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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依附者的身份大致和敦煌寺户相同。根据敦煌文书，寺户的出现是比较晚的，而据此榜文，在西州必然早在安史乱前就有了。杨志烈在伊、西、庭节度任上，不顾僧道的阻挠，毅然实行这一重大改革措施，表明在中原并非流行的制度。可是这里却存在一些问题。如果杨志烈真的就是《纪德颂》的杨某，那么他在伊、西节度前，就以河西节度副使驻在沙州，是否也曾有过相同的措施？即使不是一人，那么杨志烈即在宝应元年已调任河西节度，在河西首尾三年，似乎也应当同样推行这一措施。更进一步，那时敦煌是否和西州一样早就有了寺户？西州寺观依附者和敦煌寺户是先后继承关系呢？还是各自有其历史背景？这一些是值得探讨的问题，非本文所能详。
杨志烈解放西州寺观依附人口当然是为了扩大赋役对象，并非出于仁慈，但这一改革明显地反映了他是个颇有作为的人物，他敢于把大部分军队东下攻灵州以解长安之危，也说明了这一点。
三 伊、西、庭留后周逸
伯二九四二号文书是判牍的集录，内容绝大部分是判，只有三件是牒及书札（公函）。日本池田温氏录入《中国古代籍帐研究》，为诸种文书之二三六号，题为《唐年次未详（C七六五）河西节度使判集》，注云：“写存四十七项，不完一项。”按判案内容涉及河西管内甘、肃、沙、瓜及建康、豆卢等州军赋税、兵士给养等事，并判州刺史及军使的处罚，拟为《河西节度使判集》是有理由的（也可能是实际掌权的留后，详下）。文书无纪年，池田温氏假定为765年，即代宗永泰元年。所以作此假定，可能据本件最后一条《周逸与逆贼仆固怀恩书》。(8)两《唐书》纪传都说怀恩死于永泰元年九月，一般说来书札应作于怀恩生前（或未知死讯，作于死后不久）。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但定在永泰元年也是有理由的。广德二年（764年）杨志烈已遣兵攻灵州，称怀恩为逆贼亦理所当然；(9)怀恩死于永泰元年九月，那时凉州早陷，道路艰难，死讯不可能立即传到凉州以西。
值得注意的是判案涉及甘、肃、沙、瓜四州，却独独没有凉州。凉州是节度使治所，节度使照例都督凉州兼刺史，事务殷繁，为什么一无所见呢？岂非暗示凉州已陷了么？其“又判”条（54行）首云，“某某自到沙州，编户尽无率税”，又“伊、西、庭留后周逸构突厥煞使主”条云：“军将亲观事迹，近到沙州具陈。（152行）”判案者人在沙州，似亦暗示凉州业已陷落。《通鉴》卷二二四大历元年（766年）五月称：“河西节度使杨休明徙镇沙州。”此件是否就是杨休明的判集呢？据集内甘州兵健冬装，“肃州及瓜州并诉无物支给”条有云：“休明肃州少物，今请回易皮裘。（47行）”杨休明人在肃州，而且也不可能自己给自己下判，因此判案人虽在沙州，身份亦是节度使，却决非杨休明。关于判案者是谁的问题，且留在下面再讨论，今将有关伊、西、北庭事件的条文移录如下：
（一）《判集》“伊、西、庭留后周逸构突厥煞使主兼矫诏河已西副元帅”条云：
1 祸福无门，唯人所召，奸回不轨，在法攸书。副帅巡内征兵，
2 行至长泉遇害，军将亲观事迹，近到沙州具陈。建谟出
3 自中权，纵逼方凭外寇。逐兔者犬，可矜愚于小戎，指纵者
4 人，宜责智于大匠。览三军之状，已辨淄渑；听两道之辞，了
5 分曲直。馆中毁玉，曾未谇于守持；衙内攫金，何遽受于
6 旌节。承伪便行文牒，凭虚莫畏幽明。侮法无惧三千，搏
7 风妄期九万。尚书忠义，寮属钦崇。生前人无闲言，殁
8 后状称矫 诏。假手志径（？）为 国，披心恨不显诛，岂惟名
9 行湮沈，实谓奏陈纰谬。将士见而愤激，蕃虏闻而涕流，咸
10 谓煞 国之忠良，更兴谤讟，屏 王之耳目，使不聪明。伏寻
11 表草之言，却似首陈之状。上书自然不实，下策何烦漫行。此
12 乃欲盖弥彰，将益反损。既知指的，方敢奏闻。又伪立遗书，躬
13 亲笔削，恣行贪猥，莫顾章程。况随使资财，尽知优赡，
14 供军玉帛，众委丰饶。人虽非命薨亡，物合却归府库。今者
15 马承官印，货被私收，杂畜全留，家僮半放。语亲殊非眷属，
16 论义正是血仇，更何因依，独擅丰植！且煞人求饷，尚召初征；
17 害使贪荣，能无后患！离心速寇，当即非赊；夺魄丧名，期
18 于不远。事复彰露，迹甚猖狂，非直紊乱二庭，亦恐动摇四海。
19 察其情状，法所难容，宜绝小慈，用崇大计。彼道军将，早挹忠
20 贞；数州具寮，素高节操。前车既覆，已莫辨于薰莸；后辙
21 须移，可早分于玉石。事上固能剿绝，临下岂惮槌埋。请从曲
22 突之谋，勿误焦头之祸。周逸非道，远近尽知，理合闻天，义
23 难釐务，既要留后，任择贤良，所贵当才，便请知事。某某
24 谬司观察，忝迹行军，欲宽泉下之鱼，有惭弦上之矢。公道
25 无隐，敢此直书。各牒所由，进状勘报；当日停务，勿遣东西，仍
26 录奏闻，伏待 进止。
上引似是牒文，内容叙述了伊、西、庭留后周逸勾结突厥，杀死“使主”的事。题有“兼矫诏河已西副元帅”一语不知何指，或是周逸矫诏自称此官，所以在下面又有“丞伪便行文牒”一语。出事地点是长泉，乃由伊州到北庭途中的一个站，(10)这位使主是在去北庭中途被杀的。他死了以后还遭到周逸的诬陷，“生前人无间言，殁后状称矫诏”，似乎周逸把矫诏推在死者身上。而且周逸还伪造遗书，处理随行资产，以便吞没。本件晓谕伊、西、庭军将、官属，要求他们“早分玉石”，免遭牵累。周逸已不能再充当留后，要求当道军将，具寮选择“贤良”充当，即可“知事”。所有发生的情况将奉闻朝廷，听候处理。
这是安史乱后在伊、西、庭管内发生的重大变故。这一事件又见于《判集》下一条：
（二）《判集》“差郑支使往四镇索救援河西一万人”条云：
1 戮力勤王，古今所重；帅义殄寇，《春秋》则书。盖生人之令谟，实
2 臣子之守节。况河湟尚阻，亭障犹亭（亭字疑衍）虞。元帅一昨亲巡，本期
3 两道征点；岂谓中途遇害，遂令孤馆自裁，痛愤辕门，悲感
4 □□□□□□□问水滨之人。杂虏未平，须征塞上之马。
5 俗，令必惟行。周独坐忠信临边，谟无不
6 □□日以遄征。四镇骁雄，佇排风而骤进。彼此
7 □□及时。勉哉是行，以副斯请。差河
8 □□□□赞善，专往计会，征发讫先报。各牒所由，准状
9 □条表录奏。
这像是给四镇的牒文，由此得知，这位“使主”又是“元帅”，是被迫自杀的，他本来是要“两道征点”，现已被害身死，所以河西又派专使要求四镇派兵一万救援。
被杀的究竟是谁？这个人文件（一）在题内称为“使主”，内称“副帅”，又称“尚书”；文件（二）则称为“元帅”。他这回到北庭去是“巡内征兵”，知伊、西、北庭在他巡察范围之内。《判集》中屡见“尚书”，第一条标题即是《尚书判》，内容是督饬肃州和建康军，还要“甘州切须撙节”；第三条和第九条是说“尚书”在建康军所留緤布被军使处理不当的事；二十一“两界来往般次食顿递”条开头便说“尚书处置，非不分明”，可能与“尚书”出河西赴北庭有关；三十六条，题为《玉门过 尚书妄破斛斗》，开头说“尚书当过，具有文牒，所由颜情，妄事周匝”；最后便是上引周逸杀使主这一条。根据以上诸条可知“尚书”判案甚至《判集》的主人也得尊重，三十六条“尚书”之上还空格以示尊敬。从《判集》各条看，他先在建康军，这个军属甘州，地处甘、肃二州间，(11)三十六条说他已过玉门，最后就是自伊州经长泉赴北庭，在长泉被害。他在河西有没有职务呢？是否河西仅是过境？他被称为“副帅”、又称为“元帅”，当然不可能是真正的元帅或副元帅，唐代一般除亲王外，只有像郭子仪、李光弼、李抱玉、马燧等那样的大将才授予全国性副元帅或地区性的元帅职衔，被害者的本官仅是尚书，与元帅或副元帅不太相称。因此很可能是指节度使，或节度副大使。唐制亲王当节度大使不赴任，以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这样，他既称“副帅”，又称“元帅”是说得过去的。(12)“元帅”、“副帅”假使指的是节度使，又是哪一道节度使呢？这个节度使出入河西与伊、西、庭，又是谁呢？难道他就是杨志烈么？
如上节所述，据《新唐书》卷六《代宗纪》，志烈在永泰元年十月为沙陀所杀，我以为这是奏报到朝廷之时，他为沙陀所杀，是否一定在甘州也难确定。(13)假定他于广德二年或永泰元年初投奔甘州，为了征集兵马救援河西，那时他兼领伊、西、庭节度，就由甘州出发至建康军，经肃州、沙州，径赴北庭。《判集》本条题为伊、西、庭留后周逸构突厥煞使主，沙陀本是西突厥别种，他们一向游牧于北庭，也曾迁徙伊州，张九龄《曲江集》卷八《敕伊吾军使张楚宾书》云：
近得卿表，知沙陀入界，此为刘涣凶逆，处置狂疏，遂令此蕃蹔有迁转。今刘涣伏法，远近知之，计沙陀部落，当自归本处。卿可具宣朝旨，以慰其心，兼与盖嘉运（北庭瀚海军使）相知，取其稳便。丰草美水皆在北庭，计必思归，从其所欲也。
其事在开元二十三年（735年），沙陀后来究竟返归北庭与否，或部分返归，部分留住，不明。长泉既在伊吾北庭间，那里有沙陀是完全可能的。这一假定在时间上没有冲突，官称也基本相符。所谓“巡内征兵”，“元帅一昨亲巡”，也好解释为他兼领河西和伊、西、庭两镇。更因为他虽兼领两镇，通常驻节河西，所以伊、西、庭置留后，对周逸而言，他是“使主”。
假定死者即杨志烈，却有一个很大困难。杨志烈是河西节度使，那么《判集》的主人是什么官职？为什么河西管内诸州军文牒要送往沙州请处分？对于这个问题必须作出答覆。
根据周逸构突厥煞使主条称“某某谬司观察，忝列行军”，观察处置使通常为节度使兼职，而“行军”若指“行军总管”就当指节度使。但《新唐书》卷四九下《百官志》下观察使条有副使、支使，节度使的首僚是行军司马。是否有可能《判集》的主人不是河西节度使，而是观察副使、行军司马呢？至于诸州军政要事由他处分，则当节度使杨志烈出巡之时，他以行军司马充当留后也是合理的。
以上所述仅是一种推测，并无充分证据。但把这个被杀的“尚书”、“元帅”作为杨志烈死后的又一个被杀的大员，也是于史无征。并且假设《判集》的主人是河西节度使，则在杨志烈与杨休明之间，即永泰元年至二年间又得插上一个节度使，也同样不见于史。
（原载《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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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碑已断为二截，闻半截已遗失。
(2) 《旧唐书》卷一一八《杨炎传》说：河西节度使吕崇贲辟炎掌书记，“后副元帅李光弼征为判官，不应”。据卷一一〇《李光弼传》，光弼为天下兵马副元帅，在乾元二年（759年）七月，其时杨炎仍在河西可知。据《杨和碑》“捧持简牍”一语，似杨预面请杨炎作碑文，吴《表》所以列于乾元二年，可能即据此推断。
(3) 见《文物》1975年第7期。
(4) 肃宗上元二年（761年）十一月废去上元年号，止称元年，以十一月为岁首，称建子月，以后每月依次为建丑、建寅……建亥。但到建巳月，肃宗于垂死时改元宝应，建巳月仍称四月，只隔了一天就死了。代宗即位，仍以宝应纪年。
(5) 《全唐文》卷四一九常衮《故四镇北庭行营节度使扶风郡王赠司徒马公神道碑》于宝应元年十月，败史朝义后书：“既而移军右辅，疾援河西，因已离之心，存将弃之地，及闻仆固怀恩之变，即日旋师。”
(6) 《新唐书》卷二一六上《吐蕃传》上同。
(7) 除前引《通鉴》卷二二三及两《唐书·吐蕃传》外，《元和郡县志》卷四〇“凉州”条亦云：“广德二年陷于西蕃。”《旧唐书》卷一九六《吐蕃传》称“被围，守数年”，乃追叙前事，“广德二年”四字应置于“守数年”之下，文意始明。
(8) 本条已残，只存首一行又半，内有“周逸猖狂素怀悖乱”语，知题为《周逸与逆贼仆固怀恩书》，当有脱误。
(9) 《通鉴》卷二二三永泰元年九月丁酉，记怀恩死于鸣沙，云：“怀恩拒命三年，再引胡寇，为国大患，上犹为之隐，前后敕制未尝言其反；及闻其死，悯然曰：‘怀恩不反，为左右误耳。’”《新唐书》卷二二四上《仆固怀恩传》略同。据此则朝廷从未说他反，当然也不会称他为逆贼，但这并不妨碍臣僚对他的看法。
(10) 《新唐书》卷四〇《地理志》“伊州”条下云：“自罗护守捉西北上乏驴岭，百二十里至赤谷；又出谷口，经长泉、龙泉，百八十里有独山守捉；又经蒲类，百六十里至北庭都护府。”
(11) 《新唐书》卷四〇《地理志》“甘州”条下云：“西北百九十里祁连山，北有建康军，证圣元年（695年），王孝杰以甘、肃二州相距回远，置军。”
(12) 但在广德、永泰间不见有亲王领节度使的记载。
(13) 《新唐书》卷六《代宗纪》只说沙陀杀杨志烈，没有记出事地点。《通鉴》卷二二三广德二年（764年）十月条则似即在甘州被杀，但这是总叙后事，非必确指其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