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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静安先生在《鞑靼考》一文中假定阻为鞑靼之倒误，后来王静如先生根据《滏水集》证明此说之不可信，但是这还只是孤证，论者可以说，元人既能够删改辽、金史旧文，也何曾不能窜改《滏水集》。明人记载中的“建夷”、“奴酋”很多就给清朝改成了“大清”、“大兵”。我想静安先生既然说“阻卜”或“阻”是字面上的涂改，那么就决不能真有以此为名号的种族，因此假使有阻卜或阻的异译发现，静安先生之说也就不攻自破。现在我们恰好在史籍中找到了异译。
（一）术不姑。这个种族在《辽史》中时常见到。照契丹人的读法应该就是阻卜。《辽史》卷六九《部族表》太宗会同五年（942年）七月载：“术不姑、鼻骨德、于厥里来贡。”卷四《太宗纪》却写作七月辛卯，“阻卜、鼻骨德、乌古来贡”。圣宗太平六年（1026年）九月《表》载：“术不姑诸部皆叛。”卷一七《圣宗纪》却写作八月，“自是阻卜诸部皆叛”。卷七〇《属国表》在太宗天显八年（933年）十月载：“术不姑来贡。”卷三《太宗纪》记“九月庚子，阻卜来贡”。本年七月《表》上固然有“阻卜、术不姑来贡”一语，似乎可以反对我的说法，可是在《太宗纪》本年七月却只有“阻卜来贡”一条，可知《表》的阻卜与术不姑并举乃是重出。
（二）术保。“阻卜”一名宋人有时称之为“术保”，《东坡奏议》卷一四《乞增修弓箭社条约第二状》云：“大抵北虏近岁多为小国达靼、术保之类所叛，破军杀将非一。近据北人契丹四哥探报，北界为差发兵马及人户家丁往招州以来，收杀术保等国。”这个“术保”，自必是阻卜、术不姑之异译。这里达靼与术保并举，似乎有助于王静如先生的“阻卜非达靼”说，但是根据《辽史》的纪载，此说还有问题，这里不想多说。
（三）速不。蒙古有大将速不台。照蒙古以种族为名的惯例，“速不台”应该与兀良哈台、南家台、弘吉剌台一样，以种族命名。此外，宋人所杀的蒙古使者名“速不罕”，《元史》卷一一五《睿宗传》作“搠不罕”，《元秘史》作“主不罕”，“速不”、“搠不”、“主不”应皆为“阻卜”的异译。阻卜的名号，我们还可以推得更早，《史记》卷一一一《卫将军骠骑列传》（《汉书》卷五五《霍去病传》同），说元狩二年（前121年）霍去病出征河西，隶属于匈奴的诸族中有一种称为“遬濮”，本年去病再度出征，他的将领赵破奴又曾斩了个“遬濮王”。这个“遬濮”的译音可能与辽、金时期的阻卜或阻有关。
关于阻卜的人种问题一般都相信阎复的说法，认为沙陀后裔，我想也有疑问，当别论之。关于阻卜的字源，我完全同意王静如先生的说法，但是我想最好能解决为什么一个突厥族却采用藏语Sogpo为名号。
（原载1947年5月16日天津《大公报文史周刊》）
论金代契丹文字之废兴及政治影响
金源建国之初，未有文字，当时所用者皆契丹文。《金史》卷七三《完颜希尹传》所云“与邻国交好，乃用契丹字”。关于女真文字之创制，《希尹传》记述甚详，今不赘述。然女真字创制之后，契丹字承用不废，此固由于女真国境半为契丹故壤，包有大量通用契丹语文之民族，而此外又似有别一原因可以为解释者，《金史》卷九《章宗纪》明昌二年（1191年）四月癸巳：
谕有司：自今女直字直译为汉字，国史院专写契丹字者罢之。
据此则其先女真字盖先译为契丹字而后重译为汉文也。女真起自边陲，其于汉族文化较之契丹所涉深浅悬殊，而天会之后，入据中原，不能不以传统汉文法约束之，此所以必借契丹文字为居间，而其礼乐刑政之效中土诸朝者又多间接自契丹传习而来，则女真字与汉字之间自必有赖于契丹字之媒介也。故在金太祖阿骨打时，诸臣多学契丹文字，《金史》卷六六《完颜勖传》：
女直初无文字，及破辽，获契丹、汉人，始通契丹、汉字，于是诸子皆学之，宗雄能以两月尽通契丹大小字，而完颜希尹乃依仿契丹字制女直字。
本传虽以契丹、汉人并称，然诸子所学者为契丹字，故当时女真人通契丹字者多，而能汉字者盖鲜。宗雄所通为契丹大小字，而同卷《胡十门传》称“善汉语，通契丹大小字”，则虽能通汉语，仍不解汉字也。他若完颜宴、纥石烈胡剌得等，《金史》本传并称其通契丹大小字而不及汉字，足以证明金太祖时女真人通晓契丹字者甚多，而晓汉字者实寡。及天会以后，女真人颇有通习三种文字者，《金史》卷六五《斡者附孙璋传》、卷七二《仲传》、卷七三《宗雄子阿邻传》、卷八一《夹谷谢奴传》并称通女真、契丹、汉字。惟所谓“通汉字”，疑亦止于粗解字义而已。但观金初使宋诸臣，如高庆裔、萧仲恭、萧庆之属，或奚人，或渤海人，奚与渤海广义言之，皆契丹也。是知使宋之职犹非稍通汉字之女真人所能胜任也。《金史》卷七八《韩企先传》：
燕京人。九世祖知古仕辽为中书令，徙居柳城，世贵显……天会六年（1128年）刘彦宗薨，企先代之，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知枢密院事。七年，迁尚书左仆射兼侍中，封楚国公。初，太祖定燕京，始用汉官宰相。赏左企弓等，置中书省、枢密院于广宁府，而朝廷宰相自用女直官号。太宗初年，无所改更。及张敦固伏诛，移置中书、枢密于平州。蔡靖以燕山降，移置燕京，凡汉地选授、调发、租税皆承制行之。故自时立爱、刘彦宗及企先辈官为宰相，其职大抵如此。斜也、宗干当国，劝太宗改女直旧制，用汉官制度。天会四年（1126年），始定官制，立尚书省以下诸司府寺。十二年，以企先为尚书右丞相……于是，方议礼制度损益旧章。企先博通经史，知前代故事，或因或革，咸取折衷……（大定）十一年（1171年），将图功臣像于衍庆宫，上曰：“丞相企先，本朝典章制度多出斯人之手……前后汉人宰相无能及者，置功臣画像中，亦足以示劝后人。”
按企先虽是汉人，而自知古以降，世为辽贵臣，辽代初步创改制度，知古实与其事，而其裔孙企先复以此教女真，可云巧合。辽代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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