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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以疏勒命名的锦。疏勒也崇佛教，是否也是绵织的呢？我们不清楚。假使如此，那么龟兹锦所以命名的特点可能别有所在。但不管疏勒锦是否用绵抽丝织成，纺织手工业传入疏勒并生产具有自己特点的锦是毫无疑问的。
此外，哈拉和卓九〇号墓还出有《高昌□归等买鍮石等物残帐》，(8)记有“钵斯锦”。钵斯疑即波斯，鍮石也正是波斯的产物，(9)这样，纺织手工业技术的传播就目前所知，起自高昌，经过焉耆、龟兹、疏勒，由此西越葱岭，以达波斯。这一条传播的道路和汉代以来著名的北道相符。
高昌地区大概早就有蚕桑和纺织手工业。《北史》卷九七《高昌传》说“其地宜蚕”，大概本之《魏书》，(10)以后《周书》、《隋书》的《高昌传》都这样说，想也沿袭《魏书》，但却是实况。前引文书正说明了这一点。下面我们将再作一些补充。
阿斯塔那一号墓出有《西凉建初十四年严福愿赁蚕桑券》，(11)内称“严福愿从阚佥得赁叁薄（簿）蚕桑”，(12)同墓又出《某人条呈为取及买毯事》，内称“杨奣从刘普取官四斛，为丝十三两。□□得十一斛，作丝二斤三两半”；又出《刘普条呈为绵丝事》，称“都合绵七斤”，“杨瓜生丝一斤、索卢来丝十两”。(13)这二件条呈中所见的丝、绵是和官府有关的，条呈内有“请副内纪识”语，可以为证，但这是征纳物呢，还是交换、折价物品，还不明白。根据文书，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在麹氏高昌期间绵、绢确是某种赋税的征发对象。阿斯塔那一五五号墓出有《剂俗绢残条记》二件，(14)其一云：
其二云：
按本墓所出文书有纪年者早自高昌重光二年（621年），晚至延寿十年（633年）。此二条记亦应为高昌后期文书。又阿斯塔那三六六号墓出有《高昌某年永安等地剂僧俗逋绢钱条记》，(15)内称：
1 永安五月剂俗逋绢钱七十一文半。次十月剂
2 逋钱七文。
3 宁十月剂俗逋绢钱卌文。 次僧逋钱
〔后缺〕
本墓文书止出此一件，据内容与前引条记类似，亦当是高昌后期文书。像这类“剂僧俗绢、练钱条记”还有一些，今不悉引。所谓“剂僧俗绢”的确切解释究竟是什么，尚待研究，这里只能肯定其为一种赋税，其征纳本来是绢，高昌后期已折钱交纳。又阿斯塔那九二号墓出有《高昌诸寺田亩官绢帐》，上记诸寺田亩数及树数，下记绢、绵数，(16)例如“绢半绵半”，“绢二半、绵二半”等。末称“合计得绢”云云。本件似是据田、树征纳绢绵，但旧亩多少和征纳绢绵多少并无必然关系。同墓所出还有一件《高昌某岁诸寺官绢捎本》，“官绢捎本”是原件标题，意义不明，内记诸寺名及绢、绵数，多的“绢五绵五”，少则“绢半绵半”，却没有田亩及树的数量，与上件不同。这些绢、绵是否就是所谓“剂僧俗绢”的僧绢呢，还是对诸寺的布施，不明。
阿斯塔那九二号墓为合葬墓，出有《高昌延寿十六年（639年）阳保久妻张氏墓志》及《唐总章二年（668年）杨保久墓志》，这二件文书均拆自女尸纸鞋，应在延寿十六年前，但也不会太早。
根据上引文书，麹氏高昌时期曾经以绢、绵作为赋税征纳物是无疑的，既然被作为赋税征纳物，当然也反映当地的绢、绵生产较为普遍。即使在后期，绢、绵已折钱交纳，但从寺院文书中（且不管是征纳或者布施）仍反映当地的绢、绵生产。完全可以证实史籍关于高昌“宜蚕”的记载。
关于高昌“宜蚕”的记载，两《唐书·高昌传》已不见，只称“有草名白叠，国人采其花织以为布”。(17)唐代西州的调据贞观户籍是緤布而不是绢或麻布，(18)也表明当地以种白叠，织叠布为主，(19)养蚕织锦、绢的手工业已经衰落，但也还不是完全不见记载。《新唐书》卷四〇《地理志》陇右道西州交河郡条下记“土贡丝、布、毡、刺蜜、蒲萄、五物酒浆、煎皱干”，丝仍列为土贡物品的第一位。《唐六典》卷三《户部郎中员外郎》条记陇右道厥赋称“西州白”，《通志略》《地理略》引《开元十道图》河西道贡物称“西州白毡”，《元和郡县志》卷四〇陇右道西州贡物称“开元贡毛、(20)刺蜜、干蒲萄”，《通典》卷六记诸郡土贡，交河郡（西州）是“贡布十端”。历考诸书，均不见贡丝的记载。但《六典》以下所述都是开元制度，《通典》称郡，更是天宝时制，《新唐书》卷四〇《地理志》所述也可能别有所据，源出唐初记载。
最后，附带提一下，阿斯塔那二一四号墓，出有《唐汜贞感等付绵练当青科（稞）帐》，内容是列记诸人姓名及付绵若干屯或练若干匹，计当青科若干斛斗。付绵最多二十屯，少则两屯；付练多至二十匹，少则五匹，与应纳青科多少相当。内“绵拾屯”与“练伍匹”都“计当青科（稞）陆硕伍（斗）”，则绵两屯相当于练一匹。本件只付绵、练，却没有丝。本件纪年已缺，同出有《唐麟德二年（665年）张君妻麹胜墓志》，本件当不晚于本年，据书法和内容也不能早于唐代。征纳青稞是什么税目，经常性的赋税还是临时征发，我们难以确定，但知这不是对个别人户的征纳，以绵练当青稞也不是个别人户的特殊处理。是否可以反映唐代西州仍然有较普遍的蚕桑和纺织手工业呢？
附记：本文写成后，承新疆博物馆武敏、吴震二位同志见告：新疆出土的北朝织物中有“绵经绵纬”所织之，又阿斯塔那三〇五号墓所出尸衾亦系“绵经绵纬”织成，但较粗疏。今附记文后志谢。
（原载《出土文献研究》198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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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见《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一册181页。
(2) “九”字下当脱“尺”字。
(3) “道”下脱“人”字。
(4) 见《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一册187页。
(5)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二册第7页。
(6) 《北史》卷九八《蠕蠕传》称北魏文成帝之和平五年（464年）为柔然之永康元年，则十年为癸丑，公元473年，据吐鲁番所出《莲花经》残卷题记称“永康五年，岁在庚戌”，则永康十年为公元476年，与《魏书》不合。详《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二册第4页注。
(7)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二册第17页。
(8)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二册第24页。
(9) 《北史》卷九七《波斯传》。按波斯锦亦见于《梁书》卷五四《诸夷传》“滑国”条。传称：“普通元年（520年），又遣使献黄狮子、白貂裘、波斯锦等物。”时间晚于哈拉和卓九〇号墓。
(10) 《魏书》卷一〇一《高昌传》，原缺，后人以《北史》卷九七《西域传》补，而删去魏以后事。
(11) 本墓出有《建初十四年八月韩渠妻随葬衣物疏》，建初是西凉李暠年号，李暠卒于建初十三年（417年）初，子李歆嗣位，随即改元为嘉兴，建初十四年实为嘉兴二年。按西凉占有酒泉、敦煌，高昌虽说僻远，由酒泉，经敦煌、伊吾以达高昌，不出十日，不应迟至次年八月尚不知改元，且所引条呈乃官府文书，更不应惘然不知改元。这批出土文书具有建初纪年的有两种情况，一是确知为西凉“建初”，哈拉和卓九一号墓的《西凉建初四年（408年）秀才对策文》即是；也有很可疑的，哈拉和卓八八号墓所出《西凉建初二年（406年）功曹书佐左谦奏》即是（以上两件并见《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一册第17～20页）。本墓所出的建初纪年文书也难确定其为西凉，但从文字内容和书法看，应早于麹氏高昌时期。
(12) 这里所云“蚕桑”，实即指蚕，所以用“簿”计算，但不解蚕怎样租赁。
(13) 以上所引阿斯塔那一号墓所出文书并见《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一册第17～20页，又查原文“丝”并作“系”。
(14) 并见《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三册第293、294页。
(15) 见《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三册第335页。
(16) 本件共有五段，除第一段绢、绵为墨书外，其他四段均朱书，与下件并见《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五册第175～179页。
(17) 《新唐书》卷二二一上《高昌传》此句作“撷花可织为布”。此用《旧唐书》卷一九八。
(18) 见哈拉和卓三九号墓所出《唐贞观二十一年帐后□苟户籍》，《吐鲁番出土文书》第六册，第101页。
(19) 按《梁书》卷五四《高昌传》已云：“草实如蠒，蠒巾丝如细，名为白叠子，国人多取织以为布，布甚软白。”前引哈拉和卓九〇号墓所出《高昌主簿张绾等传供帐》多处记载“行緤”，多至四十匹，这是较早时期的墓，可知叠（緤）布的生产早已有发展。但高昌文书还未见普遍征纳叠布的记载。
(20) “毛”可能是“毡”之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