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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妻子儿女同居的，居延所出汉简中有许多燧长、燧卒家口廪食的名籍。《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下“车师”条记王莽时戊己校尉管下吏士男女二千余人被叛将裹胁入匈奴，也可推知屯戍吏士是有家口的。留居不归的屯戍吏士长子育孙，成为高昌土人完全可能。此外，两汉以来，在戊己校尉管理下，这一带开渠屯田，耕地面积日益扩大，从今哈拉和卓到鲁克沁都已开发；地当玉门关外，天山南北的交通要道，长期以来就是内地与西域经济、文化交流的门户，这就会吸引西域各地和内地人的迁入。上引《三国志·魏书》卷一六《仓慈传》所说聚集在戊己校尉治所为仓慈发哀的“西域诸胡”，固然多半是往来道路的“商胡”，但也未必没有迁居高昌的西域人。至于来自内地的人户固然要到西晋末年和西凉时期才大量增加，以前几百年间也不能说没有。总之，不管他们的祖先怎样在这里定居下来，也不管是汉人、车师以及其他各族人，他们统统是晋朝戊己校尉管下的高昌人，他们共同生产，共同服役当兵。
高昌土兵的出现还表明高昌也有了类似州郡兵的军队。魏晋时期实行军民异籍，兵士一般由所谓“士家”、“军户”世袭充当，但高昌土兵和上面提到的西域长史部兵的身份我们不知道。
西晋末年，中原大乱，凉州比较安定，迁入了大量人口，大概有一批迁入高昌。《魏书》卷一〇一《高昌传》记北魏熙平初（516年）给高昌王麹嘉的诏书称：
彼之甿庶，是汉魏遗黎，自晋氏不纲，因难播越，成家立国，世积已久。
这是说高昌人户都是在西晋乱后迁入的，当然不太正确，但西晋末年迁入凉州的人户有的远达高昌并非不可能。
永宁元年（301年）张轨被任为凉州刺史，建兴二年（314年），张轨卒，子寔继位，以后子孙相承，统治凉州地区，历史上称为前凉。但张寔以后，除了短暂的几年之外，都作为晋的凉州地方官统治这个地区。早在张轨、张寔时，高昌实际上已被认为是凉州的一个郡，《晋书》卷八六《张轨传》于张寔继位后称：
贼曹佐高昌隗瑾进言曰（所言略），寔纳之，增位三等，赐帛四十匹。
本传叙此事不记年，《通鉴》卷八九系于建兴四年（316年），据上下文所载史实是对的。这里值得注意的是，“隗瑾”姓名前冠“高昌”。我们知道魏晋以来惯例往往在姓名前加上郡名，在此传中就有“晋昌张越”、“西平王叔”等。晋昌、西平都是凉州属郡，而高昌在那时却还不是郡。称某郡某人不仅表示他的籍贯，在门阀制度盛行的时代里，更重要的是表示他的门阀，标识着他是特定的某个郡的某姓，而不是泛泛的某郡人，而这个特定郡的某姓一定是当郡大姓。我们还知道，魏晋时期，州的僚属由刺史从属郡的大姓中辟举。贼曹佐是州的诸曹佐之一，(17)隗瑾被辟充任此官，表明隗瑾是高昌大姓。(18)虽然那时高昌还是戊己校尉管理的屯戍区，但已像郡名一样加在隗瑾的姓名前，而且也像其他属郡一样，当地大姓取得被辟举为凉州僚属的权利。仅仅“贼曹佐高昌隗瑾”七个字，表明演变到这个时期，高昌虽还不是郡，而实际上已被认为凉州属郡之一，正式建郡已为期不远了。
以上我们引证了一些资料，说明魏晋时期高昌由屯戍区发展为郡的经过。从这有限的几条资料看来，即使在东汉末以至三国鼎立、“晋室不纲”的这个历史阶段，高昌以至西域仍然接受朝廷派遣的戊己校尉、西域长史的管理，我们也看到戊己校尉屯戍区早就被认为是凉州的一部分。也正在这个时期，“高昌壁”开始删去“壁”字，单称“高昌”，出现了“高昌土兵”、高昌大姓，从而表明了出现了包括汉族和其他各族人在内的高昌人，出现了和内地一致的门阀制度（这是以早已存在着剥削和被剥削阶级为前提的）、选举制度。当然，有了定居人户，必定出现了赋役制度。总之，在置郡前，高昌已具有郡的规模以及作为郡的一切军、政制度。由屯戍区发展为郡，并不罕见，同属凉州的西海郡就是由居延都尉屯戍区发展来的。西域长史府所在地海头，据所出晋简提供的资料，也向这个方向发展，只是由于地理条件限制，中途荒废了。
（原载1979年《中国史研究》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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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见《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
(2) 见《汉书》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
(3) 《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记王莽时戊己校尉所属诸壁、诸垒，可知史籍所记“高昌壁”，指的是高昌境上的诸壁垒。
(4) 西汉时戊己校尉治所没有明确记载，据《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称平帝元始中（1——5年），戊己校尉徐普想要开辟一条新路，召车师后部王姑句作证，姑句不肯，被徐普拘留，后来，姑句终于“驰突出高昌壁”，投奔匈奴。姑句被召作证，当然召到校尉治所，被拘留的地点也当在此，而他“驰突出”的恰就是高昌壁，可知校尉治所在高昌壁无疑。
(5) 《三国志·魏书》卷六《董卓传》称卓“为军司马，从中郎将张奂征并州有功，拜郎中……迁广武令、蜀郡北部都尉、西域戊己校尉，免，征拜并州刺史、河东太守”。据《后汉书》卷六五《张奂传》，董卓从张奂平东羌，事在桓帝永康元年（167年），是年十二月桓帝死，明年，灵帝继位。此后，他经历了三任官，才任戊己校尉。中平元年（184年），他内召为中郎将，镇压黄巾起义。由此推测，他任戊己校尉当在灵帝中晚年。《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记灵帝熹平四年（175年），于阗王攻拘弥，戊己校尉和西域长史发兵安定拘弥事，戊己校尉不具名，大概不是董卓，否则本传会提到，疑卓任戊己校尉尚在熹平四年后。
(6) 据《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拘弥”条，阳嘉元年（132年）击于阗，是敦煌太守徐由主持的；于阗条，元嘉二年（152年），敦煌太守马达令西域长史王敬查核于阗王毒死前长史赵评的事，而随后解决于阗王杀王敬事的是敦煌太守宋亮；“车师后王”条，永兴元年（153年），车师后王阿罗多亡走匈奴，请立故王军就质子卑君为后部王的也是宋亮；“疏勒”条，建宁五年（172年）主持进攻疏勒军事的是凉州刺史孟佗。如上所引，可知敦煌太守、凉州刺史实际主管西域事务，权在西域长史、戊己校尉之上。
(7) 《三国志·魏书》卷一八《阎温传》称“敦煌太守马艾卒官”，时在建安二十五年（220年），继任者是尹奉，所云“旷无太守二十岁”当指马艾任职之前，大致在董卓乱后。
(8) 《三国志·魏书》卷二《文帝纪》延康元年（即建安二十五年）三月，记“焉耆、于阗王皆各遣使奉献”，事在平凉州地方集团前。但同书卷一六《苏则传》云：“文帝问则曰：‘前破酒泉、张掖，西域通使，敦煌献径寸大珠，可复求市益得不？’”则西域通使应在平凉州后。疑《纪》误。但《后汉书》卷九《献帝纪》建安七年（202年）五月记“于阗国献驯象”，可知西域和内地政治经济联系并没有完全中断，只是不能畅通。
(9) 此句“使”字疑错简，本作“使西域校尉张就讨之”。景初只有三年，四年已是正始元年（240年）。
(10) “史”各本都作“吏”，据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一七《流沙坠简序》改。
(11) 《观堂集林》卷一七《尼雅城北古城所出晋简跋》。
(12) 《汉书》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戊己校尉有丞、司马各一人，侯五人，无长史。《宋书》卷四〇《百官志》下称“郡当边戍者，丞为长史”，这里说的是秦汉时郡的丞和长史，但也可知丞与长史在郡属中职位相当。戊己校尉的长史即丞的改称。
(13) 孔好德（Conrady）：《斯文赫定在楼兰所获的中国文书和零星文物》。
(14) “胡支得”当是胡人支姓。同书五〇简是记廪给的简，见“将尹宜部兵胡支鸾卜（？）二人”。《流沙坠简》记有好几个姓胡的人，如“胡浮屈”（八三简）胡犁支（八四简）胡阿宗（八一简）胡秋儿（五七简），疑并因是胡人，而加上“胡”字。
(15) 上引五〇简见“将尹宜部”，《流沙坠简·簿书类》三七简亦见“将尹宜部溉北河田一顷”。本书四八简见“徐（？）部百一人”，一二三简见“将梁惠部卅二人”，《流沙坠简·戍役类》三一简记佃兵屯田顷数，见“背张佥部见兵廿一人”，“将梁襄部见兵廿六人”，《杂事类》亦见这种以某某部兵为基层单位的军屯编制。在高昌大概也一样，因为从吐鲁番发现的麹氏高昌时期的屯田文书，仍有以将某人为一单位的痕迹。显然这是从前代遗留下来的。
(16) 武帝虽曾发兵击姑师，并没有“师旅顿弊其中”，《魏书》记载不确，但其意实指宣帝时屯田高昌及元帝设置戊己校尉后的屯戍兵。
(17) 《晋书》卷二四《职官志》记州僚属有“诸曹佐”，《宋书》卷四〇《百官志》上记州的诸曹有“兵、贼、仓、户、水、铠之属”。
(18) 《晋书》卷一二九《沮渠蒙逊载记》称蒙逊以隗仁为高昌太守，其时当在宋永初二年，北凉玄始十年（421年）西凉亡后。隗仁和隗瑾的关系不知道，他所以被任为北凉第一任高昌太守，除了奖赏他不降西秦外，我想很可能因为隗氏是高昌大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