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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所出《唐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岐州郿县尉□勋牒判集》残存第廿四之后半至第卅一，(1)其中《许资助防丁》第廿八、《判问宋智咆悖》第廿九、《岐阳郎光隐匿防丁高元牒问》第卅、《岐山吕珣隐匿防丁王仵牒问》第卅一，并是有关征发防丁的判辞。
关于唐代防丁，日本滨口重国氏曾经论及，(2)玉井是博氏撰《唐代防丁考》专论，(3)引据甚详，上述《郿县尉判集》中有关判文业已录引。玉井氏对滨口氏的某些论点提出不同意见，看来是对的。但我认为某些论点还可以商榷，有些问题尚待补充说明，因草此文。遗憾的是日本二位学者均已逝世，未能就正。
一 防丁溯源
滨口和玉井二氏都认为唐代防丁是在府兵制破坏时出现的。据史籍记载，唐代开元前确未出现过防丁，但如果追溯其渊源，却可以推到更早的时代。《周书》卷二八《权景宣传》称：
除南阳郡守。郡邻敌境，旧制，发民守防三十五处，多废农桑，而奸宄犹作。景宣至，并除之，唯修起城楼，多备器械。寇盗敛迹，民得肄业。
传文说得很清楚，守防人是由郡守征发的当地民丁，他们是农民，所以被征守防，便“多废农桑”。
权景宣任南阳郡守，据传在大统四年（538年）邙山战后，大统十年（544年）东魏侯景降西魏前。
《周书》卷二三《苏绰传》称大统十年，绰奏上六条诏书，其六为均赋役，有云：
又差发徭役，多不存意，致令贫弱者或重徭而远戍，富强者或轻使而近防。守令用怀如此，不存恤民之心，皆王政之罪人也。
诏书说的“远戍”、“近防”，均指征发民丁。
上引二条充分说明西魏时期即有自民间征发的防戍之役，守防的民丁应即是防丁，他们是府兵制以外的地方兵。府兵制的形成严格地说应在大统十六年（550年），其基本队伍乃是早就存在的宇文泰所统的十二军；十二军的骨干则是尔朱天光率以入关的六镇余众；以后，又募集了所谓关陇豪右以扩大队伍。府兵包括他们的家属，在西魏、北周时都别有军籍，不属州县，地方的户籍、计帐都不登载他们的姓名。直到建德二年（573年），周武帝广募百姓充当府兵，仍然要“除其县籍”。这一切都和由地方官征发的防戍民丁绝不相同。
西魏、北周时期曾经设置大量的防或戍，特别在与东魏、北齐邻接地区，这些防戍多见史籍记载，本文不拟列举。(4)应当指出的是守防士兵除了如《权景宣传》所见征自百姓以外，还有地方豪强拥有的武装队伍。(5)周灭齐后，军事形势发生巨大变化，周齐邻接地区的防想必大量撤废。防的名称以后很少出现，可能统称为镇或戍。守卫这些镇戍的士兵来源，周末情况我们不清楚，但发民守防的制度在隋代却有明确的记载。《隋书》卷二四《食货志》称：
（开皇）十年（590年）五月，又以宇内无事，益宽徭役，人年五十，(6)输庸停防。
按同书卷二《高祖纪》下开皇十年六月辛酉制称“人年五十，免役收庸”，月份与《食货志》不同，“不役收庸”的役包括兵役、力役，不限于“防戍”之役，但当然也包括防戍之役在内。值得注意的是诏书只说“人年五十”才得“输庸停防”，这就意味着五十岁以下的丁男仍然是被征防戍的对象。由此可见，从西魏、北周直到隋代，一直从民间征发丁男担承防戍之役，这种制度直到开皇十年仍继续执行。充防戍之役的丁男应即防丁。
我们从史籍记载中还见到隋代有一种防戍人被称为“戍子”。《新唐书》卷四九下《百官志》下“镇将戍主”条注云：
唐废戍子。每防人五百人为上镇。
这条注文不见《旧唐书·职官志》及《通典》、《唐六典》。如果可信的话，则既云“唐废戍子”，显然隋代旧有此称，但在隋代记载中却绝未见到。据唐制，凡是被称为“子”的通常是指从当地或侧近地区的白丁内征发，承担某项定期劳役的人夫，例如烽子、渡子、驿子等等，(7)戍子大概也属于这一类型。假使这样，戍子是否即是《隋书·食货志》所见那种承担防戍之役的人呢？但是注称“唐废戍子”，是废其名呢？还是废除征发民丁防戍之制？我们还不清楚。
以上我们追溯了防丁之役早见于西魏，沿袭至隋。虽然难以断言西魏至隋就有防丁名色，隋代有可能被称为戍子，但由地方征发承担防戍之役的民丁，本质上终究即是防丁。
二 关于官赐及唐代防丁的身份
《判集·许资助防丁》第廿八、《宋智咆悖》第廿九，都是有关亲邻资助防丁衣装的判辞。根据上述的三道判，我们看到有如下四点：
（一）防丁一役，不请官赐，只是亲邻间转相资助。
（二）亲邻资助防丁衣装，准法无例，只是旧俗如此。
（三）虽是旧俗，仍须官府出榜晓谕，强制执行，实际上是摊派。
（四）官府出榜晓谕，限期交纳，却仍有宋智其人抗拒不纳，以致被帖狱留问。
我们先讨论官赐问题。这里所称“官赐”实际只指衣赐。
唐代开元以后，作为军需支出的衣赐大致可分为三类。
《白氏六帖》卷一六《军资衣粮第一·衣赐式》引《兵部式》云：
给赐者用所在官库，绢布相兼。其军每年得赐者不在别给时服限。其赐，每年随庸调预支。诸应有知发军处，所司与兵部计会，量支当年庸调及脚价，留本州，便充兵赐。
据《兵部式》，衣赐有三类。一是其军每年得赐者。按《通典》卷六《赋税》下记天宝末年财政支出，称“给衣赐则五百三十万（匹）段”，下注朔方、陇右、河西、伊西北庭、安西诸节度及群牧的衣赐数。(8)这一项衣赐常年给与节度使所属诸军，应即《兵部式》所云“每年得赐者”。
第二类是所谓“别给时服”，凡是每年得衣赐的诸军均不再给与。可知另属一类，推想当是由于季节变换，作为特赐给与临时派遣军的。
第三类是兵士出发时所给衣装。《兵部式》称“应有知发军处，所司与兵部计会”云云，意思是说负责发兵的地方官员（所由），和尚书省兵部计算应给绢布数额，在本年征收的庸、调、脚价内预支部分留在本州（即发军州），作为兵士的衣赐。
以上三类，前二类是发往屯驻军所在地的，不涉本文讨论范围，姑置不论。《判集》所云“不请官赐”，当指兵士出发时的衣赐。
我们知道卫士是自备资装的，具见《新唐书·兵志》，无须赘述。防丁由地方官从民丁中征发，不是卫士，也无烦论证。出发时给与衣装的乃是名为募而实是征的兵募。《册府元龟》卷一三五《帝王部·愍征役》开元十四年（726年）六月诏云：
至于兵募，尤令存恤，去给行赐，还给程粮。
开元十四年尚是郿县尉□勋牒判案的前十年，可见，那时的兵募出发时早已是给与行装的。
唐初不请官赐的兵士有一种称为义征。《旧唐书》卷八四《刘仁轨传》麟德元年（664年）仁轨上表称：
臣问：“往在海西，见百姓人人投募，争欲征行，乃有不用官物，请自办衣粮，投名义征。何因今日募兵，如此儜弱？”
仁轨说的是太宗征辽时事，《通鉴》卷一九七贞观十九年（645年）三月称“有不预征名，自愿以私装从军，动以千计”，可以互证。
防丁由县在民丁中征发，既不是名属军府的卫士，也非自愿投军的义征，他们有似兵募，却是一种带有经常性的征发，又不请官赐，也与兵募不同。防丁有时与兵募并称，那是因为同属征防行人。(9)有时却又与屯丁并称。(10)关于防丁的待遇，《文苑英华》卷四六二张九龄开元二十三年（735年）正月《借田制》称：
行人及防丁有身亡者，为造棺榇，递还本处。诸州应发遣防丁，去本贯一千里已上，比来除正课之外，给一丁充资，多不济办，宜更量与资助。
据此可知防丁出防有的远达千里之外，显然不在本州。这和《周书·权景宣传》所见在本州征发，也即守卫本州诸防的地方兵很不相同。但同书《苏绰传》所载六条诏书中百姓服役本有近防和远戍，唐代防丁出防有远有近仍可能沿袭前代。
据上引《借田制》，出防千里外的防丁除免正课（指租调庸）外，还给一丁充资（即免除一丁课役，命其出钱物资助防丁），以及含糊不清的“量与资助”。千里内的大概可免除正课。按敦煌所出《水部式》有如下记载可以互证：(11)
1 沧瀛贝莫登莱海泗魏德等十州共差水手五千
2 四百人；三千四百人海运，二千人平河，宜二年与替，不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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