人互相不信任嘛,王司令还找了个特派员——都监赵询到部队里去“指导”葛副司令打仗。

    本来就看你不顺眼了,尼玛还派人来对我指手画脚?

    葛副司令火了,老子偏不听你的!

    他决定自己另外谋划一套战法,将来打赢了功劳都是自己的,还能显得葛副司令比王司令更高明。

    于是他军分四路向绕道宁夏固原,准备发起包抄式进攻。

    你想包抄人家?

    这个白痴战役的结果就是他们在定川寨被西夏军反包围,水源也被切断,葛怀敏等战死,近万人被西夏军俘虏。葛怀敏兵败,沿边郡县十分惊忧。西夏军打到渭州的时候,距滕子京把守的泾州也就120里地了。

    插一句,宋朝的一里地,是456米。

    滕子京本人并不是什么军事家,打架斗殴并非他所长,但是这家伙擅长做事,动员数千百姓共同守城,招募勇敢之士,侦探敌军之远近及兵力之多少,檄报邻郡使之做好防备……忙的不亦乐乎。

    在这个短兵相接的时候,范仲淹来了。

    范司令赶跑了悲催的王司令,并且还是中央直接任命的集团军老总,丫直接赶到泾州营救滕子京。

    不说那些从四面八方汇集过来的友军,就说范仲淹直接从中央调过来的部队吧,先期抵达的前锋,每天便是一万八千张嘴要吃要喝啊。

    滕子京张罗供应柴粮,确保了战争所需一切物资,硬是支撑着范仲淹将西夏大军全部击退,终结了战争。

    战争结束后,滕子京大设牛酒宴,犒劳甘肃当地的羌族首领和士兵,又按当时边疆风俗,在佛寺里为在战争中死亡的士卒祭神祈祷,并安抚死者亲属,其良苦用心是笼络少数民族民心,借以求得民心安定和边疆的安稳。

    读者们这下也已经掌握规律了,那既然立下了汗马功劳,又是直接支持了范仲淹的工作,那接下来就应该再次加官进爵了吧?

    是的,在范仲淹举荐下,滕子京提为管理宫廷中藏书的高级文官——天章阁待制、任环庆路都部署,并接任范仲淹庆州市委书记的职位。

    “接下来,就是比较诡异的事情了。”

    段诗萌介绍到,这个过程虽然时间不长,但是变化很剧烈。

    庆历三年,也就是1043年,滕子京升官的屁股凳子都还没有坐热,那个接替他甘肃防务的人就发作了。

    这个人原本是隔壁省陕西的军区司令官,叫郑戬,他跑到甘肃接任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查账。

    这个倒不是什么刻意的阴谋,历来军事换防都是如此,你不是拥有私人武装的军阀,你是国家统一体制下的地方军事长官,今天带黑龙江的兵,说不定明天就调你到海南岛管理西沙的兵了。那你当然走马上任的时候要先把账算清楚,上一任司令落下的亏空,还有那些个说不清道不明的灰色套路,咱可不背这种黑锅。

    一顿审计下来,郑司令当场将桌子都给掀了。

    不用说,好大一笔钱不见了。

    军费!

    一纸诉状杀气腾腾地就告到了中央,说滕子京在泾州滥用官府钱财,郑司令还将全套证据发给了监察御史梁坚,梁检察官一番详细勘察之下,也上书弹劾滕子京,指控他在泾州莫名其妙地亏空了公使钱十六万贯。

    十六万贯是个什么概念?

    有些读者可能会不以为然,又不是十六万两白银,不就是十六万贯铜钱么?多大个事儿啊,打点打点不就过去了么?

    有这种想法,是因为您各位不了解,铜钱这个东西在古代,大概相当于今天咱们人民币的多少分量。

    古代是金本位制,铜钱和金、银有兑换标准的,所以有的人直接拿去算牌价了,其实那样也不对,因为中国不是主要产银国,再说古代也没有一个国际金银交易市场啊,你怎么能拿今天的牌价去换算古代的钱呢?

    所以还是用购买力来衡量比较靠谱。

    这个参照物,一般用基础刚需——粮食来操作。

    要算米价,先把度量衡换算好:宋代的一斤,比现在的一斤要多,是六百四十克,宋朝的“一担米”——或写成“一石米”,是当时的92斤半。因此一石大米就有59.2千克。

    在北宋,大米的均价是每石一贯铜钱左右。

    在今天,我们就按超市里最普通的,每千克三块钱来算米价吧。

    那么一石大米,59.2千克大米就是¥177.60元。

    且慢!先别直接划等号!

    有人也跟着我一起高声喊停的,说是不是要考虑一下通货膨胀的因素,我倒不是那个意思,因为我现在就掐死2018年俄国世界杯这个时间点,我又不做长时间的跨年分析,所以不需要考虑通胀,就研究宋代的一贯铜钱在2018年的6月份值多少人民币。

    但是有个事情我们要考虑。

    宋朝的米,和今天的米,不是一回事。

    袁隆平改造杂交水稻技术之前,我国大米的亩产量,也就是个二、三百公斤。

    现在呢?人家可是已经在往吨级田亩冲刺了。

    翻三倍是没问题的。

    也就是说,宋代的大米,最起码也应该是现今大米相当于三倍的稀罕物。

    因此,宋朝的一贯铜钱,一百枚铜钱,就应当相当于2018年6月的¥532.80元!

    现在查出来的账上,被滕子京莫名其妙蒸发掉的有十六万贯铜钱。

    那就相当于今天的¥85248000.00元!

    八千五百万公款,换在今天是要判枪毙的。

    可想而知,当时从陕西调过去的那位郑司令,有多么愤怒了吧。

    滕子京当时是这么说的,他说他将那笔巨款,都用来犒劳有功将士,抚恤伤亡烈士及家属,以及打赏羌族部落了。

    可是那位监察御史梁坚跑去查明细的时候,却没有片言只字。

    史料记载:滕子京恐株连诸多无辜者,将被宴请、安抚者的姓名、职务等材料全部烧光了。

    这就有些越描越黑的意思了。

    其一,既然你说这些钱都用在了正途,那你怕什么查啊?这些将士、烈属,所谓军功受赏,那是理所应当的,你怕什么株连无辜?

    其二,就算是犒劳军工,抚恤烈士,这些事情国家有法度,有规章,你报单子进京中央财政自会拨款,犯得着你一个地方长官私自挪用公款?

    其三,虽然你把有犒劳军功、抚恤烈士的单子销毁了,但是羌族部落总跑不了吧?监察御史梁坚亲自带人赶赴甘肃,一查之下,那段日子你宴请、打赏羌族部落,总共就花了三千贯。按此反推,你所谓的犒劳军功、抚恤烈士加在一块儿,又能用掉多少?

    巨额公款失踪不明!

    家倒是不用抄,滕子京向来廉洁,自己家里穷得叮当响,这一点上至皇帝下至文武百官都知道。

    可毕竟八千五百多万巨款,不能这么不明不白的没有了啊?

    皇帝如果坐视,他都交不了差。

    那就议罪呗。

    这件事情要是放在刘太后手上,滕子京十个脑袋也不够朝廷砍。

    可惜,现在是宋仁宗当政,把持朝廷的那些个高官厚禄的大臣,都是当年要求还政君权的有功人士,范仲淹和欧阳修这两个家伙,满朝野到处活动,最后给滕子京判了个“官降一级”,由中央副部级公务员,贬为陕西宝鸡市委书记——凤翔知府。

    简直无法无天!

    说什么中国的朋党起源于明朝,屁!我看这就是朋党!官官相护。

    御史中丞王拱辰看不下去了,上奏不放,认为滕子京“盗用公使钱止削一官,所坐太轻”。

    那行吧,皇帝咬咬牙,再降半级,把他贬去虢州——河南灵宝市当市长。

    你当这是买白菜啊,这样讨价还价?

    范仲淹拉了一票黑白两道的头面人物,跟御史们摊牌谈条件。

    各种威逼利诱全都上阵,最后定了——贬官不罢官,但是为了体现有错必罚的公道精神,把滕子京罚到当时相对偏远贫穷的地方去当官。

    所以,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

    这个岳阳市委书记的官,是这么来的。

    “这个诡异的巨款失踪案件,就到此为止,此后的史料上便再也没有关于这个案件的记载了。”段诗萌喝口水缓了缓,“再之后有提到他的史书,就都是在说岳阳楼的事情了。”

    史书记载,滕子京到巴陵后,不计个人荣辱得失,以国事为重,勤政为民,办了几件好事,如扩建学校、修筑防洪长堤和重修岳阳楼等。这些事受到百姓称赞,结果两年时间就政通人和,百废俱兴,“治为天下第一”。

    在重修岳阳楼之后,他写信给好友范仲淹,请他作记,共襄这“一时盛事”。随信还送了一幅《洞庭晚秋图》,供仲淹参考,说是“涉毫之际,或有所助。”

    而这个范仲淹呢,他本来是苏州吴县人,小时候去太湖玩过,后来母亲改嫁,他又跟随继父到洞庭湖畔的澧县和安乡县读过书,所以对太湖、洞庭湖的风雨晴晦种种风情非常熟悉。

    就在这个时候,身处中央枢要的范仲淹,却因“庆历新政”遭当朝保守派大臣贾昌朝、陈执中、王拱辰等的攻击,而导致改革失败,已于庆历五年由参知政事贬谪为邓州知州——河南省南阳市委书记。

    这就同是天涯沦落人了。

    此时做《岳阳楼记》的范仲淹,借楼写湖,凭湖抒怀,真正的意图是对他那个只知埋头做事毫无政治策略的挚友滕子京,进行的婉转规劝,惟恐他招来祸患。比方说在《岳阳楼记》中规劝他应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生观,“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可谓苦心孤诣,深知重修岳阳楼要花很多钱,担心有些人再次搞出一个“巨额公款去向不明”事件攻击滕子京,所以在文章一开头就用“政通人和,百废俱兴”,既是对他的政绩的肯定和颂扬,又是为他被贬谪再次辩白;同时告诉他人,他是在干出大成绩后才重修名胜古迹岳阳楼的,又堵塞了攻击者之口。

    从庆历四年到庆历七年,三年的任上,滕子京由于治理巴陵郡有功,重新升官,调任江南重镇苏州当市委书记,但是大家知道,勤于做事的人嘛,这身体和精力往往都严重透支,因此他上任后不幸卒于任所,享年五十八岁。

    “那笔八千五百多万的巨款,被他拿去修岳阳楼了?”相子谦喃喃地说,“而且应该不是岸上的这座,这笔钱的主要去处,应该是用来修复水下那座岳阳楼,也就是封神台!”

    “滕子京和范仲淹,这俩人都是关键啊。”伊面突然感叹了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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