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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也，吴越当日世仇，今则化为一家。由是言之，则今日国际种族之界限，将来亦终当消灭。意大利人某君着《政治罪恶论》Political Crime，余尝依日人译本重译之，原稿登于《民立报》，未竟。彼意直以为政治便是罪恶。又如罗素对于现代国家亦深致不满，托尔斯泰亦然。所惜者，彼等于中土圣人学术大本大源尚无所见，有如佛经所谓边僻之人不得闻佛法者然。使此等人可以多得数辈，不过三言两语，可以开悟。人人性分具足，非待取而与之故也。
先生由桐庐赴开化避寇，江行多滩，水声时急。滩尽水平，声亦寂然。舟近龙游，先生云：深则平矣。
日本将来之崩溃，当由一部分军人思想之左倾，而推翻万世一系之天皇，预料事亦不远。但中国之危视日本为更近耳。
“支那”之名，不始于日本，佛书中已有之。明人陈士元着《象教皮编》，《学海类编》中有之，释“支那”云“文物之邦也”。
嘉庆初，阮芸台抚浙，时海内承平，公务清简，乃集其督学浙江时所取门下士为《经籍籑诂》，以陈仲鱼鳣主其事。当时涌金门茶肆为文士聚集之所，讨论汉学训诂，皆在杯壶茗肴间。书成，遂为讲训诂者必不可少之典籍。俞曲园生时较晚，亦闻其风而悦之者。前代掌故，昔贤风流，由今追忆，殊足动人向往。
今之中日，犹昔之吴越，今之俄德，犹昔之秦楚。春秋战国之际，纵横捭阖，此起彼仆。由今观之，同是中国，何有畛域？将来世界大同，中外一家，后之视今，不犹今之视昔乎？
三代学制，书阙有间。自汉以来，学制固可考见，而学校从未办好，人材亦从不出于学校。两汉经师均非博士俗学可比。后汉郭林宗颇事标榜，大学生时或干政。魏、晋以降，遂不复有学校，乃以九品取人，大中正掌进退之权，渐成门阀之风。唐、宋以科举取士，而后来国子监以及府县各学，乃至仅存虚名，实无一人。四十年来废科举，代以学校，求其真能化民淑世者无闻焉。吾意学校欲办好，必也主其事者稍知办学之要，慎选人师，日共讲论。至于技术人才，祗可别立专科学校，不必于大学造就。
问办外交者忠信不能两全。答云：此言祇是随人起倒。今之外交，无非纵横捭阖，更无信义。须知世界不能长此混乱。或云：在此过渡时代，总是如此。答云：所以成为过渡时代者，正以举世颠倒，执迷不悟耳。吾人信念终不可无，第一当信性善，第二当信圣人可学而至。徐徐体究，真有所知，则不至随俗起倒，可以立矣。
诸葛武侯一法家耳，犹知“宫中府中俱为一体”，开诚布公，集思广益。今人则予智自雄，绝无虚心咨询之意。孔子之对哀公曰：“惟其言而莫予违，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是可畏也！
问制度变革与顿渐。答云：顿渐本说修省工夫。然内圣亦可说顿，外王亦可说渐。
中国学制不能自立，全用钞袭，名词多不妥。如大学有“校长”，不称“学长”。书院之山长，今之讲师、导师，皆出佛经。山长本之诸山长老（讲师则本禅师、律师），日人袭之而不知所自来。中国复袭日本，不待兵戎相见，而国已亡矣！
清廷之于亭林、船山、梨洲，待以宽大，征聘不至，听其讲学。将来中国若亡，虏辈必无如此度量。古人一成一旅犹可中兴，今则不能。颇冀于深山穷谷中，集有志之士，相与致力此学。人数不可多，不预政治，庶免遭忌。然是非所在，固当详论及之，但不可发表耳。又如中土终不可居，则羁旅异域，如昔之马克思，今之爱因斯坦，亦何不可。如能得精通西文人士数辈，可以说明此理，公之于世，庶几或有明眼人，可以留下几许种子。故外国文自是紧要，非不可学，但须别于今之所以为教者耳。
问师范国文教材，答云：可选授《孟》《荀》《国语》，《孟子》可多选。因言：保氏教国子以六书，识字在古人是小学之事，今则在大学为专科。《凡将》《训纂》《急就》皆古人之小学教科书，然多枯燥。如以六书授学生，为言象形、指事，自然有趣，惟假借、转注稍难耳。吾意小学教本当用《论语》《孝经》，使了文义，能背诵、能默写。义理不妨稍迟，及其记忆力之强而授之，可以终身不忘。此外则数与方名，择要授之，使通珠算，足备日用。如是，则小学卒业，文理通顺已过于今之大学矣。英文、几何之类，本不必人人学习，徒耗脑力。有志于工程机械一类职业者，可入专校，各就所需选习之，则所学所用不至判然两途矣。
讲学诚不可已，然形式则不必具。书院成否，有何加损？聚人虽多，不必有益。姚兴供养鸠摩罗什，徒众三千余人，而高足弟子不过生、肇、融、睿四人。孔门弟子三千，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真得闻道者，亦祇颜、曾二人，游、夏之伦但能说《诗》而已。释迦福报过于孔子，弟子盛极一时。魏文侯之于子夏，齐宣王之于孟子，视定、哀、季康子之所以待孔子者，殆有过之。吾观近日所接人，如陈百村以军人来问儒学，意态恳挚，如赖振声以历史为理欲消长之纪录，如王驾吾驳陈独秀论孔子与中国，似吾穷居间谈，无意中亦未尝毫无影响，又何以形式为？
“物不可以终难，故受之以解。”《刘静修文集•读药书漫记》有云“岭南多毒，而有金蛇白药以治毒；湖南多气，而有姜桔茱萸以治气”云云，以譬天将降乱，必生弭乱之人也。
先生草书院简章毕，出示学者，因言：宗教家置身政治之外，故丛林会堂能不随朝代之转易为兴亡。邱长春之白云观至今无恙，而唐、宋寺院犹有存者，且逾千年矣。儒家则每以达官致仕，主讲院中，或名士论政，足以左右与论，遭忌贾祸，书院遂不能久。其为当道所延揽者，又不免望风承旨，同于博士之陋，是以皆不足以治学。此文之作，超然政制之外，经济亦属之社会而不仰给于政府。冀创立之后，可与丛林教会同其长久也。尚嫌时间短促，不及详细规划，得暇当参考《百丈清规》，重立规模。此亦儒家向所未有，所谓“有王者起，必来取法”，不必自我成之也。
北宋王质相太祖，尝言鼻中须能吸得三斗热醋，方可为宰相。太祖在军阀中可谓宽厚，而为之相者其难如是。故钱若水之事太宗，未及四十岁便求引退。可见后世君臣之际无道甚矣。
“五族共和”本是欺人之语，不妨各自为政，而合为联邦。将来世界大同，终须由此而成。亚、美、欧各洲先各自成一联邦，拥戴共主，比于天子。有王者起，百年之后可矣。
伊川语韩持国：“当自求士，不当使士来相求。”持国虽未能用其言，闻之犹爽然自失。今则并持国其人者亦无之矣。
强敌压境，沦亡可惧，当思所以保存文物，绵延先圣血脉之计。张荫麟谓墨者之钜子即是领袖，弟子数百人实有组织。诚得有心人于今日，可以略仿其意。谋生之道，各听其便，仕宦商贾，一概不加限制，但须有聚集之所。生事无忧者，以其所余供养大众。而所为大众者，亦皆求力能自给。百工之事，不待外求，庶几退足自存，进可以易风移俗、淑世救人。此中最要一事为不争政权，否则必不容于今之世矣。
兵之为物，祇能备而不用，用之则危，故曰“圣人以此毒天下”。先儒于“毒”字曲为之解，惟伊川《易传》以“害”字释之为得其义。用兵焉得无害！
川中以产药名，而求药于肆，乃往往不可得，得之亦每不堪服食。药材遍山野，而人多不识，识之者乃在田夫野老，缁衣黄冠。彼其伏处岩穴，不与人世相交接。樵苏之余，时有所得，仅以自服，或以施人。其意未尝不美，惜其于种植之方，培养之道，种性科别之要，不加之意。加意于花木者，乃在大学生物系，而其心思之所营注，又仅止于种植培养区分而已，于其用途，则未尝尽心，无怪货之弃于地也。古人卖药，传为美谈。使吾人能自辨药物，躬亲种植，不惟自用，兼可济人。乱世能是，足以自活，较之仰给嗟来之食，岂不大佳。天下事可为者多，但不遇有心人，终于无可奈何耳！
书院讲义理，违俗好，相去太远。吾尝思之，舍义理而谈词章，亦可以专明诗教。然词章亦岂易治？先须熟读古籍，经部必不可少，次则《国语》《老》《庄》《楚辞》《史记》、两《汉书》《文选》，皆当熟。熟于两汉文字者，可以明文章体制。然讲师亦难其人，吾一人力有不足，祇合杜口。此有近于老氏之旨，不得已而遁于二氏，后之人必有以此议我者矣。
浙江图书馆有覆刻北宋本《四书》，余借取一观，并不甚好。后记并姓名而无之，当是坊本。宋本不必尽善，世人每视为古玩。傅沅叔自言近得《周易》单疏宋本，书祗两册，二三百页，至以万三千元购之，而津津乐道，以为宋本以经为贵，经以《易》为首，而单疏又为海内孤本，日本人各经单疏本皆有之，独缺《易经》，吾今得之，书目增光不少云云。此等人祗知版本，校勘且未之敢许，题跋且不尽通，书之内容则不问也。张菊生跋张子韶《孟子传》，但云书经朱子评驳，遂至湮没，今复得以问世，引以为幸。至于两家是非，可以存而不论云。既无真知灼见，亦祇得存而不论耳。
先生尝论中国与夷狄之辨曰：分中国与夷狄，不可专从地域与种族上计较。须知有礼义即是中国，无礼义则为夷狄。夷狄尚知礼义，则夷狄可变为中国；中国人不知礼义，中国即变成夷狄。内中国而外夷狄者，乃重礼义而轻视非礼无义之谓。由此可知，区别文明与野蛮，亦当以有礼义、无礼义为准。有礼义谓之文明，无礼义谓之野蛮。非曰财富多、物质享受发展快便是文明也。
先生曰：我为学得力处，祇是不求人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