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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五城郡山胡冯宜都、贺悦回成等以妖妄惑众，假称帝号，服素衣，持白伞、白幡。”这种服色是流行的弥勒教派特征。(64)刘蠡升也是“自云圣术，胡人信之，咸相影附”。(65)蠡升虽然姓刘，可能并非世袭酋豪或有权势的人，所以需要以宗教来扩大影响。
《魏书》卷七四《尔朱荣传》记载着两起胡人起义。一是“秀容内附胡民乞扶莫于破郡，(66)杀太守”。这件事没有年月，但记于李崇北征茹茹后，南秀容牧子起义，杀太仆卿陆延前，应在正光四年（523年）四月至五年八月间。尔朱荣充当屠杀起义军的刽子手便是从这一次开刀的。二是“内附叛胡乞、步落坚胡刘阿如等作乱瓜肆”。“瓜”字当是“汾”或“并”之讹。“内附胡乞”下有脱文，也可能是上面“内附胡乞扶莫于”的衍文。步落坚自即步落稽，即稽胡。刘阿如和刘蠡升不知道有没有关系。这两次起义都在汾水东岸的肆州或其属郡秀容，即被秀容反动头子契胡大畜牧主酋长尔朱荣所镇压。
在上面我们叙述了三个区域的胡人起义，秦陇地区我们打算另外讨论，这里没有涉及，薄骨律镇的胡人起义缺乏记载，大体包括在牧子之中，在上一篇论文中已经谈到，也不再重复。从上面所述的情况看来，从破落韩拔陵起义之后，具有长期斗争历史的胡人同时并起，和北镇起义相互呼应，甚至直接成为北镇起义军的组成部分。因此《元天穆墓志》竟然把整个的北边起义说成“山胡逆命”。魏末胡人起义是和北魏建国以来无数次反魏起义相衔接的，反对民族压迫的性质很明显。但决不是全部胡人都参加了斗争行列，胡人中居于统治地位的酋豪们除了个别以外，或者是像尔朱荣那样自始至终坚决以血腥镇压为己任的反动头子，或者是犹豫动摇，终于叛变投降，破落韩常、万俟普、曹阿各拔弟兄都是这样。宿勤明达是最坚决的胡人起义领袖，他不像是酋长。汾胡起义军的领道人中没有出现叛变分子，他们不是传统的酋豪。酋豪中像尔朱荣那样的人也是不多的。他不仅是一般的领民酋长，而且他自己是南安王元桢的女婿，(67)他的女儿是肃宗妃嫔，(68)和皇室有特殊关系。他的贵族身份决定他的反动活动。万俟普诸人是世袭酋豪，但在朝廷没有什么地位，他们的阶级本质决定他们反对或者不愿意参加反魏斗争，从他们的现有地位来说反魏是冒一种风险，所以曹阿各拔一经源子雍“晓以安危”，就立刻动摇。这一批人也终于跑到北魏的阵营中去了。
两个阶级，两种立场的情况在敕勒族中甚至更为明显。
起来响应北镇起义的敕勒人分布很广。遍布北边的东西敕勒，大致在正光五年（524年）已经一起发动。(69)但关于敕勒起义的记载却很缺乏，所见到的只有西部敕勒，而主要是斛律部、叱列部的活动。《北齐书》卷一七《斛律金传》：
朔州敕勒部人也。高祖倍侯利以壮勇有名塞表，道武时率户内附，赐爵孟都公。祖幡地斤，殿中尚书。父大那瓌，光禄大夫、第一领民酋长……（金）初为军主……正光末，破六韩拔陵构逆，金拥众属焉，陵假金王号。金度陵终败灭，乃统所部万户，诣云州请降，即授第二领民酋长……
金兄平……正光末，六镇扰乱，隶大将军尉宾北讨。军败，为贼所虏。后走奔其弟金于云州，进号龙骧将军。与金拥众南出，至黄瓜堆，为杜洛周所破，部落离散。及归尔朱荣，待之甚厚，以平袭父爵第一领民酋长。
斛律部居于朔州，亦即怀朔镇。这个部落内徙很早，人口相当多。斛律金的祖先是部落的世袭酋长。他一度参加起义后，就叛变降魏。本传说他诣云州请降，看来时间相当早。据《魏书》卷四四《费于附孙穆传》，他在李崇、元渊自云州（那时还叫朔州）退还平城时，留下他守城，这时云州已在起义军包围中，“行路阻塞，粮仗俱尽，穆知势穷，乃弃城南走，投尔朱荣于秀容”。费穆不知于何时逃遁，但总在孝昌元年（525年）七月破落韩拔陵领道的起义军战败之先。斛律金既然于云中（即云州）降魏，云州自必尚在政府军手中。所以他降魏可以肯定正当起义军声势极盛之际。(70)他的哥哥斛律平随尉宾北征，乃是正光四年（523年）李崇北征茹茹事，和六镇起义无关。(71)但所云“军败，为贼所虏”，却又不可能为茹茹所虏，因为李崇出征，根本没有和茹茹接触就还来了。传所云之“贼”，当指北镇起义军。他不愿留在起义军中，脱身逃走，干镇压起义军的活动。他们弟兄二人大概留在云中不久，孝昌元年（525年）初就跟随费穆弃城逃跑。以后又逃奔秀容，依托尔朱荣。斛律部人民参加了这场战争，但被他们的酋长出卖了。
朔州斛律部的世袭酋长还有个斛律羌举，他以后“从尔朱兆入洛”，不知何时投奔秀容。(72)
斛律部的酋长投降了，但是斛律部却仍有人坚持斗争。《魏书》卷九《肃宗纪》孝昌二年（526年）三月称“西部敕勒斛律洛阳反于桑干，西与河西牧子通连”。那时破落韩拔陵起义军已被镇压，起义中心已移河北。但河西牧子和二夏、豳、华及高平的起义形势还在发展，形成了另一个中心。斛律洛阳为首的这支义军就联系牧子，继续展开战斗。起义地点在桑干西，据《水经》卷十三《水注》魏所置桑干郡即在黄瓜堆东。这个地方正是斛律金被起义军截击，“部众离散”之处。(73)很可能斛律部人不愿随他们的酋长投奔秀容，在起义军邀截时抛掉酋长，留在那里。随后又发动了起义。《北齐书》卷二〇《叱列平传》称：“后牧子作乱，刘胡仑、斛律可那律俱时构逆，以平为都督，讨定胡仑等。”斛律洛阳和可那律的关系不明了。但他们都与牧子有联系。镇压斛律洛阳的是尔朱荣，(74)叱列平是他的亲信，也许实是一事。刘胡仑据《北齐书》卷一九《高市贵传》称为“恒州内部敕勒刘仑”，“内”当是“西”之讹，则也是西部敕勒人。此外《周书》卷一五《于谨传》说“与广阳王破贼主斛律野谷禄等”，似在较早时。
西部敕勒中曾经起义的部落还有个叱列部。《魏书》卷七四《尔朱荣传》列载被他镇压的起义军，其中之一是：
敕勒北列步若反于沃阳。
“北列”是“叱列”之讹。《魏书》卷一〇六上《地形志》上恒州善无郡属县有沃阳，其地在善无西北，这里当是叱列部所居地。起义时间据《尔朱荣传》列在斛律洛阳起义前。叱列部人曾经起义，但这个部落的酋豪见于记载的都是镇压起义军的反动人物，其中被镇压的也包括他们本族人民。上举叱列平，就曾经镇压敕勒刘胡仑、斛律可那律的起义。本传说他“代郡西部人也，世为酋帅”，又说他“袭第一领民酋长，临江伯”。按卷七四《尔朱荣传》称他为“西部高车叱列杀鬼”，所谓“代郡西部人”也即是刘胡仑之“恒州西部敕勒”。这一家是在北魏朝廷有地位的敕勒贵族。他的叔父叱列延庆《魏书》卷八〇有传，从叱列延庆的曾祖以来便世袭临江伯，父亲在孝文帝时任越骑校尉。延庆入侍朝廷，当直后。后来随尔朱荣入洛，参加镇压葛荣领道的起义军，“除都督，西部第一领民酋长”。延庆是尔朱世隆的姊婿，叔侄二人是尔朱荣的至亲和爪牙。又《周书》卷二〇《叱列伏龟传》：
代郡西部人也。世为部落大人。魏初入附，遂世为第一领民酋长。至龟……嗣父业，复为领民酋长。魏正光五年（524年），广阳王深北征，请龟为宁朔将军，委以帐内兵事。寻除善无郡守。
“叱列伏”一作“叱伏列”，亦即叱列。(75)称“代郡西部人”，与叱列延庆、叱列平同例。他所以除善无郡守，即因家于善无。叱列延庆和他什么关系虽不知道，想必是一个家族。叱列延庆叔侄为第一领民酋长是较晚的事，可能他袭职在先。他一开始就从事镇压北镇起义军的活动。以后他跟着高欢，沙苑之战被西魏所俘，传称宇文泰“以其豪门，解缚礼之”，可知这个家族在北边的声势。
从叱列部三个酋长的行动上，证明他们是和敕勒族乃至本部落的人民相对立的。
关于西部敕勒，史籍上还记载着如下的一件事。《周书》卷一五《于谨传》：
正光四年（523年），行台广阳王元深治兵北伐，引谨为长流参军……遂与广阳王破贼主斛律野谷禄等。时魏末乱，群盗蜂起。谨乃从容谓广阳王曰：“……今殿下奉义行诛，还临关塞，然丑类蚁聚，其徒实繁，若极武穷兵，恐非计之上者。谨愿禀大王之威略，驰往喻之，必不劳兵甲，可致清荡。”广阳王然之。谨兼解诸国语，乃单骑入贼，示以恩信。于是西部铁勒酋长乜列河等，领三万余户并款附，相率南迁。广阳王欲与谨至折敷岭迎接之。(76)谨曰：“破六汗拔陵兵众不少，闻乜列河等归附，必来要击。彼若先据险要，则难与争锋。今以乜列河等饵之，当竞来抄掠，然后设伏以待，必指掌破之。”广阳然其计。拔陵果来要击，破乜列河于岭上，部众皆没。谨伏兵发，贼遂大败，悉收得乜列河之众。
传称正光四年自为五年之误。《通鉴》卷一五〇把此事置于梁普通六年即魏孝昌元年（525年）六月。所以置于此时，当因传称破落韩拔陵兵众不少，而七月则拔陵已为阿那瓌所败，但确切时间很难断定。
于谨的阴谋，第一步是离间分化，诱使敕勒酋长投降；第二步是让起义军要击敕勒，使两败俱伤，他坐收其利。这一回对于整个北边起义形势有严重的影响，西部敕勒的主力在这次恐怕损失殆尽。当然，这件事主要出于敌人的狡计，但酋豪们的妥协投降却是狡计得逞的关键。还应当指出，乜列河等降附时破落韩拔陵的起义军还是“兵众不少”，不是最后被击败的时候。
东西部敕勒在六镇还没有全面发动时就已经起来响应破落韩拔陵，曾使北魏统治者大为震惊。敕勒人的起义也是和过去历次的斗争联系着的。它是又一次的摆脱北魏民族压迫的斗争，同胡人一样，在这次起义过程中，我们也清楚地看到敕勒族内的阶级斗争十分尖锐。叱列部的三个世袭酋豪一贯敌视起义军，从记载上他们像尔朱荣家族一样和北魏朝廷有特殊的关系。斛律金弟兄和酋长乜列河等，一度参加了起义，但终于叛变投降，出卖其本族人民，给整个北边起义造成严重的损害。尽管如此，敕勒人的斗争即使在破落韩拔陵领导的起义已被镇压之后，也仍在继续。在反魏和附魏问题上的不同态度正是反映了在同一族内不同的阶级利益。
四
山胡、敕勒的起义是民族斗争，北镇镇民的起义是阶级斗争。由于都在北边，斗争交织在一起，也由于北镇镇民不少来自山胡及其他各族，因此给北镇镇民起义带来民族斗争的色彩，但毕竟是有区别的。
中国从来就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封建社会中，各族人民通过经济、文化交流，建立友好关系，也通过共同的反抗封建统治建立战斗的友谊。无须讳言，历史上也曾经发生各族之间的冲突乃至战争，但是这种战争的根源只可能在两族或若干族的统治阶级之间产生而不可能在人民之间产生。虽然由于语言、风俗、习惯的差异，不同族的人民也有民族隔阂，从而产生一定的狭隘的民族情绪，但这毕竟是次要的，一般不会导致真正的战争。
历史上由少数族进行的民族斗争存在着不同情况。一种是反对民族掠夺、民族压迫、民族剥削的斗争，这完全是正义的。我们通常所说的民族斗争就是指这类正义的斗争。另外一种是由统治阶级或上层贵族挑起来的，他们煽动和利用所属人民的民族情绪来巩固或恢复其落后统治，并进行民族掠夺和民族报复。这是违背人民利益的，非正义的。
由于斗争是以民族的名义进行的，由于各种矛盾交互渗透，更由于统治者总是企图利用其本族人民的力量来达到他们的阶级目的，因此往往令人迷惑。为了弄清楚它的性质，我们必须以阶级观点来具体分析。首先是必须把一定的民族斗争纳入整个历史时期的阶级斗争形势的范围内，具体观察族内的阶级动态，观察和斗争联系着的不同族的人民间、统治阶级间的关系，最后从历史发展倾向来考察其作用。
根据这一些分析，我们认为北魏末年山胡、敕勒的反魏斗争是正义的。这是因为：
首先推翻北魏政权的腐朽统治是各族人民的共同要求。由北镇镇民起义开始的遍及于北魏全境的人民起义包括了汉族、山胡、敕勒、氐、羌、蛮乃至皇室的本族鲜卑人。这时北魏政权早就是代表鲜卑、汉族地主阶级利益的政权。构成最高统治集团的是门阀化的鲜卑贵族和汉族门阀地主。对于广大人民来说，他们反对鲜卑、汉族地主阶级及其政权，已经不只是反对拓跋族统治者的问题，因而在广大地区内阶级矛盾处于主导地位，北镇镇民起义便是阶级斗争性质。北魏的北方边境上住着许多少数族，他们和北魏政权的矛盾仍然是民族矛盾。少数族人民反抗民族压迫、民族剥削的斗争，锋芒指向组成北魏政权的鲜卑贵族和汉族门阀地主，因而实质上也是阶级斗争。由于斗争目标的一致性，山胡、敕勒的起义不仅和北镇镇民起义交织在一起，汇成反魏洪流，而且也是整个大起义的组成部分。这次大起义沉重打击了各地豪强地主，打击了北魏政权并促使其崩溃。特别是通过共同斗争，各族人民将在共同的阶级利益上逐渐消除民族隔阂，从而推动各族人民的融合（广泛意义上的融合）。虽然由于山胡、敕勒人民的起义或者很快就被镇压，或者局限在山谷地区，没有进入中原，直接的效果不显著，融合也还要一个较长期的过程，但是在总的斗争形势中，所起的作用是积极的。
我们在上面说过，魏末山胡、敕勒人民的起义是和长期以来的斗争联系着的，长达百年的前仆后继的斗争不仅加强了他们本族内部各部落间的联系，使魏末形成整个胡人与整个东西敕勒一时并起的形势，而且也加强了与当地包括汉族、鲜卑在内的人民的联系，形成北镇镇民、河西牧子一时俱起、相互支援的形势。长期的斗争不仅每一次都打击了北魏的统治，而且还制止了北魏统治者的南侵，其性质是正义的，作用也是积极的。判断这次起义的性质和作用不仅要和同时俱起的起义浪潮联系起来，而且也要和贯串着北魏历史的山胡、敕勒的反抗斗争联系起来。
我们也还看到，山胡、敕勒的起义，一开始就遭到他们本族的大酋长、大贵族的镇压。在斗争十分激烈的时刻，一度参加起义的贵族酋豪就动摇妥协，投降北魏。从这个迹象可以看出，由于阶级利益的一致性，山胡、敕勒人民和北镇以及其他地区的人民站在一边，他们的贵族酋豪却迟早站到了北魏政府这一边。族内阶级的对立充分说明起义是违背贵族酋豪们的意图的。对立的形势非常清楚，如果否定山胡、敕勒起义的正义性，那么是非就得颠倒过来，镇压起义的大酋长、大贵族尔朱荣、叱列伏龟等以及河东大门阀地主裴良等都将站在正义的一方，当然很少有人作这样的论断。
（本文由黄惠贤同志协助收集资料，并联名发表于1964年《武汉大学学报》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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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图版肆陆。
(2) 《北齐书》卷二七《破六韩常传》。
(3) 在北魏初期自汾河东岸以至太行山区，如上党等地还有很多胡人居住。《魏书》卷三《太宗纪》神瑞二年（415年）以白亚栗斯为首的河西胡人起义便在上党。但魏末汾东的胡人除肆州（即今山西忻县）以外就很少见了。
(4) 《晋书》卷一一三《苻坚载记》上：“匈奴右贤王曹毂、左贤王卫辰举兵叛，率众二万攻其杏城以南郡县，屯于马兰山……坚率中外精锐以讨之……毂惧而降……邓羌讨卫辰，擒之于木根山。坚自骢马城如朔方，巡抚夷狄，以卫辰为夏阳公，以统其众。毂寻死，分其部落。贰城已西二万余落，封其长子玺为骆川侯。贰城以东二万余落封其小子寅为力川侯。故号东、西曹。”同书卷一一七《姚兴载记》还见到贰城胡曹寅。
(5) 肆卢镇改肆州，吐京镇改汾州并见《魏书》卷一〇六上《地形志》上。《志》虽不举镇名，但据有关诸传，可以知道。六壁镇改西河郡见《水经》卷六《汾水注》。
(6) 《元和郡县志》卷一四石州离石县条：“本汉旧县……汉末荒废，魏黄初复置，后陷刘元海，石勒改为永石郡”，“后魏明帝改为离石镇”，《太平寰宇记》卷四二石州条称（北齐）天保三年（552年）改为昌化县。知魏末至东魏有此镇。
(7) 秀容、阳曲两护军见《水经》卷六《汾水注》。
(8) 统万镇改夏州见《魏书》卷一〇六下《地形志》下。《志》又于东夏州下云：“延昌二年置。”卷四二《薛辩附曾孙和传》称：“永平四年（511年）正月山贼刘龙驹扰乱夏州，诏和发汾、华、东秦、夏四州之众讨龙驹平之。和因表立东夏州。”知是夏州之分。
(9) 《魏书》卷二七《穆崇附玄孙罴传》：“前吐京太守刘升在郡甚有威惠，限满还都，胡民八百余人诣罴请之。”从这条记载可知吐京镇改州之后，胡人列于编户，由地方官统治。
(10) 见《隋书》卷二九《地理志》上北地、雕阴、延安、朔方等郡，卷三〇《地理志》下龙泉、离石等郡。
(11) 《魏书》卷二八《刘洁传》提到“洁与建宁王崇督诸军，于三城胡部中简兵六千，将以戍姑臧”，遭到胡人的反抗。魏军进行了残酷镇压。卷五〇《尉元传》，说彭城的戍兵，多是胡人，这些强制征发来的胡兵曾经进行武装斗争，尉元为此深感不安。
(12) 《北史》卷九八《高车传》末说道武帝破灭了薛干部，“徙其人（民）而还”。薛干部居于三城，这次迁徙了一部分，但以后的三城胡可能还是和薛干部有联系的。《魏书》卷二八《庾业延传》称：“离石胡帅呼延铁、西河胡帅张崇等不乐内徙，聚党反叛。”据卷二《太祖纪》，这事发生在天兴元年（398年）。卷四下《世祖纪》太平真君六年（445年）记载太武帝“西至吐京，讨徙叛胡，出配郡县”。在真君九年（448年）又曾徙西河、离石胡五千余家于京师。此外本纪所载“内属”、“内附”的胡族部落，通常即指徙入畿内而言。
(13) 《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第143页。
(14) 《通鉴》卷一三三，宋明帝泰始七年（471年）三月，简西部敕勒为殿中武士条胡注：“自魏世祖破柔然，高车、敕勒皆来降。其部落附塞下而居。自武周塞外以西谓之西部，以东谓之东部，依漠南而居者谓之北部。”按胡注似误以高车、敕勒为二。所云北部似乎无此称谓。《魏书》卷四上《世祖纪》记神四年（431年）十月称：“行幸漠南。十一月丙辰，北部敕勒莫弗库若于，率其部数万骑，驱鹿数百万，诣行在所。”胡注当据此，但此北部敕勒恐即指塞外高车。东西部敕勒以后常见，其分布大体如胡注的分界，但亦不知胡注所本。
(15) 《魏书》卷三五《崔浩传》。
(16) 关于敕勒人的反魏斗争具见周一良同志的论文，《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第140～144页。
(17) 《魏书》卷七下《高祖纪》下、卷一六《京兆王黎附孙继传》、《北史》卷九八《高车传》。《魏书》卷四一《源贺附子怀传》，他在正始元年（504年）到北边去巡视诸镇，上表说：“代表诸蕃北固，高车外叛，寻遭旱俭，戎马甲兵，十分阙八。去岁复镇阴山，庶事荡尽。”可知这次敕勒的反抗，加上旱灾使北镇几乎废毁，直到景明四年（503年）才“复镇阴山”，则在此以前处于最前线的军镇已废弃或后撤可知。
(18) 《魏书》卷一〇三《高车传》已亡，后人即以《北史》补。
(19) 《周书》卷四九《稽胡传》。《北史》卷六《齐本纪》上亦有天平三年（536年）汾州胡王迢触、曹贰龙“署立百官，年号平都”的事。
(20) 关于领民酋长，周一良同志有详细考证，见《魏晋南北朝史论集》《领民酋长与六州都督》。本文很多采取了一良同志的研究成果。
(21) 《魏书》卷七四《尔朱荣传》说他的父亲尔朱新兴“家世豪擅，财货丰赢……牛羊驼马，色别为群，谷量而已。朝廷每有征讨，辄献私马，兼备资粮，助裨军用”。这样多的牲口，谁替他放牧的呢？可能有奴隶。但他既是这片土地的主人，又是部落酋长，自然可以役使部落成员。
(22) 《魏书》卷二三《刘库仁传》：“库仁西征厍狄部，大获畜产，徙其部落，置之桑干川。”又卷二《太祖纪》天兴二年（399年）三月称庾真、奚斤“讨厍狄部帅叶亦干、宥连部帅窦羽泥于太浑川，破之。厍狄勤支子沓亦干率其部落内附”。善无不在桑干河傍，也许是天兴二年所徙，也可能即是所云太浑川之原居地。
(23) 《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第182页。
(24) 《魏书》卷八三上《外戚贺讷传》。
(25) 《周书》卷二五《李贤传》：“陇西成纪人也。”《北史》卷五九《李贤传》却说：“自云陇西成纪人，汉骑都尉李陵之后也。陵没匈奴，子孙回居北狄，后随魏南迁，复归汧陇。”所谓陇西成纪，或陇西狄道人，是因自称为李陵之后。在当时这种依托是很流行的。
(26) 魏初充任羽林郎的都是贵族子弟，如长孙肥之子陈、弟亦干（见《魏书》卷二六《长孙肥传》），又如刘尼（卷三〇本传）。
(27) 迁洛以后，特别是太和二十年定姓族之后，贵族起家大抵和南朝相似。《通典》卷一六载肃宗时清河王怿上表所举“自公卿令仆之子，甲乙丙丁之族，上则散骑秘著，下逮御史长兼”，又提到“公府正佐”“上宰行僚”，知魏末贵族起家以散骑侍郎、秘书郎、著作郎为上，还有三公府（包括大司马、大将军）的高级掾属。羽林虎贲是寒人起家的道路。《魏书》卷九三《恩幸寇猛传》说“少以姿干充虎贲，稍迁羽林中郎”。寇猛自称上谷寇氏，实是寒人。
(28) 《魏书》卷六四《张彝传》。
(29) 《魏书》卷六六《崔亮传》。
(30) 《南齐书》卷五七《魏虏传》“殿中尚书，知殿内兵马、仓库”。《魏书》卷一四《顺阳公郁传》：“高宗时，位殿中尚书……高宗崩，乙浑专权……郁率殿中卫士数百人从顺德门入，欲诛浑。”
(31) 《魏书》卷八二《常景传》。
(32) 《北史》卷五四《斛律金传》，又《厍狄干传》，《魏书》卷一五《元晖传》。
(33) 《北史》卷五四《斛律金传》。
(34) 《北史》卷六《齐本纪》上。
(35) 《北朝胡姓考内篇四》“狄氏”条（185页）疑厍狄氏即高车狄氏。又以为诸姓氏书所云“厍狄氏为鲜卑段匹磾之后”，据《周书》卷三三《厍狄峙传》，乃“厍狄峙个人家世，非厍狄氏皆为匹磾之裔也”。但也认为厍狄干“当亦段氏之裔”。若如此说，则厍狄部有两种来源。但出于高车似无确据。
(36) 《魏书》卷一一一《刑罚志》：“旧制：直阁、直后、直斋、武官队主、队副等，以比视官，至于犯谴，不得除罪。尚书令任城王澄奏：‘案诸州中正，亦非品令所载，又无禄恤。先朝已来，皆得当刑。直阁等禁直上下，有宿卫之勤，理不应异’。灵太后令准中正。”按“比视官”即是品令所不载的非正式官吏，或差遣。
(37) 杨守敬《隋书地理志考证》卷一，朔方郡有关于西夏州的详细考证。
(38) 《魏书》卷一〇六上《地形志》阳曲属永安郡，不属秀容。然《志》乃“录武定之世”（543——549年），志立于兴和二年（540年），在武定前或曾改录。又志称“弘农华阴人”，乃依托郡望。
(39) 瞿中溶《古泉山馆金石文编残稿》卷一跋此志已疑“刘懿实出左贤王去卑之后”。周一良同志《领民酋长与六州都督》文中更引《北史》卷三一《高昂传》刘贵称汉人为“头钱价汉”的话，证其为胡人，甚确。
(40) 《焦延昌造像》不纪年月，王昶跋，以《曹续生造像》有焦姓沙弥比丘五人，而此刻末有“威列将军□□令、□阳县开国男□续□乘马”，其官与《曹续生造像》合，以为“当与彼碑同时（大统五年即539年）同地所立”，甚是。《刘懿墓志》是东魏兴和二年（540年）。都在北镇起义后。
(41) 《魏书》卷八《世宗纪》、卷一九上《济阴王小新成附子丽传》、卷五八《杨播附弟椿传》。
(42) 《魏书》卷五七《崔游传》。
(43) 《魏书》卷四〇《陆俟传》说太武帝时陆俟为怀荒镇将，诸高车莫弗控诉他严急，“待下无恩”，要求前镇将郎孤还任。太武帝接受了这个请求。到明年，诸莫弗又杀掉郎孤，发生了暴动。陆俟认为郎孤被杀的原因是由于开始“专欲以恩惠治之”，弄得无复上下，“然后收之以威”，于是“人怀怨怼”，引起暴动。这件事发生在早期，那时敕勒人的阶级分化还不甚显著，因此莫弗亦即酋长们的行动还不能说只代表他们本身的利益。但可以看出莫弗是在镇将控制下的，这种情况在后期基本上也存在。
(44) 《魏书》卷四一《源贺附子怀传》。
(45) 《北齐书》卷二七《破六韩常传》。
(46) 《北史》卷五三《破六韩常传》说“孔雀少骁勇，背其宗人拔陵，率部降尔朱荣”。删去从拔陵事，又似其降在拔陵没有战败之前。那么孔雀降后，他的部落至少有一部分留在起义阵营中，参加了与茹茹军的决战。
(47) 《北齐书》卷二七《万俟普传》“太平人，其先匈奴之别种也”，《魏书》卷一〇六上《地形志》上，太平是朔州属郡，朔州为怀朔镇所改。《北朝胡姓考·外篇一》“万俟氏”条据《续高僧传》卷三《那连提黎耶舍传》以为万俟氏是鲜卑族。但齐周时期鲜卑名称极为广泛，凡非汉族北镇人之内迁者往往称为鲜卑，甚至自云渤海高氏之高欢一家，也自居为鲜卑。史称匈奴别种通常是指胡人，又《周书》卷一四《贺拔岳传》称万俟普子受洛干为费也头。费也头是牧子，则是表示其身份，而非种族。
(48) 《北史》卷六《齐本纪》上、《周书》卷二《文帝纪》下、《北史》卷五三本传。
(49) 《周书》卷一九《宇文贵传》称“正光末，破六汗拔陵围夏州”，《魏书》卷四一《源贺传附孙子雍传》称“迁夏州刺史，时沃野镇人破落汗拔陵首为反乱，所在蜂起，统万逆胡，与相应接，子雍婴城自守”，知当时破落韩拔陵曾遣军南下，与当地胡人起义军一起围城。
(50) 《魏书》卷四下《世祖纪》太平真君八年（447年）称“山胡曹仆浑等渡河西，保山以自固，招引朔方诸胡”，卷七上《高祖纪》延兴元年（471年）“朔方民曹平原招集不逞，破石楼堡，杀军将”，卷八《世宗纪》正始四年（507年）“夏州长史曹明谋反”。
(51) 以上均见《魏书》卷四一《源贺附孙子雍传》。
(52) 《魏书》卷三〇《宿石传》：“朔方人也，赫连屈孑弟文陈之曾孙也。”卷一一三《官氏志》：“宿六斤氏后改为宿氏。”《北朝胡姓考内篇》“宿氏”条（154页）以为“宿勤氏与宿六斤氏的地望相合，‘勤’‘斤’音又极近，疑宿勤即宿六斤之省译”。
(53) 《北朝胡姓考内篇四》“薛氏”条（204页）。
(54) 《魏书》卷七三《崔延伯传》。
(55) 以上并见《魏书》卷九《肃宗纪》孝昌三年、《魏书》卷四一《源贺附孙子雍传》。
(56) 《魏书》卷七五《尔朱天光传》、卷一一《前废帝纪》。
(57) 首义的胡琛，据《魏书》卷九《肃宗纪》正光五年（524年）四月条，但称为“高平酋长”，没有说哪一族。《北史》卷四八《尔朱荣附从子天光传》始称他为敕勒酋长。《北史》卷四八《尔朱天光传》较《魏书》卷七五《天光传》增加了关于胡琛的一些事，乃采自别的资料，如破落韩拔陵作“夤”，魏、周、齐三书都无此写法。但这个资料很难凭信，例如说破落韩拔陵派人杀胡琛，就是很离奇的捏造。因为直到拔陵败后，胡琛还活着。以胡琛为敕勒酋长大致也出于这个资料，我们就不能信此孤证。而且在高平起义军将领中一个也找不出敕勒人，这也是和领袖为敕勒酋长之说合不上的。我以为较大可能是胡族酋长。继任领袖万俟丑奴，据《北齐书》卷二七《万俟普传》，乃匈奴别种，亦即胡人。《周书》卷二五《李贤传》提到和万俟道洛一起守高平的一位将领费连少浑，《北朝胡姓考内篇四》“费氏”条（208页）据《通鉴考异》引《十六国春秋钞》和《魏书》卷四四《费干传》证明费连是赫连属部。而且此部可能长期以来就居于高平。《北史》卷四八《尔朱天光传》又说高平首义的镇民叫赫连贵恩，其为铁弗族更不须说。《魏书》卷五六《崔辩附子模传》载有万俟丑奴将郝虎，郝是稽胡姓，也是匈奴姓，自是胡人。见于记载的高平起义军将领必定还有鲜卑人、敕勒人等。如见于《魏书》卷七五《尔朱天光传》的太尉侯伏侯元进，行台尉迟菩萨，见于卷八〇《贺拔岳传》的侯机长贵，便可能是鲜卑或其他非胡族的少数族人。
(58) 《魏书》卷一〇六上《地形志》上。
(59) 以上并见《魏书》卷六九《裴延儁》、《裴良》、《裴庆孙》等传。
(60) 《魏书》卷六九，裴氏诸传。《周书》卷四九《稽胡传》。
(61) 以上并见《北史》卷六《齐本纪》上。
(62) 《魏书》卷四二《薛辩传》。蜀人在魏末也曾暴动，但在豪族地主控制下完全成为军事割据的活动。又蜀人在魏末虽然仍被认为少数族人之一，实际上和汉人看不出有任何区别。薛氏虽也有由胡部薛干或比干所改，但汾胡中从未见过，而近邻河东薛氏乃是汉化的蜀人。《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第173～174页有考。
(63) 汾河区域内胡人是与汉人错居的，高欢灭掉刘蠡升的王国时，就获得胡、魏五万户。
(64) 《隋书》卷三《炀帝纪》：“（大业）六年（610年）春正月癸亥朔旦，有盗数十人皆素冠练衣，焚香持华，自称弥勒佛，入自建国门，监门者皆稽首。既而夺卫士仗，将为乱。齐王暕遇而斩之。”以后在唐代也有关于这种穿白衣的弥勒教徒的记载。
(65) 《魏书》卷六九《裴良传》。
(66) 《通鉴》卷一五〇梁普通五年（524年）八月作“乞伏莫于”。然《册府元龟》卷三五四《将帅部》《立功》亦作“乞扶”，或是《通鉴》以“乞扶”不经见，故改“乞伏”。
(67) 《魏书》卷一九下《南安王桢附孙略传》云：“尔朱荣，略之姑父，略素所轻忽。略又党于郑俨、徐纥，荣兼衔之。荣入洛也，见害于河阴。”尔朱荣对他的岳家是不满的，但这是另一回事。在孝文定姓族之后，他还能与皇室结亲，说明他的家族有特殊地位。
(68) 《北史》卷四八《尔朱荣传》。
(69) 《北史》卷一六《广阳王建附孙深传》称深上表说“二部高车亦同恶党”，其时在正光五年（524年）七月崔暹败于白道之后。传又云：“东西部敕勒之叛，朝议更思深言，遣兼黄门侍郎郦道元为大使，欲复镇为州，以顺人望。”《魏书》卷九《肃宗纪》改镇为州之诏在这年八月。
(70) 《北齐书》卷一五《厍狄干传》说：“孝昌元年（525年），北边扰乱，奔云中，为刺史费穆送于尔朱荣。”和斛律金弟兄都是先投云中，后归尔朱荣。
(71) 《魏书》卷二六《尉古真附从曾孙庆宾传》。
(72) 《北齐书》卷二〇《斛律羌举传》。
(73) 《传》称为杜洛周所破是可疑的，因为杜洛周起于上谷，南攻燕州，入河北，似未向平城以西发展。
(74) 《魏书》卷七四《尔朱荣传》：“敕勒斛律洛阳反于桑干西，与费也头牧子迭相掎角。荣率骑破洛阳于深井，逐牧子于河西。”又见《魏书》卷九《肃宗纪》。
(75) 《北朝胡姓考外篇四》“李氏”条注四。
(76) 《通典》卷一五六《兵九》作“析敦岭”，《北史》卷二三《于栗磾附六世孙谨传》作“折郭岭”，疑作“敦”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