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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说：
“其胤维何？天被尔禄。君子万年，景命有仆。
“其仆为何？釐尔女士。釐尔女士，从以孙子。”
仆字传、笺均训附，于“其仆为何”实不免费解。
奴隶是世袭，所以宋人一直到后来都被人骂为蠢人，这是无足惊怪的了。
大抵奴隶一经久了，便成为所谓“庶民”。庶民和百姓，在当时是有分别的。百姓是贵族 〔补注5〕 ，又叫作“君子”。《召诰》：“予小臣敢以王之仇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仇民是指新归附的庶殷，友民旧归服的庶民，百君子就是百姓了。和这君子相对的庶民又称为小人，这在《易经》上是很多的，《书经》上也数见不鲜。
《梓材篇》开始一句话是：
“以厥庶民暨厥臣达大家，以厥臣达王，惟邦君。”
这把当时的阶级是表现得很明白的，就是王是第一级，邦君是第二级，大家（就是所谓百姓）是第三级，臣及一般的庶民是第四级。前三级就是贵族，事实是只有两级，就是贵族和奴隶了。
庶民又号称“群黎”，号称“黎民”：
（一）“群黎百姓，遍为尔德。”（《小雅·天保》）
（二）“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虞书·帝典》）
为什么民会称“黎”呢？这大约就是中国古代的先住民族，这种人或者就是马来人和四川的彝族的祖先，马来人和彝族人都是棕黑色的（彝族人在四川又称为黑骨头），马来人的传说也说他们的祖先是从北方来。怕这些民族的祖先就是古代的蚩尤或者三苗了。蚩尤“铜头铁背”，大约也就是棕黑色的修辞了。
汉民族的祖先本来有征服了蚩尤和有苗的传说，这些民族一部分被驯化了便成为黎民，一部分被压迫向西南迁移，便成为现代的马来人和彝族等。
以上当然只是我的想像，我觉得所谓“黎民”就是最早被汉民族征服了的棕黑色的先住民族。这种民族被征服了以后便当成奴隶使用。大约就因过受虐待或生育限制的结果，是一天一天地消灭了的。民族一消灭了之后，所以连字的本义也就失掉了。《大雅》上说：
“民靡有黎，具祸以烬。”（《桑柔》）
“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云汉》）
这大约是真正的事实了。虽然孟子说：“夫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如以辞而已矣，《云汉》之诗曰：‘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信斯言也，是周无遗民也。”（《万章》）但是周时的所谓“黎民”与孟子时代的所谓“民”，是不同的。在西周末年已经是“靡有孑遗”的黎民，在孟子时代当然不知道他的存在了。因黎民的绝种（被征服民族的绝种并不算稀奇）和汉民族自身的局部的奴隶化，所以使黎民与庶民成为同样的意义，后来更与“百姓”一语也成为同义语了。这也就是贵族的分化和破产的结果使百姓化为奴隶的证据。
汉民族自身的奴隶化，如上举的“庶殷”便是一例，就是周之宗室，一有罪过，都是要化为奴隶的。如“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齿”，便是这项的明证了。
总之，所谓农夫，所谓庶民，都是当时的奴隶。这些奴隶在平时便做农，在有土木工事的时候便供徭役，在征战的时候，便不免要当兵或者是 役了。
“击鼓其镗，踊跃用兵，土国城漕，我独南行。”（《邶风·击鼓》）
这是卫国的人民被征发出去打陈国和宋国时候的诗。同是人民，有的在国里种田（“土国”），有的在漕邑筑城（“城漕”），自己却来当兵要去打陈打宋。这可以见得工农兵是三位一体，古人说“寓兵于农”，其实是并没有好大的妙道理在里面的。
“肃肃鸨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监，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苍天，曷其有所！”
这是《唐风》的《鸨羽》。同样的情调反复成为三章。所谓“王事”当然就是战征的事情。奔走王事的结果便不能兼艺黍稷，这正证明平时的农夫便是战时的军人。
我们再看周公东征时的诗吧。
周公东征就是因为被征服了的殷人不甘受奴隶制的压迫，造起了反来，周公便带兵去讨伐他们。《周书》的《大诰》，便是出师时候的训辞，那时候殷人的叛乱，势子很浩大。所以在周公主张讨伐的时候，他说：
“予得吉卜，予惟以尔庶邦，于伐殷逋播臣。”
但是一般的庶邦君和庶士御事都反对，说很困难，民还不安定，应该要先务内政，不要去图武功，龟卜可以不必听从。但是周公坚持着自己的意见，他终竟带起兵去讨伐了。
结果是怎样呢？他一去便打了三年，弄得来斧破 缺，一般的兵士都怨望起来了。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东征，四周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将。
“既破我斧，又缺我锜，周公东征，四国是吪。哀我人斯，亦孔之嘉。
“既破我斧，又缺我 ，周公东征，四国是酋。哀我人斯，亦孔之休。”（《破斧》）
这首诗我觉得明明是一首怨望的诗，宋朝的朱老夫子公然说：“今观此诗，固足以见周公之心大公至正，天下信其无有一毫自爱之私；抑又以见当是之时，虽被坚执锐之人亦皆能以周公之心为心，而不自为一身一家计，盖亦莫非圣人之徒也。”真不晓得是从什么地方看出了那么多的“圣人”来！
周公这位老头子，他是很厉害的一位角色，他是奴隶制的完成者。他能文能武，意志很坚固，手段也很毒辣。我们看他把殷人的反叛平定了以后，他索性更加一倍地把他们奴隶化，大兴土木叫他们来做工，把他们整个地迁到洛邑，叫他的兄弟康叔去镇压着他们，不惜用种种的严刑峻罚，三令五申地去恫骇他们。《周书》中的所谓《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多方》，都是对付他们说的话。我们看他一时很卖恩德地向他们说：
“我惟大降尔四国民命，尔曷不忱裕之于尔多方？尔曷不夹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今尔尚宅尔宅，畋尔田，尔曷不惠王熙天之命？”（《多方》）
简单地译出来就是：我赏了你们的活命，把房子给你们住，把田给你们耕，你们为什么还不诚心诚意地感恩怀德？
他一时又很凶狠地恫骇他们：
“尔乃迪屡不静……我惟时其教告之，我惟时其战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尔命，我乃其大罚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宁，乃惟尔自速辜！”（同上）
你们竟不识王法，屡屡造反。我所以才来告诫你们，不听我便要屠杀你们，一次不够来二次，二次不够，再来三次，结果我总要屠杀得你们一个灭族灭种！并不是我们周家不讲和平，是你们自作自受！
你看，这真是怎样的横暴！占了别人的社稷，灭了别人的宗庙，还用这样的高压手段来压迫别人，这不和近代的侵略者是一套的章法吗？他的章法还不仅这一点呢，你看，他又要和颜悦色地去笼络他们：
“尔乃自时洛邑，尚永力畋尔田，天惟畀矜尔。我有周惟其大介赉尔，迪简在王庭，尚尔事，有服在大僚。”（同上）
你们从此以后在洛邑好生作农夫，天老爷会可怜你们的。我周家也会赏赐你们，不久会把你们提拔起来，拿大官给你们作。
你看，这是怎样狡猾的一种手腕呢？最厉害的是他授与康叔的一种统治殷人的秘密的办法。在《康诰》里面他教他要用严刑峻罚。假使是故意犯，虽然是很小的罪是要杀的。杀人越货的是要杀的。不孝不友的是要杀的。煽惑群众的是要杀的。这些都还不要紧，在《酒诰》里面，却把他的奸黠处更全盘露出来了。他晓得殷人是好酒贪杯的，他深怕康叔带去的周人也染上了这种恶习，所以他不惜谆谆地告诫，最后是说：
“厥或诰曰‘群饮，汝勿佚！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
你所带去的人，假使有人来告发说在聚饮的时候，你一点也不要宽纵，全体逮捕着给我送回来，我要砍他们的脑袋子！
但是他对付殷人是怎样呢？他接着说：
“又惟殷之迪诸臣惟（与）工，乃湎于酒，勿庸杀之，姑惟教之。”
这是怎样凶恶险狠的一种差别待遇呢？这不就跟日本人统治了台湾以后，台湾人抽大烟并不加以禁止的办法，是完全一样的吗？周大圣人的圣处，究竟是在哪里呢？亏了朱夫子那位大师公然说：“被坚执锐之人”都是受了他的感化，都是“圣人之徒”，那些被坚执锐的圣人们真是可怜了。
我们再看《东山》一首诗吧。
这是跟着周公东征的军人，也就是农夫，出征了三年之后，才解甲归田，走回自己的家里。在他初得到这样的解放时当然是很高兴，但预想到家里的情形不免又暗暗的悲伤。悲伤的是什么，诗里虽然没有明言，但我们是可以想像到的。相别了三年，和家里人当然是断绝了消息的，他自然不知道他家里人的生死存亡，和他家里是荒废到了怎样的地步。他走回家里来一看，果不其然是荒废到可怕的境地！时候已是黄昏，天上又在下微微的细雨，这正是愁人的资料。自己的家屋被蔓草罗络着了。土老鼠在室里跑，小蜘蛛在门上牵网。菜园呢成了鹿子的游戏场，萤火虫儿在闪闪地飞耀。虽然是可怕的荒废，但也觉得有几分的亲爱。
愁着不知死活的家里人，他自己的老婆，幸好还活着。她在长吁短叹地洒扫房屋的时候，他刚好回来了。鹳鸟呢在外边的土堆子上叫，苦瓜呢缠在板栗树的树梢，这样的情景相别以来不知不觉的也就三年了！
战后的余生回家之后落得满眼荒凉，不凑巧地又遇着婚嫁最多的春天，仓庚鸟在翻飞，有钱人在嫁女儿。新嫁娘骑的马真是辉煌，新嫁娘的妆奁真是丰富，你们这些新婚燕尔的人当然高兴，我们，我们这些旧人到底有什么快乐呢？
这诗就构成于上面所译述的四章，的确是有一种悱恻的情趣。最后一章把新婚拿来作对照，是想把那归家的兵士形容得更加凄凉。这诗当然不一定就是那时从征的军人作的，或者是那从征的太史、太卜一类的有文笔的人无心之间把自己反对战争的心事流露出来了的。这诗表现得十分鲜明，不知道那些心瞎眼瞎的古人怎么会把作者的名誉扯到周公身上去！
总之，平时的农人便是战时的军人，在这《东山》一诗里也表现得异常清楚。
农人、工人、军人，结果就是奴隶。像这样的证据在《诗经》和《书经》里面是举不胜举。所以我们可以断定：奴隶制的社会组织是在周初才完成。它的原因是在农业的发达，农业的发达可能是在铁的耕器的发明。
第三节 宗教思想的确立
宗教思想是原始社会必然的产品。原始社会的人，头脑很简单，对于自然界中各种现象都不明其所以然，一切都是惊异，一切都带着神秘性，于是而一切都化成神明了。原始宗教当然是庶物崇拜，是多神的。
但到奴隶制成立以后，地上权力统于一尊，于是天上的神秘便也不能不归于一统。地上在国家成立以后，天上便会有天堂出来。
“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大雅·文王》）
“三后在天。”（《大雅·下武》）
我们看这文王，看这三后————太王、王季、文王————是不是就跟坐在上帝右边的耶稣，以及什么三宝庄严、三位一体的别种民族的宗教传说一样？
《尚书》和《诗经》的《雅》、《颂》，可以说完全是宗教的典籍，它们的性质完全和犹太人的宗教的《旧约》一样，《雅》、《颂》就是那《旧约》里面的《雅歌诗篇》了。而且《诗》、《书》中的上帝完全是人格神，天能够视，能够听，能够说话，能够闻香气，能够吃东西，能够动作，能够走路，能够思索，能够喜怒，并且还能够生儿子。他是完完全全和人一样的。
“厥初生民，时维姜嫄……履帝武敏歆……居然生子。”（《大雅·生民》）
“有王虽小，元子哉！……王来绍上帝，自服于土中。”（《周书·召诰》）
目的就在这儿。上帝是会生儿子，儿子是要来继承上帝的。
“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生。”（《周书·梓材》）
“予造天役，遗大投艰于朕身。”（《周书·大诰》）
儿子在地上的权威便在天上又得着一层靠背，于是乎支配者的权力便可以维持于永远了。真可以维持于永远吗？创造上帝的支配者阶级的本身，他自己是明白的。
“惟命不于常。”（《周书·康诰》）
“天命靡常。”（《大雅·文王》）
天命是不固定的，就是自然现象是不断地进行着的。自己虽然在说是天的儿子，自己霸占来的国家虽然说是上天给我的财产，但那里是靠得住的话。这不过是诳惑愚民罢了。假使人民一聪明起来，不肯受我的诳惑了，那我的财产几时又被别人霸占去，又让别人去当“元子”，谁会晓得？
“天难忱斯，不易维王。”（《大雅·大明》）
“天命不易，天难谌，乃其坠命。”（《周书·君奭》）
天根本是不可靠的，不过我自有我的权衡。我们是立来骗人的东西，不要自己去受了他的欺骗。我们只有自己想方法来使地位巩固，使自己的福泽延长。用上帝来骗人当然也是所想的方法的一种，但我们另外应该还有些微妙的方法。
有什么微妙的方法呢？
目的是使变化的东西不变！变化到底起于什么呢？变化是起于对立。有轻重的对立故有动摇，有强弱的对立故有竞争，有智愚的对立故有诈乱。要想没有诈乱，就要使天下的人无智无愚，更换句话说，便是不许有超过水平线上的智者。要使没有竞争，便要使无强无弱，也就是要使天下的人不许有超过水平线上的强者。要想没有动摇，那就只好使两端的轻重适得其中。滑头的中字又现出水面来了。
“曰其自时中乂，万邦咸休，惟王有成绩。”（《洛诰》）
“丕惟曰尔克永观省，作稽中德。”（《酒诰》）
以中道治天下，万国都不会生乱子，支配者自然就大有其成绩。这就是所谓德。德者得也，言这样便可以得到好处。大抵《周书》上所说的德就是这个意思。
“勿用非谋非彝蔽时忱，丕则敏德，用康乃心，顾乃德，远乃猷裕；乃以民宁，不汝瑕殄。”（《康诰》）
“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怿先后迷民，用怿先王受命。”（《梓材》）
不合中道便是“非谋非彝”。“非谋非彝”也就是妄作聪明。聪明就是乱的根本，所以要使一切的人都不准妄作聪明。所有一切的刑罚典章，一切的道德教育，都是从这个机微里面生出来的。事事都遵照这划一主义的典章刑政去做，事事都依照这折衷主义的道德教育去做。在上的人都不准妄作聪明，（其实合乎中道的办法正是绝顶的聪明呀！）在下的“迷民”（乱党）谁还敢妄作聪明？于是乱党便不敢再作乱子，支配者也就“至于万年，子子孙孙永保民”了。结局是《诗经》和《书经》上的宗教思想，就是奴隶制下的支配阶级的根本观念，和《易经》上所表现的是一致。
（一）人格神的存在。
（二）神权政治（Theocracy）的主张。
（三）想以折衷主义来消灭辩证式的进化。
以上我从《诗》、《书》中散见着的文句把那时的宗教思想归纳出了一个系统出来，我是故意把一笔很好的材料扣留着还没有说出。这一笔材料很奇异地在中国古代学说中是自己成了一个严整的系统的————不消说这是就它自己本身的说法，————这个便是《洪范》。在《洪范》一篇中以上所归纳出的三种结论异常鲜明地陈列着。
《洪范》这一篇，照它本文说来是箕子作的，真假我们现在不想断定。不过这篇文章即使不是箕子所作，但也不会是东周以后的儒者所假造 〔补注6〕 。我们可以得到几个旁证：
（一）《左传》中三引《洪范》文都称为《商书》：
“沈渐刚克，高明柔克；”（文五年）
“三人占从二人；”（成六年）
“无偏无党，王道荡荡。”（襄三年）
（二）《庄子·天运篇》：
“巫咸袑曰：‘来，吾语女。天有六极五常，帝王顺之则治，逆之则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备，监照下土，天下戴之，则谓上皇。’”
《洪范》九畴相传是禹治洪水的时候所得的《洛书》，所谓“九洛之事”当然就是指的《洪范》九畴。六极是九畴里面有的；五常有的说就是五行，有的说是五福————俞曲园主张后说，以为常即是祥，祥即是福。巫咸 究竟是什么人，不敢确定（有人说即是殷中宗相巫咸），但我们从这一段话里面可以知道《洪范》九畴，在儒家以外也有人提说。
（三）《小雅·小旻》：
“国虽靡止，或圣或否。民虽靡 ，或哲或谋，或肃或艾。如彼泉流，无沦胥以败。”
这圣、哲、谋、肃、艾（同 ）五字与《洪范》五事中的“五作”完全暗合。《小旻》大概是幽王时代的诗吧？可见《洪范》的文字在周幽王时已经存在 〔补注7〕 。
大概《洪范》总不会是伪书，从那思想上我们也可以得到一个内证。我们看它里面的思想吧。
《洪范》的出发点是先承认了一个唯一神的“天”或“帝”的。
“惟天阴骘下民。”
“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
《洪范》九畴————这九条大法到底是什么东西呢？这就是天予“天子”治国平天下的大法，是一个严整的神权政治的系统。
第一是五行，所谓水、火、金、木、土。这是自然界的五大原素，大约宇宙中万事万物就是由这五大原素所演化出来的。所以由水演出润下的道理，由火演出炎上的道理，由木生出曲直的观念，由金生出从革（大概是能展延而且巩固的意思），由土生出稼穑。再如五味也是由这五行生出来的。“润下作咸”是从海水得出来的观念。“炎上作苦”是物焦则变苦。“曲直作酸”是由木果得来。“稼穑作甘”是由酒酿得来。“从革作辛”这句想不出它的胚胎。本来“辛”味照现代的生理学说来并不是独立的味觉，它是痛感和温感合成的。假使侧重痛感来说，金属能给人以辛味，也勉强说得过去。
这些分化的理论虽然很武断，很幼稚，但它的着眼是在说明：宇宙中万事万物由分析与化合的作用演进而成。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五行和印度、希腊的四大说（水、火、风、土）相似，是科学方法的起源，我们不能因为它本身的幼稚与后人的附会，便一概抹杀。
五行在《甘誓》中也有，所谓“有扈氏威侮五行”。《甘誓》在上面已经讨论过，那当是殷代的文字，或者也就是周人假造的。《甘誓》的“五行”虽不曾说明就是金、木、水、火、土，但从那有非常神圣的性质看来，大约也就是这金、木、水、火、土的五行吧。这种观念的起源应该是起于殷代的五方或五示的崇拜。这当然是一种自然发生的理论，不能归之于任何人的发明。就是后来的五行相生相克的学说，也不知道是创始于何人，那大概也是一种自然发生的理论。我们知道管子书中有《五行篇》，但这是否管子时代的文字实是疑问。
《荀子·非十二子篇》里面有：“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只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我们从这“僻违”、“幽隐”、“闭约”的几个评语看来，子思、孟轲所唱和的五行，当然就是相生相克的五行了。但这儿可惜过于隐括，并没有说出他们的五行说的内容出来，在现在相传是思、孟的书籍中也找不出这个造说的痕迹 〔补注8〕 。
《墨子·经下》和《经说下》中明白地表现了五行相胜之说：
“五行毋常胜，说在宜。”
“五，合水土火。（合疑金字误，合下当脱一木字。）火离然。火铄金，火多也。金靡炭，金多也。合之府，水。（合当作金。）木离木。”
《说》中的文字虽然错落很多，但相生相克的痕迹可以辨认得出。特别鲜明的是《经》文，“毋常胜”便是相胜了，这正是《史记·孟荀列传》上所引的驺衍的主张：
“五德转移，治各有宜。”
这两家的同样的主张，我们不知道是墨辩在前，还是驺衍在前，不过驺衍还更进了一步，把五行相胜说演化成了历史进化的阶段，所谓“称引天地剖判以来”，“而符应若兹”。这精神是可取的，表现便不免荒谬了。这本是幼稚时代所不能免的现象，我们不能以此而抹杀驺衍的进步。
《洪范》五行的次第是：“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这儿并没有依着相生的次序，也没有依着相克的次第。假使是相生，那应该是
木→火→土→金→水；
假使是相克，那应该是
水＞火＞金＞木＞土。
伪《尚书·大禹谟》的“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是从《左传》文七年的“水火金木土谷谓之六府”抄来，那便是在五行相克的观念发生以后的文字了。
自然界中与人类社会中有对立的元素相生相克而逐渐进展————这是永远不能磨灭的真理。现代的每一种科学都在证明这个真理：
在数学方面：正与负，微分与积分。
在力学方面：作用与反作用。
在物理学方面：阳电与阴电。
在化学方面：原子的化合与分解。
在社会科学方面：阶级斗争。
这在中国的古代思想里呢便是阴阳五行。精神虽然是把握着了，但是说明是过于幼稚，这也是辩证法的一个例证。
五行本身的相生相克，在《洪范》里面虽然找不出这个痕迹出来，但是由五行而化生万物，那是鲜明地表显着的。五味于五行只是一例，其他五声、五色、五气等等都可以类推出来。而事实上《洪范》中还有“五事”、“五卜”、“五征”，也都是由五行演化出来的。
其次是“五事”————所谓“貌、言、视、听、思”。这与下文的五征“雨、旸、燠、寒、风”，都有密切的关系：
“在天为五行，在人为五事”，人天相感便成休咎的“五征”。大概古人的意思是：一切的自然现象是由五行演化出来，一切的人事表彰也是由五行演化出来，所以五行是宇宙万汇的根本。
有了自然然后才有人事，有了人事然后才有农政。第三的“农用八政” 〔补注9〕 便是国家的起源。这样先自然、后人事、再刑政，是很值得令人注意的次第。这和“天生蒸民，作之君，作之师”的神授说本来是不相容的。这里可以看出《洪范》中的一个矛盾。《洪范》本身是主张神授说的，而学理的构成上却无心之间取得是进化说。这个矛盾怎样说明呢？便是进化说是自然的流露，神授说是有意的捏构，在捏构之中无心之间流出了本来面目。
“八政”自身的次序也很值得注意。
这也是根据自然发生的关系，所以才有这样合理的次序的产生。
有了农政应该特别注意的便是岁时，这和农政是有密切关系的，两者差不多不能分离。所以第四便是“协用五纪”。五纪的“岁、月、日、星辰、历数”，在国家阶级上又比成王、卿士、师尹、庶民 〔补注10〕 。
除表示着一种阶级关系之外，这种比拟不消说完全是牵强附会。
“曰王省惟岁，卿士惟月，师尹惟日。岁、月、日、时无易，百谷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岁、时既易，百谷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宁。庶民惟星。星有好（读去声）风，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则有冬有夏。月之从星，则以风雨。”
这一段原书在“庶征”之下，论理应该在这“五纪”的下边。这儿多少可以看出当时的天文学的知识。月入于箕则风，月入于毕则雨（《诗·渐渐之石篇》有“月离于毕，俾滂沱矣”），这便是星有好风好雨的证据，但都是臆说。大抵当时的知识本由观省得来，但偏偏爱生出一种比附。这是知识的权威操在支配阶级的手里的原故。年岁的丰啬，在原始的时候，只能说是自然的力量。风雨调和便成为丰年，风雨不调和便成为凶年。这在现代已经多少可以用人力转移，但在原始时是完全不可能的。而古时的支配者偏偏会“贪天之功以为己力”，以为岁时的丰啬都好像是王、卿士、师尹的力量了。啬年是比较少见的，特别是在古时草木山林还是蕃茂的时候。我们看那些支配者怎样的滑头呢？在上的人是不应该从民所好的，从民所好，那便风雨不时，真正该死！
有了自然界的五行然后才有人事界的五事，然后才有农政历数的产生，这些是操在什么人手里呢？是操在上帝的手里。但是上帝把来交给他的儿子叫他来替天行道，“曰：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这是上帝亲口对他儿子说的话。上帝叫他儿子要作威作福地立在中央，教天下的人都拥戴自己。拥戴自己的便是好人，便应该使他得到幸福；不拥戴自己的便是恶人，这是有罪的。一切的人都不准成群结党，只应该拥戴皇帝，恭恭敬敬地拥戴皇帝，客客气气地拥戴皇帝。拥戴皇帝，沾皇帝的光，叨皇帝的福，不准作好作歹，只准平平常常。
“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
“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
“会其有极，归其有极。”
这真是自古以来的骑墙主义的一篇大文章！王道是不偏不党的中道，王道是不高不低的平道，王道是不左不右的正道。遵从王道的人也就应该不左不右、不高不低、不偏不陂，拉屎拉尿也要合乎其中，吃饭睡觉也要合乎其中，简直是一条死板板的石头。做皇帝的人就希望一切的人都成为这样死板板的石头，这样便当然再不会造出乱子，皇帝的位置也就“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了。
《洪范》一篇的中心点就在这“皇极”。目的就要使自己的支配权不要动摇。世界上一切都是动摇着的，要怎样才可以不动摇呢？动摇是由于不平衡的对立物的相颉颃，要不动摇就只好使对立物相平衡或者是消灭。对立物的平衡就只有保持中的地步，总要无过无不及，对于对立的两端要不偏不倚。所以长的要把它减短，短的要把它加长；重的要把它减轻，轻的要把它加重。这损益的权衡完全是操在帝王的手里。我们看它的第六项的“三德”吧。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刚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强弗友，刚克。燮友，柔克。沉潜，刚克。高明，柔克。”
平康正直就是所谓中道。强弗友的人要压制着他，不准他抬头，这就是所谓刚克，也就是刚克的手段所谓沉潜（沉潜犹言压制）。和顺的人要扶植着他，使他发扬起来，这就是柔克，也就是柔克的手段所谓高明了。（高明是“明扬侧陋”的意思，古人多失其解。）更简单地说，对于不守本分的人要示之以威，对于安分守己的人要赐之以福。这作威作福的大权就操持在至尊的手里。“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深居高拱，养尊处优，作威作福的大权是谁也不准干犯的。有谁干犯的便是该死的叛徒！
作威作福的方法是怎样呢？一方面是用宗教迷信来欺骗，别一方面是用刑赏来惩劝。
“七，稽疑：择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霁，曰蒙，曰驿，曰克。曰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
卜五的雨、霁、蒙、驿、克，就是水、火、木、金、土的征兆，是用火炙龟，龟甲显出的兆文。传说还有《龟书》已经失传。占二的贞、悔，说是《易经》的重卦————内卦为贞，外卦为悔。
这卜筮的骗局是很明显的，但他还郑重其事地做出一个像煞有介事的光景。
“立时人作卜筮，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
既有卜又有筮，还怕不够欺骗，卜筮的时候要立三个人，还要掩耳盗铃，来采取多数决的办法。
“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
像这样的时候当然有从有逆。孰吉孰凶？何去何从？有几种应该遵守的条规：
（“＋”表示从，“－”表示逆）
（括弧中所表示系书中所无）
从这表里面看来卜筮是看得特别郑重的，而尤其是卜。凡卜要一切皆从才吉，有一不从便凶。表面上看来好像很公道，只要卜筮从的时候便是皇帝自己不愿意也不算数。其实我们要晓得，卜筮的册书乃至对于那册书的解释都就是皇帝自己的心理呀。在欺骗之上还要显示公道，事实上是两重欺骗。
上面的表式很奇怪，就是卜筮并从的时候。其他三种人的或从或逆，错综起来应该有八种方式，书上只说了四类。还有三种本来是可以包含在上四种里面的，见上表中三、四列中所加的（＋），但如“－－－＋＋”的时候是吉或是凶，便全没有说及。又如龟从筮逆的时候，也可以同样得出八种方式，书上却只说了一种。这一种本来可以包含四种的场合，但是“己则逆”的时候的四种场合便全没有说及。又筮从龟逆的时候也没有说及。这没有说及的特殊的三种：（－－－＋＋）（－？？＋－）（？？？－＋）大概都是凶吧？
七的“稽疑”是人事无可如何的时候借卜筮来骗人。八的“庶征”是天时无可如何的时候借休咎来骇人。天时本来是原始人所无可如何的，所以正好借这个东西来上下其手。
“八，庶征：曰雨，曰旸，曰燠，曰寒，曰风，曰时。五者来备，各以其叙，庶草蕃庑。一极备，凶；一极无，凶。”
只是这一点的时候，这本是由自然观察所归纳出来的结果，是很合理的。但他说到休咎的问题上来了。五种来得恰合时宜便是休征，五种来得不合时宜，或者是恒雨，或者是恒旸，或者是恒燠，或者是恒寒，或者是恒风，便是咎征。这和人事有密切的关系。
天时的顺与不顺扯到人事上的顺与不顺上来。在农业社会的人谁个不希望庶草蕃庑，百谷成熟呢？你要希望吗？那你只好恭顺，你不要狂妄。你一狂妄了，那天时就不顺起来，你就要遭殃；你一恭顺了，那天时就会顺起来，你就会得福。人的恭顺是没有止境的，天的顺不顺是没有把握的。假如人恭顺了而天还是不顺，那是你的恭顺还不够，你还要恭顺些，还要恭顺些。人民愈恭顺，不消说对于支配阶级是愈有好处的。实际上天时不顺的时候比顺的时候少，这当然是恭顺所致了，特别是人君的盛德上感天庭，这是应该报扬王休的了。纵横总是支配阶级的利益。
落尾的第九畴是“向用五福，威用六极”，这是天子的生杀予夺之权，所谓“予制乃短长之命”也。你顺从天子的时候便可以有寿，有富，有康宁，有乐道的余暇，有无病息灾的和平的死；你不顺从天子的时候，那就会短命，就会生病，就会不安，就会贫穷，就会成为恶人，就会成为弱者。或者是有福的便是顺从天子的人，得祸的便是不顺从天子的人，谁个还敢不顺从天子呢？
以上是《洪范》全篇的意旨的串衍，它的目的很鲜明地是：
（一）肯定人格神的存在，当然不准有丝毫的怀疑，更说不上那个敢于狎侮否认了。
（二）极端主张神权政治的神圣，政权教权合于一尊，整个的宇宙就是一个神国。
（三）有意识地要利用折衷手段来消灭社会的进化，使神皇的位置得以子子孙孙继继承承。
这种思想在正《雅》和《颂》诗的全部，在《吕刑》以前的《周书》中的每篇，差不多完完全全是终始一贯地表现着的。这是西周的奴隶制时代的支配思想。这思想是有地上的权力来做它的后盾的，不消说地上的权力也靠着这个思想来做它的护符。苦心惨淡的结果是要望地上的权力永远归于一姓不要失坠。然而人力所不能敌的终竟是自然本身的进化！水是滔滔不断地往海里流的，尽管你怎样作堤防来阻止它，怎样改变它的河道，但它泛滥横流，也要流到海里。没有这样的大力能够阻止自然的趋势。长堤崩溃的时候终要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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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注1〕 此解极成问题，锻解为铁矿既无充分根据，《公刘》亦非周初的诗。根本的事实是：一直到现在，西周并无铁器从地下出土。
〔补注2〕 王国维据《广雅》训“农”为“勉”，以明农为黾勉。案，此实无须改训，下文“彼裕我民”之“彼”即承农而言。文王犹卑服即田功者，周公亦正好以“明农”为其理想。
〔补注3〕 这是指国民党反动派及其他社会党之类，因为他们也有农民部，也组织工会。
〔补注4〕 这就是榨取直接生产者的剩余劳动，使私人的财富逐渐在量上增加，最后便可由量变达到质变，使私肥于公，下克乎上。
〔补注5〕 百姓在古金文中均作“百生”，即同族之义。
〔补注6〕 事实上是战国时代的儒家所假托，我推想是出自子思或其门下。它和《帝典》、《皋陶谟》、《禹贡》是一套。正文中所引证，《左传》经刘歆窜乱，《庄子》所言只指《洛书》。《洛书》即是魔术方乘，所谓“五居中央，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脚”，这种数字游戏的发现，可以在《洪范》之前。
〔补注7〕 是假托《洪范》者利用了《小旻》，并非《小旻》诗人引用《洪范》。
〔补注8〕 五行的演化，确可信任荀子的指责，是出于子思、孟轲。在现存思、孟书中并非全无痕迹，说详《十批判书·儒家八派的批判》。
〔补注9〕 “农用八政”的“农”，注疏家训为“勉”。然第一政即为“食”，则说为农政亦无不可。
〔补注10〕 岁是岁星，即木星，古人以之纪年，特别尊重它，故以比于王。所谓“当头太岁”、“在太岁头上动土”，犹存此遗意。说详《甲骨文字研究·释岁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