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史天祚纪证释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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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阿鹘产与阿疎

    《辽史》卷二七《天祚纪》天庆二年（1112年）九月载女直称兵之始曰：

    初，阿骨打混同江宴归，疑上知其异志，遂称兵，先并旁近部族。女直赵三、阿鹘产拒之，阿骨打虏其家属，二人走诉咸州，详稳司送北枢密院。枢密使萧奉先作常事以闻上，仍送咸州诘责，欲使自新。后数召，阿骨打竟称疾不至。

    天庆三年三月又有记载曰：

    阿骨打一日率五百骑突至咸州，吏民大惊。翌日，赴详稳司，与赵三等面折庭下。阿骨打不屈，送所司问状。一夕遁去。遣人诉于上，谓详稳司欲见杀，故不敢留。自是召不复至。

    按此两条与《契丹国志》卷一〇所载文意相同，要之起衅由于阿鹘产也。顾《辽史》于天庆四年又出一构成战祸之阿疎，而《契丹国志》则绝不见其姓名，《天祚纪》天庆四年正月曰：

    初，女直起兵，以纥石烈部人阿疎不从，遣其部撒改讨之。阿疎弟狄故保来告，诏谕使勿讨，不听，阿疎来奔。至是女直遣使来索，不发……秋七月，女直复遣使取阿疎，不发，乃遣侍御阿息保问境上多建城堡之故。女直以慢语答曰：“若还阿疎，朝贡如故，不然，城未能已。”

    据此，则不从阿骨打而奔辽者，阿鹘产之外，别有一阿疎矣。然试以《金史》考之，则知《辽史》所云阿疎事实隐括《金史》所载也。《金史》卷一《世纪》曰：

    （穆宗三年），纥石烈部阿疎、毛睹禄阻兵为难，穆宗自将伐阿疎，撒改以偏师攻钝恩城，拔之。阿疎初闻来伐，乃自诉于辽。

    卷二《太祖纪》二年六月又曰：

    康宗尝以不遣阿疎为言，稍拒其使者。太祖嗣节度，亦遣蒲家奴往索阿疎，故常以此二者为言，终至于灭辽然后已。至是，复遣宗室习古乃、完颜银术可往索阿疎……辽复遣阿息保来诘之。太祖谓之曰：“我小国也，事大国不敢废礼。大国德泽不施，而逋逃是主，以此字小，能无望乎？若以阿疎舆我，请事朝贡。苟不获已，岂能束手受制也。”

    阿疎，《金史》卷六七有传，所载略同。顾《金史》乃绝无一言及阿鹘产，适与《契丹国志》有阿鹘产而无阿疎相反。夫此两人皆以女真而不从阿骨打相同，奔辽相同，因之而起衅相同，更以《金史》与《契丹国志》之有无互见证之，(1)其为一人必矣。至其旁证则又有二。

    《辽史》卷二八《天祚纪》天庆五年（1115年）载耶律章奴之叛曰：

    章奴……趋广平淀犯行宫。顺国女直阿鹘产以三百骑一战而胜。

    此条亦见于《契丹国志》卷一〇，而《辽史》卷一〇一《耶律阿息保传》曰：

    六年，从阿疎讨耶律章奴。

    阿疏即阿疎，其事相同一也。(2)

    《辽史·天祚纪》天庆五年载女真之议和条件。一曰归我叛人阿疎，二曰迁黄龙府于别地。首以阿疎为言，然天庆八年和议，乃不及此。据《辽史》卷二八《天祚纪》曰：

    金主复书曰：“能以兄事朕，岁贡方物，归我上、中京、兴中府三路州县；以亲王、公主、驸马、大臣子孙为质，还我行人及元给信符，并宋、夏、高丽往复书诏、表牒，则可以如约。”

    至七月，女真又改宽其条件为“免取质子及上京、兴中府所属州郡，裁减岁币之数”。但求一“以兄事朕，册用汉仪”。按此次和议为辽、金开战后最具体亦最有成功希望之一次。《金史》卷六七《阿疎传》云：“及太祖伐辽，底辽之罪告于天地，而以阿疎亡命，辽人不与为言，凡与辽往复书命必及之。”到天庆八年之独遣阿疎，疑有遗漏。今考之《三朝北盟会编》卷三所记，乃知其全文盖有十条：

    乞徽号大圣大明一也，国号大金二也，玉辂三也，衮冕四也，玉刻御前之宝五也，以兄弟通问六也，生辰正旦遣使七也，岁输银绢二十五万匹两，大宋岁赐之半八也，割辽东长春两路九也，送还女真阿鹘产、赵三大王十也。

    按此盖七月修改后之条件也。一至五及七可视为包括“册用汉仪”一语中。六即“以兄事朕”，八则裁减岁币也，九但求长春路，是时金已尽得东京，此不过欲辽之承认，亦即免割上京、兴中府也。独十无所附丽，不能不认为《辽史》之缺脱。姑退一步言之，《三朝北盟会编》所记，未必可信，然至少可以证明原作者必习闻金人索阿鹘产之事乃无可疑。夫金人所索者在《金史》则阿疎也，而宋人所闻者在《契丹国志》和《三朝北盟会编》则阿鹘产也，其事相同，可证者二也。

    夫阿疎与阿鹘产不过一音之转，《金史》是也，宋人诸书亦是也，其误乃在于《辽史》编者但务博采而不知比附耳。

    二　萧奉先与萧得里底

    《辽史》卷二七《天祚纪》乾统四年（1104年）见西北路招讨使萧得里底，天庆二年（1112年）见枢密使萧奉先。萧奉先《辽史》卷一〇二有传，所述唯四事。一为混同江头鱼宴谏杀阿骨打事；(3)二为护其弟嗣先败逃罪；三为谗杀晋王，逼反大将耶律余睹；四则述其死状。按此四事皆见《天祚纪》，今考其文皆与《契丹国志》同，盖出于《亡辽录》诸书也。萧得里底则《辽史》卷一〇〇亦有传，顾其名绝不见于《契丹国志》，今以事迹校之，知是一人两传，宋人称其汉名，辽、金人则称其契丹名耳。

    考《天祚纪》天庆二年之前，绝不见奉先名，是年二月忽书枢密使萧奉先，虽不言南北，而以下文考之，知是北院枢密使。按《天祚纪》乾统四年七月，“以西北路招讨使萧得里底……知北院枢密使事”，六年正月又书遣知北院枢密使萧得里底使宋，(4)官虽微异而《辽史》知院与枢密使互称，故是一官耳，如卷一〇一《萧陶苏斡传》即称萧得里底为北院枢密使也。

    萧奉先者误国之庸臣也，《契丹国志》称自天祚兵败，中外归罪萧奉先，乃考《辽史》则女真兵起，奉先初未尝涉征伐大计，其轻敌致败，养痈贻患者萧得里底也，无缘咎责奉先，《辽史》卷一〇〇《萧得里底传》曰：

    女直初起，廷臣多欲乘其未备，举兵往讨，得里底独沮之，以至败衄。

    而卷一〇一《萧陶苏斡传》曰：

    时金兵初起，攻陷宁江州。天祚召群臣议，陶苏斡曰：“女直国虽小，其人勇而善射……为今之计，莫若大发诸道兵，以威压之，庶可服也。”北院枢密使萧得里底曰：“如陶苏斡之谋，徒示弱耳。但发滑水以北兵，(5)足以拒之。”

    审此则得里底误国之罪不可逃，故天庆五年七月天祚亲征，九月即书“知北院枢密使萧得里底出为西南面招讨使”，而《萧得里底传》亦云“天祚以得里底不合人望，出为西南面招讨使”。然天祚犹宠信之也，故于八年四月复内召为枢密使。至于萧奉先则据《辽史》当亲征之始方为御营都统，嗣后亦不闻贬谪，固似截然为两人也。乃考《契丹国志》卷一〇天庆六年纪文曰：“自天祚亲征败绩，中外归罪萧奉先，于是谪奉先西南面招讨，擢用耶律大悲奴为北枢密使。”又云“是岁，止罢耶律大悲奴，再诏萧奉先代之”。乍读其文，一似罢而复召皆在六年者，然复召书于燕王（即秦晋国王淳）东征之后，则至早亦当在七年以后。《契丹国志》本亦荟萃众说以成书，其有抵牾，不足深辩。要之两人之贬西南招讨间，其罪则一曰不合人望，一曰中外归罪，语气亦同，罢而复召更无不同，而《辽史》但有萧得里底之贬，不及奉先，《契丹国志》则但有奉先而不及得里底，其故可长思也。

    至于《辽史》于得里底被贬之时，奉先固俨然都统，似有可疑而其实无可疑也。五年亲征诸将《辽史》糅杂诸书而载之，奉先之为都统，出于《亡辽录》和《契丹国志》，《辽史》不书奉先之贬，而采《亡辽录》和《契丹国志》之文以见其为两人，似有剪裁，而其实大谬。盖奉先未尝为都统也。(6)

    又考《萧得里底传》曰：“是时诸路大乱，飞章告急者络绎而至，得里底不即上闻，有功者亦无甄别，由是将校怨怒，人无斗志。”《契丹国志》卷一一天庆九年（1119年）纪曰：“金人攻陷上京路……萧奉先皆抑而不奏。”此与《得里底传》所谓“飞章告急，络绎而至，得里底不即上闻”，可为互证。

    奉先误国之又一事为逼反余睹，冤杀晋王，其事纪与本传皆详载，而纪尤详。卷二九《天祚纪》保大元年（1121年）正月曰：

    初，金人兴兵，郡县所失几半。上有四子：长赵王，母赵昭容；次晋王，母文妃；次秦王、许王，皆元妃生。(7)国人知晋王之贤，深所属望。元妃之兄枢密使萧奉先恐秦王不得立，潜图之。文妃姊妹三人：长适耶律挞曷里，次文妃，次适余睹。一日，其姊若妹俱会军前，奉先讽人诬驸马萧昱及余睹等谋立晋王，事觉，昱、挞曷里等伏诛，文妃亦赐死；独晋王未忍加罪。余睹在军中，(8)闻之大惧，即率千余骑叛入金。

    二年正月又书：

    闻余睹引金人娄室孛堇奄至，萧奉先曰：“余睹乃王子班之苗裔，此来欲立甥晋王耳。若为社稷计，不惜一子，明其罪诛之，可不战而余睹自回矣。”上遂赐晋王死。（《契丹国志》卷一一同）

    知此似晋王之死，全由奉先，乃考《萧得里底传》则曰：

    保大二年，金兵至岭东，会耶律撒八、习骑撒跋等谋立晋王敖鲁斡。事泄，上召得里底议曰：“反者必以此儿为名，若不除去，何以获安？”得里底唯唯，竟无一言申理。

    又但言得里底而不及奉先何邪？试考之《金史》卷一三三《耶律余睹传》，则尤有可资证明者。传曰：

    余睹作书，具言所以降之意……又言：“枢密使得里底本无才能，但阿谀取容，其子磨哥任以军事。”又言：“文妃长子晋王素系人望，宜为储副。”得里底以元妃诸子，己所自出，使晋王出继。(9)文妃（按此二字疑衍）又言：“晋王与驸马乙信谋复其枢密使，来告余睹共定大计，而所图不成。”又言：“己粗更军事，进策辽主，得里底蔽之，辽主亦不省察。”又曰：“大金疆土日辟，余睹灼知天命，遂自去年春与耶律慎思等定议，约以今夏来降。近闻得里底、高十捏等欲发，(10)仓卒之际不及收合四远。”

    夫据《辽史·天祚纪》、《奉先传》及《余睹传》，《契丹国志》纪传皆以沮立晋王，逼反余睹为奉先罪，顾出之余睹自言则不及奉先一字，而怨毒所中独在得里底，若非以奉先、得里底为一人，此传殆不可解矣。

    而其他又有可证者则两人之归宿同也。卷一〇二《萧奉先传》曰：

    当女直之兵未至也，奉先逢迎天祚，言：“女直虽能攻我上京，终不能远离巢穴。”而一旦越三千里直捣云中，计无所出，惟请播迁夹山。天祚方悟，顾谓奉先曰：“汝父子误我至此，(11)杀之何益！汝去，毋从我行。恐军心忿怒，祸必及我。”奉先父子恸哭而去，为左右执送女直兵。女直兵斩其长子昂，送奉先及次子昱于其国主。道遇我兵，夺归，天祚并赐死。（《天祚纪》同）(12)

    而卷一〇〇《萧得里底传》则曰：

    金兵逾岭，天祚率卫兵西遁。元妃萧氏，得里底之侄，谓得里底曰：“尔任国政，致君至此，何以生为！”得里底但谢罪，不能对。明日，天祚怒，逐得里底与其子么撒。得里底既去，为耶律高山奴执送金兵。得里底伺守者怠，脱身亡归，复为耶律九斤所得，送之耶律淳。时淳已僭号，得里底自知不免，诡曰：“吾不能事僭窃之君！”不食数日，卒。子么撒，为金兵所杀。

    按此两段皆言受责被逐，责之之人虽异，而皆以为应负误国之责任则同也。且被逐同，被逐之时亦同（纪皆系于保大二年（1122年）三月），父子为左右执送金人同，父得脱而子被杀同，所异者唯在死状。或云赐死，或云自杀，或云被杀，同一奉先而史与《契丹国志》异，《天祚纪》又绝不言得里底之死，则亦终归疑案而已。至于其巧合处固可证为一人也。此又得以《金史》作反证，《金史》卷二《太祖纪》曰：

    天辅六年（辽保大二年，1122年）五月，先是，获辽枢密使得里底，节度使和尚、雅里斯、余里野等，都统杲使阿邻护送赴阙。得里底道亡，阿邻坐诛。

    卷七六辽王《杲传》曰：

    挞懒请益兵于都统杲，而获辽枢密使得里底父子。

    卷七七《挞懒传》又书：

    宗翰使挞懒追击之，不及，获辽枢密使得里底及其子磨哥、那野以还。

    所载与《辽史·萧得里底传》合。(13)按此事《金史》一见于纪，两见于传，获则以为功，逃则戮其将，金人之重视得里底为何如！反观奉先据《辽史》诸书固亦为金人所获也，而《金史》乃寂无一言，同一枢密使，同一为辽尊宠用事之大臣，夫何轻重之不同如此？则知奉先与得里底初非两人矣。

    要之《辽史》言得里底事皆本之金皇统中陈大任所修《辽史》，故其言皆与《金史》合。萧奉先事则本之史愿《亡辽录》等书，故多与《契丹国志》合。金修《辽史》但知博采，而不知考核，至有一人两传之巨谬，昔人讥《元史》一人两传，而《辽史》则无人为发其覆，不知其中亦有两传同陷此误也。(14)

    三　耶律章奴与耶律张家奴

    《辽史》卷二八《天祚纪》曰：

    （天庆五年，1115年）九月乙巳，耶律章奴反。

    其下即列叙章奴谋立魏国王淳，而淳不从，章奴乃侵掠上京路诸州，兵败，为辽兵所得，腰斩而死，其事皆书于九月。卷一〇二章奴有传，所载略同。《契丹国志》卷一〇于本年亦有此记载，与《辽史》几于一字不易，知同出一源也。

    章奴既平之后，纪于是年十二月乙巳又书：

    耶律张家奴叛。

    其下列叙其战事，至次年四月亲征，败之，饶州、渤海平而止。

    按本纪以章奴之叛在五年九月，其平亦在是年，而张家奴之叛则在五年十二月，乱事绵延至次年四月始平，似截然为两事，然细察之，则固一事两纪也。

    考章奴之名始见于纪天庆四年（1114年）十一月，云：

    以西北路招讨使耶律斡里朵为行军都统，副点检萧乙薛、同知南院枢密使事耶律章奴副之。

    《金史》卷二《太祖纪》收国元年（1115年）正月亦有同样之记载：

    辽遣都统耶律讹里朵、左副统萧乙薛、右副统耶律张奴、都监萧谢佛留，骑二十万、步卒七万戍边。

    《金史》之张奴即《辽史》之章奴，固不待言。而《宋元通鉴》政和五年记此事则作耶律张家奴，王宗沐叙阿娄冈之战，全本《金史》，何故忽改张奴为张家奴，虽不可知，然不能遽视为妄改也。《辽史》卷二八《天祚纪》于天庆五年（1115年）三月书：

    遣耶律张家奴等六人赍书使女直，斥其主名，冀以速降。五月，张家奴等以阿骨打书来，复遣之往。六月壬子，张家奴等还，阿骨打复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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