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衔高下。我想贺拔度拔、侯植、宇文贵之为统军,可能也是按照募人格授予的。

    上面讲的都是组织豪强武装直接参加镇压起义军的反动活动。也还有这样一些北镇豪强,他们在起义爆发时没有显著的活动,但从以后的情况也可以证明他们同样仇视起义军。《北史》卷五四《娄昭传》:(40)

    代郡平城人也,武明皇后之母弟也。祖父提,(41)雄杰有识度,家僮千数,牛马以谷量。性好周给,士多归附之。魏太武时,以功封真定侯。父内干,有武力,未仕而卒。

    娄家是大畜牧主,拥有成千家僮,自然是豪强。本传虽说是代郡人,(42)恐实居于怀朔镇,所以三个女儿都嫁给怀朔镇人。大姊嫁段荣,本是凉州人。《北齐书》卷一六本传说:“入魏,以豪族徙北边,仍家于五原郡。父连,安北府司马。”五原亦即怀朔。(43)他出于所谓“参僚”的家庭。二姊嫁窦泰。(44)《北史》卷五四本传称“太安捍殊人也,本出清河观津胄”。太安是朔州(怀朔镇所改)属郡。北镇窦氏似皆出于纥豆陵,所云清河观津胄当是依托。他的祖父罗,传称“魏统万镇将。(45)父乐,魏末破六韩拔陵为乱,与镇将杨钧固守遇害”。《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图版叁贰壹《窦泰墓志》说他祖父“才雄北边”,他自己是大畜牧主娄家女婿,自然是当地豪强。他的父亲即是以豪强助守镇城而死的。段、窦二家和娄家大致是门当户对的婚姻。三姊嫁给高欢却是穷人。《北齐书》卷一《神武纪》所叙出于渤海高氏的家世,历来都认为可疑。《北史》卷一四《后妃传》下《齐武明皇后娄氏传》称:“强族多娉之,并不肯行。及见神武城上执役,惊曰:‘此真吾夫也。’乃使婢通意,又数致私财,使以娉己。父母不得已而许焉。”可知高欢不是豪强,这段婚姻是娄昭君自主的。北镇虽有强族,却没有门阀化,而且还保存鲜卑风俗,婚姻多少自由一些,所以父母也同意了。高欢配了大豪强娄家的女儿,才有了马,补上队主;有了钱,“得以倾产以结客”。他所交往的除了娄家和自己的亲戚以外,有怀朔省事云中司马子如、秀容人刘贵、中山人贾显智、怀朔户曹史孙腾、外兵史侯景及蔡儁。(46)除刘贵、贾显智外,都是怀朔镇的胥吏。(47)这时,高欢的政治地位还是很低,他往洛阳送公文,只因敢于面对一个令史(也是胥吏)坐着吃肉,被捆打四十,在镇上遭到鞭责,把背打得稀烂。(48)但他毕竟通过大畜牧主娄家的纽带,逐渐形成了一个娄、窦、段诸豪和下层统治人物的集团。

    在怀朔被围时,窦泰之父乐战死,蔡儁父普“奔走五原,守战有功”,(49)参加了抗拒起义军的活动。其他人的情况不详。怀朔破后,他们先后都投靠了尔朱荣。《北齐书》卷一《神武纪》:

    孝昌元年(525年),柔玄镇人杜洛周反于上谷,神武乃与同志从之。丑其行事,私与尉景、段荣、蔡儁图之,不果而逃……遂奔葛荣,又亡归尔朱荣。

    按杜洛周于孝昌元年(525年)八月于上谷起义,进攻燕州。高欢等人从杜洛周当在八月以后。燕州即恒州东部,杜洛周的兵锋且曾到达代京南之黄瓜堆。(50)高欢等可能是在恒州附近碰上。《北齐书》卷一九《蔡儁传》:“儁初为杜洛周所虏,时高祖亦在洛周军中。高祖谋诛洛周,儁预其计。事泄,走奔葛荣。”蔡儁是高欢好友之一,他不是投奔义军,而是被虏,也可旁证高欢这批人决非自愿投入义军。这伙人一混入义军,立刻就阴谋叛变。发觉后又利用葛荣与杜洛周的矛盾,投奔葛荣,大概也是“丑其行事”(即看不惯起义的行动),终于投靠尔朱荣。那时他们还十分困苦,(51)但却心安理得地住下去,以期博得尔朱荣的信任,共同镇压起义军。

    高欢的亲友们也有一部分在怀朔镇攻破后立即投奔尔朱荣的。《北齐书》卷一八《孙腾传》“魏正光中,北方扰乱,腾间关危险,得达秀容”;《司马子如传》“孝昌中,北州沦陷,子如携家口,南奔肆州,为尔朱荣所礼遇”;《北史》卷五四《窦泰传》“泰父兄战殁于镇,泰身负骸骨归尔朱荣”;《南史》卷八〇《侯景传》“魏末北方大乱,乃事边将尔朱荣”。(52)这一伙人先后都到了秀容,刘贵是本地人更不消说。

    以大畜牧主娄氏为纽带,以高欢为中心的怀朔豪强集团一贯仇视起义军,他们一度分散之后,重又到北边最顽强的反动堡垒秀容聚首。这个集团是北齐政权的核心。

    北镇地区被压迫阶级的武装起义还应该充分估计牧子的活动。牧子是官府牧场奴役的牧人,隶属太仆,是所谓杂户之一,正光五年(524年)、孝昌二年(526年),南秀容、并州、河西牧子先后爆发了武装起义。尔朱荣的反动活动就是以镇压南秀容、并州牧子开始的。河西牧子被称为费也头,坚持斗争,持续相当长的时期,直到东魏天平元年(534年)纥豆陵伊利的被镇压而告终。(53)

    牧子是出于各个部族、部落的人民,把他们联结起来的是共同受压迫、被剥削的阶级地位。他们与北镇人民起义虽然缺乏明显的联系,事实上却是相互支援,共同构成北边阶级斗争的洪流。

    牧子斗争的锋芒首先指向直接压迫他们的牧官。南秀容牧子一开始就杀死太仆卿陆延。我们知道这种牧官常常私占牧田,破坏畜牧生产,最后受害的必然是牧子。(54)《魏书》卷八〇《斛斯椿传》:

    广牧富昌人也。(55)父敦,肃宗时为左牧令。时河西贼起,牧民不安,椿乃将家投尔朱荣。

    同卷《侯莫陈悦传》:

    代郡人也。父婆罗门,为驼牛都尉,故悦长于河西。好田猎,便骑射。会牧子逆乱,遂归尔朱荣。

    这两个牧官子弟都在牧子起义后逃奔尔朱荣。他们因官寄居,可以推测是强占牧田的人物。

    如上所述,北镇地区的武装阶级斗争自沃野镇举起了义旗之后在各镇上乃至官府牧场上到处展开。这些豪强武装和豪强分子的力量是分散的,看来好像不足重视。但是一方面不管他们活动规模如何,总之有害于起义军的进展;另一方面,来自各地的豪强分子、豪强武装最后都汇集在北秀容,形成最顽强的反动势力。北秀容那时藏垢纳秽,各式各样的反动人物都向这里集中。“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阶级矛盾到了最尖锐的关头,阶级分野也就更加清楚。虽然北镇起义军的敌人不一定都到秀容,(56)但却几乎可以断言,在葛荣被镇压前投靠尔朱荣的都是一贯仇视、反抗起义军的死敌。尔朱荣不单单是契胡部落的酋长,他的力量更不是只仗着契胡部落军,他已是北镇豪强的头子,他的军事力量乃是北镇反动武装的总汇。

    投奔秀容的人物包括北镇豪强、部落酋豪以及北魏政府的残军败将;除了上面提到的以外,还可成批地举出这类人来。部落酋豪有敕勒叱列部的叱列延庆、叱列平,这个部落和契胡尔朱氏是至亲;(57)鲜卑厍狄部的厍狄干;(58)敕勒斛律部的斛律金,他是在一度参加起义后降魏的;(59)匈奴破落韩部的破落韩常(他的父亲孔雀也曾参加起义)。(60)政府军败将有费穆、(61)贾显度。(62)其他还有从代来的樊子鹄、(63)慕容绍宗、(64)梁椿;(65)从怀朔、武川来的步大汗萨、(66)寇洛和不知哪里来的常善。(67)也有一度混入起义军的侯渊、(68)念贤、可朱浑元等。(69)这些人包括不同种族,来自不同地区,有的与尔朱氏原来有关系,有的素不相识,联系着他们的是同一的阶级利益。

    尔朱荣虽然在镇压葛荣领导的起义军之后才把北镇群众劫迁到晋阳,事实上自北镇起义爆发以来,在他的反动旗帜下早已吸收了大量北镇豪强、部落酋豪及其武装队伍。他掌握的实力早就超出契胡部落军的范围。

    尔朱荣平生干了两件“大事”,一是镇压各地人民起义,二是夺取北魏政权。他的南下就是为了完成他的“事业”。《周书》卷一四《贺拔胜附弟岳传》:

    荣士马既众,遂与元天穆谋入匡朝廷。谓岳曰:“今女主临朝,政归近习;盗贼蜂起,海内沸腾,王师屡出,覆亡相继。吾累世受恩,义同休戚。今欲亲率士马,电赴京师,内除君侧,外清逆乱。取胜之道,计将安出?”岳对曰:“夫立非常之事,必俟非常之人,将军士马精强,位任隆重,若首举义旗,伐叛匡主,何往而不克,何向而不摧。古人云‘朝谋不及夕,言发不俟驾’,此之谓矣。”

    这段对话说明尔朱荣南下的双重企图。为他设谋献策和参加实际行动的主要也就是上述这伙人。首先劝他南下洛阳的除元天穆外便是高欢,而贺拔岳也是参预决策的人。高欢是南下时的前锋,他还利用自己的关系说降葛荣军中“别帅称王者七人,众万余”;他又是镇压河北起义军的将领之一。(70)侯景是镇压葛荣领道的起义军的先驱,因而迅速提升为定州刺史,封了公。(71)义军余众以韩楼为首占领了幽州,负责镇压的主将是侯渊。(72)贺拔胜是镇压葛荣的前锋大都督。(73)镇压高平起义军的主将虽是尔朱天光,实际指挥者是贺拔岳,(74)其次是侯莫陈悦。袭杀卫可瓌的武川豪强大致聚集在贺拔岳部下,他们本来就是镇压义军的老伙伴。由此可见,最后镇压各路起义军的头子也就是最先抗拒和镇压北镇起义军的当地豪强。镇民内部阶级斗争始终一贯地贯彻在起义过程中。

    这里还顺便说明一下所谓河阴大屠杀之事。这件事客观上是对人民有利的。以胡太后为首的元氏亲贵、门阀官僚的贪污腐化,《魏书》和《洛阳伽蓝记》所载颇详,这里不拟引证。总之,这批贵族官僚是人民最痛恨的,也是最有资格兼并土地、奴役隶户、荫户、奴婢及其他一切人民的大封建主,他们死得一点也不冤枉。这样一件大快人心的举动所以出之于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尔朱荣集团之手,除了尔朱荣的政治野心以外,也正是反映了北镇豪强对洛阳政权的矛盾。我们在上面已经说明魏兰根、元渊所表述的北镇府户实际上只限于北镇豪强,阶级本性规定元渊等所能领会与同情的也只能限于这些人的呼声。北镇豪强和洛阳朝贵间的矛盾也是十分尖锐。尽管他们镇压起义十分卖力,他们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洛阳朝贵对这些人仍然歧视和疑忌,连同情他们的元渊也是被疑忌的人。(75)所以这次杀戮出于尔朱荣之手,正反映了北镇豪强对洛阳汉族与鲜卑门阀政权的积愤。

    其次,尔朱荣为了巩固他的统治,也必须打击拓跋贵族和汉族门阀,这一点,劝他诛杀朝贵的费穆说得很明白。(76)

    尔朱荣做尽坏事,只有这件事客观上有利于人民,同时也只有在起义军击溃政府军主力并威胁洛阳时他才能这样做。但是过了几天,他便十分后悔,向孝庄帝上书表示悔罪,并且追赠死亡者官爵。(77)

    在上面我们试行探讨了北镇起义的性质。我们认为北镇镇民都是府户,同样具有魏兰根、元渊所说的那种府户身份。但是镇民决不是统一的阶级,镇民之间长期存在着豪强对细民,亦即封建地主与奴隶主对劳动人民的阶级矛盾,北镇人民起义主要是反对土地兼并,反对奴役的阶级斗争。由于南迁拓跋贵族的门阀化,北镇豪强是被排斥于门阀之外的,他们不能享受门阀特权,因此二者之间也存在着矛盾。魏兰根、元渊所表达的是北镇豪强的不满情绪和要求。这种情绪和要求与广大北镇群众反抗封建统治的愤怒和要求有本质上的区别,它不可能是北镇人民起义的主因。

    北镇人民起义爆发之后,各个地区出现了当地豪强与起义军的斗争,有的组织反动武装和起义军对抗,有的投入政府军。当豪强武装和政府军为起义军击溃后,这些人物先后集中到契胡酋长尔朱荣的麾下。尔朱荣用以镇压各地起义军的统兵官基本上就是这批人。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镇民内部的阶级贯彻始终,镇民决不是一个统一的阶级。

    我们在本文中只拟阐述北镇亦即六镇及河西二镇的镇民起义性质。魏末人民大起义的范围当然不限于北镇,拟另文探讨。毫无疑问,北魏末年居于北方诸州镇的敕勒、山胡以及氐、羌、蛮等少数民族与洛阳政权间的矛盾也是尖锐的,更由于洛阳贵族的汉化,北镇起义在一定程度上也带有民族矛盾色彩,这个问题我们也将在另外一篇论文中探讨。

    (本文由黄惠贤同志协助收集资料,并联名发表于1964年《历史研究》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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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图版玖肆、壹捌贰。

    (2) 《北史》卷一六《太武五王·广阳王建附孙深(渊)传》。

    (3) 以上引句见《北齐书》卷二三《魏兰根传》,《魏书》卷九《肃宗纪》正光五年诏,《北史》卷一六《太武五王·广阳王建附孙深(渊)传》。

    (4) 《魏书》卷三八《刁雍传》。本传称太平真君七年(446年)奉诏运屯谷五十万斛付沃野镇。这似乎是第一次,刁雍上表请改陆运为水运,太武帝批准了,又说“非但一运,自可永以为式”,可见此后仍当继续输送。薄骨律镇是广大的屯田区,曾经迁徙汉人屯田,见《元和郡县志》卷四“灵州保静县”条。

    (5) 《魏书》卷七下《高祖纪》。

    (6) 《魏书》卷七下《高祖纪》、卷一〇五《天象志》三、卷一一〇《食货志》。

    (7) 上引高闾上表亦即在十一年,表中提及“北镇新徙”,知此时可能有一批新迁往北镇的徙民。

    (8) 其中华、洛(治上洛)、陕、夏诸州据《地形志》皆太和十一年置,梁、汾均十二年置。但同在十一年由定州分置的瀛州却没有列入,也还有其他在太和十二年前存在的州不见于《食货志》。《魏书》卷一〇六《地形志》本多错误,这里只是说《食货志》所举州郡大体断自太和十一、十二年而已。

    (9) 《魏书》卷一〇六《地形志》薄骨律镇太延二年(436年)置,至太平真君四年(443年)只八年。

    (10) 传于上议后称:“遭母忧去职。熙平初(516年),除冠军将军、廷尉少卿。”则上议应在熙平元年前二三年,如果不是上议后即因母忧去职,则当更早。又翻议中所述“淮海输诚,华阳即叙”,乃指魏取义阳,梁将夏侯道迁以汉中降魏。二事均在正始元年(504年),上议不会距离得太久。或且在正始间。《通鉴》卷一四八置于梁天监十八年即魏孝明帝神龟二年(519年),并称翻官为廷尉少卿,以求与本传相应。所以置于此年,当因任城王澄议重选边将,和翻议似在同时。但考之《魏书》卷一九中《任城王澄传》,澄求重镇将之选在梁浮山冲决破坏之后,则在熙平元年(516年)八月,也不能迟至神龟二年。任城王澄上议之年已误,把袁翻之议强移于此年,则更误,而且澄所言者为北镇,翻所言者为南镇,岂必一时所上。《通鉴》不但强置翻议于澄议之后,而且删节其文,似乎袁翻说的也是北镇。然本传具在,袁翻一再说“梁郢之君”,“荆、扬、徐、豫、梁、益诸蕃”,决不能移之北镇。收实绢,给虚粟,也只能指南镇番兵。总之,在这里《通鉴》记时记事都有误。

    (11) 《北史》卷一六《太武五王·广阳王建附孙深(渊)传》,《北齐书》卷二三《魏兰根传》。

    (12) 《魏书》卷七七《辛雄传》。

    (13) 《魏书》卷七八《孙绍传》。

    (14) 《北史》卷四三《李崇传》云:“请改六镇为州,兵编户。太后不许。”

    (15) 《魏书》卷六四《张彝传》。按洛阳羽林、虎贲暴动是为了张彝子仲瑀上封事,“求铨别选格,排抑武人,不使预在清品”。文官不必皆清官,但武官皆浊官(将军号显然不算武官)。卷六六《崔亮传》说“时羽林新害张彝之后,灵太后令武官得依资入选”,就可知道武人不得为清官,与武官不得预吏部选是一件事。而由吏部选出的主要是文官。所以崔亮回答他外甥刘景安的书中说“又羽林入选,武夫崛起,不解书计……忽令垂组乘轩,求其烹鲜之效”,更是清楚地说明武人要求入选的是由吏部铨选的文官,而主要是地方官。

    (16) 《通典》卷一四《选举》:“自太和以前,精选中正,德高乡闾者充。其边州小郡人物单鲜者则并附他州,其在僻陋者,则缺而不置……及宣武、孝明之时,州无大小,必置中正。”可见改州便可设置中正,关于太和定姓族的意义,见拙撰《论北魏孝文帝定姓族》,《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收录。这里不再赘述。

    (17) 这件事的确切年月无考。据《周书》卷一〇《邵惠公颢传》,他是在武川与卫可孤作战亡殁的,其长子什肥,传称“年十五而惠公殁”。卷一一《晋荡公护传》说“年十一,惠公薨”,护是什肥幼弟,《护传》又载其母阎姬与护书,说她三个儿子“大者属鼠,次者属兔,汝身属蛇”,又说鲜于修礼起义后,他们被魏军俘虏,复又为义军夺还,“汝时年十二”。阎姬自述儿子的生肖是不会错的,第二子宇文道,魏恭帝元年(554年)死,年四十四,上推生于永平四年(511年)辛卯,正是属兔。什肥当生于永平元年(508年)戊子,宇文护当生于延昌二年(513年)癸巳。但推算起来什肥年十五而父死,应在正光三年(522年),护年十一而父死,则当在正光四年(523年),已有不合。即阎姬所云鲜于修礼起义时宇文护十二岁,当正光五年(524年),其时北镇群众尚未到河北,显然不对。考传中记宇文护年龄均误前一年,传称宇文护普泰初(531年)自晋阳到平凉,“时年十七”,按护与阎姬书称“远离膝下,三十五年”,通信在周保定四年(564年),若是普泰初,止三十四年,且阎姬书说护入关在“尔朱天柱亡岁”,则自当在永安三年或建明元年(530年),此时护年十八,而非十七。故知传记宇文护之年,皆差一岁,父死非十一而为十二,鲜于修礼起义时年十三而非十二,以此推之,武川豪强抗拒义军当在正光五年(524年)。

    (18) 《魏书》卷九《肃宗纪》孝昌元年(525年)三月称“破落汗拔陵别帅王也不卢攻陷怀朔镇”,然恐当稍在其前。

    (19) 《北朝胡姓考内篇三》,内入诸姓贺氏条,第116~117页,但有莫弗之号者恐不止敕勒人,《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图版贰零柒《奚智墓志》,奚为达奚改姓,《墓志》称智为“大人大莫弗乌洛显之曾孙”,达奚当是鲜卑,但亦有莫弗之号。

    (20) 《周书》卷一四《贺拔胜传》。

    (21) 《魏书》卷九《肃宗纪》。

    (22) 《魏书》卷二《太祖纪》。

    (23) 《北史》卷四九《念贤传》。

    (24) 《周书》卷一《文帝纪》。

    (25) 《魏书》卷八〇《贺拔胜传》云“为贼所杀”。《周书》卷一四《贺拔胜传》云“为铁勒所杀”。

    (26) 《周书》卷一五《寇洛传》没有说他与贺拔度拔一起镇压起义军,但云“正光末,以北边贼起,遂率乡亲,避地于并、肆,因从尔朱荣征讨”。他有资格率领乡亲,必是地方豪强。

    (27) 《魏书》卷九《肃宗纪》。

    (28) 河南河阴人乃代迁户的郡望,孝文帝迁洛后,凡代迁户一律改称河南洛阳人。《魏书》卷一〇六《地形志》中洛州有河阴郡,云元象二年(539年)置,属县一,河阴,云“晋置,太宗并洛阳,正始二年复,属河南”。河阴立郡始于东魏,北魏世宗时只有河阴县,太和时则并无此县。《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图版贰壹伍《山晖墓志》称“河阴修仁里人”,贰叁柒《奚真墓志》称“河阴中练里人”,贰伍玖《于纂墓志》称“河南郡河阴县景泰乡熙宁里人”。知正始二年之后,河阴立县,在此县的代迁户即称河南河阴人。阎氏家在盛乐,不得系于河南。《元和姓纂》卷五,二十四盐阎氏有河南望,云“代人,本居云阳,魏有阎满,孙善,善曾孙庆”。知本是代人,其称河南,乃后世依附代迁户改郡望之事,而不知其误。

    (29) 《北史》卷一六《太武五王·广阳王建附孙深(渊)传》载元渊上言有云:“前留元标,据乎(守)盛乐,后被重围,析骸易子,倒悬一隅,婴城二载。”可知这时守城主将是元渊派去的元标,但主要力量依靠阎进。守城历时此作二载,《阎庆传》作三年。按破落汗拔陵围盛乐当在正光五年(524年)春,次年已为柔然所败,不得达三年之久。至于《阎庆传》称围盛乐者即是攻怀朔、武川之卫可瓌(作孤乃译音之异),其人为武川豪强所杀,当亦在正光五年,已如前述,所以孝昌元年(525年)攻下怀朔的义军首领是王也不卢。围盛乐的义军首领大致也换了人。

    (30) 按此时高平镇未改州,应仍称高平。

    (31) 《周书》卷二五《李贤传》:“其先陇西成纪人也。曾祖富,魏太武时以子都督讨两山屠各,殁于阵,赠宁西将军,陇西郡守。祖斌,袭领父兵,镇于高平,因家焉。”按太武时无子都督一级,官爵恐不可信。

    (32) 据本传,似乎高平即为胡琛所统的义军攻下,但据《魏书》卷九《肃宗纪》正光五年(524年)四月,胡琛为魏将卢祖迁击败,并未占领高平城。六月,《纪》书:“(莫折)大提遣城人卜朝袭克高平”,十一月,“高平人攻杀卜朝,共迎胡琛”。可知本传所云当是卜朝占领高平事。

    (33) 《魏书》卷八〇《贾显度传》。

    (34) 《魏书》卷一〇六《地形志》灵州条不载郡县。《通典》卷一七三“灵武郡”条云“后周又置普乐郡”。《通典》当然不是说后周废州立郡,而是在灵州设立此郡。据《刘丰传》则魏末镇改州后即立此郡。

    (35) 《魏书》卷一〇六《地形志》三水属泾州新平郡,魏之北地郡因曹魏之旧,属雍州,无三水县。自汉以来,三水并属安定,安得云北地之三水。《地形志》有西北地郡,属豳州,亦无三水县,或后周改西北地郡为北地郡而废宁州(豳州改名)时,曾割入。后魏时自不得云北地之三水。

    (36) 《北史》卷六〇《宇文贵传》、《册府元龟》卷三九五《将帅部》《勇敢》二上记此事,均无“救之”二字,疑衍。

    (37) 《北史》卷四九《毛遐传》。

    (38) 修义或作循义,修、循二字汉隶几乎不分,汉碑中常见的“修行”即“循行”。北魏书法还杂隶体,所以修、循不分的现象仍然存在,很难判断其是非。

    (39) 《北史》卷三六《薛辩附六世孙聪传》、《资治通鉴》卷一四〇齐建武三年(496年)正月条。

    (40) 《北齐书》卷一五本传缺,后人以《北史》补。

    (41) 《魏书》卷八七《节义传》有娄提,没有提及子孙。《魏书》之例,子孙贵显者无不备载。娄昭在魏末已为领军将军,东魏位至大司马、司徒,死于北齐代魏前,又是北齐皇亲、功臣,岂有在他的祖父传中一字不提之理,故知非一人。

    (42) 《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图版叁贰贰《娄黑女志》(亦娄昭姊同)。

    (43) 《魏书》卷一〇八《地形志》上“朔州”条:“本汉五原郡,延和二年(433年)置为镇,后改为怀朔,孝昌中改为州。”又朔州附化郡属县有五原。本传当作“家于五原”,指旧五原镇或县,“郡”字疑衍。

    (44) 《北史》卷五四《窦泰传》(《北齐书》卷一五缺,后人以《北史》补)说泰“妻,武明娄后妹也”。但据《娄黑女志》,年实长于娄后。见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卷六。

    (45) 《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图版叁贰壹《窦泰墓志》称“祖盛乐府君,父司徒”。司徒自为赠官,盛乐府君当指云州(本朔州,旧朔州改为云州)盛乐郡太守,这不像赠官,但与传不合,疑皆冒称。

    (46) 以上均见《北齐书》卷一《神武纪》。蔡儁,《北齐书》卷一九本传说“高祖微时,深相亲附”。

    (47) 《梁书》卷五六《侯景传》说他“骁勇有膂力,善骑射,以选为北镇戍兵”。《南史》卷八〇《侯景传》不云为北镇戍兵,而云“为镇功曹史”。其实功曹史仍然是戍兵身份,整个镇民都可以称为戍兵。

    (48) 《北史》卷一四《后妃传下·冯翊太妃郑氏传》。

    (49) 《北齐书》卷一九《蔡儁传》。

    (50) 《北齐书》卷一七《斛律金传》,黄瓜堆见《水经》卷十三《水注》。

    (51) 《北齐书》卷四《文宣纪》:“初高祖之归尔朱荣,时经危乱,家徒壁立,后与亲姻相对,共忧寒馁。”《北史》卷一四《后妃传》下《冯翊太妃郑氏传》称:“后避葛贼,同走并州,贫困,然马屎,自作靴。”

    (52) 《梁书》卷五六《侯景传》先叙述鲜于修礼、杜洛周、葛荣起义,继叙尔朱荣南下洛阳,然后说“景始以私众见荣,荣甚奇之”。乍看似乎侯景是在尔朱荣入洛后才入荣军,实则《梁书》前面一大段都是泛述当时形势,所云“景始以私众见荣”,不是此时才见荣之意,而是说初见尔朱荣即受其赏识,推想侯景也当在怀朔破后到秀容。

    (53) 关于牧子身份和起义事迹见《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第210~216页(《文集》本201~207页)。纥豆陵伊利在《北齐书》卷一《神武纪》中称为费也头虏,《周书》卷一《文帝纪》称为河西流民。河西牧子应是河西地区基本群众的重要组成部分。

    (54) 《魏书》卷五八《杨播附弟椿传》,他“为太仆卿日,招引细人盗种牧田三百四十顷”。

    (55) 《魏书》卷一〇六《地形志》上朔州附化郡有广收(牧)县,《隋书》卷二九《地理志》榆林郡有富昌县,云开皇十年置。据此传则魏之朔州(后改云州),曾置广牧郡,有富昌等县,及怀朔改州,广牧废为县,改隶之,而富昌县废,至隋复富昌县而无广牧。

    (56) 如上述宇文贵,他随源子雍到了河北,《周书》卷二八《史宁传》:“建康表氏人也……魏平凉州,祖灌,随例迁于抚宁(冥)镇,因家焉。父遵,初为征虏府铠曹参军。属杜洛周构逆,六镇自相屠陷。遵率乡里二千家奔恒州,其后恒州为贼所败,遵复归洛阳。”这一家也是当幕僚的,史遵能够率领乡里奔恒州,自然是豪强。他们没有投尔朱荣,而是南奔洛阳。

    (57) 《魏书》卷八〇《叱列延庆传》、《北齐书》卷二〇《叱列平传》。延庆是尔朱世隆的妹婿,见《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图版叁叁零《叱列延庆妻尔朱元静墓志》。《魏书》卷一七《京兆王子推附孙仲景传》云尔朱天光妻也列氏,“也”亦“叱”之误。

    (58) 《北史》卷五四《库(厍)狄干传》。《北齐书》卷一五缺,后人以《北史》补。

    (59) 《北齐书》卷一七《斛律金传》。

    (60) 《北齐书》卷二七《破落韩常传》称“孔雀率一万人降于尔朱荣”,但《魏书》卷九《肃宗纪》孝昌元年(525年)却说“蠕蠕主阿那瓌率众大破拔陵,斩其将孔雀等”,所载不合,可能被杀的孔雀另有其人,也可能破落韩常讳言其父被杀。《北齐书》此卷缺,后人所补,但与《北史》不同。

    (61) 《魏书》卷四四《费干附孙穆传》,他是云州刺史。

    (62) 《魏书》卷八〇《贾显度传》。他以别将守薄骨律镇。起义军攻围该镇,他“率镇民浮河而下”,到达秀容。

    (63) 《魏书》卷八〇《樊子鹄传》。

    (64) 《北齐书》卷二〇《慕容绍宗传》,尔朱荣是他从舅之子。

    (65) 《周书》卷二七《梁椿传》。

    (66) 《北齐书》卷二〇《步大汗萨传》。

    (67) 《周书》卷一五《寇洛传》。《周书》卷二七《常善传》:“高阳人,世为豪族,父安成。魏正光末,茹茹寇边,以统军从镇将慕容胜与战,大破之。破六汗拔陵作乱,欲逼安成,不从。乃率所部讨陵……卒于阵。善,孝昌中从尔朱荣入洛。”按高阳郡属瀛州,不是镇,常安成所从之镇将慕容胜不知是哪一镇。高阳恐是举其原籍,实际亦是北镇人。

    (68) 《魏书》卷八〇《侯渊传》:“六镇饥乱,渊随杜洛周南寇,后与妻兄念贤背洛周归尔朱荣。”

    (69) 《北齐书》卷二七《可朱浑元传》。《北齐书》此卷缺,后人所补,但与《北史》不同,故仍用《北齐书》。

    (70) 高欢事并见《北史》卷六《齐本纪》上。(《北齐书》此卷缺,后人以《北史》充补。)

    (71) 《梁书》卷五六《侯景传》。

    (72) 《魏书》卷八〇《侯渊传》、卷一〇《孝庄纪》。

    (73) 《周书》卷一四《贺拔胜传》。

    (74) 《周书》卷一四《贺拔岳传》:“时万俟丑奴僭称大号……荣将遣岳讨之。岳私谓其兄胜曰:‘……若岳往而无功,罪责立至,假令克定,恐谗愬生焉。’胜曰:‘汝欲何计自安?’岳曰:‘请尔朱氏一人为元帅,岳副贰之则可矣。’胜然之,乃请于荣,荣大悦,乃以天光为使持节、督二雍二岐诸军事、骠骑大将军、雍州刺史,以岳为持节、假卫将军、左大都督,又以征西将军、代郡侯莫陈悦为右大都督,并为天光之副以讨之。”可知尔朱荣初意就命贺拔岳为主帅,岳为自全之计,乃请尔朱天光为主将。

    (75) 《北史》卷一六《太武五王·广阳王建附孙深(渊)传》说元渊率军镇压鲜于修礼领道的义军,灵太后敕“章武王等潜相防备”。元渊上表说:“恒州之人乞臣为刺史,(元)徽乃斐然言不可测。及降户结谋,臣频表启,徽乃因执言此事。及向定州,远彼奸恶,又复论臣将有异志。”虽然这时由于元徽和他有旧怨,有意排挤他,但元渊确和北镇豪强有联系。恒州人请他当刺史,他又要求在恒州之北设置郡县,安置所谓“北镇降户”,都表示他和北镇豪强有一定关系。毛普贤是他的统军,混入起义队伍,和元渊继续联系,以致鲜于修礼被杀。可以说明一方面他利用起义军队伍不纯的情况,进行阴谋活动,另一方面也表示他企图利用起义军这份力量来满足自己的政治野心。他退走定州时,刺史杨津也怀疑他的企图。最后被起义军俘虏,本传称“贼徒见深颇有喜者”,谁能喜欢这个镇压和阴谋破坏起义活动的元魏宗室大将呢?显然只有义军中间的北镇上层分子。

    (76) 《魏书》卷四四《费于附孙穆传》。

    (77) 《魏书》卷七四《尔朱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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