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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们在上一篇论文中申述北镇起义的阶级斗争性质，同时，我们也认为北镇起义带有民族斗争的色彩。所以具有这样的色彩，是由于这次镇民起义是和北镇及其附近地区的山胡、敕勒人的反魏斗争交织在一起的。而北镇镇民不小一部分即来自山胡、敕勒，他们和本族人有着一定的联系。
由于这场斗争具有民族的色彩，因此北魏统治者有时把它笼统地说成好像和拓跋本族人与汉人无关的少数族起义。《北史》卷九八《蠕蠕传》载孝昌三年（527年）褒奖柔然可汗阿那瓌的诏书说：
北镇群狄，为逆不息，蠕蠕主为国立忠，助加诛讨。
阿那瓌帮助北魏政权“诛讨”的正是包括拓跋本族人在内的北镇镇民，诏书一概斥为“北狄”，这只有说明北魏皇室久已自外于他的北镇同族人。《元天穆墓志》叙述北镇起义事，(1)说：
于时塞虏叩关，山胡叛命。
上一句是说正光四年（523年）柔然入塞事，下一句也是指北镇起义。根据北镇起义的首义人破落韩拔陵的姓氏，是所谓匈奴单于之后，(2)亦即当时所称的“山胡”，但是他所领道的北镇群众决不限于本族。这样以山胡代替北镇镇民，同样是不正确的说法。
不管被称为“北狄”或“山胡”，总之是把这场斗争纳入列代所谓“边患”的范畴中。同时，也表明了在北镇起义中敕勒、山胡人的反魏斗争使北魏政权感到很大的威胁。
胡人是北边的老住户，在北魏末期他们大致分布于汾河两岸，主要是西岸吕梁山区，(3)跨过黄河，经陕北以至秦陇。“胡”是极其广泛的称谓，虽然记载上常常说是匈奴后裔，实际上被称为胡人的和匈奴的种族关系可以很不相同。汾水西岸的汾胡，或分称为离石胡、吐京胡，从地域上看来，即是魏晋时期五部匈奴的居地，可能和他们有关。住在黄河西岸陕北和内蒙古、甘肃间的胡人被称为河西胡，情况就更复杂，他们和卢水、屠各、铁弗，还有苻坚所分的东西曹应该都有关系，(4)甚至还包括一些鲜卑、氐、羌。秦陇地区的胡人，仍然称为屠各，他们似乎正在与当地的氐、羌融合。
在胡人居住地区，北魏早期曾设置许多军镇。以后，这些军镇逐渐改置州郡。汾水流域诸镇，肆卢镇早在真君七年（446年）就设置了肆州，吐京镇在太和十二年（488年）改置汾州，六壁镇也在太和中改置西河郡。(5)但北魏末年汾水西岸还有个离石镇和秀容护军，(6)东岸有阳曲护军，都是为控制胡人而置的。(7)在陕北的统万镇，太和十一年（487年）改置夏州，后来又分置东夏州。(8)设置州郡之后，那里的胡人一部分列于编户，由朝廷委派的地方官统治，(9)但恐怕不列于编户的为数更多。《周书》卷四九《稽胡传》：
稽胡一曰步落稽，盖匈奴别种，刘元海五部之苗裔也。或云山戎赤狄之后。自离石以西，安定以东，方七八百里，居山谷间，种落繁炽……虽分统郡县，列于编户，然轻其徭赋，有异齐民。山谷阻深者，又未尽役属。
这里写的是周代的稽胡，稽胡是诸种胡人的通称。他们的居地大致上还是汾水西岸以至河西陕北一带，和魏末差不多。我们知道齐、周时期在这个地区增设了一些州郡，(10)但仍有一部分“未尽役属”。这些不属郡县的胡人被称为“生胡”。《周书》卷一九《杨忠传》提到“银、夏之间，生胡扰动”，卷三一《韦孝宽传》曾说“汾州之北，离石以南，悉是生胡”。据此可知直到周代，不属郡县的胡人仍然遍于汾西、陕北，北魏时可能更多。列于编户的胡人承担租调徭役，虽说“轻其徭赋”，由于官吏贪污，兵役繁重和所居都是山谷瘠之地，实际的负担决不会轻。不属州郡的胡人自然仍由自己的酋豪管理，人民对北魏政权似并没有直接承担固定的义务。但北魏政权经常在他们中间强制征发出征和戍守的兵士，(11)在北魏前期还强制迁徙胡人到代京或其他郡县，以便奴役。(12)
自从北魏建国以来，胡族人民的反迁徙、反征发、反饥饿以及其他反压迫斗争从来也没有停止过。北镇起义时期的胡人起义是和整个北魏时期无数次的起义联系着的。
在北镇及其附近地区还住着大量敕勒即高车人。早期迁入内地的敕勒人称为丁零，在北魏末期已经不见记载。住在北镇一带的敕勒人是新住户，从魏初以来，由于北魏的军事强制，或由于企图摆脱柔然统治者的奴役而陆续迁居到这里。他们的分布很广，周一良同志曾据《魏书》纪传说明六镇和高平、统万、上邽都有敕勒。(13)绵延于这条线上的敕勒大致分为东西部。(14)敕勒人对北魏政权承担兵役和贡纳的义务。北魏政权经常征发他们出征和戍守。崔浩曾说：“高车号为名骑，非不可臣而畜也。”(15)可以知道迁徙敕勒与扩大北魏的军事力量有关。《北史》卷九八《高车传》又说拓跋焘所徙的敕勒人“岁致献贡，由是国家马及牛羊遂至于贱，毡皮委积”。这份贡纳足以影响到牲口的市场价格，可见数量是不小的。
敕勒人一直保留他们的部落组织。《北史》卷九八《高车传》说：“道武时，分散诸部，唯高车以类粗犷，不任使役，故得别为部落。”北魏统治者正是考虑了敕勒人的特点，为了便于役使才容许保留他们的原有组织。在军镇控制下，通过他们自己的酋长来进行征发军队和缴纳贡献，这比较分列郡县可能更为有效。这里统治方式直到魏末没有变化。敕勒人民承担漫无限止的兵役，缴纳贡献，同时对自己的酋长必然要承担义务，还要加上军镇将吏的私自奴役和剥削，处境当然十分困苦，因此反魏斗争也是史不绝书。(16)特别严重的是太和二十二年（498年）以袁纥部树者为首的反抗征发南征的斗争。这次斗争击败了北魏大将宇文福，制止了孝文帝南征，破坏北镇城堡，部分军镇因此后撤或暂废。最后还是采取招抚办法，慰劳首领树者，重把投入柔然的敕勒人招还来。(17)
北镇起义时期敕勒人的反魏起义也是和整个北魏时期无数次的起义联系着的。
长期以来山胡、敕勒人民对北魏政权、北魏统治者的矛盾是民族矛盾，他们进行的反魏活动是反对民族压迫、民族剥削的斗争。由于实行剥削压迫的统治者是鲜卑拓跋部和汉族的地主阶级，而进行反抗的是被统治的胡族、敕勒劳动人民，这个特定矛盾的两个对立面，两个对抗的阶级恰恰分属于不同民族，这就使阶级矛盾赋予民族矛盾的形式。矛盾主要产生在不同民族的两个阶级之间。当然，由于生产、语言、风俗等的差异和所属民族的统治与被统治的不同地位，不同族的劳动人民间也可能从某种隔阂而产生矛盾。但这类矛盾既不是对抗性的，也不是必然的。相反，由于各族人民的交错来往，彼此之间的经济、文化交往关系使彼此更为接近，特别是作为阶级，彼此同样是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利害的一致性超过了差异性。因此双方人民之间的某些隔阂必然会通过对共同敌人的斗争而逐步获得消除。
民族矛盾实质上是不同族的对抗阶级间的矛盾，但我们还应该充分考虑被统治族的社会结构，具体地说，山胡、敕勒处于什么样的社会形态？有没有阶级？如果还没有阶级分化，那么反魏斗争就是全部落、氏族的，如果已经存在阶级，那么他们的统治阶级怎样对待反魏斗争呢？
二
关于山胡和内迁敕勒人的社会形态，留下来的资料是非常少的。《周书》有篇《稽胡传》，却几乎没有提供这方面的资料。《北史》卷九八《高车传》主要叙述塞外高车，(18)内迁高车有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也没有说。因此判断他们的社会结构不得不借助于一些旁证加以推论。
如上所述，山胡的名称实际上包括了许多种族。在魏末，部分山胡还保留部落组织，但这种组织实际上业已超出血缘关系的范畴。我们知道和山胡多少有联系的汉代匈奴人已经建立过奴隶制国家，铁弗人、卢水胡人、羯人也都建立过短暂的王国。在北镇起义时，山胡酋长刘蠡升曾经“自称天子，立年号，署百官”，以后，他的儿子、孙子还相继称过帝。(19)他们的渠帅，“颇识文字”，这些渠帅（即酋长）大体上是世袭的。既然山胡的祖先过去早已阶级分化，曾经建立国家，此时和以后胡人也曾企图重建国家，我们认为在北魏时期也应该存在着阶级。由于山胡深居山谷，生产和生活条件都很差，氏族残余还在起作用，但不可能还处于氏族社会。
敕勒人的情况与山胡有所不同，塞外高车的阶级分化并不显著。但《北史》卷九八《高车传》说：“其畜产自有记识，虽阑纵在野，终无妄取”，又说婚姻时，女党往男党取马，“马主立阑外，振手惊马，不坠者，即取之”，随后“夫党还入其（女）家马群，极取良马。父母弟兄虽惜，终无言者”。可知已经存在牲畜私有制，贫富也必然业已分化。塞外高车大致正在阶级形成的过程中。内徙之后，贫富分化很鲜明，通过北魏政权的一些措施，酋长和豪富之家构成了统治阶级。
北魏时期，敕勒没有解散部落。山胡乃至鲜卑、氐、羌也有一部分保留着部落组织，虽然那些名为部落的实际上常常是一种基层的军事行政组织。不管哪一种部落，都有自己的酋豪，北魏通常依靠他们的力量来统治各族。通过北魏政权对于山胡、敕勒以及其他各族酋豪的某些措施，巩固了他们原有的世袭地位，也培养了一批新的酋豪。
第一，诸部酋豪由朝廷任命为领民酋长或庶长。《魏书》卷一一三《官氏志》：“其诸方杂人来附者，总谓之‘乌丸’，各以多少称酋、庶长。”其事在拓跋珪以前，直到魏末一直沿袭这个制度，(20)这些酋、庶长大致就是原来的世袭酋豪，看来朝廷任命只是形式上的加委。但是，这决不是毫无意义的。首先委任领民酋长和封土常常相互联系。《魏书》卷七四《尔朱荣传》：
其先居于尔朱川，因为氏焉。常领部落，世为酋帅。高祖羽健，登国初为领民酋长，率契胡武士千七百人从驾平晋阳，定中山，论功拜散骑常侍。以居秀容川，诏割方三百里封之，长为世业。
《北史》卷五四《厍狄干传》：
善无人也。曾祖越豆眷，魏道武时，以功割善无之西腊汗山地方百里以处之。
秀容川本是契胡部落的居地，经过分封，这一片方三百里之地就在法律上成为尔朱酋长家族的世袭领地。(21)腊汗山地方百里，不管是原居或迁徙，也成为厍狄酋长家族的世袭领地。(22)当然我们不能由此断言，一经分封，酋长就成了封建领主，但是土地既是酋长所有，在这片土地上劳动的部落成员对他们的酋长就构成了依附关系，他们将逐渐成为封建部曲。当然这个变化将决定于社会生产力的性质，并不决定于封土。各族原有的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关系并不一致，或者不待封土，实际上已经存在着封建生产关系，或者还处于前封建社会，封建生产关系只是个因素，甚至有的还没有这种因素，因此产生的后果，也不一定相同。但无论如何，通过这一措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加强了酋长在部落中的统治地位，也规定了这些部落对北魏政权的从属关系和贡纳义务。
朝廷委任领民酋长还便于确定新酋豪的地位。由于部落内部发生的变化，也由于北魏政权力图把势力更加深入到部落内部，从孝文帝以来除了老的世袭酋长以外，有迹象出现由朝廷委任的新的酋长。周一良同志指出：(23)
魏末领民酋长，见于史者渐多，然此辈固非自太祖以来世袭此职，十九系“六镇乱后”之北边雄豪，新立战功，朝廷欲以传统之美称羁縻之，冀得其用。
这个意见是对的。但在老世袭酋长以外，委任新世袭酋长，恐在北镇起义前早有先例，而且在开始时恐不仅是一种称号。《周书》卷一六《独孤信传》：
云中人也……魏氏之初，有三十六部，其先伏留屯者，为部落大人，与魏俱起。祖俟尼，和平中，以良家子自云中镇武川，因家焉。父库者，为领民酋长。
按独孤、贺兰都是在北魏建国前与拓跋争霸的强部。贺兰部早经离散，(24)很难设想和平以后，还有个独孤部被迁往武川。而且始迁武川的俟尼不云为领民酋长，则库者充任此职并非得自世袭，而是朝廷新任。他所领的部落恐不是原来的独孤部，而是重新组合起来的北边新部。《周书》卷二九《李和传》：
陇西狄道人也。后徙居朔方。父僧养，以累世雄豪，善于统御，为夏州酋长。
这里所云陇西狄道人，当出依托，实是胡人。(25)李僧养之得为酋长，也非出于世袭。独孤俟尼和李僧养被任酋长的时代虽不明确，总在北镇起义前。这两个例子说明部落中新的酋豪通过朝廷委任成为新的领民酋长。此外，还有个特殊的例子也可作为旁证。《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一四《皇甫墓志》：
安定朝那人也……延兴中，泾土夷民一万余人家，诣京中诉，请为统酋。然戎华理隔，本不相预。朝议不可。圣上以此诸民，丹情难夺，中旨特许。
所云统酋当即领民酋长。泾州地区氐、羌、屠各错居，不知道“夷民”指的哪一族，或者包括几个族。《墓志》说明汉人是不能充任此职的，只因“夷民”奏请，皇帝才特旨批准。以汉人充任酋长，自然是特例，但却突出地说明远在延兴年间酋长不限于世袭，甚至不限于本族人。在这种情况下，部落有时只剩下个名称，实际相当于一种军事行政基层组合。后来宇文泰所施行的以他的将军继承三十六国九十九姓之后也就是这种制度的继续和扩大。
这里似乎有两种类型的领民酋长。一种是老的世袭酋长，通过朝廷的任命和分封确立他们的家族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统治部落的地位。另一种是新选拔出来的酋长，他们是在部落进一步瓦解，阶级急遽分化或发生变化的形势下产生的，也是通过北魏政权的委任而确立他们在所谓“部落”内的统治地位。
其二，北魏政权还通过禁卫军和皇室近侍的选拔加强和各族统治阶级特别是和酋豪们的联系。
北魏的禁卫军羽林、虎贲除了本族人以外，主要是敕勒人。《魏书》卷一一三《官氏志》太和前职令从第四品上有“羽林中郎”、“羽林郎将”，又有“高车羽林郎将”，从第四品下的虎贲将军分列“戟楯”、“募员”、“高车”三种名目。从第五品下的虎贲司马和虎贲将也是“戟楯”、“募员”、“高车”并列。从第五品中有“羽林郎”，从第五品下又有“高车羽林郎”，从第六品上有“虎贲郎”，从第六品下又是“戟楯虎贲”、“募员虎贲”、“高车虎贲”并列。总之，羽林、虎贲从官到兵，都另列高车，自成一个系统。太和前令基本上沿袭代京制度。这里最一般的羽林郎、虎贲郎、虎贲都在六品以上，羽林郎只比统率他们的郎将低一品，虎贲也只比虎贲司马和虎贲将低一品。他们是兵，也是贵族子弟的起家官，(26)能够被选拔的高车羽林郎、高车虎贲当然不是一般的敕勒人民。太和后令取消了这种并列的名目，也没有了羽林郎和虎贲，只在第六品下列虎贲中郎将和羽林监。那时的羽林虎贲地位大为低落，再也不是贵族子弟的出身官了。(27)但直到魏末，通过吏部铨选，由羽林、虎贲出身的武人还可以当清官。肃宗时张仲瑀建议“排抑武人，不使预在清品”，激起了羽林、虎贲的一次兵变，打死了张仲瑀的父兄，火焚张宅，(28)迫使灵太后下诏“武官得依资入选”。(29)羽林、虎贲为了排斥武人当清官而愤怒，可见他们直到此时还是有资格当清官的，过去的特权还没有完全丧失。即使到此时，充任羽林、虎贲的敕勒人毕竟和征发出征戍守的敕勒人还有区别。
纪载上没有说明选拔高车羽林、虎贲的条件，却有一条选拔殿中武士的资料。《魏书》卷一九上《汝阴王天赐传》称：
高祖初，殿中尚书胡莫寒简西部敕勒豪富兼丁者为殿中武士，而大纳财货，简选不平。众怒，杀莫寒及高平假镇将奚陵。
殿中武士是直宿宫殿的卫士，由殿中尚书统率。(30)选拔殿中武士的条件是“豪门多丁”。(31)胡莫寒由于“简选不平”被杀，但却没有说明是由于没有被选上而恨他呢，还是求免不得而恨他？
既然选拔禁卫军有豪富兼丁的条件，当选的自然是敕勒上层分子的子弟。通过这条道路，敕勒富豪的子弟起家为官，从而密切了朝廷与敕勒上层分子的关系。
挑选卫士，包括羽林、虎贲、殿中武士，除拓跋本族人以外主要是敕勒人，其他各族人可能以应募的方式选充，即所谓“募员虎贲”。氐、羌、蛮诸族人充当羽林、虎贲的虽未必没有，人数大概是不多的。但各族高级酋豪子弟入直宿卫、充当近侍却像汉魏以来的“侍子”一样，是一种制度，至少其中也包括胡人。《洛阳伽蓝记》卷三城南燕然馆条云：
北夷酋长遣子入侍者，常秋来春去，避中国之热，时人谓之雁臣。
我们在史籍上可以见到这一类“雁臣”的例子。(32)《魏书》卷七四《尔朱荣传》：
父新兴，太和中继为酋长……除右将军、光禄大夫。及迁洛后，特听冬朝京师，夏归部落……荣袭爵后，除直寝、游击将军。
尔朱荣袭爵在他父亲生前，袭爵便到洛阳去入侍，充当直寝。本传又附见子菩提，云“肃宗末，拜羽林监，寻转直阁将军”，这时尔朱荣尚未起兵入洛，想是他还秀容后，菩提以长子入侍。卷七五《尔朱彦伯附弟世隆传》云“肃宗末，为直斋，转直寝，后兼直阁，加前将军”，当和菩提同时。《魏书》卷八〇《叱列延庆传》：
代西部人也，世为酋帅……正光末，除直后。
《北齐书》卷一七《斛律金附兄平传》：
魏景明中，释褐殿中将军。
按斛律平是最老的一家敕勒世袭酋长，他也是以长子入侍。以后其弟斛律金被任为第二领民酋长，也是“秋朝京师，春还部落”，(33)可知被任为领民酋长的，不是本人便是儿子要在朝廷当近侍。《金石萃编》卷二七《孝文帝吊比干文》碑阴题名有“直阁武卫中臣高车部人斛律虑”，必是斛律部酋长或其子弟，论时间应是斛律金的祖父辈。《北史》卷五四《厍狄干传》：
魏正光初，扫除逆党，授将军，宿卫于内。以家在寒乡，不宜毒暑，冬得入京师，夏归乡里。
厍狄干封有腊汗山之地，已见上引。高欢称他为“鲜卑老公”，(34)当是鲜卑部落酋长。(35)
上面所举诸人包括了契胡、敕勒、鲜卑三族领民酋长。这和殿中武士、羽林、虎贲主要在敕勒族中挑选不同。但未见氐、羌。从《洛阳伽蓝记》所述看来，似乎入侍只限于北边的酋长。他们充任的如羽林监、殿中将军是官，直寝等相当于清代的所谓“内廷当差”，不是正式的官，(36)因此往往另外给予某种将军官号。
侍子自然也是“质子”。但是通过入侍，北魏政权常把这些酋长子弟提升高官，这就不仅是一个部落的酋长，而且参预了中央政权。上面所举的这些人都是最高级的部落贵族，又和北魏朝廷有紧密的联系，在北镇起义时也都是人民最凶恶的敌人。
第三，在改镇为州的地方，部落酋豪又成为地方大姓，通过州郡辟举，以长史、主簿之类起家。《魏书》卷八《世宗纪》正始四年（507年）九月记载“夏州长史曹明谋反”。曹氏是统万、朔方胡族酋豪，夏州即统万镇所改，曹明当是以地方大姓身份为长史。《金石萃编》卷三二《焦延昌造像碑》：
祖父故曹，为勾雷平奠将军第一领□酋长
父拔拔，西夏朔方郡功曹
按西夏州当是西魏初设置，朔方郡由东夏州割属。(37)《文苑英华》卷九〇五庾信《拓跋俭碑》：“大统元年，授持节西夏州刺史，加散骑常侍。郅支抱马，如闻耿秉之战；单于愿识，似畏王商之威。”从所引典故，知为胡人聚居之地。焦延昌祖是领（民）酋长，父是郡功曹，乃以胡族酋豪被辟举。《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一九《刘懿墓志》：
长子抚军将军、银青光禄大夫、都督肆州诸军事、肆州刺史元孙
次子肆州主簿徽彦
刘懿即《北齐书》卷一九有传的刘贵。传称“秀容阳曲人”，属肆州。(38)他本是秀容胡人。(39)长子为肆州刺史，在当时所谓“衣锦”，认为一种“宠异”。次子任肆州主簿，与前焦拔拔同例。
焦、刘两石刻时代较迟，(40)然在少数聚居之地设置州郡，辟举酋豪子弟充任掾属是必然的。正始三年（506年）秦州起义领导人吕苟儿是秦州主簿，又说是“羌”。(41)我们知道吕本是氐族大姓，魏时这里的氐、羌已经不甚区别，所以称之为“羌”。魏末南秦州刺史崔游曾辟仇池氐渠帅杨松柏为州主簿。(42)这两个例子也可以作为旁证。
在改镇为州地区，不管部落组织业已解散与否，酋豪们仍以大姓身份享受辟举权力，他们也仍然掌握地方政权，并由此起家为官。
如上所述，通过原有世袭酋长的加委与封土，新酋长的委任，领民酋长子弟的入侍，敕勒豪富的选充殿中武士和羽林、虎贲，州郡的辟举等措施，部落酋豪在本部内的统治地位获得提高与加强，同时又扶植了一批新的酋豪。他们在不同程度上享受鲜卑贵族与汉族门阀地主的特权，这就使他们的利益和北魏政权所代表的阶级利益走向一致。同时，通过这些措施，对于阶级分化还不显著的敕勒人显然加速了它的进程。
不管山胡、敕勒的社会结构有如何的差别，在北魏末期，他们都有两个相互对立的阶级。一个是被统治阶级，他们不仅受到北魏封建政权的剥削压迫，而且也受到本族的奴隶主、封建主酋豪的剥削压迫。另外一个是由新旧酋豪构成的统治阶级，他们愈来愈变成整个北魏封建地主阶级的构成分子，愈来愈成为北魏政权统治各少数族的政治力量。最终，他们不仅在阶级利益上和自己本族人民相互对立，而且在民族利益上也日益从自己本族中分裂出来。这也是必然的，阶级利益不一致，民族利益也不可能一致。阶级矛盾是对抗性的，哪怕当时的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族内的阶级矛盾也还是不可调和，斗争也远不会停止，只不过通常以反魏和拥魏的面貌出现。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或低估各族酋豪和北魏统治者之间的矛盾。人所共知，即使在同一族内，为了争夺剥削人民的权益，统治阶级内部也必然经常产生矛盾，这种矛盾有时也激化到武装斗争的程度。北魏政权的强制迁徙，无休止地征发兵马牲口，受损害的首先是人民，而且归根到底也只有人民才是真正的受害者，但大量人口、牲畜的丧失在一定程度上也侵犯到酋豪们的利益。北魏政权虽然重视乃至扶植酋豪们的特殊地位，但毕竟不能完全与鲜卑贵族、汉族门阀地主平等，他们也会受到镇将们的欺侮。为了恢复他们统治、剥削人民的独占轨辙，乃至为了满足其个人野心，各族酋豪在他们自己利益的基础上也会反对民族歧视，也企图摆脱北魏政权的控制。(43)这样的矛盾本质上也是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却由于彼此处于不同的族类，也就给矛盾加上民族的色彩。由于对北魏政权存在着矛盾，酋豪们就有可能参加人民的反魏斗争，甚至常常作为起义的领导者出现。有的时候，酋豪们为了自己的特殊利益而发动的暴动和本族人民的利益完全相违反，或者在他们的领导下，把正义的人民反魏斗争引到错误的方向上去。阶级利害既然不同，斗争的出发点及其目的也必然不同。这个分歧在斗争过程中迟早会暴露出来。
其次，各族酋豪一般地说和北魏政权的利益基本一致，同时又存在着矛盾，但是具体到大小酋豪又是有差别的。在矛盾极端尖锐，斗争激化的时候，各族酋豪内部又有分化，有坚决反对和镇压起义的最反动分子，有动摇妥协，参加了起义又投降了的分子，其中作为个别的人也有坚持斗争乃至殉难牺牲的，酋豪们内部的矛盾也必然在这时暴露出来。
三
北镇是为外御茹茹、高车，内制山胡、敕勒而设置的，因而北镇镇民起义本身就意味着北魏控制力量的瓦解，从而鼓舞了山胡、敕勒的反魏起义。其次，由于镇民中不少是从山胡、敕勒中征发出来的，彼此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北镇起义爆发后，大致自正始三年（506年）恢复北边镇戍以来，(44)入于低潮的山胡敕勒起义就又开展了反魏斗争高潮，和北镇镇民起义汇成一股洪流。
山胡起义大致爆发在三个区域。一是与沃野镇相邻的怀朔镇。在怀朔镇驻有破落韩部落。破落韩拔陵想即是从这个部落中征发出来的沃野镇戍兵。当他举起了义旗后，他的同部就投入了战斗。世袭酋长破落韩孔雀被任为大都督，封平南王。(45)这个部落和起义军一起作战，直到起义军被茹茹可汗率领的军队所镇压。破落韩孔雀的下落，据《魏书》卷九《肃宗纪》说，孝昌元年（525年）六月茹茹主阿那瓌打败起义军时牺牲了。但在《北齐书》他儿子《破六韩常传》中却说“孔雀率部下一万人降于尔朱荣”。我们不能断言哪一种说法正确。《魏书》卷三一《于栗磾附曾孙昕传》提到“阿那瓌擒逆贼破落汗听明、出六斤等”，没有说孔雀。(46)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不管。总之，这个部落的人民参加了这次决战，酋豪中有的牺牲了，有的在遭受挫折后就率部投降。
另外一个在怀朔镇的胡部是万俟普所率领的。(47)破落韩拔陵起义后给他太尉的名义。以后他就“率部下降魏，授后将军，第二领民酋长”。《北史》卷五三《万俟普传》说“破落韩拔陵构逆，逼授太尉”，可以知道他原来不愿意参加起义，只是在当时形势下，不得不勉强接受太尉名义。他在什么时候降魏，史无明文。
万俟普、破落韩常投降后没有和六镇流民一起南迁，他们挟持他们的部落成员留在河西。万俟普当了西魏秦州刺史，破落韩常也和他在一起。以后在大统二年（东魏天平三年，536年）又一起率部投降东魏。(48)
第二个区域是陕北的夏州、东夏州、豳州、北华州。这里就是所谓“统万胡”、“朔方胡”、“三城胡”的居地，胡族人民反魏斗争最活跃的场所之一。破落韩拔陵起义后，有一支起义军南下，统万胡人就“与相应接”，一起包围了夏州。(49)夏州城中粮尽，刺史源子雍自己去到东夏州运粮，却被朔方（东夏州属郡）胡帅曹阿各拔俘虏。曹氏是胡姓大族，史籍纪载统万、朔方、吐京胡人起义有好几个姓曹的领导人。(50)但是曹阿各拔却是个动摇分子，他开头就不敢与北魏政权决裂，对被俘虏的源子雍十分尊敬，“常以民礼事之”。在源子雍的恫吓诱惑下，他已准备投降。未及成事，他就死了。其弟曹桑生接任统帅，便公然降魏。使源子雍得以到达东夏州，搜括人民脂膏，“征税租粟”，运到夏州；二夏因此得以困守一个时期。这时“东夏合境反叛，所在屯结”，起义军声势很盛，源子雍原先带的只是一些羸弱，又经邀截，大概留不了多少，他却居然“转斗而前，九旬之中，凡数十战，仍平东夏”。他的兵力突然雄厚起来，显然是和曹桑生的投降有关。(51)源子雍得以困守二夏，不仅内仗夏州豪强宇文贵组织的反动武装，而且还外倚朔方胡帅曹桑生之众。
这个地区的起义军虽以破落韩拔陵的旗帜举事，但和高平镇的起义军有更密切的联系。《魏书》卷九《肃宗纪》正光五年（524年）十月：“胡琛遣其将宿勤明达寇豳、夏、北华三州。壬午，诏都督北海王颢率诸将讨之。”卷二一上《北海王详附子颢传》：“其后，贼帅宿勤明达、叱干骐等寇乱豳、华诸州，乃复颢王爵……兼左仆射、西道行台，以讨明达。”宿勤明达、叱干骐虽接受胡琛的命令，却不是高平人，他们实是二夏、豳、华的胡人起义军首领。《魏书》卷七五《尔朱天光传》，《周书》卷一四《贺拔岳传》都称宿勤明达为夏州人。他大概是已列于编户的夏州胡人。宿勤即《魏书》卷一一三《官氏志》之宿六斤氏，乃赫连氏的分支，其族久居于统万、朔方。(52)叱干也称薛干，魏初是居于三城的一个胡人部落，《北史》卷九八《高车传》附述薛干部事，和铁弗、赫连勃勃有密切关系。(53)叱干和宿六斤一样，部分成员迁到代京，成为代人，列于《官氏志》的四方内入诸姓内。但在原居地仍然存在他们的部落。《魏书》卷一〇六下《地形志下》东夏州徧城郡广武县有三城。叱干骐当亦是东夏州胡人。他们所统率的恐亦是二夏、豳、华的胡人及其他少数族人。所以《元颢墓志》吹嘘元颢西征功绩，说什么“英风暂驰，戎夷震慑，义声所及，种落知归”。事实上正好与墓志的吹嘘相反，孝昌元年（525年）春天，高平义军万俟丑奴和宿勤明达进攻泾州，大败政府军，悍将崔延伯阵亡。(54)这时正当莫折念生领道的秦州起义军为萧宝夤所败，破落韩拔陵领道的六镇起义军为茹茹军所败的时候。泾州之捷，挫败了政府军，北边建立了以高平为中心的起义形势。
宿勤明达、叱干骐等主要在二夏、豳、华活动。孝昌三年（527年）正月萧宝夤又一次在泾州被秦州起义军击败。北海王颢、夏州刺史源子雍、豳州刺史毕祖晖等纷纷弃城逃遁。东秦州刺史潘义渊投降起义军，岐州城民执刺史魏兰根接应高平起义军入城。这时叱干骐占领了豳州，胡引祖占领了北华州。(55)夏州的情况不明。《源子雍传》称：“宿勤明达遣息阿非率众邀路。华州、白水被围逼，关右骚扰，咫尺不通。”迫使夏州刺史源子雍弃城东遁。他走了后，可能即由宿勤明达占领。宿勤明达是坚持战斗到最后的一位胡人起义军的领袖。直到尔朱天光入关，高平镇、水洛城都已陷落，关陇起义军已被镇压之后，他从平凉北走，“收聚部类”。那时叱干骐已降北魏，他“欲并其众”，没有成功，就还到东夏，在二夏地区坚持斗争。到普泰元年（531年）四月，尔朱天光北出夏州，才被擒殉难。(56)
二夏、豳、华的胡人起义是和过去历次统万、朔方胡人起义相衔接的。同时由于这一支起义军是在高平镇民起义领袖胡琛、万俟丑奴直接指挥下的，因而也成为高平起义军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北镇镇民来自各族。高平镇本是赫连夏的重镇，与六镇建于空荒之地者有所不同，它的镇民似乎仍以胡人为多，因此和二夏、豳、华的胡人更容易结合起来。(57)
第三个区域是在汾水两岸，主要是西岸。《魏书》卷九《肃宗纪》正光五年（524年）十二月称：“汾州正平、平阳山胡叛逆。诏复征东将军章武王融封爵，为大都督，率众讨之。”起义军击败了章武王融，围困汾州治所蒲子，迫使刺史裴良率城民逃奔西河郡。但西河也没有守住，孝昌二年（526年）为起义军攻取。(58)汾胡的活动是和二夏、豳、华的胡人起义军有联系的。《北史》卷一八《章武王太洛附孙融传》称：“汾、夏山胡叛逆，连结正平、平阳”，是汾、夏并提。《魏书》卷四一《源贺附孙子雍传》说他自夏州逃跑的时候，“贼帅康维摩拥率羌胡守锯谷，断棠桥，子雍与交战，大破之，生擒维摩。又攻贼帅契官斤于杨氏堡，破之”。按《水经》卷四《河水注》河水出龙门后云：“河水又南，崌谷水注之，水出县西北梁山。”崌谷即锯谷，在今陕西韩城县，《隋书》卷二九《地理志》冯翊郡韩城县之鬼谷，疑亦即此锯谷。《河水注》下面又云“其水（溟水）东南注于河，昔韩信之袭魏王豹也，以木罂自此渡”，棠桥当在此。下面的杨氏堡即杨氏壁，屡见《周书》，亦在韩城县南。这些地名都可考，《读史方舆纪要》卷五七《延安府》下以为当在今延水以南的洛川、宜川间是错误的。由此渡过黃河，即与当时活动于正平、五城龙门山区的汾胡相接。当时由夏州直到韩城，胡人起义军处处屯聚，汾、夏交通线掌握在起义军手中，可以推测彼此是有联系的。
充任镇压这个地区汾胡起义军的刽子手是住在闻喜的门阀大地主裴氏。闻喜亦正平郡属县，胡人起义军直接威胁了他们的老巢。北魏政权利用他们在本乡的势力，他们也必然出死力来对抗起义军。裴延儁、裴良被任为西北道行台的尚书和左丞，裴庆孙组织地主武装，协同政府军作战。(59)这支起义军在敌人的残酷镇压下遭到挫折。但不久在汾水上游的山胡刘蠡升重新集结了队伍，进行反抗。(60)刘蠡升居于云阳谷，建号称帝，设置百官。东魏天平二年（535年）高欢偷袭蠡升，消灭了这个胡人政权，俘获胡、魏五万户。下一年，汾州胡王迢触、曹贰龙又聚众反抗，“署立百官，年号平都”，也被高欢镇压。武定二年（544年），高欢又一次进攻山胡，“俘获一万余户，分配诸州”。(61)
魏末汾胡起义仍是这一地区历次起义的延续。但却具有过去未见的特点。第一，除了刘蠡升以外，胡族大姓刘、曹没有作为首领出现。见于《裴良传》的吐京群胡薛羽，五城郡胡冯宜都、贺悦回成，见于《裴庆孙传》的有称王的吐京胡薛悉公、马牒腾、郭康儿和被称为“贼帅”的范多、范安族。这些姓氏像是汉姓，在汾胡中很少见到。(62)这个现象我们还难以判断，是改了汉姓呢？还是本是汉人。(63)但却可以反映在这次起义中旧的刘、曹诸酋豪不居于重要地位。第二，宗教活动在这次起义中极为显著。《裴良传》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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