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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安。时燕、蓟已下，独信安犹为金守，其主将用之左右。国兵围信安，仁义率敢死士三百开门出战，围解，以功署军马总管，守信安逾十年，度不能支，乃与主将举城内附。案进为元臣张荣实之父，困守信安逾十年，皆在完颜。(28)不终张甫入宋后事。进虽不与九公之列，而北平之号，必是正大继封，史赞复引他书载沧海、易水二爵，或传闻异辞耶？(29)
施考甚详。然《张荣实传》称张进于壬辰降蒙古实误。据《杨杰只哥传》，张进之降在正大六年己丑，主将为阿术鲁，《元史》卷一二三《阿术鲁传》称：“西夏势蹙，其主惧，乞降，执之以献，太宗杀之，赐以所籍资产。继领兵收附信安。”按西夏主之降在太祖二十二年丁亥（金正大四年）六月，七月，太祖卒，拖雷监国，己丑八月太宗始即位。《杨杰只哥传》首称“己丑，睿宗（即拖雷追尊庙号）赐以金币，命从阿术鲁攻信安”，知阿术鲁受命攻信安，尚在己丑八月前拖雷监国时。信安岂得于壬辰始降。又《张禧传》称其父仁义金末徙益都，“太宗下山东，仁义乃走信安”，李全以益都降蒙古，事在金正大四年，所云“国兵围信安”，仁义出战云云，即指正大六年阿术鲁攻信安事。仁义在信安不过二年，所云“守信安逾十年”乃指主将即张甫、张进，传文叙述不明，遂以仁义亦守信安逾十年，则降蒙古更推迟到金亡以后了。
施氏收辑张进事略备，但不及张进之死。按《金史》卷一一七《国用安传》：
北大将阿术鲁闻安用（用安原名）据徐、宿、邳，大怒曰：“此三州我当攻取，安用何人，辄受降！”遣信安张进等率兵入徐，欲图安用，夺其军。安用惧，谋于德全（徐州总帅王德全）劫杀张进及海州元帅田福等数百人。
其事在金天兴元年（1232年），距张进之降不过三年余。
信安四面阻水，不但蒙古骑兵无能为力，而且习惯于平原及山地作战的汉将如杨杰只哥也感到为难，所以能坚守十余年之久。而更大的原因则由于这一四面环水之地对于全部军事形势关系不大，而正大二年武仙重又背蒙归金，河北的战争重点在于西部山区，区区信安就暂且置之不问了。
正大二年（1225年）二月，降蒙古已六年的武仙杀真定主将史天倪，重又归顺金朝。《元史》卷一四七《史天倪传》：
甲申（正大元年）夏，大名总管彭义斌以宋兵犯河朔，天倪逆战于恩州，义斌败，入保大名。乙酉，师还，闻武仙之党据西山腰水、铁壁二砦以叛，天倪直捣其巢穴，尽掩杀之。仙怒，谋作乱，乃设宴邀天倪……遂为仙所杀。
武仙背蒙归金，《金史》本传说是由于金的招纳，上引《史天倪传》说是由于天倪剿灭了他的西山党羽，这两个原因是存在的，但更重要的原因可能由于正大元、二年间河北、山东形势的巨大变化。宋嘉定十五年（金元光元年，1222年）归宋红袄军李全逐走张林，据有益都，(30)另一红袄军首领彭义斌统兵北伐，攻降附蒙古集团首领严实的老巢青崖堌，(31)嘉定十七年（金正大元年）夏间占领大名，(32)河北震动。《遗山文集》卷二九《千户乔公神道碑铭》：
宋将彭义斌既破东平，随据大名，(33)声势甚张，南、北军待为劲敌，无敢试之者。一日，义斌提锐卒数千北向，猝与公遇于真定之南。公以骑数百直前，挫其锋，义斌慑焉。
据此知义斌取大名后，兵锋曾至真定南。武仙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乘机起事。上引《史天倪传》说他在恩州战后还师，立即对武仙部下在西山的砦寨采取行动，必然由于听到或者估计到这些砦寨的活动与雄踞大名的彭义斌有联系，而且必然也会猜疑到武仙，所以武仙立即发动事变。
武仙占据真定，邻近州县很多归附，但史天倪的部队却多散在郊外，并未消灭。不久，天倪弟天泽返自燕京，重新组织队伍，在蒙古军与张柔所派援军的支援下，本年六月复取真定。(34)武仙退入双门寨。(35)
彭义斌这时近在大名，正是进攻的时机，但在史天泽复取真定以前，他却没有迅速北进。这可能由于武仙发动事变之际，他的兵力正用于包围东平，四月中才迫使严实投降，当然他不能解围而去，在后方留下祸患。还有一个也许是更大的原因，原来也正在二月里李全在楚州发动兵变，迫使宋淮东制置使许国自杀。彭义斌认为李全这一越轨行动必须制裁，因此双方矛盾尖锐。(36)这年五月李全竟然进攻义斌，战于恩州。义斌虽然击败李全，并通过继任制置使徐晞稷的调解，双方讲和，(37)却耽误了北上进军的时机。七月，义斌提兵北上，降将严实也带领自己的部队从征。史天泽与蒙古大将笑乃（即《元史》卷一二〇有传之肖乃台）在赞皇迎战，严实临阵倒戈，(38)义斌战败被擒，英勇牺牲。(39)
武仙撤出真定，实力并没有受太大损失，几个月后他夜袭真定，(40)史天泽狼狈越城，东奔藁城，在董家武装集团的援助下，再次夺取真定。(41)《元史》卷一五五《史天泽传》云：
至藁城，求援于董俊。俊授以锐卒数百，夜赴真定，而笑乃兵亦至，捕叛者三百余人，仙从数骑，走保西山抱犊寨。
按这里说董俊“授以锐卒数百夜赴真定”，其实不是“夜赴”，而是“夜入”。元明善《藁城董氏家传》就说“久之，公复夜入真定，仙走死，(42)内（纳）史帅之弟天泽”，又以为董俊亲自参加这次夜袭。董俊是否亲自参加，难以断言，却可以肯定夜入真定，开城纳天泽的是董家土兵，笑乃也是开城后才进去的。不但夜入真定是董俊的功劳，《史公家传》说“公（天泽）跳走藁，守帅董俊以全军授公”，并非只是夜袭的“锐卒数百”。
正大三、四年间，武仙尽管被逐出真定，他的势力不仅严重威胁太行山东麓诸州县，而且远达河东。《元史》卷一九三《攸哈剌拔都传》：
丁亥（正大四年）五月，奸人夜献太原东门于武仙。仙引兵入，哈剌拔都鏖战。仙兵大至，诸将自城外呼曰：“攸哈剌拔都，汝当出！”哈剌拔都曰：“真定史天倪、平阳李守忠、隰州田雄皆失守矣，我又弃太原，将何面目见主上及国王乎！家属任公等所俘，哈剌拔都誓与城同存亡。”遂殁于阵。
又《牧庵集》卷二八《河东检察李公（李懋时）墓志铭》亦云“真定同知总管武仙将兵袭下太原，杀兴（攸兴，即攸哈剌拔都），傍县皆附”。这是正大四年（1227年）五月的事，武仙当已撤出真定，他攻太原，必是通过井陉西下。平阳则是上一个月被金将攻下的。《元史》卷一九三《李伯温附子守忠传》：
丁亥夏四月，金纥石烈真袭击平阳行营招讨使权国王按察儿于洪洞，守忠出援之，会于高梁，师溃入城，平阳副帅夹谷常德潜献东门以纳金兵，城遂陷。(43)
击败按察儿军而取平阳的不是武仙部队，但按察儿之败，给予武仙夺取太原的时机。
和过去一样，这些暂时归金的州县不久重又丧失，(44)只是说明只要西山砦寨没有消灭，武仙就有进行军事活动的基础。大致即在正大四年，史天泽攻下了武仙的几处据点。《元史·史天泽传》说天泽再夺真定后，武仙走保西山抱犊砦，“以抱犊诸砦仙之巢穴，不即剪覆、恐贻后患，急攻下之，仙乃遁去”。大致在这年冬天，武仙到了汴京。明年，金哀宗命他以恒山公的封号“置府卫州”。(45)卫州是河北岸的河防要地，武仙在那里扼守三年，直到正大六年（1229年）还曾一度攻克潞州，给予蒙古军重大创伤。《元史》卷一一九《木华黎附孙塔思传》云：
庚寅（金正大七年，1230年）秋九月，叛将武仙围潞州，太宗命塔思救之。仙闻之，退军十余里……是夜五鼓，金将移剌蒲瓦来袭，我师与战不利，退守沁南。贼还攻潞州，城陷，主将任存死之。冬十月，帝亲征，遣万户因只吉台与塔思复取潞州。仙夜遁，邀击之，斩首七千余级。
又《元史》卷一二二《按札儿传》云：
岁庚寅，孛鲁由云中围卫州，金将武仙恐，退保潞东十余里原上。孛鲁驰至沁南，未立鼓，乞石烈引兵袭其后。孛鲁战失利，辎重人口皆陷没，按札儿妻奴丹氏亦被获。
按这次战事实在正大六年己丑，《金史》卷一七《哀宗纪》于正大六年八月记“移剌蒲阿再复泽、潞”，卷一一二《移剌蒲阿传》同。上引两传并作“庚寅”，《金史》卷一一八《武仙传》亦作正大七年，均误。(46)又《按札儿传》称孛鲁亦为塔思之误，孛鲁时已死。
这次战役，金方武仙、移剌蒲阿、石纥烈真会师合击蒙古军，取得胜利，攻克重镇潞州，最后却仍被蒙古军击退，潞州再陷。
七年秋天，史天泽会合蒙古军围攻汲郡（本卫州治），金大将完颜合达、移剌蒲阿统兵救援，击败史天泽，解了卫州之围。但是武仙也无力坚守，随即撤走。《秋涧集》卷四八《丞相史公家传》云：
庚寅（正大七年）冬，围武仙于汲，小大凡十余壁。金将合达以众十万来援，锋始交，不利，诸将乘虚，一时奔北。公独以千人绕出敌后，挺刃横击，败一都尉军。既而复与大军合攻，仙逸去，复取卫州。
按《金史》卷一六《哀宗纪》正大七年（1230年）八月书“大元兵围武仙于旧卫州”，“冬十月，平章合达、副枢蒲阿引兵救卫州，卫州围解”。卷一一二《完颜合达传》：
河朔诸军围卫，内外不通已连月，但见塔上时举火而已。合达等既至，先以亲卫兵三千尝之，北兵小退，翼日围解。
这次战役，史天泽集合了蒙古、汉军，兵力是强大的，但却攻围二月不下，遭到了挫折，终于解围，但卫州已是孤城，所以解围后，武仙全军撤出，徙屯胡岭关，扼金州路，撤出了河北。
武仙撤出河北后，史天泽对西山砦寨再次发动进攻。《遗山文集》卷三〇《西宁州同知张公（张荣祖）之碑》云：
庚寅冬，河平失利，(47)陷坚阵中，率死士五十余人突围而出，所向披靡，莫有当其锋者……迁总统巡山军民千户。恒山公仙壁双门，遣别将屯抱犊山（中缺）宣。权万户，亲以军守之。隘獈（？）可上者十有八所，而山上皆有备御，不便仰攻。公期以三日破之。乃潜军由鸟道攀援而上，出其不意，山军震荡，谓从天而下，投死无所。问知公名，皆束手自归。党与未尽者依太行为巢穴，在所有之。根结盘互，时出剽掠。旁近之民，阴为赍助，以舒焚劫之祸。尝乘隙入吾境，公测其来，设伏击之。军卒踊跃而战，戮首领一人而擒其副，余众悉降。郡邑倚公为重，亦得少安。
按武仙第一次自真定撤出，是“奔双门”，第二次是“奔抱犊砦”，正大四年，史天泽曾攻下抱犊（见前），卫州解围后，武仙即徙屯胡岭关，不可能仍在双门及抱犊，这里必是追溯前事，下有缺文，致文意不明。从碑文中可以看到卫州战后，仍有许多西山砦寨继续抗拒蒙古政权。张荣祖是史家部将，他的官衔是总统巡山军民千户，所巡之山当即是这一带的西山，他攀登险峻的山岭，攻下山砦十八所，但“依太行山为巢穴”的“山军”还是在所有之。这种情况还得继续一个时期。
自正大二年二月武仙杀史天倪据真定，到至大七年十月卫州战役，经过了六个年头（1225——1230年）才被逐出河北。
武仙是九公中最后一个丧失其封土的。先后和他作战的主要力量是永清史家、藁城董家、定兴张家的土兵。
武仙撤离河北后，天兴元年（1232年）曾参加邓州和三峰山之战。战败后他在南阳留山重又组成数达十万的队伍。由于给养困难，率众就食邓州。天兴二年，金哀宗在蔡州，下诏要他领兵救援。他认为道路梗塞，未必能到达，即使到达，蔡州也守不住，没有去，却觊觎宋朝的金州山寨。他对部下说：
近遣人觇视，宋金州百姓据山为栅，极险固，广袤百里，积粮约三百万石。今与汝曹共图之，可不劳而下。留老弱守此寨以为根本，然后选劲勇趋蔡，迎上西幸，未晚也。
他企图在南方重新建立“西山砦寨”，就这样由淅水逆流而上，水流湍急，又逢霖雨，老幼溺死的不可胜数，粮食竭尽，士卒大量逃亡。武仙无计可施，只好东还，却没有可以屯驻的据点。他进退失据，遂谋北返。那时将士全部散亡，只有十三人随他渡河。次年（蒙古太宗六年，1234年）五月被泽州戍卒所杀。这年正月蔡州破，金朝已亡。
武仙自徙河南后除了参加邓州和三峰山大战外并没有较大规模的战争，三峰山战后鸠集的十万之众是在蒙古军席卷两河的形势下，粮尽援绝，托足无地，终于不战自溃。
武仙北渡时虽只剩下十三人相随，陆续散亡的他的西山旧部却很多还到了故乡。郝经《陵川集》卷三五《中书令江淮荆湖南北等路宣抚大使杨公（杨惟中）神道碑》：(48)
金亡，恒山公武仙溃于邓州，其余党散入太原、真定间，据大明川，用金国开兴年号，众至数万，出没劫掠数千里，诏会诸道兵讨之，不克。公仗节开谕，降其渠帅，其党悉平。
武仙余党散入的太原、真定间正是太行山，所云“众达数万”必定包括如前引元遗山《张荣祖碑》提到的“依太行为巢穴”的武仙“未尽余党”。
以上我们叙述了河北砦寨和九公始末。自兴定四年分封到正大七年武仙撤出卫州，前后不过十年（1220——1230年），除了张甫与再起的武仙以外，其余七公到正大元年（1224年）均已降、迁、死亡，存在的时间很短暂。但他们以及其他据险立砦的大小头目大都在贞祐二、三年间（1214——1215年）蒙古军在黄河北岸大扫荡时就已崛起，他们的活动时间最短的也有七、八年，像武仙那样加上他最后在河南的活动就长达二十年，也就是说从蒙古进军中原到金朝灭亡，九公一直是金朝恃以抗拒蒙古的一份重要力量，在一定程度上牵制蒙古部分兵力，保卫残土，汴京政权得以苟延，他们起了一定的作用。
九公中最强大的武仙及其西山砦寨是河北几个附蒙古武装集团合力消灭的。大致清除涿、易诸州砦寨的主力是从“西山义军”中分化出来的定兴张柔集团，清除中山、真定一带砦寨张柔在打击信安张甫的战斗中也出了力。其他地区山砦水寨的清除我们不太清楚，却可以推知主要倚仗出自地方武装集团的“汉军”，蒙古骑兵对此是无能为力的。
地方武装集团虽有附金、附蒙古之别，本质上并无不同。他们的首领不外是地主豪强、乡里宗主，以及武勇材力之徒。他们所要维护的无非是封建统治秩序，因此，尽管集团之间相互敌对，在镇压所谓“盗贼”这一点上是一致的。所谓“盗贼”固然也有土豪恶霸以及流氓歹徒之辈，有时还是敌对集团间相互指责的名辞，但主要是指既不附金又不附蒙古，反抗民族压迫、封建统治的农民起义队伍。史籍上一致谴责的“红袄贼”，便是当时最强大的农民军，也是宋、金、蒙古三个政权以及附从这三个政权的诸武装集团共同镇压的“盗贼”。
如果说当时的大小武装集团首领对历史也起过一点积极作用，那就是以他们为首的山砦、水寨曾经为大量避难人民暂时提供了免于横遭屠杀的场所，并且客观上有限度地维护了农业生产的继续，比如郭文振“招降太原东山二百余村，迁老幼于山寨，得壮士七千，分驻营栅，防护秋获”。(49)这种措施是带有普遍性的。但是由于九公管区内局势异常不稳定，除了蒙古军与敌对集团的进攻以外，附金集团间也经常发生战事，因此在维护农业生产方面本来已很有限的积极作用也归消失。早在苗道润与他将相攻时，朝廷曾经下诏，说“士兵本以义团结，且耕且战，今乃聚之城寨，遂相并吞，百姓不安”，(50)就可以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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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金史》卷一〇八《侯挚传》。
(2) 《亲征录》记张复等守信安事在甲戌，乃牵连叙述，凡乙亥事均系于甲戌。然据《金史》卷一一八《张甫传》称“甫初归顺大元，涿州刺史李瘸驴招之”，则乙亥（贞祐三年）已降蒙古，大致在同年或次年复归金，非如《亲征录》所云自始即据守信安不下。
(3) 王校并据屠寄《蒙兀儿史记》卷三《太祖纪》十年乙亥（金贞祐三年）本条下注，某氏据屠注乃庄赓熙。
(4) 《元史》卷一四七《张柔传》。
(5) 《金史》卷一〇七《高汝砺传》、卷一一八《苗道润传》。
(6) 《金史》卷一一八《苗道润传》。
(7) 李琛是顺天军节度使，顺天是保州军号，保州属中都路。
(8) 《金史》卷一五《宣宗纪》兴定二年八月，卷一一八《张甫传》。
(9) 《元史》卷一《太祖纪》十三年戊寅八月，卷一四七《张柔传》。
(10) 《元史》卷一四七《张柔传》。
(11) 《金史》卷一一八《张甫传》。按《元史》卷一四七《张柔传》称柔降蒙古后，“招集部曲，下雄、易、安、保诸州”，则雄州已被张柔攻下。但当时州县旋得旋失，无可究诘，且贾同虽是雄州节度使，也未必占有州城。
(12) 《金史》卷一一八《苗道润传》称“无何，李瘸驴归顺大元”，而卷一六《宣宗纪》元光二年（1223年）正月记“四方馆使李瘸驴以罪罢，宰臣请以散地羁縻之。上曰：‘此辈豪杰，正须诚待，若以术制，适使自疑，但不畀军政，外补何害。’授瘸驴恒州刺史。”施国祁《金史详校》卷九本条以为或先“召与内职，迨改授后始降元耳”。按也可能降元后复归金。
(13) 《金史》卷一〇二《田琢传》、《宋史》卷四〇三《贾涉传》、卷四七六《李全传》。
(14) 《金史》卷一一八《王福传》称：“兴定元年，福遣提控张聚、王进复滨、棣二州，以聚摄棣州防御使，进摄滨州刺史。久之，福与聚有隙，聚以棣州附于益都张林。”而卷一〇二《田琢传》称：“是月（兴定二年八月），棣州裨将张林杀防御使斜卯重兴，遂据棣州，袭滨州，其众数千人。琢遣提控纥石烈丑汉会兵讨之。聚弃滨，专保棣州。诸军趣棣，聚出战，败之……聚仅以身免。”卷一六《宣宗纪》同《田琢传》，所载与《王福传》大异。
(15) 取沧州疑是归宋红袄军，故赵泽无官号，也不出主帅名。
(16) 见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六“万户张忠武王”条所引。
(17) 见《元文类》卷七〇。
(18) 《元朝名臣事略》卷一“太师鲁国忠武王”条称“庚辰，由中都徇赵至满城，金真定府主武仙举城降”，知武仙降时，木华黎实驻满城，未入真定境。
(19) 按《元史》卷一一九《木华黎传》云：“兵至滏阳，金邢州节度使武贵迎降。”《名臣事略》卷一引《世家》云：“至滏阳，先是邢州节度使武贵闻大军至，弃城遁，继闻王仁厚不杀，乃诣军门降，复其职。”武贵自己恐没有在遥水山被掩捕。
(20) 《元史》卷一一九《木华黎传》实采《世家》，而删去“久不下”语。
(21) 《金史》卷一六《宣宗纪》兴定四年十一月记“是月大元木华里国王以兵围东平”，北返当在岁末。
(22) 降蒙古金将之一，《金史》卷一一八《胡天作传》作“术虎忽失来”，《元史》卷一一九《木华黎传》及《东平王世家》作“蒲察定住”。据《胡天作传》，宣宗杀忽失来子，疑作忽失来是。
(23) 《元朝名臣事略》卷一《太师鲁国忠武王》条引。
(24) 蒙古取青龙堡，《金史》卷一一八《胡天作传》在十月，《元史》卷一《太祖纪》在九月。《世家》上承七月，下文称八月，似以为七月事。其实乃历叙攻下诸堡寨，牵连叙述，不可拘泥。九月、十月各据奏报，不知孰是。又《胡天作传》二将在城外，《木华黎传》及《世家》称“二将开壁降”。
(25) 见《胡天作传》及卷一六《宣宗纪》。
(26) 按《金史》卷四四《兵志》“元光间……外设一总领提控”。传作“提领”，误。
(27) 详校《金史》录《李全传》稍有删节。
(28) 句下必有脱文，读不可通。
(29) 《金史》卷一一八传末赞云：“他书载沧海公张进、河间公移剌中哥、易水公张进、晋阳公郭栋，此必正大间继封，如史咏继胡天作者，然不可考矣。”按易水公张进必另有其人，易水与信安远不相及，移剌中哥，即见于《亲征录》之“众哥”，疑即移剌众家奴。信安张进封公时，或张甫尚在，故不继高阳而别封沧海或北平。
(30) 《宋史》卷四七六《李全传》。
(31) 《元史》卷一四八《严实传》、《遗山文集》卷二六《东平行台严公神道碑》。
(32) 《宋会要稿·兵》一七之三九嘉定十七年（1224年），“六月二十八日，诏苏椿补授武功郎、河北东路马步军副总管，兼知大名府……以京东河北节制司言，京东西路副总管彭义斌申苏椿等系北京大名府伪行首，举城归顺，故有是命”。《宋史》卷四〇《宁宗纪》同，但仅记“大名府苏椿举城来归”，不及义斌。按《元史》卷一五二《王珍传》云：“宋将彭义斌帅师侵大名，椿战不利，降之。”知苏椿降宋之时亦即义斌占领大名之时。
(33) 碑文以破东平在据大名之前。按彭义斌占领大名在宋嘉定十七年六月，降东平实在次年。《遗山文集》卷二六《东平行台严公神道碑》云：“乙酉（金正大二年、宋宝庆元年，1225年）四月，（义斌）遂围东平……城中食且尽，乃与义斌连和。义斌亦欲借公取河朔而后图之，请以兄事公。”碑文讳降为连和，姑不论，记东平之降在乙酉是对的。《乔公碑》之“破东平”，当作“破青崖”。
(34) 《元史》卷一五五《史天泽传》不记天泽复取真定月份，卷一《太祖纪》二十年己酉系于三月，王恽《秋涧集》卷四八《丞相史公家传》、《遗山文集》卷三〇《龙山赵氏新阡碑》并作“六月”。按天泽在燕京闻讯，倾资置器仗而南，至满城收兵，又请蒙古军援助，然后击败武仙骁将葛铁枪，攻下中山、无极等城，始败武仙，一月余的时间决不能办到，作“六月”是。又《金史》卷一七《哀宗纪》正大二年四月辛卯记“恒山公武仙自真定来奔”，更不可信。
(35) 《元史》卷一一九《木华黎附孛鲁传》称“同知真定府事武仙叛，杀都元帅史天倪，胁居民遁于双门寨”，则武仙这次撤退，还携带了城中居民一起入山。蒙古军经常屠城，居民之随武仙出奔，恐非胁从。
(36) 当时宋朝猜忌出自红袄军的李全，许国竭力压制李全及其将卒，李全发动这次兵变，不能完全责备李全。这一问题不属本文范围，今不赘论。
(37) 见《宋史》卷四七六《李全传》。
(38) 《元史》卷一四八《严实传》云：“七月，义斌下真定，道西山，与孛里海等军相望，分实以帐下兵，阳助而阴伺之。实知势迫，急赴孛里海军，与之合。遂与义斌战，宋兵溃，擒义斌。”据此可知这次义斌之败，严实的背叛是个重要因素。
(39) 见《宋史》卷四七六《李全传》、《元史》卷一五五《史天泽传》。
(40) 武仙夜袭真定的时间，《金史》本传说“阅月，乘夜复入真定”，应在七、八月间。《元史》卷一五五《史天泽传》于彭义斌败死后称：“未几，仙复令谍者结死士于城中大历寺为内应，夜斩关而入，据其城。”则亦当在本年秋天。王恽《丞相史公家传》称“后数月，仙潜约谋者”云云，似乎要迟一些，但也在本年。唯《元史》卷一九三《耶律忒末传》称“乙酉，金降将武仙据真定以叛”，又云“明年，仙复犯真定”，则以为在正大三年丙戌，疑误。
(41) 史天泽再次夺取真定究在何时，史无明文。《蒙兀儿史记》卷三《成吉思汗纪》系于二十一年丙戌（金正大三年，1226年）秋，不知何据。
(42) 武仙死于蒙古太宗之六年甲午，金已亡，此时未死。
(43) 《元史》卷一二二《按札儿传》不记为纥石烈真所败及平阳失守事，应是讳言其事。
(44) 《金史》卷一七《哀宗纪》正大四年三月记“以银赎平阳虏获男女，分赐官军者听自便”。则平阳之复在本年三月前，与《元史》卷一九三《李守忠传》不合，而是月即书“大元兵复下平阳”。据《李守忠传》则四月平阳始归金，岂有先一月蒙古收复之理，记载参差，不可究诘。唯平阳旋即复为蒙古攻下，应是事实。
(45) 见《金史》卷一一八《武仙传》。
(46) 《蒙兀儿史记》卷四《斡歌歹汗纪》及卷二七《木华黎附孙塔思传》、卷五七《按札儿传》均系于己丑，但未言其故。按七年秋，史天泽已围武仙于卫州，十月，蒲阿救卫州（见下），武仙岂能于九月击败塔思攻克潞州。
(47) 《金史》卷二五《地理志》：“卫州下，河平军节度，宋汲郡……贞祐二年七月城宜村，三年五月徙治于宜村新城。”卫州本治汲郡，贞祐徙治，所以《金史》卷一七《哀宗纪》称汲郡为“旧卫州”，又卫州属县有苏门，本共城，大定二十九年改为河平，今辉县。正大七年之战在汲郡。“河平失利”即指上述卫州之战。
(48) 《金史详校》卷九《武仙传》下已引，但误以为《秋涧集中书令杨惟中碑》。
(49) 《金史》卷一一八《郭文振传》。
(50) 《金史》卷一一八《苗道润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