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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打复书，亦斥名，谕之使降。
其说张家奴与章奴为二人，亦不待言，顾考《金史》则初无分判。《太祖纪》收国元年四月曰：
辽耶律张奴以国书来。上以书辞慢侮，留其五人，独遣张奴回报，书亦如之。六月己亥朔，辽耶律张奴复以国书来，犹斥上名。上亦斥辽主名以复之，且谕之使降。
审此则知《辽史》之张家奴，《金史》固仍呼之为张奴，与四年之都统章奴初未视为两人也。若考之《辽史》卷一〇一之《耶律阿息保传》，则即《辽史》之中亦有未加分判者。传曰：
金兵陷宁江州，边兵屡败，遣阿息保与耶律章奴等赍书而东，冀以胁降。
夫《天祚纪》明言赍书而东者张家奴也，而此作章奴，则亦视章奴与张家奴为一人矣。其证一。
复次，《天祚纪》于天庆五年十二月书：“锦州刺史耶律术者叛应张家奴。”(15)而卷一〇〇《耶律术者传》曰：
术者……尝与耶律章奴谋立魏国王淳。及闻章奴自鸭子河亡去，即引麾下数人往会之。
纪言应张家奴而传云应章奴，非亦以章奴与张家奴为一人乎！其证二。
纪于六年二月书：
张家奴诱饶州渤海及中京贼侯概等万余人，攻陷高州。三月，东面行军副统酬斡等擒侯概于川州。
而卷一〇〇《耶律章奴传》云：
时饶州渤海及侯概等相继来应，众至数万。
夫侯概所应者据纪为张家奴而又书之于《章奴传》，(16)则其为一人之证三。
纪称耶律章奴之侵扰地域，为上京所属之祖州、庆州、怀州、饶州，而书张家奴之侵扰地域，亦为上京道之祖州、(17)饶州及中京道所属之川州、高州。区域大抵相合，其证四。
盖《辽史》之记章奴事，全出于宋人书，故与《契丹国志》合。因原书之不著月日也，亦遂于九月下牵连书之，一若章奴旋起旋灭同在此一月内者，不思章奴说魏王，转战上京，结群盗，犯行宫，然后受擒，尔许大事，岂得于一月中了之，而又别书一张家奴以乱之，可谓无识之甚。
四 天庆五年亲征诸将辨
《辽史》卷二八《天祚纪》天庆五年正月下诏亲征，八月趋军中，记其从征诸将为：
以围场使阿不为中军都统，耶律张家奴为都监，率番、汉兵十万；萧奉先充御营都统，诸行营都部署耶律章奴为副，以精兵二万为先锋。余分五部为正军，贵族子弟千人为硬军，扈从百司为护卫军，北出骆驼口；以都点检萧胡睹姑为都统，枢密直学士柴谊为副，将汉步骑三万，南出宁江州。自长春州分道而进，发数月粮，期必灭女直。
至十一月又云：
遣驸马萧特末、林牙萧察剌等将骑兵五万、步卒四十万、亲军七十万至驼门。
按以上书分遣诸将，凌杂无次，由于采取诸书而未加考核，今为释之，则中军都统阿不即萧胡睹姑，亦即卷一〇一有传之萧胡笃。《胡笃传》云：
五年，从天祚东征，为先锋都统，临事犹豫，凡队伍皆以围场名号之。进至剌离水，与金兵战，败，大军亦却……胡笃长于骑射，见天祚好游猎，每言从禽之乐，以逢其意。天祚悦而从之。国政隳废，自此始云。
本传虽不言其为围场使，然云凡队伍皆以围场名号之，此固围场使之作用矣。又其都监为耶律张家奴，前已证张家奴与章奴为一人，今以《章奴传》考之，则云：“及天祚亲征女直，萧胡笃为先锋都统，章奴为都监。”张家奴与章奴既是一人，阿不、胡笃亦不容有二。
然此疑是旧史原文，阿不或为胡笃别译，或为别名，其误不过名号之不统一尔，其下又别取宋人书以补之，而益兹纠纷。《契丹国志》卷一〇曰：
天庆五年（1115年）八月，天祚下诏亲征女真，率蕃、汉兵十余万出长春路。命枢密使萧奉先为御营都统，耶律章奴副之，以精兵二万为先锋。余分五部为正兵，诸大臣贵族子弟千余人为硬军，扈从百司为护卫军，北出骆驼口。车骑亘百里，鼓角旌旗，震耀原野，别以汉军步骑三万，命都检点萧胡睹姑为都统，枢密直学士柴谊副之，南出宁江州路，自长春州分路而进，赍数月之粮，期必灭女真。
试阅此文，即知《辽史》之记载不过沿袭杂抄诸书的《契丹国志》而已，其间偶有小异则《辽史》亦未必一字不易也。以萧奉先为御营都统，耶律章奴为副，考之奉先、得里底、章奴三传均无是语，其为讹传无疑。而其致误之故，则亦自有由。奉先之契丹名为得里底，已如前述，而奉先之弟嗣先，则名敌里，(18)敌里与得里底本为一名两译，是奉先与嗣先之契丹名同也。故《辽史》卷一〇〇《耶律棠古传》曰：“会萧得里底以都统率兵与金人战，败绩，棠古请以军法论。”本文所指之得里底实为嗣先，以出河店之败，嗣先为都统也。以兄弟同名，故一误而以得里底当敌里，再误则以奉先当嗣先矣。其实天祚亲征在八月，而奉先之贬在九月。《契丹国志》所谓天祚两败之后，以奉先为不知兵者，一指萧嗣先出河店之败，一指耶律讹里朵达鲁古及白马泺之败也，事皆在亲征之先，故亲征之初，奉先已不为天祚所信，不容复以为都统也。其出宁江州之一军，都统为萧胡睹姑亦即胡笃也，其为一人甚明。
至于十一月一条则又出自《金太祖实录》，故与《金史》合。《金史》卷二《太祖纪》收国元年（1115年）曰：
十一月，辽主闻取黄龙府，大惧，自将七十万至驼门。驸马萧特末、林牙萧查剌等将骑五万、步四十万，至斡邻泺。
按此文甚明白，而《辽史》改自将为亲军，义已费解，又不书特末一军之至斡邻泺，遂若俱至驼门，与原文亦不合。考《金史》言辽军之分配，但此一条，盖所云辽主自将七十万至驼门者，即《契丹国志》之五部正兵扈从百司等出骆驼口者也，是为天祚自将之大军。其云特末所将之骑五万，步四十万至斡邻泺者，即《契丹国志》之步骑三万，萧胡睹姑率之南出宁江州者也，是为别将之一军，(19)要之，此次亲征实不过两道而已。
然则《辽史》如但承用旧史，或但采《契丹国志》及《亡辽录》，或但录《金太祖实录》，均无不可，其失未至甚谬，今乃兼收并蓄，遂如屋上架屋，重复乖忤而不可理矣。
五 结 论
以上述四篇讫，按《辽史》简略，昔贤所讥，今考其失，更以杂糅。盖元修《辽史》，据脱脱所上表则合辽耶律俨之《皇朝实录》，金陈大任之《辽史》，而更“发故府之椟藏，集遐方之匦献”，冶之一炉，勒为专史。夫天祚而上，旧史足征，室昉之《统和实录》，至明犹存，而史称兴宗重熙中（1032——1054年）曾修《起居注》，道宗欲观《起居注》，则史官所职，至是差备。爰自统和（983——1011年），迄于寿昌（1095——1100年），三朝史实，载笔易详。天祚蹉跌，乘舆播迁，乾统（1101——1110年）之前，当仍前轨。天庆（1111——1120年）而后，缺失可知。陈大任金人也，则采《金史》以补之，其所关涉，止及兵戈，治乱之迹，度难博赡。于是至正（1341——1370年）重修，兼采野史。其曰“遐方之匦献”，则宋人书矣。然辽制书禁至严，传书境外者罪至大辟，天祚覆国，图书入金，中秘所藏，不传于宋。南渡诸人，蒿目世变，推本乱源，颇言北事，而文献无征，纪载缺略，不无诬罔之辞，稍依口耳为说，是犹曹瞒之传，出自江东，海陵之纪，修于大定（1161——1189年），足广异闻，实为典要。虽然，言东事者详于金，言燕事者详于宋，是皆境壤相接，耳目所及，辽人既不能自言，则舍此亦无以为史，虽云芜累，义难求全。顾其失也，则颠倒错乱，重文复出，于是天祚一纪，卒不可读。夫《金太祖实录》虽亡，而《金史》现在，《亡辽录》诸书虽逸，而《三朝北盟会编》、《契丹国志》、《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颇存涯略，苟加覆按，痕迹不掩；以《金史》还《金史》，宋人书还宋人书，去其重复，梳其纠纷，整齐之道，固亦非难也。抑天祚而上亦不云完书也，景、穆之前事涉五代，今亦以两《五代史》、《资治通鉴》校之，其颠倒错乱，亦犹《天祚纪》，而有时亦可订两《五代史》之失，则以耶律俨、萧韩家奴所修，辽人之所自言也。至于一书之中，纪表志传各不相谋，数行之隔，名字别号，随事而异，全书皆然，更仆难数，此则人事之不尽，不得以书缺有间为辞，治之者能审其源，证其同异而校其实，则庶乎其可也。至于清宫本考证，每引《宏简录》以证《辽史》，而不知《宏简录》之即出于《辽史》，既昧其源，安能核实，其陋妄不足论矣！
（原载1942年国立师范学院史地系编《史地教育特刊》）
附记：我在四十余年前曾治辽、金、元史。那时初读《辽史》，感到记载抵牾重复，很想仿照汪龙庄《元史本证》之例，对《辽史》作一点整理工作。纪传部分大致作了校勘考证，而罗继祖先生的《辽史校勘记》已出，辗转觅得此书，发觉校勘上有很多相同，罗书既出，我就没有必要继续下笔了。太平洋战争爆发，作为“孤岛”的上海沦陷，我应前国立师范学院之聘，间道入湘。我的《辽史校记》写在一部局刻本上，留在上海，没有带走，后来也丢失了。几年来治辽、金、元史，深感自己对古少数族语言一无所知，实在缺乏治此三史所必需的条件，很难取得较大成就。到国师后，由于教学需要，让我开中国中古史课，讲的是秦汉魏晋隋唐，我对辽金元史既有内怯之感，因而兴趣就转到了魏晋隋唐这一段历史时代上去了。1942年，国师史地系学生创办《史地教育特刊》，征求文稿。那时我对魏晋隋唐史只好算初学，写不出像样的论文，因而就记忆所及，写成《辽史天祚纪证释》一文，指出《辽史》中某些重复纪载和一人二传。本文发表后才知道，约在同时，傅乐焕先生有《辽史复文举例》之作，却未得见（后来阅读，知拙文没有重复）。1944年，我应聘到四川乐山武汉大学，开的课除通史外，便是魏晋南北朝史与隋唐史，辽金元三史从此搁置，但也还发表了几篇旧稿。这回辑录我已发和未发表的旧作，将这一组论文也收录在内，只不过留下我早年治史的尘迹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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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按《契丹国志》以女真之伐阿鹘产在阿骨打混同江宴归后，而《金史》纪伐阿疎远在穆宗时，当从《金史》。
(2) 按《阿息保传》又言阿疎其后叛辽，考阿疎后为金所擒，未尝叛辽，而天庆六年以后亦无阿疎叛事，则此文必有误。
(3) 按混同江头鱼宴，阿骨打不肯起舞，天祚欲杀之，奉先谏而止。此事亦甚可疑，《金史》既所不载，而考其年月，是时阿骨打尚未袭位，完颜部之酋尚是乌雅束也。洪皓《松漠纪闻》卷上曰：“道宗末年，阿骨打来朝，以悟室从，与辽贵人双陆，贵人投琼不胜，妄行马。阿骨打愤甚，拔小刀欲剚之，悟室急以手握鞘，骨打止得甚柄杙其胸不死。道宗怒，侍臣以其强悍，咸劝诛之。道宗曰：‘吾方示信以待远人，不可杀。’或以王衍纵石勒，张守珪赦安禄山，终致后害为言，亦不听，卒归之。”此当为一事之两传，而言在道宗时，又以双陆起衅，所言绝异。要之当时自有此一种传说，所闻则各不相同也。余考《金史》，天祚时阿骨打实未尝入朝，而《世纪》于扬割嗣节度之九年（辽乾统二年）书穆宗（扬割追尊号）朝辽主于渔所，十年二月归。而《辽史》卷二七《天祚纪》于乾统三年（1103年）正月书如混同江，女直函萧海里首，遣使来献，与《金史》合。疑天庆二年（1112年）钓鱼混同江云云，即由此致误也。此事固不能证其必无，然其可信之程度，仅当视为一种传说而已。
(4) 按《契丹国志》卷一〇乾统六年书“辽复遣泛使同平章事萧保先，牛温舒诣宋”。保先为奉先弟，疑误，当作“奉先”。
(5) 按《辽史》卷二七《天祚纪》天庆四年（1114年）七月作“遂发浑河北诸军”。
(6) 见下亲征诸将辨。
(7) 按卷六四《皇子表》天祚六子：文妃出晋王敖鲁斡第一。元妃出梁王雅王第二，燕王挞鲁第三。赵王习泥烈第四，秦王定第五，许王宁第六，皆不详所出。而《后妃传》云挞鲁为惠妃出，亦不言秦王、许王为元妃所出，与此不同。
(8) 《辽史》卷一〇二《耶律余睹传》出于宋人书，与后《萧奉先传》合。
(9) 按《辽史》卷六四《皇子表》晋王敖鲁斡出继大丞相耶律隆运后。
(10) 审此知拥立晋王之谋非诬，而余睹降时，其事犹未发，纪言文妃赐死，余睹闻之大惊，亦误。《辽史》卷六四《皇子表》曰：“保大元年（1121年），南军都统耶律余睹以敖鲁斡有人望，与文妃密谋立之，不果。余睹降金，文妃伏诛。”正与《辽史》卷一〇二《耶律余睹传》及《金史》卷一三三《耶律余睹传》合，可证纪之误。
(11) 按此云父子，甚可思。凡言奉先之奸，初未尝及其子，《金史·余睹传》言得里底子磨哥任军事，亦为罪状之一，可以互证。
(12) 按《契丹国志》卷一一言奉先行二十里，为左右所杀。《辽史》与《国志·奉先传》其他皆合，唯此为异，史、志所本之书，今已无可考，则不能知孰为合于原本，然即使原本为被杀，《辽史》改为赐死，亦必有所本，要之奉先之死，但以疑案视之可也。
(13) 《挞懒传》之磨哥，即《萧得里底传》之磨撒。
(14) 按《辽史》卷八九有传之杨晳与卷九七有传之杨绩为一人，余别有考。
(15) 按《辽史》卷一〇〇《耶律术者传》锦州应为银州之误。
(16) 按纪书章奴事，但言结渤海群盗，众至数万，而不举其名，似亦疑同一侯概而忽应章奴忽应张家奴，故疑不书，至《章奴传》则遥隔数十卷，不复忆改矣。
(17) 纪于六年二月书“侍御司徒挞不也等讨张家奴，战于祖州，败绩”。而卷九八《萧兀纳传》云：“兀纳一名挞不也，（天庆）六年，耶律章奴叛来攻京城（按是上京），兀纳以死拒战，章奴无所得而去。”疑此挞不也即兀纳。祖州故上京国也，然官号不同，不敢妄断。然传言章奴之攻上京在六年，若如纪言，则章奴在五年九月即已覆灭，六年扰上京地者，乃张家奴也。此亦为章奴与张家奴实为一人之证。
(18) 《辽史》卷二七《天祚纪》：“天庆四年十月，以守司空萧嗣先为东北路都统……引军屯出河店，两军对垒……萧嗣先军溃……十一月壬辰，都统萧敌里等营于斡邻泺东，又为女直所袭，士卒死者甚众。”而《金史》卷二《太祖纪》则云：“十一月，辽都统萧纠里……会于鸭河北……俄与敌遇于出河店……辽兵溃，逐至斡论泺。”出河店之役，《辽史》以嗣先为都统，而《金史》则以萧纠里当之。日本箭内亘氏疑为辽易都统而金人不知，故以后之纠里（敌里）当前之嗣先（见箭内亘《辽金纠军考》），王静安先生驳之，以纠里或敌里为嗣先之契丹名，其言甚是。
(19) 萧特末《辽史》无传，似不能与萧胡笃为一人，此《金史》与《辽史》、《亡辽录》皆不合，然云至斡论泺，则即南出宁江州之一军无疑，特其统帅既互见，未知孰是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