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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末归义军节度建立以后，一直维持到北宋初，其事迹国内外不少人曾加考证，日本藤枝晃氏的《沙州归义军节度使始末》引据许多资料，最为详尽。我在1957年于科学院图书馆从显微胶片中抄录了一些斯坦因盗窃去的敦煌文书，其中也有涉及归义军节度的资料，回来后发现有些问题还没有解决，曾稍加整理。但此时尚未见藤枝晃的论文。1961年在北京忽促借阅了此文，觉得有些资料还没有利用，但旅途中未带原稿，未及检对。今草成此稿，仅对这些资料加以介绍而已。我所抄录的资料很不完备，又多误字，现在难以校正，一定存在着许多错误，希望指正。
一 沙州进奏院上本使状
自从张义潮于咸通八年（867年）入朝长安之后，沙瓜地方政权即由其侄张淮深掌握。一般认为即在此时或义潮在长安逝世后（咸通十三年，872年），淮深就被任命为归义军节度使。这从张景球撰的《张淮深墓志铭》、《张氏勋德记》、《张淮深变文》这些资料看来，似乎没有什么疑问。(1)其正式任命如《墓志铭》所述：“乾符元政，以功再建节髦，特降皇华，亲临紫塞。”则应在乾符中（874——879年）。这里所云“再建节髦”和《张淮深变文》中的“虎旗龙节曜双旌”，都只能是指朝廷授予节度使名义。《通典》卷三二“都督”条、《唐六典》卷五“兵部郎中”条都指出唐代节度使皆给予旌节。《旧唐书》卷四四《职官志》上“州刺史”条注还说明所赐的为双旌双节。因此唐代通常把赐旌节作为授予节度使名义的代用语。
然而在敦煌文书中却发现有与之相矛盾的资料。斯一一五三号是沙州驻长安的进奏院上本使的状。文书末尾已残，所以上状的年月缺失，但据状中所述之事考之，应在光启三年（887年）。文书一开头就已经标明“当道三般专使所论旌节次第，逐件具录如后”，也即是向“本使”报告关于授予节度使名义的交涉经过。文书中说在光启三年二月十七日，三般专使都到兴元驾前。(2)他们面见军容长官和宰相，(3)具说“本使一门拓边效顺，训袭义兵，朝朝战敌，为国输忠，请准旧例建节。廿余年，朝廷不以指，今因遣（宋）闰盈等三般六十余人论节来者”。话说得很清楚，他们的使命就是为了“论节”，即为了交涉节度使名义的授予。而且这并不是第一次，问题已经拖延了二十余年了。以后皇帝到凤翔，他们又追随到凤翔，继续交涉。他们不断的上状给宰相和军容，并嘱托中书门下的书吏所谓“堂头要人”，乃至行使贿赂等等。这些事都在文书中详细报告。文书只叙到这年的三月廿二日，以后怎样结果，由于残缺，我们不知道。
按张淮深之死，据《墓志铭》在大顺元年（890年）。光启年间遣使论节的所谓“本使”或“仆射”非淮深莫属。文书中一则云“廿余年朝廷不以指”，再则云“二十年已前，多少楼罗人来论节不得”，从光启三年上溯二十年恰好是咸通八年（867年），即张义潮入朝长安的那一年。当时张淮深代替义潮掌握瓜沙政权是无疑的。那时他大概只以节度留后名义继任。(4)所以从那年起，他就不断遣使要求实授节度使。文书中说“修文写表，万遍差入，涉历沙碛，终是不了”，一直拖了二十年，要求并没有获得满足。
如上所述，张淮深继任后，长期并未授予节度使名义。但据《张氏勋德记》却说淮深曾“加授户部尚书，充河西节度”，这可能是自称。例如张承奉在光化三年（900年）才授予节度使名义，但斯四四七〇号乾宁二年（895年）《施物疏》中张承奉的具衔已经是“归义军节度使”了。所云尚书职衔的授予也未必是实。按照唐代后期惯例，检校官以太子宾客为兵马大使，军使的加官，节度留后或副使一般止加检校散骑常侍。检校尚书是初任节度使的加官。《张淮深变文》称“诏命貂冠加九锡”，又云“去岁官崇总马政，今秋宠遇拜貂蝉”，所云“貂冠”“貂蝉”，均指散骑常侍而言。(5)《通典》卷二一《职官》“散骑常侍”条云：“散骑常侍亦武冠、右貂金蝉、绛朝服、佩水苍玉。”可以为证。按所谓“今秋”即变文中所述李众甫等到沙州时，变文说他们到时正是“红桃初熟”，“碧空秋思”，符合于初秋到仲秋时的景色。由此可知，这一回实是授予检校散骑常侍的官衔而已。我们有理由说，截止至李众甫等到沙州时，张淮深并没有加授尚书。光启三年的交涉如果成功，那么授尚书、赐旌节即在此年或次年。如果这次仍没有解决，那么所谓尚书也和仆射一样都是淮深在其境内的自称，实际上他终身未曾获得长安政府授予节度使及所带官位的正式任命。
当然，也许可以作这样的解释。状中所述奉命论旌节事并非奉淮深之命，或者所论者并非淮深之旌节而是别一人。但状中称“本使一门，拓边效顺”又论节达二十年之久，很难称之他人，而且此时既然由张淮深掌握政权，沙州不可能另有一人得以派人为自己论节。或者还可以解释，所论者不是归义军节度使名义，而是另一节镇，(6)那就除非是张淮深要求两镇节度使的名义，但不能设想二十年前刚继位时已经提出这个要求。
获得长安旌节与否实际上关系不大，因为不管怎样，二十年来张淮深总是事实上的节度使。这里可怪的倒是朝廷的态度。我们知道懿僖之间，长安政府日益腐朽，对于藩镇的控制权力更为削弱，但是除河北三镇以外，世袭的节度使并未普遍化。在先会昌四年（844年）李德裕坚持不准刘稹承袭泽潞节度使，其理由是“泽潞内地，不同河朔”。(7)可能对张淮深的承袭，也由于不同河朔而不即真除。《新唐书》卷四〇《地理志》陇右道云：“张义潮以瓜、沙、伊、肃、鄯、甘、河、西、兰、岷、廓十一州来归，而宣、懿德微，不暇疆理，惟名存有司而已。”然咸通时唐还能派兵去戍守凉州，(8)可能在义潮入朝后朝廷曾企图另派节度使，所以迟迟未批准张淮深的请求。而以后则因循拖延，视瓜沙得失为无关痛痒，所以就一直拖了下来。
在这番交涉中，沙州专使中有两种不同态度。宋闰盈等主张继续交涉，说“如不得节者，死亦不归”；另外张文澈等却主张立即还去，他们说“仆射有甚功劳，觅他旌节”，认为继续交涉也是无济于事。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沙州中下级军将对于张淮深的态度并不一致。大顺元年（890年）二月张淮深死于非命，(9)相去不过三年，从使者的态度上也可以窥见他在沙州的统治并不巩固。他之所以不惮“修文写表，万遍差人”，未必由于尊重长安的朝廷，倒是企图凭朝廷的任命以加强自己的统治。至于张文澈等坚决要求还去，一方面表示他并不忠诚于张淮深的委任，另一方面也为了道路的艰难。宋闰盈等奉使的年月在这件文书上并未记载。斯三八八九号中和四年（884年）肃州防戍都所上状中提到由于党项抄掠，“宋闰盈一行□□凉州未发”，可能就是出发到长安之时。他们经过了四年之久才到达内地，却又正逢到李克用、朱玫等继续占领长安，僖宗奔逃凤翔、兴元的混乱局面。张文澈认为“路次危险”，希望“跟随韩相公兵马相逐归来”，(10)也是可以理解的。
二 张承奉题名结衔考异
《陇西李氏再修功德记》后面有两行题名：(11)
□□（乾宁）元年（894年）岁次甲寅拾月庚申朔、伍日甲子敕封宋国（中缺）伊、西等州节度使兼司徒张淮深；妻弟前沙、瓜、伊、西□河节度使检校□部尚书兼御史大夫张淮；（中缺）史（中缺）等州节度使兼御史大夫（下缺）
按第一人张淮深的结衔，所缺应是“公前沙瓜”四字。淮深称宋国公仅见于此，如上所述，爵和官恐皆是自称。第二人结衔所缺应是“等州”二字，下一“河”字恐有误。这个张淮何时为节度使，或系追赠，均无可考，但此人独标妻弟之称，当系义潮之子。第三人名已残，乾宁元年（894年）可以称为节度使的有二人，即索勋和张承奉。这里列名的前二人皆张氏，似以张承奉为较合。千佛洞张一三五号窟内有如下的题名：(12)
光禄大夫、检校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南阳郡开国公张承奉一心供养
这个高官是什么时候加上的呢？就在这窟内与张承奉题名南北相对的另一个供养人题名为：
□（敕）归义军节度管内观察处置押蕃落营（田）使……检校右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索勋
索勋在景福元年（892年）已为节度使，但他所带检校官却远较张承奉为低。《容斋三笔》卷七“节度使称太尉”条：
唐节度使带检校官，其初只左右散骑常侍，如李愬在唐、邓时所称者也。后乃转尚书及仆射、司空、司徒，能至此者盖少。僖、昭以降，藩镇盛强，武夫得志，才建节钺，其资级已高；于是复升太保、太傅、太尉，其上唯有太师，故将帅悉称太尉。
索勋之称散骑常侍和懿、僖以前的常规相合，但在此时却显然觉得低了。他在另外一处洞窟中的题衔为：(13)
敕归义军节度沙、瓜、伊、西等州管内观察处置押蕃落营田诸使，定□军，检校吏部尚书，兼御史大夫钜鹿郡开国公，食邑贰阡户，实封二百户，赐紫金鱼袋，上柱国索勋一心供养
其中“定□军”三字难以解释，(14)或有误。其余是合乎规制的。此窟题名时间按索勋官阶应在一三五号窟之后。前窟张承奉的结衔很高，向觉明先生认为“所残缺或者即《旧唐书·昭宗纪》之节度副使诸官勋”，恐有误。《旧唐书》卷二〇上《昭宗纪》光化三年（900年）八月己巳称：
前归义军节度副使、权知兵马留后、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监察御史、上柱国张承奉为检校左散骑常侍、兼沙州刺史、御史大夫，充归义节度、瓜沙伊西等州观察处置押蕃落等使。
昭宗之时唐朝基本上已经瓦解，节度使所带检校官三公、三师不足为奇，但对索勋、张承奉的官爵却还以旧例对待，这正和对待张淮深请节的态度一致。我们看在光化三年未正授之前，张承奉所带官位很低，无论如何和题名的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联不起来。三公使相的崇高职衔即使在此时也不可能成为节度副使的加官。我以为一三五窟题名是在索勋初任节度使时。据《索公纪德碑》，他在景福二年（893年）曾接受朝廷诏命。从他的具衔较低，而且和光化元年张承奉所受官职相同这点看来，倒可以相信唐朝确曾给予正式任命。不久，他由散骑常侍升尚书亦是按级升迁，虽未必出于朝命，却与旧制亦合。张承奉的题衔却是太高了，我以为这是索勋给他的尊称，所以安张氏之心，而非来自长安。否则很难设想，至少经过了九年之久，反而贬降几级，由检校司徒、同平章事变作检校散骑常侍。《李氏再修功德记》所云“星使两临，亲抵敦煌，颁宣圣旨”，那时所授的应即是《昭宗纪》所称的节度副使及加官，而非石窟题衔之高官。
根据上引资料，我认为当索勋为节度使时，张承奉的官位比索勋高，虽非朝廷任命，却可以由此断定他不是节度副使。索勋尊之以虚衔而自揽实权。乾宁元年（894年）或稍后，张承奉自称虽是节度使兼御史大夫等等，但他所受的正式官职仅是节度副使及检校国子祭酒、监察御史等。那时没有节度使，承奉以副使权知兵马留后。这也是通例，我们试检《唐书》藩镇诸传，就知道凡旧节度使去职（不管是被杀、被逐或病死），军中拥立一人，朝廷派中使到该镇观察，即授以副使或留后之职，以后才授予使节。当时朝廷还是遵照在内地早已行不通的旧例办理。而张承奉在其管内的称号也非朝廷所能制。斯四四七〇号乾宁二年（895年）张承奉和李弘愿的《施物疏》便自称为归义军节度使，而据《旧唐书》卷二〇上《昭宗纪》他获得节度使的任命远在五年之后。
唐末的长安政府虽然十分衰弱，但朝廷派往沙州的使者却一直被尊重，张淮深时代是这样，张承奉时代也是这样。《李氏再修功德记》把星使降临作为一件大事，说是“遐曜天威，呈祥塞表”。他们所重者不在于所授官爵，再高的官爵他们都不妨自称，长安无法加以干涉，而且事实上他们也都以自称的官爵题衔。所以看重长安的遣使，他们只是通过“星使降临”这件事向辖区内表示其政权的合法性而已。而这一点可能为在这个地区内维持其政权所必要的条件之一。
三 曹议金的继任及其卒年
张承奉直到天复末年还是称节度使，除了向觉明先生所举例证之外，(15)斯五七四七号文书称：
归义军节度，沙、瓜、伊、西管内观察处置押蕃落等使，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兼御史大夫南阳张公□以牲牢之奠敢昭告于风伯神。
文书纪年为天复五年（905年）正月五日，亦即天祐二年。这个张公自然只能是张承奉，那时他检校官已称司空，不久他便自称为西汉金山国白衣天子了。(16)
西汉金山国终于何年，我们还不能确定，一般根据《宋史》卷四九〇《沙州传》和斯一五六三号《西汉敦煌国圣文神武王敕》，认为至早不得在梁末帝的乾化四年（914年）前。曹议金代张氏而掌握沙州地方政权也不能确定在哪一年。《瓜沙曹氏年表》根据贞明六年（920年）五月所书《大佛名经》卷九题记有“府主尚书曹公”之称，认为议金在贞明间（915——921年）已主州事，但又认为议金称尚书，则“仍是以长史为留后，以领州事，非己为节度”。可是我们却发现一个与此不合的资料。斯四三九八号《曹元忠献硇砂状》的题衔为：
新授归义军节度、观察、留后、光禄大夫、检校司空、御史大夫谯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曹元忠
（中略）
天祐十四年五月日新授（衔与前同，略）曹元忠
天祐十四年即梁贞明三年（917年），那时议金之子元忠已称节度观察留后、检校司空，议金当已为节度使。《佛名经》后的题记所云府主尚书曹公就很难确定其为议金了。三年之前，儿子已是检校司空，三年之后，父亲还是尚书么？据此，曹议金之任节度使便需要提早几年。而且张承奉既称天子，归义军节度使也可以早授与别人，他不能以天子兼任节度使，那就张氏之绝和议金之为节度使也不必在一时。当然也可能在张承奉称天子后便废去节度使不设。
斯四二七六号文书标题为《管内三军百姓奏请表》，表内具名为：“归义军节度右都押卫，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御史大夫安怀恩，并州县僧俗官吏、兼二州六县耆老，及通颊退浑十部落，三军蕃汉百姓一万人。”表是草稿，故表内人名只称某乙，且已残，不知道上表何事，向谁上表。表的内容是叙张义潮（称为张某乙）恢复河湟和入朝之事。表内“唐风”“大中”“唐史”都抬头写，显然是上给唐朝的表。但却有这样一句，“尔后子孙相继七十余年，建节龙沙”。从大中二年（848年）起算，到天祐四年唐亡（907年），共六十年，与此不符。我想这应是上后唐的表，后唐皇室虽出沙陀，却自称中兴，所以抬头格式一遵对李唐之制。从大中二年到后唐庄宗的同光元年（923年）是七十六年。《瓜沙曹氏年表》已引《册府元龟》卷九七二同光二年（924年）沙州曹议金进贡事，此表可能即随这次的入贡所上。同光二年之入贡和此表之由管内三军百姓上奏，都是为了要求旌节。表中列叙张氏之事正是说明自己继任的由来。可惜后面残缺，否则一定可以为张、曹继代之际提供一些资料。
据《旧五代史》卷七九《晋高祖纪》曹议金死于天福五年（940年）二月，这是报讣到达朝廷的年月，近人已经论证。按斯四二九一号《归义军节度使批准百姓张富子女胜莲出家文牒》有云，“今为父王忌日，广会（斋）筵，既愿出家，任从剃削”，署年为“清泰伍年二月拾日”，具衔为“使检校司空，兼御史大夫曹”，署名为一个“元”字。清泰伍年实即晋天福三年（938年）。在此时，文牒中的“父王”非议金莫属，显然此时已死，而从“忌日”来推测，至少已经是周年，则议金之死至迟不出天福二年（937年）二月，或更早一、二年。
议金死后的继位人，《旧五代史》卷七九《晋高祖纪》天福五年说是“元德”，但《宋会要》、《宋史》、《文献通考》诸书的《沙州传》都说是元忠。上引斯四三九八号文书，远在贞明三年（917年）元忠已称节度留后，照惯例，这便是指定继承人的职位，为什么又经过元德、元深二代才由元忠继任呢？这个问题还不能解决。
四 归义军节度和甘州、凉州的关系
斯三三二九号《张义潮传记》(17)叙述当时收复河西地区的经过，大中二年（848年）“敦煌、晋昌收复已讫”，这年是收复了沙、瓜二州，又云“次屠张掖、酒泉，攻城野战，不逾星岁，克获两州”，那是说在大中三、四年间（849——850年）攻取甘州和肃州。又据斯九三六号《沙州伊州地志》大中四年义潮又收复西州。而在上述的《义潮传记》又述及收复凉州事，但不记年月。按《通鉴》卷二五〇咸通四年（863年）三月称：“归义节度使张义潮奏自将蕃、汉兵七千克复凉州。”此事不见两《唐书·懿宗纪》。斯六三四二号是一个关于收复凉州事宜的表和批答。今录如下：(18)
张议朝奏：咸通二年（861年）收凉州，今不知却□又杂蕃、浑。近传嗢末隔勒往来，累询此人，皆云不谬。伏以凉州是国家边界，嗢末百姓本是河西、陇右陷没子将。国家弃掷不收，变成部落。昨方解辨，只得抚柔。（缺文）使为豺狼荆棘。若（缺文）馈送不充，比于赘疣。置（缺文）弃掷与犷俗，连耕相卛（率）状尧（？）犯閞为寇，国家又须诛翦，不可任彼来侵。若征举兵戈，还挠州县。今若废凉州一境，则自灵武西去，□为毳菷所居，比年使州县辛勤，却是为羯胡修造，言之可为痛惜。今凉州之界，咫尺帝乡，有兵为藩垣，有地为襟带；扼西戎冲要，为东夏閞防；捉守则内有金汤之安，废指则外无墙堑之固。披圆可矜（？），指事足明，不得□言，希□圣鉴。今岂得患欺盗，给放为寇仇。臣恐边土之人，坐见劳弊。臣不可伏匿所知，偷安爵位，俾国家劳侵，忍霄肝（宵旰）忧勤。臣不言有□负于国，言而不用，死亦甘心。噬齐（脐）虽□□，祭庙亦彰于唐典。
后面是批答：
敕凉州朝廷旧地，收复亦甚辛勤，蕃屏□陲，固不抛弃。但以麹长申奏，粮料欠□，途暂见权宜，亦非久制。近知蕃□状，不便改移。今已允依，一切仍旧，□心推许国，遽有奏论，念其恳□，深可嘉奖，宜令中书门下宣示。
十月三日召 张
仆射相公中书门（下缺）
此表哪一年所上，没有写明（或是残缺），也没有具衔。上表时，张义潮在长安或在沙州也难断定。文书上九月廿五日进表，十月三日即批答，似应在长安，但也可能所记月日乃是进奏院上表之时而非义潮上表之日，那就也可能还在沙州。
据此则收复凉州在咸通二年，较《通鉴》所记早了二年。按《通鉴》卷二五〇咸通四年正月记左拾遗刘蜕上疏云：“今西凉筑城，应接未决于与夺。”西凉即凉州，筑城一事也未见其他记载。这里暗示在四年正月以前，唐朝已在凉州筑城，义潮奏中的二年收凉州或是言其始，而《通鉴》则言其终。
义潮奏中特别提出了嗢末，并指出嗢末“本是河西陇右陷没子将”。《资治通鉴》卷二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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