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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蒙元前期之中书省及尚书省
蒙元前期制度，史籍所载至略，且或包含若干之误解。《经世大典·叙录官制》但云：“国初肇基朔方，辅相之臣与凡百执事惟上所命，其各官皆目其事而命之。方事征讨，重在军旅之事，故有万户千户之目，而治政刑则有断事之官，可谓简要者矣。”《大典》本文散失，虽不能知其内容，然以《元文类》所载之“叙录制官”条与大体根据《大典》之《元史·百官志》观之，知其于前期制度已不可详，其所称述殆皆中统以后之制也。卷八五《百官志》叙中书省官云：
中书令一员，银印。典领百官，会决庶务，太宗以相臣为之。
右丞相、左丞相，各一员，正一品，银印。统六官，率百司，居令之次。令缺，则总省事，佐天子，理万机。国初，职名未创。太宗始置右丞相一员、左丞相一员。
按《志》云中书令，太宗以相臣为之，语不可解。一若其时别有一官称宰相者，实为不辞，而其以中书令及左右丞相置于太宗时则固有所本。《亲征录》云：
辛卯（1231年）：……八月二十四日，上至西京，执事之人，各执名位。兀都撒罕中书令，粘合重山右丞相，镇海左丞相。
《元史》卷二《太宗纪》与《亲征录》本出一源，故于三年辛卯八月书：
始立中书省，改侍从官名，以耶律楚材为中书令，粘合重山为左丞相，镇海为右丞相。
耶律楚材即兀都撒罕，其为中书令，两书皆同。唯重山与镇海左右互异。王氏《亲征录校注》引《中州名贤文表》卷二二许有壬撰《丞相怯烈公神道碑》曰：“始立中书省，尚左，公为左丞相，继尚右，改右相。”则似无问题矣。然考其官称尤有乖异者。《元史》卷一四六《粘合重山传》：
立中书省，以重山有积勋，授左丞相。时耶律楚材为右丞相，凡建官立法，任贤使能，与夫分郡邑，定课赋，通漕运，足国用，多出楚材，而重山佐成之。
语不及镇海，而以楚材为右丞相，与《亲征录》、《元史·本纪》不合一也。
同书卷一五三《刘敏传》：
帝闻之，（太宗）命汉察火儿赤、中书左丞相粘合重山、奉御李简诘问得实，罢牙鲁瓦赤，仍令敏独任。
又以重山为左丞相，其不合二也。
《黑鞑事略》云：
其相四人曰按只带、（黑鞑人，有谋而能断。）曰移剌楚材、（字晋卿，契丹人，或称中书侍郎。）曰粘合重山，（女真人，或称将军。）共理汉事。曰镇海，专理回回国事。
按只带当如王氏笺即《秘史》续集卷二之额勒只吉歹，其为相不见他书，已为甚异，而楚材乃称中书侍郎，此官久废，蒙元更无此官名。据王氏笺日本宫内省图书寮所藏《西游录》有牌子云“燕京中书侍郎宅刊本”，则必非彭氏误解，其不合三也。
《孔氏祖庭广记》卷三：
宣差东平路万户严实课税所长官张瑜申禀
朝省丞相领省耶律楚材重道出于特意
古燕义士萧元素与朝廷断事官丞相耶律丑山为师友，独萧公亲诣以为先容，具道其所以然，儒教由此复兴。
书末又附有一条云：
大蒙古国领中书省耶律楚材奏准
皇帝圣旨于南京特取袭封孔元措令赴阙里奉祀。
其称楚材曰丞相，曰领省，初无中书令之号，其不合四也。
综上四端，可知太宗时但有一中书省之机关、省官并无一定之称号，故以楚材一人之身，忽曰丞相，忽曰侍郎，尊之曰领省，曰令，而粘合重山则忽左忽右，其实乃其自称与人之姑称之云尔，无所谓是非也。
《黑鞑事略》徐霆疏曰：
移剌及镇海自号为中书相公，总理国事，镇海不止理回回也。鞑人无相之称，只称之曰必彻彻，必彻彻者汉语令史也，使之主行文书耳。
又云：
霆见其自上至下，只称小名，即不曾有姓，亦无官称，如管文书则曰必彻彻，管民则曰达鲁花赤，环卫则曰火鲁赤。若宰相即是楚材辈自称为中书相公。若王檝则自称曰银青光禄大夫、御史大夫、宣抚使入国使尔，初非鞑主除授也。
然则太宗时之中书省官，在汉人视之固俨然为出纳王命，宰相之任，若自蒙古人视之实止一怯薛执事官之必赤耳。
中书既不过为必赤之任，故其职权唯掌文书及宣布命令之印章而已。《元史》卷一四六《耶律楚材传》：（《元文类》卷五七宋子贞撰《神道碑》同）
即日授中书省印，俾领其事，事无钜细，一以委之。
若据《黑鞑事略》所云，则所谓省印，亦是文饰之辞。《事略》云：
其印曰宣命之宝，字文疊篆，而方径三寸有奇。镇海掌之，无封押以为之防，事无钜细，须伪酋自决。楚材、重山、镇海同握鞑柄，凡四方之事或未有鞑主之命，而生杀予夺之权，已移于弄印者之手。
徐霆疏曰：
霆尝考之，只是见之文书者则楚材、镇海得以行其私意，盖鞑主不识字也。若行军用师等大事，只鞑主自断，又却与其亲骨肉谋之。汉儿及他人不与也。
据此则中书省印殆即此宣命之宝，而所谓省官之权力仅限于文书之宣发。故其后六皇后摄政，奥都剌合蛮权势熏灼，而中书之可以少掣其肘者，运用必赤之职权，拒绝宣发诏书也。其事详后，今不赘论。
太宗末年镇海出领宏州工匠，重山亦卒。于是三年所任命之三中书省官但有楚材。楚材于六皇后摄政之三年（1244年）卒，继其任者为杨惟中。《元史》卷一四六《杨惟中传》云：（郝经《陵川集·中书令杨公神道碑》同）
拜中书令。太宗崩，太后称制，惟中以一相负任天下。
按本文似以楚材在太宗时罢官者，其实中书省官本出自称，何有于罢，但太宗末年楚材颇见疏外，国事或不复关决，故时人以为罢相耳。又同卷《楚材子铸传》云：
楚材薨，嗣领中书省事，时年二十三。
则郝伯常以杨惟中为独相者未免不审。然使知耶律铸所袭者止于一必赤，则委任有轻重，虽仍自称领省，未必预事耳。
定宗起用镇海，未几即崩。宪宗一朝则蒙古人忙古撒儿、阿蓝答儿等用事，其时为掌印必赤者孛罗合也。《元史》卷三《宪宗纪》元年（1251年）六月书：
以孛鲁合掌宣发号令、朝觐贡献及内外闻奏诸事。
多桑书第二卷第五章253页（冯译本）：
蒙哥即位后，任命诸大臣及国中诸要职，以那颜忙古撒儿为大断事官，以聂思托里派之基督教徒孛勒海掌文书省及财政、内政两部事。分文书省为数局，设波斯、畏吾儿、汉地、西番、唐兀等令史，使主往来文书。
多桑自注云：“见《世界侵略者传》第二册、《史集》。”而《元史译文证补》卷二《定宗宪宗本纪补异》：文臣以孛尔该为首。句下注云：
西书曰：“以孛尔该为大笔帖齐，职视大学士。”孛尔该当即孛罗合，笔帖齐即必阇赤。西书又云“其人奉讷司托耳天主教”，即唐之景教。
按洪氏此卷，自云悉本多桑书，今以冯译本校之，颇有所删节。其所注之西书，不知何指，然必有所本，则掌印必阇赤之职，孛罗合实任之，孛罗合盖怯烈人。《宪宗纪》二年十二月又书“孛鲁合掌必阇赤，写发宣诏”，与西书合。中书省者本为掌汉回文书之一机关，汉人称之曰中书省，而名治汉回文书之必阇赤为省官，宪宗一朝既不复用汉人专治汉地文书，则中书之号亦随之而消灭。至于世祖即位，乃真有中书省之建立。
在太宗之初，汉地文书以及赋税诸事悉委之耶律楚材。及其晚年乃于燕京别有治汉地财赋、刑政之官，当时称之尚书省，以与在和林之中书省相对立。考燕京之有尚书省，由来已久，自燕京之破，石抹明安、咸得不、忽都华世守其地，行省燕京。《元史》卷一五〇《石抹明安传》：
子二人：长咸得不，袭职为燕京行省。次忽笃华，太宗时为金紫光禄大夫、燕京等处行尚书省事，兼蒙古汉军兵马都元帅。
按本文所称官号，盖袭金人之旧而假以自称，唯咸得不但云行省，而忽笃华则称行尚书省，其间似有分别。盖石抹明安、咸得不之称行省仅为照例之称谓，至于忽笃华则实有专职。卷二《太宗纪》六年（1234年）甲午七月书：
以胡土虎那颜为中州断事官。
《亲征录》同年书：
又遣忽都忽主治汉民。
《祖庭广记》卷三载太宗谕孔元措诏：
札鲁火赤也可那演胡都虎、斡鲁不、众札鲁火赤那演言语。
忽笃华、胡土虎、忽都忽、胡都虎并为一名之异译，自不待论，而纪之中州断事官，传之燕京行尚书省，与《祖庭广记》之札鲁火赤亦是一官之异称。《元史》卷三《宪宗纪》元年（1251年）辛亥书：
以牙剌瓦赤、不只儿……充燕京等处行尚书省事。
而卷四《世祖纪》：
岁壬子……宪宗令断事官牙鲁瓦赤与不只儿等总天下财赋于燕，视事一日，杀二十八人。
同书卷一二三《布智儿传》：
宪宗以布智儿为大都行天下诸路也可札鲁忽赤。
同书卷一二四《忙哥撒儿传》：
定宗升为断事官……（宪宗）乃以为断事官之长，其位在三公之上，犹汉之大将军也。既拜命……其僚列坐左右者四十人。忙哥撒儿问曰：“主上以我长此官，诸公其为我言，当以何道守官？”众皆默然。又问之，有夏人和斡居下坐，进曰：“夫札鲁忽赤之道，犹宰之刲羊也，解肩者不使伤其脊，在持平而已。”
马祖常《石田先生集》卷一三《故礼部尚书马公神道碑铭》：
国朝天造之始，总裁庶政，悉由断事官，燕故城为断事官治所。
如上所引，足证断事官为札鲁火赤之汉译名，而驻燕京之断事官之饰称则为行燕京尚书省也。故姚燧《牧庵集》卷二四《谭公墓志铭》亦云：
朝廷置断事官于燕，曰“司琼林园之台人”，人则曰行台。
《元史》卷一九一《谭澄传》全袭此文，而独遗此语，殆以元初之制已不复为人所知，疑其不经而删之欤？盖太宗时之燕京行尚书省，自蒙古人视之，仅为札鲁火赤之外任，卑之为琼林园监，尊之为行省、行台，皆出于汉人之称谓而已。然忽笃华之世虽已有主治汉民之明文，而《亲征录》于太宗即位之初称“河北先附汉民赋调命兀都撒罕主之”，则犹以在和林之“中书省”统属燕京之“尚书省”也。及太宗晚年，“燕京行省”之组织始渐庞大，而权力亦日增。《元史》卷一五三《刘敏传》：
辛丑春，授行尚书省，诏曰：“卿之所行，有司不得与闻。”俄而牙鲁瓦赤自西域回，奏与敏同治汉民……罢牙鲁瓦赤，仍令敏独任，复辟李臻为左右司郎中。
辛丑，太宗之十三年（1241年）也。《秋涧先生大全集》卷六〇《左右司员外郎韩公神道碑》云：
庚子岁，诏行台于燕，开幕府，选参佐，得良能为亟。用安侯荐，首聘公充尚书省都事。
庚子为太宗十二年，与《刘敏传》稍异，要之尚书省之征辟掾属，俨具规模，盖当在刘敏初任行省时也。然既曰行省，则当有省官，今刘敏、牙老瓦赤、奥都剌合蛮等并称行尚书省事而初不带省衔。《元遗山集》卷二八《大丞相刘氏先茔神道碑》虽称敏为大丞相，而文中但云：“明圣继统万国，连绍诏勋旧大臣行尚书省事于汉境，节制所及凡二十余道，分陕之命，公实膺之。”并不叙省衔，然则此一治汉地财赋刑政之机关，虽组织略具，其官犹是札鲁火赤或断事官而已。又既称行尚书省则必有居中之尚书省，今居中称中书而行省称尚书，可谓离奇。盖金自正隆之后，废中书、门下两省不置，中枢但一尚书省，故金末之行省悉系尚书之号，蒙元之初，人皆犹袭故名，而必阇赤之任又适类于中书，不可以尚书呼之，于是遂成此不伦不类之局。然所谓不伦不类者自汉人视之则然，若在蒙古人则本无“省”称，必阇赤与札鲁火赤同为怯薛执事官，安有中书、尚书之异哉！
自太宗十三年扩大燕京札鲁火赤之权限以后，在和林之必阇赤遂不能干涉汉地之行政，而形成对立之形势，此事当于下文详之。唯所谓燕京行尚书省，所理事务，大抵以赋税为主，与前代尚书省之职权，广狭殊不相侔也。多桑书第二卷第四章235页（冯译本）注：
考波斯史家之记载，窝阔台时代行省事于中原者为马合木牙剌洼赤。中国史家则以为耶律楚材。窝阔台死后，夺牙剌洼赤官，耶律楚材亦被罢。楚材殁于一二四四年，牙剌洼赤后在蒙哥即位之初尚存，蒙哥复命行省事于中原……观中西纪载歧互之点，吾人不知何所适从，然其所指者要必为同一人无疑。
按楚材未尝行省于中原，但在太宗之初，在和林之“中书省”实统治汉地财赋耳。波斯史家所述者燕京之“行尚书省”也，中国史家所述者和林之中书省也，实无若何歧互。然西域知有牙老瓦赤，而不知有楚材，可证自刘敏与牙老瓦赤开府燕京之后，楚材之权日削，不复能控制汉地之行政矣。《元史》卷一五三《刘敏传》：
丙午（1246年），定宗即位，诏敏与奧都剌同行省事。辛亥（1251年）夏六月，宪宗即位，召赴行在所，仍命与牙鲁瓦赤同政。
关于牙老瓦赤、奥都剌合蛮之事迹，诸书所载，颇有违异，当留待下节述之，所可知者，宪宗之时不复有号称中书省之一机关而在燕京之“行尚书省”则仍不废，此外宪宗初即位时又有别失八里及阿母河等处行省，其实亦断事官也。及世祖即位，始正式建立中书省而罢燕京之行尚书省焉。
综上所述，则太宗时虽有两省之名，实为汉人习惯上之称谓，中书省为治汉回文书之机构，其省官正称应是必阇赤。尚书省为治汉地财赋及刑政之机构，其省官正称应是札鲁火赤。而必阇赤与札鲁火赤皆怯薛职事官也。怯薛组织实即蒙元初期之政府，《经世大典》列之军典者以后来制度说之也，当漠北四汗时怯薛之制非独如日本箭内亘氏之考证，仅为亲军中之亲军而其职事官为宿卫之管杂务者矣。今请引《元史》卷九九《兵志》以明之。志云：
其它预怯薛之职而居禁近者，分冠服、弓矢、食饮、文史、车马、庐帐、府库、医药、卜祝之事，悉世守之。虽以才能受任，使服官政，贵盛之极，然一日归至内庭，则执其事如故，至于子孙无改，非甚亲信，不得预也。其怯薛执事之名……为天子主文史者，曰必阇赤。
同书卷八五《百官志》云：
断事官，秩三品，掌刑政之属，国初尝以相臣任之，其名甚重，其员数增损不常。其人则皆御位下及中宫、东宫、诸王各投下怯薛丹等人为之。
《兵志》列举怯薛职事官而遗札鲁火赤，如《百官志》所称则亦是以怯薛丹为之也。夫所谓怯薛执事官者即由怯薛中选取若干适合于此等位置之人为之，而仍许其世袭。成吉思汗以至宪宗时疆域虽广而仍不脱部落之风，王室之与朝廷，本无若何分别。怯薛执事官固为王室治其家事，同时亦即朝廷之大臣。中国政治制度，至周而大备，《周官》所述虽不必真为周公致太平之迹，而其制度多少必依周制。今观五官所属，多与蒙元之怯薛执事官相合。即秦汉官制为别一系统，而九卿执掌，亦为王室家臣之扩大。然则谓怯薛职事官在蒙元初期实当中枢之任者应非过言，而中书、尚书两省自怯薛中分化而出亦犹西汉尚书自少府分化而出也。又怯薛执事官既皆世袭，则耶律铸之袭领省，亦不足怪，正如司马氏之世以文史星历为太史耳。
二 论耶律楚材事迹
如上所述，怯薛执事官之执掌，就能力言之，其始大抵皆蒙古人所优为，无需借才异族，然拓境既远，异族文化既有一部分为蒙元所接受，其文史、星历、卜祝、医药、工技、钱谷之知识，蒙古人又远不如汉人以及西域人。则无论其为政治上之需要，抑为王室之享受，其势不能不容异族参加此种组织，而异族仕进之阶除战功外，亦唯有以此种专门技术获得蒙元君主之信用。
所谓专门技术者亦包括宗教在内，自蒙古人观之，无论何种宗教皆应有祈天永命，长生久视，呼风唤雨之技能。儒家者流，虽不若其他宗教之多术，然蒙古人认为文史星历皆儒生之事，而钱谷之术亦应通晓，于是孔子之徒乃自成一类，挟其技能，与其他宗教，同受蒙元君主之欢迎。（儒本非教，此本蒙古人观点言之。）而儒生以技能首为蒙元君主所识拔者耶律楚材也。今请先述汉文人参加政治组织之本末，以及蒙古人所称汉人之范围。
蒙元时期之所谓汉人，更包括曾接受汉文化诸族。陶宗仪《辍耕录》卷一“氏族”条列举汉族八种，曰：契丹、高丽、女直、竹因歹、术里阔歹、竹温、竹亦歹、渤海。其竹因歹以下四种以字音察之，又似一名之转译。钱竹汀《十驾斋养新录》卷九《汉人八种》曰：
陶九成《辍耕录》载汉人八种……按辽金元三史唯见契丹、女直、高丽、渤海四国，余未详。考《元史·镇海传》“从攻塔塔儿、钦察、唐兀、只温、契丹、女直、河西诸国”。只温盖即竹温之转欤？
按只温与契丹、女直，连类而及，其为竹温之异译，当如钱君之说。考当时与女直、契丹同居汉地，或曾受多少汉化之种族，在太祖朝曾与战争者唯有杂类之乣人。王静安氏《观堂集林》卷一六《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以《秘史》之主因亦儿坚，比定于乣军，立论坚卓。乣人虽云杂类，然蒙古人每与契丹、女直连称，且屡曰主因种的，实视为一种族。然则《辍耕录》之竹因歹、竹温、竹亦歹者并即“主因”之异译也。术里阔歹音稍不类，疑即主儿只（女真）之异译，姑不深考。然主因之族类既罕明确之界限，以之阑入汉族，实不可从。又蒙古人以南人后服，反列于汉人之外，亦无理由，故本文所称之汉人，唯以汉人、南人以及受汉文化较深之契丹、女真为断。
成吉思汗时以汉人而为怯薛者得四人。《元史》卷一四六《粘合重山传》：
粘合重山，金源贵族也。国初为质子，知金将亡，遂委质焉。太祖赐畜马四百匹，使为宿卫官必阇赤。
按重山为金中都留守粘割合打之孙。《亲征录》称中都降时，其留守为哈答。《秘史》续一曰：“初金主迁都时，命其臣合答留守燕京。”李仲约注疑即《金史》卷一三《卫绍王纪》大安三年（1211年）四月所载与蒙古议和之西北路招讨使粘合合打。按李注是也。《亲征录》于中都降后书：“哈答因见其孙崇山（从《说郛》本作崇山，汪、何均作荣山，误）而还。”崇山即粘割重山，与本传质子之说合。度其时尚在稚龄，故历相五朝，至世祖之中统四年（1263年）始卒，距中都之降四十七年矣。
又卷一五三《刘敏传》，太祖时，为奉御。卷一五一《张拔都传》，太祖时留备宿卫。卷一四九《耶律秃花传》，拜太傅，总领也可那延，似皆可解释参预怯薛组织者，但未尝明言其为执事官。且张拔都、秃花皆以战功勇力显，蒙古本重武事，本文所论者不涉武人，姑置不论。刘敏则童稚被俘，隶中宫帐下，以通晓诸部语得幸。元遗山作《刘氏先茔碑》所云“合侍御而为家人父子之亲”者，其事与粘合重山略似。然则史有明文者，既仅重山一人，而其他三人者或以童稚入侍，或以战功宿卫，与夫以才能受知者不同，使汉人仅得凭此以为进身之阶，则中土文人殆将永斥于蒙元政府之外。
成吉思汗时之汉怯薛执事官别得一人，则耶律楚材也。宋子贞撰《神道碑》，《元史》本传以及《元朝名臣事略》所引诸文均不言其曾为怯薛执事官，然参互考之，其在成吉思汗时实为必阇赤。除上引《黑鞑事略》徐霆疏之外，又有数证。《湛然居士集》卷八《寄赵元帅书》：
备员翰墨，军国之事，非所预议。
《蒙鞑备录》云：
燕京现有移剌晋卿者，契丹人，登第，见为内翰掌文书。
按《蒙鞑备录》作于辛巳，成吉思汗之十六年（1221年），其时方征西域，楚材从征，不在燕京，此或指其寄籍耳，其云内翰掌文书与楚材之所自述者，均为必阇赤之任，内翰亦其汉译耳。
楚材之得进用，据《神道碑》云：
太祖素有并吞天下之志，尝访辽宗室近族，至是征诣行在，入见。上谓公曰：“辽与金为世仇，吾与汝已报之矣。”公曰：“臣父祖以来，尝北面事之，既为臣子，岂敢复怀二心，仇君父邪！”上雅重其言，处之左右，以备咨访。
成吉思汗之利用契丹人，在当时确曾收其功效，则楚材以契丹王族之身份被征，或非矫诬。然其所以结主知者，别有所在。盖楚材之为必阇赤，除文书以外，又当治历之任。《湛然居士集》卷八《进征西庚午元历表》云：
钦承皇旨，待罪清台。
按《汉书》卷二一上《律历志》：
诏下主历使者鲜于妄人诘问，寿王不服。妄人请与治历大司农中丞麻光等二十余人杂候日月晦朔弦望、八节二十四气，钧校诸历用状。奏可。诏与丞相、御史、大将军、右将军史各一人，杂候上林清台，课诸历疏密。
则清台为汉上林苑中之天文台也。楚材不独治历，兼亦任候望天文吉凶之任。《元史》卷一四六本传：（《神道碑》略同）
己卯夏六月，帝西讨回回国。祃旗之日，雨雪三尺，帝疑之。楚材曰：“玄冥之气，见于盛夏，克敌之征也。”庚辰，冬，大雷。复问之。对曰：“回回国主当死于野。”后皆验。夏人常八斤以善造弓，见知于帝。因每自矜曰：“国家方用武，耶律儒者，何用！”楚材曰：“治弓尚须用弓匠，为天下者岂可不用治天下匠耶？”帝闻之甚喜，日见亲用。西域历人奏五月望夜月当蚀。楚材曰：“否。”卒不蚀。明年十月，楚材言月当蚀，西域人曰：“不蚀。”至期果蚀八分。上大异之曰：“汝于天上事尚无不知，况人间事乎！”（上大异之云云据《神道碑》补。）壬午八月，长星见西方。楚材曰：“女直将易主矣。”明年，金宣宗果死。帝每征讨，必命楚材卜，帝亦自灼羊胛，以相符应。指楚材谓太宗曰：“此人，天赐我家，尔后军国庶政，当悉委之。”甲申，帝至东印度，驻铁门关，有一角兽，形如鹿而马尾，其色绿。作人言，谓侍卫者曰：“汝主宜早还！”帝以问楚材，对曰：“此瑞兽也，其名角端，能言四方语，好生恶杀，此天降符以告陛下……愿承天心，以全民命。”帝即日班师。丙戌冬，从下灵武，诸将争取子女金帛，楚材独收遗书及大黄药材。既而士卒病疫，得大黄辄愈。
按此则楚材之得被宠任者：一曰天文，二曰占卜，三曰医药，以后之弘济时艰正借此专门技术为进身之阶，而蒙元君主亦以此而承认文士之能力，为之辟一仕进之途，凡蒙元前期汉文人之入仕蒙廷者遂罕出此三者之范围。
太宗即位之后，楚材更以钱谷受知，盖理财之道，本非蒙古人所知，于是惊悚于汉文人之能力，而进用之道又辟一新途径。《元史》本传云：（《神道碑》略同）
太祖之世，岁有事西域，未暇经理中原……近臣别迭等言：“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楚材曰：“陛下将南伐，军需宜有所资，诚均定中原地税、商税、盐、酒、铁冶、山泽之利，岁可得银五十万两、帛八万匹、粟四十余万石，足以供给，何谓无补哉！”帝曰：“卿试为朕行之。”乃奏立燕京等十路征收课税使，凡长贰悉用士人，如陈时可、赵昉等皆宽厚长者，极天下之选，参佐皆用省部旧人。辛卯秋，帝至云中，十路咸进廪籍及金帛陈于廷中。帝笑谓楚材曰：“汝不去朕左右，而能使国用充足，南国之臣，复有如卿者乎？”对曰：“在彼者皆贤于臣，臣不才，故留燕，为陛下用。”帝嘉其谦，赐之酒。即日拜中书令，事无钜细，皆先白之。
则蒙元君主之始用文人，除上述三事之外，更以为文臣能多得钱耳。《元文类》卷四〇载《经世大典·治典入官叙录》：
方天下未定，军旅方兴，介胄之士莫先焉，故攻取有功之士，皆世有其军而官之，事在枢府，不统于吏部。惟簿书期会、金谷、营造之事，供给应对，惟习于刀笔者为适用于当时，故自宰相百执事皆由此起，而一时号称人才者，亦出于其间，而政治系之矣。择吏之初，颇由于儒，而所谓儒者，姑贵其名而存之耳，其自学校为教官，显达者盖鲜。
按本文虽通论一代之制，而造端乎微，已于太宗时见之矣。所云宰相百执事起皆由此起，则蒙元之任用汉人本但求技术人员，其他非所需，文学、经术之士宜其显达者鲜矣。择吏之初颇由于儒者，耶律楚材用儒生任课税之官，太宗骤得财帛，方以此为儒生独具之知识而用之也。汉文人之技能既由耶律楚材而为蒙元君主所承认，故其征求人才亦即以是数项为标准。《元文类》卷五七宋子贞撰《耶律公神道碑》云：
汴京垂陷，首将速不遣人来报，且言此城相抗日久，多杀伤士卒，意欲尽屠之……上疑而未决，复奏曰：“凡弓、矢、甲仗、金、玉等匠，及官民富贵之家，皆聚此城中，杀之则一无所得，是徒劳也。”上始然之，诏除完颜氏一族外，余皆原免。时避兵在汴者，户一百四十七万。仍奏选工匠、儒、释、道、医、卜之流，散居河北，官为给赡，其后攻取淮、汉诸城，因为定例。
当汴京未破之先，《金史》卷一七《哀宗纪》天兴元年（1232年）三月条已述及蒙古人之需索，云：
书索翰林学士赵秉文、衍圣公孔元措等二十七家，及归顺人家属，蒲阿妻子，绣女、工匠、鹰人又数十人。
按赵闲闲一代文宗，在当时最负盛名，与孔元措同以儒教宗主之资格被征，惟闲闲尔时已死。而与之同行者绣女、工匠与鹰人也。归顺人家属则为免除其生命危险，蒲阿妻子则取以为质，非赵孔伦也。但蒙元君主之垂青及于衍圣公者别有其故。《祖庭广记》卷五所载诏书云：
大蒙古朝皇帝圣旨节文：据袭封孔元措奏告燕京、南京等处尚有太常礼乐官及工人等乞行拘刷事。准奏。若有前项人等并家属，用铺头口起移赴东平府地分住坐。分付孔元措收管，令本路课税所量给口粮养济，就于本庙阅习，听候朝廷不测用度。并自来有底礼册、词章、乐器、钟磬等物，尽行拘刷见数申奏。
本文所述，拘刷太常礼乐官及工人移住东平府，惟尚候朝廷之不测用度，且须呈报乐器等物。是蒙元君主于至圣先师之后裔，虽逾格优待，而在其心目中衍圣公殆一乐人之首领，命其管领此项技术人员以听差遣耳。儒家者流本以礼乐为先，鲁之儒生盘辟为礼容，此固亦一专门技术也。《元史》卷一五八《姚枢传》：
曲阜有太常雅乐，宪宗命东平守臣辇其歌工舞郎与乐色俎豆至日月山，帝亲临观。饬东平守臣员缺充补，无辍肄习。
此则前所云不测用度者矣，而蒙元君主之优待孔氏，其故可思。
及派兵攻宋，亦曾悬格以征求人才。《姚枢传》：（姚燧《牧庵集》卷一五《中书左丞姚文献公神道碑》略同）
岁乙未南伐，诏枢从（杨）惟中即军中求儒、道、释、医、卜者。会破枣阳，主将将尽坑之，枢力辩非诏书意，他日何以复命，乃蹙数人逃入篁竹中脱死。
此种不奉诏旨横施屠戮之事，固非随处皆然。同书同卷《窦默传》：
金主迁蔡，默恐兵且至，又走德安……适中书杨惟中奉旨招集儒、道、释之士，默乃北归。
同书卷一四六《杨惟中传》：（郝经《陵川集·杨忠肃公神道碑》略同）
皇子阔出伐宋，命惟中于军前行中书省事。克宋枣阳、光化等军，光、随、郢、复等州，及襄阳、德安府，凡得名士数十人。
按姚燧撰《姚枢神道碑》，枣阳逃死之徒皆匿严实营，则其后必随严实至东平。其后东平幕府最负时誉，及世祖朝乃联翩登朝，其中或有枣阳之孑遗欤？而德安之破，又得江汉先生赵复以归燕都，其后树理学之帜，许衡、刘因之徒接踵而起，于是程朱之学始传北土，而独尊者七百年，然则乙未诏求三教人之关涉于近古学术思想者可云巨矣。同书卷一二四《李桢传》：
十年，从大将察罕下淮甸……桢奏寻访天下儒士，令所在优赡之。
是则自破汴京之后，儒士之征求以为常例矣。
在太宗九年（1237年）又定优待三教之条例，其议亦发自楚材。在先儒生虽在征求之例，而不能免赋税。《黑鞑事略》徐霆疏：
霆在燕京，见差胡丞相来，黩货更可畏，下至教学行及乞儿行亦（出）银作差发。
按胡丞相即上述之燕京行省忽笃华。其括户口在六年甲午，此时教学行不免出差发银，至九年丁酉乃有考课复役之法，或者楚材有见于甲午之苛暴耶。《楚材神道碑》云：
丁酉汰三教，僧道试经通者给牒受戒，许居寺观，儒人中选者则复其家。公初言僧道中避役者多，合行选试，至是始行之。
《元史》卷一四六本传云：
丁酉，楚材奏曰：“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儒臣之事业，非积数十年，殆未易成也。”帝曰：“果尔，可官其人。”楚材曰：“请校试之。”乃命宣德州宣课使刘中随郡考试，以经义、辞赋、论分为三科，儒人被俘为奴者，亦令就试，其主匿弗遣者死。得士凡四千三十人，免为奴者四之一。
《楚材传》不举僧道，其实在当时三教并言，在楚材之意，在于优儒生，汰僧道，以蒙元君主观之，则同为课试而已。虞集《道园学古录》卷四二《佥燕南河北道肃政廉访司事赵公神道碑》：
金之亡，其民颠沛奔走无底止，四民无所占其籍，征调一起，柔强并驱，俊无别。太宗皇帝思养其贤才而用之，乃择知名之士，乘传行郡县，试民之秀异者，以为士籍而别于民，其尤异者复其家，而浮图、老子之徒亦有定数，然后军旅、驿传、工人之役，逢掖不与，得以世修其业，而二氏之竞起亦自此始矣。
亦以丁酉课试，三教相同，故云“二氏之竞起亦自此始”也。其实道教之受优待远在其先，《长春真人西游记·附录》载成吉思汗保护道教诏书云：
成吉思皇帝圣旨：道与诸处官员每，邱神仙应有底修行底院舍等，系逐日念诵经文告天底人每，与皇帝祝寿万万岁者所据，大小差发赋税都休教著者。据邱神仙底应系出家门人等随处院舍，都教免了差发税赋者，其外诈推出家，隐占差发底人每，告到官司治罪断案。主者奉到如此，不得违错，须至给付照用者，右付邱神仙门下收执。
照使所据神仙应系出家门人，精严住持院子底人等，并免差发税赋，准此
癸未羊儿年三月 御宝 日。
按癸未太祖之十八年也（1223年），距丁酉课试三教十四年矣，则为全真教者正当云儒释之竞起始于丁酉矣。
楚材既以占候、卜筮、医药、钱谷之术得蒙元君主之宠任，抑且以是动人主之心，而使儒生以及医卜之徒脱命于兵火之中，最后并使儒生侪于释道之列，享有免赋役之特权。然医卜占验之术本非儒生所必知，而儒家理财之原则为损上益下，敦本抑末，以求社会经济之稳定。楚材选任之十路课税使史称皆宽厚长者，则必刻薄未甚可知。此种理财政策自不易为蒙元君主之所了解，而以能力言之，则读孔孟书者易流于迂阔，其精明干练远不如商胡以及刀笔之吏。于是西域商胡与刀笔之吏乘机而起，终元一代更胜迭代，争能于蒙元君主之前，此则当于下节述之。今但述楚材与西域人之争执，以具本末。
西域人之殖财能力，久已著称于世。成吉思汗时其商人即已常来中土而与王室发生关系，当太宗即位之初，汉地、西域分为两区征收赋税。《亲征录》于己丑年太宗即位时称：
河北先附汉民赋调命兀都撒罕主之，西域赋调命牙鲁瓦赤主之。
按《秘史》续一曰：
太祖再取了回回各城，命人镇守，有姓忽鲁木石名牙剌洼赤的回回父子二人，自兀笼格赤城来见太祖。因其能知城池的缘故，遂命其子马思忽惕与镇守官一同管不合儿、薛米思坚、兀笼格赤、兀丹、乞思合儿、兀里羊、古先、答邻等城。又命牙剌洼赤管北平。
则其人在太祖时已得任用。至太宗之十三年又命其主管汉民公事。然使耶律楚材失意者尚非此人而为奥都剌合蛮。《楚材神道碑》曰（传多删节）：
燕京刘忽笃马者阴结权贵，以银五十万两扑买天下差发。涉猎发丁者以银二十五万两扑买天下系官廊房、地基、水利、猪鸡。刘廷玉者以银五万两扑买燕京酒课。又有回鹘以银一百万两扑买天下盐课。至有扑买天下河泊、桥梁、渡口者。公曰：“此皆奸人欺下罔上，为害甚大。”咸奏罢之……初公自庚申年定课税所额，每岁银一万定，及河南既下，户口滋息，增至二万二千定。而回鹘译史安天合至自汴梁，倒身事公，以求进用，公虽加奖借，终不能满望，即奔诣镇海，百计行间，首引回鹘奥都剌合蛮扑买课税，增至四万四千定……公反复争论，声色俱厉。上曰：“汝欲斗搏耶！”公力不能夺，乃太息曰：“扑买之利既兴，必有蹑迹而篡其后者，民之困穷，将自此始，于是政出多门矣。”
按《元史》卷二《太宗纪》于十二年（1240年）正月书：“以奥都剌合蛮充提领诸路课税官。”《亲征录》亦于是年正月书：“命暗都剌合蛮主汉民财赋。”盖至是课税既出于扑买，而次年燕京又别立机构专主汉地，楚材之权乃削。《神道碑》曰：
奥都剌合蛮方以货取朝政，执政者亦皆阿附，唯惮公沮其事，则以银五万两赂公，公不受。事有不便于民者辄中止之。时后已称制，则以御宝空纸付奥都剌合蛮，令从意书填。公奏曰：“天下先帝之天下，典章号令自先帝出，必欲如此，臣不敢奉诏。”寻复有旨，奥都剌合蛮奏准事理，令史若不书填，则断其手。公曰：“军国之事先帝悉委老臣，令史何与焉！事若合理，自是遵行，若不合理，死且不避，况断手乎！”
夫既行扑买之制，则政府自必保护扑买人之利益，此耶律楚材之终不能沮其事也，唯犹得以消极抵制者，必阇赤之任本在文书，楚材运用其职权可以不为书填耳。此正如宋之中书舍人可以缴回词头，唐之给事中可以封驳诏书，然正以此见其为必阇赤而不得为昔之中书令也。又《元史》本传悉本碑文而忽于楚材谏以御宝空纸付奥都剌合蛮“臣不敢奉诏”句下，增“事遂止”三字，试参下文，则事竟得行，奥都剌合蛮以付令史书填，而楚材禁之，故有断手之语。唯其已有御宝之空纸，故曰书填，否则不必著一“填”字矣。楚材于六皇后摄政之三年（1244年）卒，晚年郁悒，可以想见。其以钱谷受知者终亦以此失意，而后人方且步其后尘，继续与西域人纷争不已。
三 世祖朝汉文人之进用
耶律楚材以天文占验、卜筮、医药之术进身，继以钱谷受知，其事已如前述。在蒙古人之心目中，儒者固应有此种技能，可以能享受免赋役之特权。然儒生既不必尽有此技能，而有此技能者更不必为儒生。《元史》卷一二五《高智耀传》：
宪宗即位（1251年），智耀入见，言：“儒者所学尧、舜、禹、汤、文、武之道，自古有国家者，用之则治，不用则否，养成其材，将以资其用也。宜蠲免徭役以教育之。”帝问：“儒家何如巫医？”对曰：“儒以纲常治天下，岂方技所得比。”帝曰：“善，前此未有以是告朕者。”诏复海内儒士徭役，无有所与。
按太宗九年（1237年）已命儒生中选者复其家，此复云云者，盖前此有中选与否之别，今更推广之于国内也。然既无考试以甄别之，不知何以明其人之为儒与否，殆亦徒垂空文以见意耳。夫宪宗之问正以儒者既非巫医，复何所凭借以邀免役之权利，而智耀则以治天下之技能推重儒生，此宜非蒙元君主之所前闻矣。然儒生虽非巫医，而其进身之阶犹不得不以之为敲门砖，世祖金莲幕府，人才称盛，中统之治，庙堂多用儒生，为史家所艳称，日本箭内亘氏至以唐太宗之十八学士为比（见大正六年十一月《东洋时报》）岂知潜邸旧臣，大抵由巫医进身，及登位之后又多委以钱谷，岂真能有悟于汉文化之高远哉！今请列举幕府人物及中统汉文臣之事迹以明此说。
当世祖开府金莲，幕府中以汉人而得亲信者莫如刘秉忠，其人固一僧也。《元史》卷一五七《刘秉忠传》：
刘秉忠字仲晦，初名侃，因从释氏，又名子聪，拜官后始更今名……隐武安山中。久之，天宁虚照禅师遣徒招致为僧，以其能文辞，使掌书记。后游云中，留居南堂寺。世祖在潜邸，海云禅师被召，过云中，闻其博学多才艺，邀与俱行。既入见，应对称旨，屡承顾问。秉忠于书无所不读，尤邃于《易》及邵氏《经世书》，至于天文、地理、律历、三式六壬遁甲之属，无不精通，论天下事如指诸掌。世祖大爱之，海云南还，秉忠遂留藩邸。
又云：（《名臣事略》卷七引王磐撰《神道碑》略同）
（至元）十一年（1274年）……秋八月，秉忠无疾端坐而卒，年五十九，帝闻惊悼，谓群臣曰：“秉忠事朕三十余年，小心缜密，不避艰险，言无隐情。其阴阳术数之精，占事知来，若合符契，惟朕知之，他人莫得闻也。”
按秉忠之得侍世祖，由于海云禅师之携挈，而其得爱幸则由于阴阳术数也。
秉忠汲引汉文人最多，《名臣事略》卷七引王磐撰《神道碑》曰（本传删略）：
闲燕之际，每承顾问，辄推荐南州人物可备器使者，宜见录用，由是弓旌之招，蒲轮所迓，耆儒硕德、奇才异能之士，茅拔茹连，致无虚月。逮今三十年间，扬历朝省，班布郡县，赞维新之化，成治安之功者，皆公平昔推荐之余也。
则其影响于世祖一朝之政治，实非浅鲜。《元史》卷一五七《张文谦传》云：
与太保刘秉忠同学。世祖居潜邸，受邢州分地，秉忠荐文谦可用。岁丁未，召见，应对称旨，命掌王府书记，日见信任。
又云：
文谦蚤从刘秉忠，洞究术数。晚交许衡，尤粹于义理之学。
然则文谦之受征殆亦由术数也。当时秉忠同学，又得数人。《元史》卷一六四《郭守敬传》：（《名臣事略》引齐撰《行状》同）
时刘秉忠、张文谦、张易、王恂同学于州西紫金山。
张易以被诛故，碑传无征，史不为立传，柯、屠二家亦未为补立，长孺尝检元人文集，辑其事迹为补传，今不悉引。考张易在世祖初期恩遇甚隆，中书省初建已为参知，《世祖纪》之张启元，即易也。至元十九年（1282年）官枢密副使，以“盗杀阿合马事诛”。用事尊宠二十余年。其人本亦僧也。《牧庵集》附录刘致撰《姚燧年谱》至元四年（1267年）条云：
先君日记云：“中统二年奉旨，令右丞相公于平阳、太原行中书省。”……右丞则前书记张公也，本姓鲁……冒张姓，长祝发为僧，及遇知世祖皇帝，得所攀附云。
按《元史》卷四《世祖纪》中统二年（1261年）十月庚子书：
以右丞张启元行中书省于平阳、太原等路。
启元之即张易据《中堂事纪》可证，则此右丞张公亦即易也。《元史》卷一一《世祖纪》至元十七年（1280年）二月乙亥书：
张易言：高和尚有秘术，能役鬼神为兵，遥制敌人。命和礼霍孙将兵与高和尚同赴北边。
据此则易之进用及尊宠用事之故，由于巫术阴阳也。
秉忠之同学，又有王恂。恂父良金精究天文算数，恂传其家学。《名臣事略》卷九引《墓志》称：“公早以算术妙天下。”《元史》卷一六四本传又称其从秉忠学，则在师友间者。恂之天文历数为当时所称，因为蒙元君主所注意。有如旭烈兀命天文家纳速剌丁以巨款建天文台。多桑书（冯译本）第四卷第五章91页云：
纳速剌丁开具建筑天文台之经费单，呈于旭烈兀。旭烈兀嫌其费巨，乃询天文台有何功用，而所费如此之多。纳速剌丁请其命人持一铜盘击之山上，士卒闻声皆仓卒出帐观之。旭烈兀与纳速剌丁知此声之所自来，则不为动。纳速剌丁曰：“星宿运行认识之功用在此，盖其预示事变，知之者可能预防，不知者则惊愕也。”
按以天文预示吉凶固为古人之所共信，不得谓蒙古人所独然。然中土儒家以天道远，人道迩之说解之，故不若起自偏隅之族信之笃耳。蒙元君主以迷信之故而引用天文家，然元代历学昌明，远过前代，斯亦不为无功于实学也。《至元授时历》乃王恂与郭守敬主之。《元史》卷一六四《王恂传》云：
帝以国朝承用金《大明历》，岁久浸疏，欲釐正之，知恂精于算术，遂以命之。恂荐许衡能明历之理，诏驿召赴阙，命领改历事，官属悉听恂辟置。恂与衡及杨恭懿、郭守敬等，遍考历书四十余家，昼夜测验，创立新法，参以古制，推算极为精密。
郭守敬亦刘秉忠之徒也。守敬之进用，其一为水利，其二为历数，其三为工技。张文谦之荐守敬即以通知水利及巧思绝人。《名臣事略》卷九引《行状》曰：
公以纯德实学为世师法，然其不可及者有三，一曰水利之学，二曰历数之学，三曰仪象制度之学。
关于守敬之历法算数，人所共知。又其制作仪器，皆见于《行状》，今不赘述，但略引二事，已见其巧。《行状》曰：
公于世祖朝进七宝镫漏，今大殿每朝会张设之，其中钟鼓皆应时自鸣。又尝进木牛流马，虽不尽得诸葛旧制，亦自机妙。
守敬制浑天仪本已利用齿轮，其七宝镫漏之能应时自鸣以及木牛流马殆亦由此法。守敬之制作是否受西域之影响，或出自胸臆，固不可知，然据鲁不鲁克所述（见洛克希尔英译本）则蒙哥汗座旁有巴黎金匠所制之酒器也。要之守敬进用由于天算之术与精巧之奇器，而其施之水利者，为功犹大。成宗且叹为神人焉。
参加修历者除张文谦、张易之外，又有杨恭懿及许衡。《牧庵集》卷一八《领太史院事杨公神道碑》：（《元史》一六四本传多删节）
明年（至元十二年）正月元日之翼日，上御香殿，以大师南伐，使久不至，方念之深，欲筮之。时以日者待诏公车，百十为辈，独以命公，盖以其道德素著，可交神明者，其言颇秘。
则恭懿之进用由于卜筮也。以上自王恂以下三人皆官位不至，盖恂等非出幕府，登朝较迟，已在王文统被诛，汉人势力日衰之际，故不能参大政也。其为潜邸旧臣而未及用者有李俊民，《元史》卷一五八本传云：
俊民在河南时，隐士荆先生者授以邵雍《皇极》数，时之知数者，无出刘秉忠之右，亦自以为弗及也。世祖在潜藩，以安车召之，延访无虚日。遽乞还山，世祖重违其意，遣中贵人护送之。又尝令张仲一（按即张易）问以祯祥。及即位，其言皆验，而俊民已死，赐谥庄静先生。
《名臣事略》卷八引《窦默墓志》：
上尝谓侍臣曰：“朕访求贤士几三十年，唯得李状元、窦汉卿二人。”
则俊民被征以通数学故，使其不死，必将大用矣。
其时以道学著者为许衡。然鲁斋之学极为广泛。《名臣事略》卷八引耶律有尚《考岁略》曰：
父母知世将乱，因欲稍知占候之术，以为避难计，遂令与日者游。
又云：
（窦默）最知敬先生，每相遇则危坐终日，出入经传，泛滥释老；下至医药、卜筮、诸子百家、兵、刑、货殖、水利、算数之类，靡不研究。
按《元史》卷一五八易此语为“经传、子史、礼乐、名物、星历、兵刑、食货、水利之类，无所不讲”。又不著其曾学占候之术，盖世方以道学尊鲁斋，病其不为纯儒，故讳之也。其实孔子多能鄙事，朱子曾研道经，于鲁斋何尤。鲁斋之得名固在道学，尤以道学而为显宦，为国子学师，此方将为刘静修所鄙，不必再论纯驳也。考至元十三年（1276年）之征召即由于议历。《元史》本传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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