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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想叹道：“迎头一个问题就是建立政权，必须有人出头。群众根本还没有觉悟到自己打下的江山，应当自己出头来领导，而是希望别人来领导，把政权让给他。前一晚上起义，因为没有人指挥，临时抓来一个队目，强迫他指挥，我实在看不过去才接过这个指挥棒。后来组织武昌军政俯政权，因为我也只是个队目，每个人都认为我资格不够，只得另外找人，找谁呢？结果找来了咨议局议长、立宪会汤化龙，他又是个文人，不能领导军队，还得找个武官，能领导军队的。后来终于找到了，这个人就是原湖北新军的协统黎元洪。士兵们用枪指着他，强迫他当湖北军政府都督，他坚决不干，就把他关起来，同时用他的名义发表文告，使他下不了台。可是他一句话也不说，为的是留一条后路，将来革命失败，他可以推说他是被强迫的。过了几天，我率军渡江光复阳夏，三道桥大捷，打败张彪残部，夏占魁湖南巡防营，张锡元河北新军，形势好转，他也就答应干了。这样一个人竟成了建立中华民国的元勋，你们不认为荒谬？危机也埋藏在这里。既然黎元洪出来了，汤化龙出来了，同他们有联系的人也就都出来了。他们的势力越来越大，那些建立中华民国的真正的元勋们――起义的士兵们和革命党人的势力就一天天缩小，提到这件事，我真是痛心不已。”
黄兴听得眉头大皱，他可以肯定即使是宋教仁也从未想过这方面的事，实在无法想象，这个年轻的过分的李想除了打仗之外还会思索到这方面的问题。这李想的疯子之名欺骗太多的人，说出来的话发人深省。
李想又端起一杯茶，一边吃茶整理，一边说道：“第一种形式，和武昌差不多，主要是新军士兵的起义，起义以后由于没有坚强的领导，结果政权落入了立宪会资议局的手里，再由立宪会把旧势力拉出来掌握政权。例如陕西就是如此。第二种形式，就是群众起来了，而且有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领导，革命胜利以后，革命派掌握了政权，但是立宪派和旧势力一反攻，就把政权夺过去了。湖南就是如此。湖南也是新军起义，有革命派领导，他们把巡防营的军官杀掉，自己掌握了政权，可是立宪派马上来一个政变，把革命派全杀掉了，他们和旧势力掌握了政权。除湖南以外，贵州也是如此。第三种形式，就是当群众起义尚未爆发的时候，当地一些立宪派人物就利用下层群众起来的形势逼迫清朝政府的官员自动宣布独立。结果宣布独立以后，政权还是落在清朝政府的旧官员手里。很多省份都是如此。例如江苏巡抚程德全，大家劝他独立，他就举行一个仪式把自己的官衔改成都督，完全原班人马，只是换一块招牌。第四种形式，比如云南，爆发了战争，新军和旧军队打了仗，新军赶跑了旧势力，改变了政权。”
李想苦笑了一下，说道：“最后一种形式，比如四川，情况更为复杂。自辛亥年五月以来，由于清朝政府把民办川汉铁路收为国有以借外债，引起了四川广大民众的激烈反对。川汉铁路原来是四川民众为了反对西方国家的侵略而倡议兴筑的。他们发起用‘租股’的办法来筹集资本，‘按租出谷，百分取三’。因此，全川六七千万人民，不论贫富，对民办铁路都发生了经济上的联系。四川保路运动原先是立宪派所控制的咨议局领导的，他们为了扩大斗争力量，就组织了保路同志会，想利用四川拥有广大群众的哥老会。哥老会是一个反清复明的秘密结社，此时由于咨议局的支持，开始公开活动。革命的同盟会和共进会会员多年来就在哥老会中进行工作。因此，运动一发展，就不是立宪派所能控制的了。当时斗争声势十分浩大，全川一百多个州县的工人、农民、学生以及其他阶层都卷入了这个运动，纷纷举行罢市罢课。横暴的四川总督赵尔丰九月七日屠杀请愿的市民，引起了四川人民更大的愤怒。各县民众蜂起，支援成都市民，使赵尔丰只能困守督署。端方奉命率领湖北一部分新军入川镇压，新军在万县和内江与四川同盟会员取得联系后，在资州起义，杀掉了端方。接着，同盟会员在内江等县起义。这时，四川的一部分新军已在成都附近起义，直趋重庆，与城内同盟会员联合占领重庆，成立了蜀军政府，以同盟会员张培爵为都督。赵尔丰见大势已去，把政权交给咨议局议长、立宪派蒲殿俊，成立四川军政府，使革命造成渝对峙的局面。现在正在和议，把政权交给旧势力只是个时间。总之，形式尽管有这样几种不同，结果是一样的。”李想说到这里，看了一眼革命前辈的脸色，问道，“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呢？”
不知有意还是无心，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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