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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党成立后的国内形势
本时期包括从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前的这一段时间。
从五四运动起，中国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便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它把中国革命扩大成为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同时它又“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又准备了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1)。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革命中一件无比重要的历史事实。它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的日益强盛与壮大，标志着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革命要求的日益迫切，同时也标志着中国革命形势的更新更高的发展。它在中国社会各方面都引起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本时期的文学运动，在党的领导和影响之下，承继了五四运动时期的革命传统，一方面反映了这个急遽变化的社会生活，同时也在一定程度内推动和加速了这个变化。本时期的文学运动是较之五四运动时期更为扩大和深入了。
党成立后国内形势的发展是这样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国家又卷土重来，重新对中国进行了比战前更为疯狂的掠夺；特别是美、英、日三帝国主义更把中国当成了角逐、宰割的对象。它们各自在中国利用一部分封建军阀作为它们的爪牙，进行频仍不已的内战，以遂其掠夺和宰割中国人民的野蛮血腥的企图。于是中国人民————特别是广大的劳动人民————日益陷于水深火热的生活之中。
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工人阶级在五四运动中得到政治斗争的锻炼与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已经形成了一支强大的觉醒了的独立政治力量。在本时期的开始，出现了完全新式的、以共产主义为目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工人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从此以后，中国工人阶级更其英勇坚强地领导着全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把中国的革命形势推向了更高更新的阶段。一九二二年香港海员大罢工揭开了中国工人阶级反帝斗争的新的一页。一九二三年的“二七运动”，更是中国工人阶级反帝反军阀的伟大政治运动。在“二七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显示了它的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特性，而且从此走上了世界的政治舞台。一九二四年，在党的帮助下，孙中山改组了国民党，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很快地加速了中国革命的步伐。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发生，在全国各地激起了反帝反军阀的汹涌怒潮，为一九二六年的北伐战争奠下了胜利的基础。但是由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领导，不敢依靠正在兴起的工农群众，对国民党中的地主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采取了妥协让步的方法，以致反动力量日益猖狂。一九二七年四月，中国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蒋介石背叛革命，大举屠杀革命的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中国革命受到了第一次大挫折，而转入到一个更艰苦、更深入地发展的新的阶段。————这是本时期革命形势发展的大概情形。
根据以上简略的叙述，我们明白了以下几点：（一）第一次大战后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互相勾结的结果，造成了中国社会空前的混乱局面，中国人民的生活日益加深地陷入贫困和饥饿的状态，因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要求也更加强烈、更加迫切了；（二）自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革命因为有了英明正确的领导，发展得特别迅速；党成立后所订出的反帝反封建的政纲，是以工人和农民为骨干的，而在本时期的最初，则是主要地由工人阶级以自己的英勇行动来唤醒和领导着广大的人民；（三）党建立了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军阀的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具体表现为中国共产党和孙中山领导下的中国国民党的合作。因为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各地群众运动蓬勃开展的结果，所以北伐战争能够取得胜利；但是由于陈独秀的错误领导和蒋介石的阴谋叛变、篡夺革命果实，所以中国革命才受到第一次的挫折，而转到另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二 本时期文学运动的特点
本时期的文学运动反映了它所由产生的社会基础，打上了时代的深刻烙印，它较之五四运动时期的文学有着更新的发展和特点。
首先，我们所应该注意到的，是这时期的文学运动，已不同于五四运动时期的文学运动：它不但是受到广泛意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影响和领导，而且受到了具体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文学理论的影响和领导了。党在成立后不久，就开始注意到整十革命事业中有机组成部分的文学事业，要求革命的文学事业为革命的政治运动服务。几位早期的共产党人如瞿秋白、邓中夏、恽代英，萧楚女等，在《中国青年》(2)上对当时的文学工作者提出了一些正确的意见和号召。对于当时日益扩张和深入着的文学运动，这些意见和号召起了重要的作用，对于后来“革命文学”的提出和展开无疑地也发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贡献于新诗人之前》（《中国青年》第十期）一文中，邓中夏提出了他的关于文学的见解和主张。他说：
我们承认人们是有感情的动物。我们承认革命固是因生活压迫而不能不起的经济的政治的奋斗，但是儆醒人们使他们有革命的自觉，和鼓吹人们使他们有革命的勇气，却不能不首先要激动他们的感情。激动感情的方法，或仗演说，或仗论文，然而文学却是最有效用的工具。
这种对于文学的看法和对于文学为革命服务的要求，是从科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出发的。他们认识到：在阶级社会里，文学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某一社会集团和阶级为某种理想和生活方式而进行斗争的特殊手段和工具。因此，他们要求文学成为为革命服务的有效工具。他们主张诗人和作家必须担负起如下的创作任务：“第一，须多做能表现民族伟大精神的作品”；“第二，须多作描写社会实际生活的作品”；“第三，新诗人须从事革命的实际活动”。他们批判了当时流行的“为艺术而艺术”和“为人生而艺术”的两种不同的文学主张（自然对于这两种主张的批判是不同程度的），指出了“少数遨游于高山流水之间，或躺在沙发上，闭着眼睛讴歌爱和美”，或者“有意于解决社会问题”，但很少反映“中国现在这种说不出的痛苦，难堪的人生”的诗人和作家们的不正确的创作倾向(3)。他们反对象八股一样无用的，不能激发国民精神以有助于民族独立与民主革命运动的文学，公开地宣称：“现在的新文学若是能激发国民的精神，使他们从事于民族独立与民主革命的运动，自然应当受一般人的尊敬；倘若这种文学终不过如八股一样无用，或者还要生些更坏的影响，我们正不必问它有什么文学上的价值，我们应当象反对八股一样地反对它。”(4)他们主张以工、农、兵的利益为基础结成文艺界的统一战线。他们认为：“现在还没有进煤窑的文学家”，“是文学家的耻辱”。他们指出：“‘雅人’是真文学家的仇敌，真俗人才是真文学家”(5)。他们要求青年作家们“诚心去寻实际运动的路径，脚踏实地一步一步走下去”(6)，在实际运动中“去涵养自己的人格和思想”(7)。
本时期的文学运动，应该说就是在这种初步的马克思主义文学主张的领导和影响之下展开和深入的。对于当时从事新文学运动的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这些文章曾经发生过深刻的影响。文学研究会的主持人沈雁冰在这些文章发表后不久，就写过《读代英的八股》一文(8)，而创造社在这时所写的比较重要的论文（如郭沫若的《我们的文学新运动》），也分明地呈现着这种影响的痕印。当时许多爱好文艺的青年受到了这样的启示和号召，也通过不同的途径渐渐地走到革命的道路上来。而“革命文学”思想的萌芽，始于一九二三年，固然还有着其他更重要的原因，但与早期共产党人所提出来的这些文学主张应该是有密切关系的。
其次，我们应该注意到的是，新文学运动发展到了本时期，它的阵营发生了一次分化。在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五四运动时期的新文学运动是一次统一战线的运动。这个统一战线是由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三部分人组成的。由于国际帝国主义“卷土重来”后的加紧侵略与国内封建军阀的疯狂内战，加深了中国人民的苦痛和贫困，也加强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要求，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日益复杂和尖锐起来，于是这个统一战线，到本时期开始，就势所必然地发生了第一次分化。
分化的情况是这样的：
五四运动时期新文学阵营中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革命知识分子，到了本时期，差不多都已成为实际革命运动的领导者了，他们较之前一个时期是更为进步和更加革命化了。他们之中只有少数的人还兼顾到文学运动方面，例如瞿秋白和上面提到的邓中夏、恽代英等。
作为运动右翼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了本时期，因为运动日益深化，斗争日益尖锐，大部分都与敌人妥协，作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们的可耻的辩护者了。例如胡适一面主张“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以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研究和介绍；另外又提出“整理国故”的口号，想把青年们拉往故纸堆中去。又例如《西滢闲话》的作者陈源表面上装出和平中正的样子，实际跟在国内外的主子后面，对于进步力量作种种可耻的污蔑。又例如“诗人”徐志摩则干脆认为“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是猜忌与分裂的现象”，对中国人民的反帝运动极尽污蔑破坏的能事。这些人到了本时期，事实上都成了中国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成了新文学运动中的反动和后退的力量了。
本时期坚持新文学运动，在不同的战斗道路上继续前进的，主要地是许多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作家。这些作家在这样一个充满苦痛和灾难的时代里感到苦闷和不安，但党成立后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群众运动的蓬勃展开，也给了他们以很大的激励和鼓舞。他们不肯投靠污浊黑暗的旧势力，他们的革命要求是很强烈的，各自在不同的道路上，一面战斗，一面前进。他们有的主张艺术是为人生的，作家应该着眼社会的病苦，应该描写社会的黑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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