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南境诸州的城民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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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魏末年，六镇、高平、秦陇诸州镇相继起义反魏。尽管参加起义的群众十分复杂，但起义领袖大都是镇民或城民。镇民或城民隶属军府，他们名隶军籍，不附州郡户籍。北镇镇民号为“府户”，即军府所属之户，其实城民也是府户。北镇起义前夕，李崇领兵出击茹茹，采纳幕僚魏兰根的建议，奏请改镇为州，府户悉免为民，(1)当时没有获得朝廷采纳。正光五年（524年）北镇、秦陇起义爆发后，镇压北镇起义的大都督元渊再次提出改镇为州的建议。(2)李崇、魏兰根、元渊的建议专指北镇，强调“改镇为州”。但是南、北二秦州的起义群众却是业已建立州郡的城民，问题不在于改镇为州，而在于城民的免除军贯。《北史》卷五六《魏收传》叙其父魏子建为东益州刺史时事云：(3)

    正光五年（524年），南、北二秦城人（即城民）莫折念生、韩祖香、张长命相继构逆。佥以州城之人，莫不劲勇，同类悉反，宜先收其器械。子建以为城人数当行阵，尽皆骁果，安之足以为用，急之腹背为忧。乃悉召居城老壮，晓示之。并上言诸城人本非罪坐而来者，悉求听免。明帝优诏从之。子建渐分其父兄子弟，外居郡戍，内外相顾，终获保全。

    魏子建的要求是除了犯罪配发的以外，城人“悉求听免”，免什么呢？应即免除军贯。因此正光五年八月所下诏书实兼对北镇镇民与诸州城民而言。诏书先追溯自魏初以来“诸州镇城人，本充牙爪，服勤征旅”，最后说“诸州镇军贯，元非犯配者，悉免为民；镇改为州，依旧立称”，(4)均是“诸州、镇城人”（即诸州和诸镇的城人）并提，非犯配的城人一律免除军贯成为州郡民，其未立州郡的北镇则改镇为州。关于诸州镇城人免军贯的措施，显然出于魏子建的奏请，主要为了安抚二秦、东益诸州的城人。

    这一措施并没有取得什么效果。北镇改了州，但北镇业已起义，府户免除军贯毫无意义。至于诸州城人不管法律上是否“悉免为民”，至少以后河南、北诸州仍然存在着不同于一般百姓的城民。

    虽然所有城人或城民都属军府，都是府户、戍兵，但是随着所在地区间的差异，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地位却很不一致，河南、北诸州的城民便和北镇的城民不同，(5)甚至和秦陇诸州的城民也不尽相同。

    河北地区很早就设置军府，驻兵屯戍。《魏书》卷二《太祖纪》天兴元年（398年）正月：

    帝至邺……乃置行台，以龙骧将军日南公和跋为尚书，与左丞贾彝率郎吏及兵五千人镇邺。车驾自邺还中山，所过存问百姓……帝虑还后山东有变，乃置行台于中山，诏左丞相、守尚书令、卫王仪镇中山，抚军大将军、略阳公元遵镇勃海之合口。

    当时拓跋部建国不久，是否真已设置中朝的尚书省与外州行台，殊为可疑，很可能只是强以魏晋官制名之，其实仅是遣派将卒戍守而已。《纪》称镇邺吏兵五千人，镇中山及合口的数字不记。同书卷五八《杨播附弟椿传》称：

    自太祖平中山，多置军府，以相威摄。凡有八军，军各配兵五千，食禄主帅军各四十六人。自中原稍定，八军之兵，渐割南戍，一军兵才千余，然主帅如故，费禄不少。椿表罢四军，减其帅百八十四人。

    中山是后燕故都，所以置有八军四万人之多。观此知镇邺城的五千人为一军，镇合口的驻军数字大概也不会比邺城多。

    魏军攻入中山时，公卿、军吏、士卒投降的有二万多人。以后，强制迁徙“山东六州民吏及徒河、高丽杂夷三十六万，百工伎巧十万余口”到代京。(6)中山、邺、信都那些城中的住户本来就是文武官吏、士卒以及百工伎巧，通过这次大迁徙，可以推断中山等城是被迁空了，新住户就是拓跋珪派来的驻屯将帅和兵士。当时来自代京的驻屯军基本上出自拓跋本族。后来元渊追溯说：“昔皇始以移防为重，盛简亲贤，拥麾作镇，配以高门子弟，以死防遏。”(7)所云“高门子弟”，在皇始时只能指拓跋部人，表明魏初军镇建立之始，镇戍军主要以拓跋本族人组成。

    《杨椿传》称“中原稍定，八军之兵，渐割南戍”。大致自太宗拓跋嗣取宋滑台、虎牢、枋头诸镇，至显祖拓跋弘占领宋的徐、豫、青、齐诸州，河南戍兵（亦即城民）至少一部分来自河北州镇，此外也不能排斥有从拓跋本族和其他民族中征发来的。上引《肃宗纪》正光五年诏书就说：“逮显祖献文皇帝，自北被南，淮海思，便差割强族，分卫方镇。”便是说徐、豫、青、齐诸州的戍兵征自本族和其他民族。《魏书》卷五〇《尉元传》载太和十六年（492年）上表陈述徐州戍兵情况云：

    今计彼戍兵，多是胡人……愚诚所见，宜以彭城胡军换取南豫州徙民之兵，转戍彭城；又以中州鲜卑增实兵数，于事为宜。

    尉元的建议被诏为“甚合事机”，想必被采纳。

    尉元认为胡人不可信赖，要求“换取南豫州徙民之兵”。按南豫州即刘宋治悬瓠之豫州，天安元年（466年），宋汝南太守常珍奇据城降魏，魏以为豫州刺史，由于魏已有治荥阳之豫州，因此治悬瓠之豫州加南字。在尉元上表之前五年，那里曾发生一起城人密谋翻城的未遂事变。《北史》卷一五《秦王翰附曾孙祯传》：(8)

    初豫州城豪胡丘生数与外交通。及祯为刺史，丘生尝有犯怀恨，图为不轨，诈以婚集城人，告云：“刺史欲迁城中大家，送之向代。”共谋翻城。城人石道起以事密告祯，速掩丘生，并诸豫谋者。祯曰：“吾不负人，人何以叛？但丘生诳误。若即收掩，众必大惧。吾静以待之，不久自当悔服。”语未讫，而城中三百人自缚诣州门，陈丘生谲诳之罪。而丘生单骑逃走，祯恕而不问。

    本传不记此事发生年月。《南齐书》卷五七《魏虏传》称：“明年（永明五年，即魏太和十一年，487年）……荒人胡丘生起义悬瓠，为虏所击，战败南奔。”则已在常珍奇降魏之后二十年了。翻城首谋胡丘生被称为“城豪”，此外还有“大家”，他们都是城人，但是城人中的上层分子。为首的胡丘生，《南齐书》称之为“荒人”，“荒伧”原是南人鄙视北人的贬辞，告密的石道起则有胡姓的嫌疑。这批城人的来历我们完全不知道，可能还是悬瓠降魏后留下来的老住户。尉元要求“转戍彭城”的“南豫州徙民之兵”，肯定不是这批人。因为事实证明这批城人和彭城胡军一样不可信赖。很可能在胡丘生事件发生后，对于预谋翻城的人虽然“恕而不问”，但必然要有一些防范措施，很可能从别处（多半是河北诸州）迁来一批新城人，所以被称为“徙民之兵”。他们肯定不是胡人，因为尉元不信任胡人，才要求对换调防。从当时的军事形势看来，毫无疑问，彭城远比悬瓠重要，因而尉元的建议被朝廷采纳。

    从尉元建议后又过了十六年，在宣武帝的永平元年（508年），南豫州再次爆发规模较大的城人暴动，《魏书》卷八《世宗纪》永平元年十月丁巳称：

    豫州彭城人白早生杀刺史司马悦，据城南叛，萧衍遣将齐苟仁等四将以助之。诏尚书邢峦行豫州事，督将军崔暹率骑讨之。丙子，邢峦大破早生及苟仁军于鲍口……十有二月己未，邢峦克悬瓠，斩白早生，擒齐苟仁等，俘萧衍卒三千余人，分赐王公已下。

    此事具见同书卷三七《司马楚之附孙悦传》、卷六五《邢峦传》、卷九八《萧衍传》，称白早生为豫州城人（或城民）、悬瓠城民，而《世宗纪》独有“豫州彭城人”之称，(9)我原先怀疑“彭”字衍，原文亦作“豫州城人”。今据上引尉元所上表，似乎所谓“豫州彭城人”也可以解释为十六年前由彭城调往南豫州的胡军。白也正是胡姓。

    《梁书》卷二《武帝纪》中天监七年（508年）十月丁丑称：

    魏悬瓠镇军主白皁生、豫州刺史胡逊以城内属，以皁生为镇北将军、司州刺史，逊为平北将军、豫州刺史。

    白早（皁）生是城民，当了军主，这正与元渊所说“一生推迁，不过军主”之说相符。又《北史》卷八五《节义》《刘侯仁传》：(10)

    豫州人也。城人白早生杀刺史司马悦，据城南叛。悦息朏，走投侯仁……侯仁终无漏泄。朏遂免祸。事宁，有司奏其操行，请免府籍，叙一小县。

    刘侯仁也必是城民，所以要特旨“免府籍”，才能“叙一小县”。从这一点来看，南境州镇的城民或城人，和北镇一样具有府户的身份。

    《梁书》叙此事，还有个胡逊与白早生并提，《魏书》纪传皆不载。其豫州刺史之官则是自称。《梁书》卷一七《马仙琕传》称：

    魏豫州人白早生杀刺史琅邪王司马庆曾，(11)自号平北将军，推乡人胡逊为刺史，以悬瓠来降。

    所谓“乡人”，莫非也是出于彭城调来的胡军么？据《魏书》卷六五《邢峦传》，白早生所遣抗拒魏军的大将是胡孝智。姓胡的城民在这次事件中居于重要地位，令人想起二十余年前密谋翻城的城豪胡丘生。此外，常珍奇的母亲也姓胡。(12)似乎作为“城豪”的胡民长期以来就居于悬瓠，虽然几经变故，却在城民中仍具有一定的地位。假使这样，则“乡人”只是指同是悬瓠城民而已。

    尉元要求调往彭城的南豫州徙民之兵可能是鲜卑，他又要求“以中州鲜卑增实兵数”，(13)则太和十二年（488年）以后，徐州驻屯军中鲜卑人的比例扩大了，然而并不能制止变故的发生。在豫州城民白早生发动“南叛”的同时，徐州所属宿豫戍也发生了同样的事变。《魏书》卷八《世宗纪》永平元年（508年）十月丁丑称：

    前宿豫戍主成安乐子景儁杀宿豫戍主严仲贤，以城南叛。十有一月庚寅，诏安东将军杨椿率众四万攻宿豫。

    这个成景儁，据同书卷五八《杨播附弟椿传》乃是“徐州城人”，不言而喻，其父成安乐也是城人。从姓氏看来，成不是鲜卑姓，可能是胡姓，(14)但也是汉姓。彭城戍军中鲜卑比例虽一度有所扩大，但决不能全部以鲜卑驻防。彭城是北魏南边的最大军镇，戍兵有数万之多，绝大部分是征自州郡的番代兵士。(15)戍兵多数大概不是城民。

    北魏占领淮北诸州时，豫、徐二州是由州将率众降附的，还有治瑕丘的兖州，北魏兵到即降，悬瓠、彭城、瑕丘的城内人户大概没有全部被迁走，胡丘生曾以为迁往代京恐动悬瓠城中“大家”，这些“大家”大概就是降魏时幸免迁徙的部分城中居民。青、齐境内东阳（青州治）、历城（冀州侨治）、梁邹（幽州侨治）等城先降后拒，升城（并州侨治）被攻陷，这些城内的人户大概全部被迁走。《魏书》卷六《显祖纪》皇兴三年（469年）五月记“徙青州民于京师”，卷五〇《慕容白曜传》在破东阳后详记俘获的粮食、器械等物资和户口，计“城内户八千六百，口四万一千，吴、蛮户三百余”。毫无疑问，全部人口都被迁往代京及北镇，其中大部分可能被作为俘虏赏给兵将充奴婢了。历城、梁邹城内居民的命运《魏书》没有特笔记载，但仍可以判断比东阳居民好不了多少。当时那些城的住户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兵，二是官和吏，三是城居豪强和避乱入城的豪强，此外大概有少量百工伎巧。二、三实际上是一类，因为这一地区的各级官吏，几乎全是当地大小豪强。《慕容白曜传》记载“徙（历城、梁邹）二城民望于下馆”，《通鉴》卷一三二宋明帝泰始五年（469年）五月称：“魏徙青、齐民于平城，置升城、历城民望于桑干，立平齐郡以居之，自余悉为奴婢。”(16)所谓“民望”即士族豪门。大量吏兵沦为奴婢。如果有百工伎巧的话，必然也按照旧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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