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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教，最真实的目的便是为了影响社会风气，而新儒学则是用来影响知识分子和统治阶层，至少在汉朝，在皇权依旧具备神圣性，儒家的先贤只是圣哲而非圣人的时代，他可以做到这一切。
听着同行军官的话，卑君并没有恼怒，尽管对方说的是在种族上和他一致的人，可是他却并没有什么认同感，甚至他认为同行军官说得很正确，车师人的确是朝秦暮楚，没什么忠诚可言的民族，所以才需要帝国进行统治，对他们进行教化，有时候不得不说文化的入侵才是最高效的东西，至少在敦煌完全汉化的卑君在考虑问题时已经完全把自己当成了一个汉人，而车师人则是他眼中的外族。
卑君所在的马车内，所带的书籍清一色的全都是由新儒学所引申开来的一系列书籍，里面多以阐述政治和经济为主，尽管刘宏放开了纸张的限制，现在整个帝国能够制作新纸张的商会不少，可是印刷术却自始至终都保持在刘宏手里，他要利用这种技术优势完成对整个汉民族在精神上的改造。
很快李儒他们就进了城，宣读正式册封的诏书马虎不得，当然李儒也是为了拖时间来进行准备，所以最好宣读诏书的吉日选在了七天之后，足够他暗中联络一批心怀叵测的贵族了，对于车师后国这种情形来说，只要成功斩杀军盖，便可以说大事抵定。
因为历代战乱和清朝大规模禁毁书籍，刘宏在后世大学的时候，也只能通过一些发掘的史料进行研究，当他亲自学习了这个时代的儒学，并且在登基以后，可以从皇宫的藏书里看到各种保存下来的珍贵资料以后，才让自己结合原本的历史走向对儒学形成了客观的看法，刘宏依然坚持他的理念，儒学不能运用到治国的具体层面，因为儒学是用来治人的，它有其天生的缺陷，可是却可以用来补足其缺点。
刘宏在后世的时候，曾经有无数人咬牙切齿地痛恨董仲舒，认为他阉割了儒学，可实际上董仲舒为了迎合孝武皇帝，而使儒家学派走向帝国政治舞台所提出的大一统等思想，却是被敌对的学派法家的核心思想，而最后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过是孝武皇帝为了让法家上台而已，董仲舒一生终未得到重用。
而儒家学派实际上是在孔子死后，由他的弟子所开创，当时一共产生了八个学派，最后更是分裂出了墨家和法家这两家学派，至少在先秦时代，儒学始终都在发展着，即使是始皇帝在一统六国以后，也曾经有过使用儒家治国的念头，不过可惜的是当时儒家向始皇帝提出了恢复分封的主张，才被始皇帝所摒弃。
进城以后，卑君仍旧隐藏着自己的身份，混在一群帝国派遣使团的西域出身的官吏中，前来迎接的人没有人注意他，当然即使注意了他们也认不出来。
用两千年后的眼光去批判帝国的儒学，刘宏认为对当时的学者并不公平，后世的人对历史进行批判是用来汲取教训经验，是用来自我改善的，而不是以讥讽的心态去埋怨前人，就如同董仲舒在孝武皇帝的策论文章，刘宏在看了起原文以后，始终认为那是当时顶尖的政治主张，除了儒学对科技一贯的轻视以外，其他都算得上无懈可击，没有人可以开创沿用千年，万年的学说，尤其是当他们受限于身处的时代和生产力限制，儒学最大的功能便是在生产力并不发达的时代和法家一起为统治者提供一个相对‘高效’的统治模式，自帝国建立以后的儒皮法骨的模式一直沿用了两千年，如果没有西方文明的崛起，或许这种模式和王朝兴灭的稳定循环仍将持续下去。
从后人的角度来看，当时儒家提出的分封主张无疑是倒退的，可是从当时的实际情况而言，在边远地区分封宗室子弟作为诸侯经营地方，而对中央的繁华地区实行郡县制才更加稳妥，秦朝的二世而亡其中并不乏这个原因，至于始皇帝的焚书坑儒和儒家更是没有多少关系，所焚的书籍以六国的史书为主，而且严格意义上来说，这些书籍也并非全部销毁，全都在当时的咸阳皇宫藏有副本，而坑杀的也几乎全是些方士。先秦文化的散佚归根结底还是在于项羽在咸阳的一把大火，把当时整个秦朝所藏的书籍都付之一炬，再加上连年的兵祸才使得当时的文化和科技几乎倒退了百年，帝国建立以后，花了极长的时间才恢复过来。
而西域也是一样的处理方法，而且西域各国中，靠近帝国的几个重要国家人口都不多，刘宏有信心他可以在十年之内就让汉人的移民数目超过当地的人口，更何况他的平等同化政策也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平等，而是有选择的同化，不然话，凉州，并州，幽州也不会有大批的南匈奴，乌丸，羌人奴隶做为劳工在修筑道路，和做各种苦工。
而刘宏在回到了这个时代以后，在他登基以前，除了记录他在后世的学识以外，为了彻底融入这个时代，很是下了一番苦功学习当时的儒学，所以刘宏对儒学印象并不坏，至少儒学有很强的包容性和世俗性，所以才会被世人所接受，但实际上儒学在帝国始终都只是一层外衣，有名而无实。
帝国的新儒学利用了儒学本就具有的包容性，而将诸子百家都纳入其中，刘宏有时候觉得中国文字言简意赅，博大精深，有时候也未必是件好事，就像记述孔子言行的论语，如何解释全看个人怎么想和老师怎么教，而所带来的结果必然是被利用。所以刘宏在创建新儒学的时候，不带使用了标点符号，还借着报纸推广白话文，同时利用自己所掌握的印刷和纸张优势，让新儒学在传播上彻底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
在刘宏眼中，儒学和法家是被皇权所阉割的，儒家所坚持的民本，法家所坚持的反对贵族世袭，都是被皇权所阉割的，所谓儒学阉割民族血性毋宁说是统治者在阉割被统治者的血性，而儒学则是最合适的工具，只不过当这个工具被皇权异化以后，压过了皇权而已，或者说和皇权合二为一，不分彼此。
当高等文明在面对低等文明时，愿意用一种克制和平等的方式去同化外族时，其效率无疑是惊人的，而凉州，并州，幽州等地的游牧民族正在以一种平和的方式融入帝国的进程让不少士人都是成了这种方式的拥护者，当然实际上这种兵不血刃的融合方式有着其另一面，高等文明看似平等而且温和的方式往往是彻底湮灭一个民族的开始。
一路上的打听和刺探，李儒对自己的对手军盖已经很了解，作为习俗更偏向于草原游牧民族的车师后国来说，他们虽然是车师三国里实力最强的一家，可相对的也是最贫穷的一家，至少从三国的王都上就可以看出巨大的区别，而军盖能斩杀前国王，并非他掌握了车师后国的全部军权，只不过他实力最强，而车师后国那种游牧民族的习气又让他们信奉强者为尊，所以当军盖斩杀了前国王，剩下的贵族就都奉他为王了。
不过尽管如此，刘宏还是认为儒学至少在历史上对中国有着促进作用，撇开实际并不使用儒学的汉唐不论，宋明时期正是因为儒学的发展才使得当时的王朝有了长足的发展，人人都说宋朝理学不堪，可实际上理学所培养出来的儒生极为刚烈，金国入侵南宋，岳麓书院的由理学所培养的儒生个个弃笔从戎，壮烈殉国者超过九成，而朱熹本人更是坚定的主战派，最后也因为主战而被贬，南宋士人最后自杀投海殉国的超过十万人，也许有人认为这些人连拿起武器反抗都不敢，所谓的殉国也不过是懦弱而已，可是刘宏从来都认为自己曾经所处的那个时代那些夸夸其谈的人或许连自杀殉国的勇气都没有，他们所能做的就只是以自卑的心态去批判古人，他们生活在物质最好的时代，可是精神却处于最空虚的时代，不知道有多少人从不曾真正去了解自己所批判的东西，而只是为了批判而批判，在刘宏看来，真正毁灭了儒学传承的是清朝，大规模的禁毁书籍，剃发易服，彻底湮灭了汉人所有的光荣，他们用了三百年时间让汉人变成了奴隶，终清一朝，除了晚期因为西方带起的工业革命进入后的生产力，在它所谓的盛世时期甚至远远不如明朝末期，在清朝，儒学彻底被阉割，被掐死，最后使得中国竟然需要用外国的理论来建立国家，有着数千年文明传承的中国就这样被击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