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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政治形势与文学发展概况
本时期包括从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匪帮叛变革命一直到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前的这一段时间。这是中国革命力量遭受了挫败而后又继续深入地发展的时代；这是党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达到政治上的成熟并推动革命的新高涨的年代；这是中国的反动统治者以白色恐怖残酷地镇压中国革命，大规模地屠杀广大革命群众的年代；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勾结中国的卖国政府，强占了我国的东北，并想进而席卷全中国的年代；同时，这也是我们新文学的伟大的奠基者和导师————鲁迅在党的领导之下号召和领导全国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向反动统治者及其帮凶、帮闲的走狗们进行坚韧不屈的战斗的年代。在这一段时间里，从五四运动时期起就是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基本方向，而且后来一直是沿着这个方向前进的新文学运动，有了非常显著的进一步的发展。“在鲁迅领导下的左翼文艺运动时期，愈来愈多的革命作家走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道路上来。在这同时，全国各地工农民主政权地区中也开始产生了工人和农民自己的文艺运动。这就为后来抗日战争时期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更进一步的发展准备了基础。”(1)
为了更深刻地了解本时期文学发展的概况，简要地叙述一下本时期的国内政治形势是完全必要的。
自从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公开进行了反革命的大叛变，同年七月十五日，汪精卫集团的武汉政府举行了反共会议，革命的武汉这时也变成了反革命的根据地。宁汉合流以后的国民党反动统治，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一些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因为反对人民而参加了反革命，并把自己转化为买办资产阶级，转而充当了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它比以前的反动统治者————北洋军阀————更加彻底地投靠帝国主义和更加残酷地剥削和迫害中国人民。血腥的大屠杀在全国各大城市里大规模地展开着。他们的口号是：“宁可枉杀千人，不可走漏一个。”根据下面几个不完全的统计，就可以想见当时反动统治者对于中华民族的菁华————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所进行的屠杀，是如何地残忍和灭绝人性了。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清华大学等十一校的《救亡通电》说：“奠都以来（按即一九二七年四月蒋介石建立南京反动政府以来），青年之遭杀戮者，报纸记载至三十万人之多，而失踪监禁者更不可胜记。杀之不快，更施以活埋，禁之不足，复加以毒刑。地狱现形，人间何世！……”又据中国红色救济会统计：从一九二七年北伐革命失败到一九二九年的这两三年内，工农群众、革命青年和共产党员被杀害的约有四十五万人。又据另一材料说，从一九二八年一月到八月，最少有十万的工人和农民遭到了反革命派的残害。一九二八年以后，被国民党反动政府所杀害的革命者更是没有方法统计了。这一个时期，反动统治下的中国，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生气蓬勃的中国大革命就被葬送了。从此以后，内战代替了团结，独裁代替了民主，黑暗的中国代替了光明的中国”。
但是毛泽东同志也这样地告诉了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他们高举起革命的大旗，举行了武装的抵抗，在中国的广大区域内，组织了人民的政府，实行了土地制度的改革，创造了人民的军队————中国红军，保存了和发展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2)就这样，党一方面向中国人民指出了继续革命斗争的必要，同时并领导中国人民走上了恢复革命斗争的正确道路。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在南昌举行了中国现代史上有名的“八一”起义。同年十月，毛泽东同志率领新成立的一支工农革命军，在井冈山区域成立了湘赣边区工农政府。以井冈山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在各地起义武装先后会合后，逐步地扩大了起来。在这个期间，党所领导的江西、福建、湖南、湖北、广西等地区的游击战争和土地斗争，也都有了发展，陆续成立了几支红军和几处革命根据地。一九二九年，毛泽东同志与朱德同志所领导的红军向江西南部和福建西部进发，并以江西瑞金为中心建立了中央革命根据地。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二七年冬天开始创建的革命根据地和他所领导进行的革命战争，以及其他同志在其他地区创建的革命根据地和他们所领导进行的革命战争，成了新时期中国革命斗争的主要内容，成了全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势力，成了蒋介石反革命统治的最大威胁和全国劳动人民的最大希望。”(3)从一九三〇年起，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之下的中国红军连续粉碎了蒋介石四次疯狂的进攻。十年革命与反革命的国内战争过程，就是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的反革命“围剿”与毛泽东同志领导下中国红军与革命解放区的人民的反“围剿”斗争的过程。当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中国东北，而且迅速地扩大它的侵略范围的时候，党首先主张武装抵抗，并且领导了或积极参加了全国人民的抗日运动和东北人民的抗日游击战争。一九三三年一月，中国工农红军宣言愿在停止进攻红军、保证人民民主权利和武装民众的三个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停战议和，以便共同抗日。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红军退出了江西根据地，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之下，以一年的时间，进行了而且完成了二万五千华里的长征，到达陕西北部，与陕北红军部队会合。“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它使全国人民对于革命前途和抗日救国运动的前途有了希望。它使全中国全世界相信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是不可战胜的力量，相信了为着战胜当时在中国得寸进尺的日本帝国主义，非要依靠中国共产党不可，非停止反共的内战不可。”(4)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北京学生举行了抗日救国大示威的“一二·九”运动。抗日救亡成为了全国人民最迫切的共同要求。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支持和拥护，收到了巨大的效果，而且迅速地促进了全面抗日战争的实现。在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当日本帝国主义以芦沟桥事变为借口，对中国实行新的进攻的时候，全国规模的抗日战争终于爆发了。
这就是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七年这十年内的国内政治形势。我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就是在这样的政治形势之下进行着和发展着，而且是作为一种宣传、教育的武器，紧密地配合了而且有力地推动了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成为整个革命斗争不可缺少的一翼。
首先应当指出来的是，本时期的革命文学运动是在反动统治者多方面迫害和摧残之下，经过了许多革命文艺工作者的艰苦奋斗和英勇牺牲，才获得伟大的胜利成果的。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这样地指出了本时期文化革命的特点：“这一时期，是一方面反革命的‘围剿’，又一方面革命深入的时期。这时有两种反革命的‘围剿’：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也有两种革命深入：农村革命深入和文化革命深入。这两种‘围剿’，在帝国主义策动之下，曾经动员了全中国和全世界的反革命力量，其时间延长至十年之久，其残酷是举世未有的，杀戮了几十万共产党员和青年学生，摧残了几百万工农人民。从当事者看来，似乎以为共产主义和共产党是一定可以‘剿尽杀绝’的了。但结果却相反，两种‘围剿’都惨败了。作为军事‘围剿’的结果的东西，是红军的北上抗日；作为文化‘围剿’的结果的东西，是一九三五年‘一二·九’青年革命运动的爆发。而作为这两种‘围剿’之共同结果的东西，则是全国人民的觉悟。这三者都是积极的结果。……而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却正在这一‘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可以知道，作为文化革命之一环的革命文学运动，在本时期，也是在反动统治者的反革命文化“围剿”之下逐步深入和壮大起来的。
反革命的文化“围剿”是多种多样的。首先是对于革命文艺工作者的拘捕、监禁以至于屠杀。正如鲁迅所说，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是“在今天和明天之交发生，在诬蔑和压迫之中滋长，终于在最黑暗里，用我们的同志的鲜血写了第一篇文章”的(5)。当时反动统治者对于革命文艺工作者的屠杀和迫害无所不用其极。一九三〇年秋天优秀的人民演员、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的会员宗晖被杀于南京。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在上海，国民党反动统治者秘密杀害了我们的革命作家、左联会员柔石、胡也频、白莽、李伟森、冯铿（他们都是优秀的共产党员）。此后，先后在北京、上海和天津等地被杀的，还有洪灵菲、应修人、潘漠华(6)等。他们也都是优秀的共产党员，国内知名的诗人和作家。瞿秋白同志（他也是左联会员），是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八日在福建长汀被国民党匪帮杀害的。鲁迅也是时时处在险恶的境地，随时有在敌人卑鄙的暗算下失去生命的可能。其余各地作家和爱好文艺的青年被拘捕和杀害的更是不可以数计。当时的革命文学运动，正是在党的领导之下，踏着烈士们的血迹，艰苦而英勇地向前迈进的。
国民党反动政府除了进行最卑劣最残酷的屠杀、拘捕而外，它还利用了特务匪徒捣毁进步的文艺团体和书店、查禁进步文艺书籍的方法来摧残和压迫革命文艺运动。鲁迅在《中国文坛上的鬼魅》(7)一文中曾经这样详细地叙述这方面的实况：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上海的艺华影片公司突然被一群人们所袭击，捣毁得一塌胡涂了。他们是极有组织的，吹一声哨，动手，又一声哨，停止，又一声哨，散开。临时还留下了传单，说他们的所以征伐，是为了这公司为共产党所利用。而且所征伐的还不止影片公司，又蔓延到书店方面去，大则一群人闯进去捣毁一切，小则不知从那里飞来一块石子，敲碎了值洋二百的窗玻璃。那理由，自然也是因为这书店为共产党所利用。高价的窗玻璃的不安全，是使书店主人非常心痛的。几天之后，就有“文学家”将自己的“好作品”来卖给他了，他知道印出来是没有人看的，但得买下，因为价钱不过和一块窗玻璃相当，而可以免去第二块石子，省了修理窗门的工作。
以上是捣毁进步影片公司和书店的情况。关于查禁进步文艺书籍，鲁迅继续写道：
压迫书店，真成为最好的战略了。
但是，几块石子是还嫌不够的。中央宣传委员会也查禁了一大批书，计一百四十九种，凡是销行较多的，几乎都包括在里面。中国左翼作家的作品，自然大抵是被禁止的，而且又禁到译本。要举出几个作者来，那就是高尔基（Gorky），卢那卡尔斯基（Lunacharsky），斐定（Fedin），法捷耶夫（Fadeev），绥拉斐摩维支（Serafimovich），辛克莱（Upton Sinclair），甚而至于梅迪林克（Maeterlinck），梭罗古勃（Sologub），斯忒林培克（Strindberg）。
除了大批查禁书籍，另外还有大批刊物（计有七十六种）被禁止发行，而由左联主编刊行的文艺杂志如《大众文艺》、《南国月刊》、《拓荒者》、《北斗》、《现代小说》等也都先后遭到了查禁(8)。反动统治者对于革命文艺运动的摧残和防范，真是无所不用其极了。
但是仅管这样，我们的革命文艺运动，不唯没有因之动摇和低落下去，相反地，它在反动统治者的种种迫害和摧折之下，是更加旺盛和壮大起来了。
一九二八年，文艺界展开了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鲜明地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口号，把革命的新文学运动向前推进了一步。同年三月，代表中国买办资产阶级的思想和利益的《新月》月刊出版了，他们的那种“山羊式”的“文学无阶级”的腐朽理论，马上遭到了革命文学阵营的有力驳斥。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经过鲁迅、瞿秋白等的翻译而被介绍了进来。一九三〇年三月二日，在党的领导之下，在鲁迅、茅盾和创造社、太阳社的团结基础上，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同年六月，中国封建法西斯的走狗“文人”们发表了《中国民族文艺运动宣言》，主张“文艺的最高意义就是民族主义”。这种甘心为其主子————帝国主义和中国法西斯统治者————服务的可耻面目，也立刻受到了鲁迅和左翼作家的无情揭露，而他们终于也销声匿迹了。一九三二年展开了与“第三种人”的斗争，批判和驳斥了苏汶一流人物的超阶级的“文艺自由”论，指出了这种主张的虚伪性及其反动实质。当日本帝国主义得寸进尺地侵占中国的土地，而国民党反动政府高唱“安内”然后“攘外”的时候，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响应了党的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力量的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在一九三六年十月，发表了《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初步地形成了中国文艺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这十年内，我们有了鲁迅的那些具有高度的思想价值与艺术价值的杂文著作，作为现代文学史上不朽的丰碑；我们有了《子夜》和其他许多反映时代的真实面貌、以革命的思想教育人民的著名作品。在这十年内，在国民党所统治的广大区域内，在党的领导、扶助之下，革命的文艺运动始终是前进着的，而且是带着一种不可克服的力量在胜利地前进着的。
在毛主席所直接领导的老革命根据地，在工人、农民、劳苦知识分子自己的革命政权下面，文艺运动也开始了它的新阶段————第一次初步和工农兵结合起来了。它配合了而且影响了蒋介石统治区域内的革命文艺运动，并且为从“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运动指示和开辟了一条新的光明的道路。在老革命根据地，革命文艺运动也是胜利地进展着的。
这就是本时期文艺运动的大概情形。
二 左联成立前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
鲁迅在《上海文艺之一瞥》(9)中说：“革命文学之所以旺盛起来，自然是因为由于社会的背景，一般群众，青年有了这样的要求。当从广东开始北伐的时候，一般积极的青年都跑到实际工作去了，那时还没有什么显著的革命文学运动，到了政治环境突然改变，革命遭了挫折，阶级的分化非常显明，国民党以‘清党’之名，大戮共产党及革命群众，而死剩的青年们再入于被压迫的境遇，于是革命文学在上海这才有了强烈的活动。所以这革命文学的旺盛起来，在表面上和别国不同，并非由于革命的高扬，而是因为革命的挫折。”这一段话很确切地说明了革命文学运动乃是在中国革命遭受了挫折，反动派对革命的群众大举疯狂屠杀的艰苦情况下，开始展开和旺盛起来的。也就是说，是因为革命的挫折（实际上是革命的深入），这才“把在这以前在青年和先进的工农群众中激荡着的，对于革命理论，对于生活和现实社会及历史的理解等等的思想问题和要求，正式作为主要的课题提到文化和文艺运动的日程上来了”(10)。
革命文学口号的再度被创造社提出，而且还展开了一次比较激烈的论争，便是适应着现实情势和思想运动的新的发展而产生出来的。
一九二八年，创造社的主要成员，除郭沫若、成仿吾等外，又加入了新回国的李初梨、冯乃超、彭康、朱镜我诸人。除出版《创造月刊》、《洪水》外，又出了一种刊物《文化批判》。一直到一九二九年二月被国民党封闭以前，创造社一直是提倡革命文学的有力的团体。与创造社同时提倡革命文学的，还有太阳社。它的主要成员是蒋光慈、钱杏邨、孟超等。出版过《太阳月刊》、《海燕周刊》，《太阳月刊》停刊后又创办过《新流月刊》，一九三〇年还出版过月刊《拓荒者》。这些刊物，在革命文学的提倡上也有过相当巨大的影响。
革命文学的倡导和论争，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左翼文艺运动的开端。创造社和太阳社最大的功绩，就是他们最先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这一口号，倡导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正如鲁迅指出的：“提出这一名目来，使大家注意了之功，是不可没的。”(11)他们的另一个功绩，是积极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在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次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
革命文学倡导者力图使文学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但是由于他们大多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世界观还没有得到真正的改造，加上受到国内和国际“左”的错误倾向的影响，因而在提倡革命文学的过程中，也表现出缺点和错误。首先，是他们对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当前的形势缺乏正确的了解，从而在文艺运动的性质、任务和策略等问题上，都有一些不符合客观实际的错误认识。其次，他们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同时，也暴露了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鲁迅后来指出，他们“对于中国社会，未曾加以细密的分析，便将在苏维埃政权之下才能运用的方法来机械地运用了”(12)。
而这，是更显著地表现在创造社和太阳社两个团体把鲁迅、茅盾当成是革命文学的假想的共同“敌人”，而集中力量来进行攻击上。
创造社和太阳社对于鲁迅的攻击，一方面不免纠缠在籍贯、年龄和态度等许多不相干的问题上，而失却了论争的原则性的意义，另一方面则又是夹杂着意气的没有实际内容的近乎谩骂的词句。这些，没有疑问地，都是从狭隘的宗派主义情绪出发的。
其实，鲁迅当时不唯没有诋毁革命和嘲笑革命文学，相反地，他还对当时的革命文学运动提出了许多非常有益的意见和建议，这些意见和建议的高度实事求是的精神和它所具有的深刻丰富的思想性，是越到后来越发可以明显地看出来了。鲁迅在一九二八年所发表的与创造社论战的文章(13)，都可以看出他的作为“浪漫谛克的革命家的诤友”(14)的一贯精神来。鲁迅固然也嘲笑了革命文学的追随者中的某些个人的言行，但没有“嘲笑革命文学的本身”。而且鲁迅的革命现实主义者的根本精神，也是显露在他的文章中的：他对于那些“杀人如草不闻声”的官僚和军阀始终抱着不妥协的战斗精神；同时他又主张严格地批判自己（他说“革命者决不怕批判自己”）。而这二者正是鲁迅在后期思想上向科学的共产主义伟大跃进的坚实基础。如果我们结合他在前一年————即一九二七年所说的“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赋得革命，五言八韵’，是只能骗骗盲试官的”(15)一段话来看，则鲁迅当时对革命文学与作家思想改造的重要性的认识，是已经达到如何可惊的高度了。这些话对于“翻着筋斗的小资产阶级”，是会有着很大好处的。
在《文艺与革命》一文中，鲁迅这样有力地说明了文艺与革命的正确的关系：
斗争呢，我倒以为是对的。人被压迫了，为什么不斗争？正人君子者流深怕这一着，于是大骂“偏激”之可恶，以为人人应该相爱，现在被一班坏东西教坏了。……我是不相信文艺的旋乾转坤的力量的，但倘有人要在别方面应用他，我以为也可以。譬如“宣传”就是。
美国的辛克来儿说：一切文艺是宣传。我们的革命的文学者曾经当作宝贝，用大字印出过；而严肃的批评家又说他是“浅薄的社会主义者”。但我————也浅薄————相信辛克来儿的话。一切文艺，是宣传，只要你一给人看。即使个人主义的作品，一写出，就有宣传的可能，除非你不作文，不开口。那末，用于革命，作为工具的一种，自然也可以的。
但我以为当先求内容的充实和技巧的上达，不必忙于挂招牌。“稻香村”，“陆稿荐”，已经不能打动人心了，“皇太后鞋店”的顾客，我看见也并不比“皇后鞋店”里的多。一说“技巧”，革命文学家是又要讨厌的。但我以为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我将白也算作色），而凡颜色未必都是花一样。革命之所以于口号，标语，布告，电报，教科书……之外，要用文艺者，就因为它是文艺。
这不只是很生动圆满地为我们说明了文艺的武器（宣传）的作用，同时也说明了作为武器的文艺的内容与形式的正确关系。对于当时正在大力倡导着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来说，这也是一种非常有益的意见。而这和当时那些反对革命文学的人的意见是很明显地有着原则上的区别的。瞿秋白说：“《三闲集》以及其他杂感集之中所保留着的鲁迅批评创造社的文章，反映着二七年以后中国文艺界之中这两种态度，两种倾向的争论。自然，鲁迅杂感的特点，在那时特别显露那种经过私人问题去照耀社会思想和社会现象的笔调。然而创造社等类的文学家，单说真有革命志愿的（象叶灵凤之流的投机分子，我们不屑去说到了），也大半扭缠着私人的态度，年纪，气量以至酒量的问题。至少，这里都表现着文人的小集团主义。这时期的争论和纠葛转变到原则和理论的研究，真正革命文艺学说的介绍，那正是革命普罗文学的新的生命的产生。而还有人说，那是鲁迅‘投降’了。现在看来，这种小市民的虚荣心，这种‘剥削别人的自尊心’的态度，实在天真得可笑。”(16)这应该是创造社、太阳社与鲁迅这一次论战的最正确的结论。
创造社和太阳社对于茅盾的攻讦，也含有宗派主义倾向。茅盾并没有反对革命文学，他对革命文学运动的意见，虽然有不正确的因素，但也有很中肯的部分。他对于创造社和太阳社来说，也应该算是有益的“诤友”的。
创造社和太阳社与鲁迅和茅盾的争论，后来因为发现了共同的敌人（“新月派”）而终止了下来。新月社是由中国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代理人徐志摩、胡适、梁实秋等人组织的，他们在一九二八年创刊《新月》月刊，主张“文学是没有阶级性的”，反对革命文学运动。有了这个外部的真正的共同敌人，彼此才开始感到有化除一切成见，在共同目标下团结作战的必要，这才停止了这一次论争。
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虽然有着上述的缺点；但总起来说，这一次的论争也还是有着不少收获的。第一，通过这一次论争，关于革命文学的实质是认识得比以前更为清楚了；上一时期提出的笼统的革命文学口号改成了鲜明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革命作家的阶级立场和文艺主张，较之上一时期更为明确起来了。第二，经过了这一次论争，大家对于革命文学运动中的许多问题————特别是统一战线问题，因为发现了共同的敌人而感觉到有特别深切的需要了。瞿秋白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说：“真正的革命文艺思想正在这一时期开始深入的发展。在这新阶段上，革命文艺思想经过内部的斗争而逐渐的形成新的阵营。这种不可避免的斗争提出了新的问题，这已经不是父与子的问题，也不仅是暴露指挥刀后的屠伯们的问题。这是关于革命队伍的战略的争论。”指的也正是这一方面的收获。最后，第三，是通过这次论争，大家都认识了认真学习和译介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和文艺理论的重要性。即以鲁迅而论，他说他在这时期“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并且因此译了一本蒲力汗诺夫的《艺术论》，以救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17)。他在一九二九年译出了片上伸的《无产阶级文学的理论与实际》、卢那卡尔斯基的《艺术论》，在一九三〇年，除译出了蒲力汗诺夫的《艺术论》外，还译出了卢那卡尔斯基的《文艺与批评》、苏联的《文艺政策》和雅各武莱夫的长篇小说《十月》。此外，创造社的人们在此时期也翻译和介绍了一些科学的社会科学书籍。这种理论上的译介工作，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向前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和指导的作用。
所有这些收获，都为一九三〇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打下了基础。
三 左联的成立和理论纲领
在一九三〇年三月间成立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它成立后所进行的一连串艰巨的斗争，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和支持之下，依靠着鲁迅的战斗和领导，然后才可能胜利地进行着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新文艺运动的进一步的深入和高涨，标志着中国革命作家以文艺为武器来配合整个革命步调的战斗要求的加强，同时也标志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思想在中国新文艺运动上的重大的指导作用和胜利收获。
如前所述，当革命文学阵营内部正在进行着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的时候，代表中国买办资产阶级思想和利益的“新月派”，却对论争的双方都表示了敌对的态度，对于革命文学极尽反对和攻击的能事。共同敌人的发现，大大地促进了大家紧密团结、共同为革命文学运动而斗争的一致要求。于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这个革命的文学团体，就经过酝酿、筹备的阶段而终于成立了。
成立的经过是这样的：在党的领导下，一九三〇年二月十六日，鲁迅、沈端先（夏衍）等邀集在上海的一部分文艺工作者开了一个讨论会，一方面“清算过去”，一方面“确立目前文学运动的任务”。关于过去的文学运动，大家认为有四个缺点是应该指出和纠正的，即：（一）小集团主义乃至个人主义；（二）没有应用科学的文艺批评的态度和方法来进行批评；（三）对于真正的敌人————反动的思想集团和普遍全国的遗老遗少————没有予以足够的注意；（四）把文学提得太高，而忘却了文学的促进政治运动的任务，成为为文学而文学的运动。关于目前文学运动的任务，大家认为最重要的有下列三点：（一）严厉的破坏旧社会及其一切思想的表现；（二）宣传新社会的理想和促进新社会的产生；（三）建立新的文艺理论。讨论结果，大家都认为必须团结所有革命作家来从事这个运动，成立了一个国内左翼作家组织的筹备委员会，负责进行左翼作家联盟的筹备工作。
经过了两周的筹备工作，到了三月二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便宣告成立了。当时参加联盟的有：鲁迅、郁达夫、沈端先、画室（冯雪峰）、钱杏邨、蒋光慈、冯乃超、田汉、李初梨、柔石等五十余人。大会上通过了筹备委员会拟定的纲领，成立了常务委员会，通过了“成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成立国际文化研究会”、“成立文艺大众化研究会”、“发生左翼文艺的国际关系”、“发动左翼艺术大同盟的组织”、“确定各左翼杂志的计划”等十七件提案。首先出版的杂志是《世界文化》，以后为左联盟员陆续主编的有《萌芽》、《拓荒者》、《现代小说》、《大众文艺》、《北斗》、《文学月报》、《文艺新闻》、《新文艺讲座》等刊物。盟员数量后来日渐增加，全国各重要地区都建立了分部。
左联成立大会上通过的理论纲领全文如下：
社会变革期中的艺术，不是极端凝结为保守的要素，变成拥护顽固的统治之工具，即倾向进步的方向勇敢迈进，作为解放斗争的武器。也只有和历史的进行取同样的步伐的艺术，才能够焕发它的明耀的光芒。
诗人如果是预言者，艺术家如果是人类的导师，他们不能不站在历史的前线，为人类社会的进化，清除愚昧顽固的保守势力，负起解放斗争的使命。
然而，我们并不抽象的理解历史的进行和社会发展的真相。我们知道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变成人类进化的桎梏，而其“掘墓人”的无产阶级负起其历史的使命，在这“必然的王国”中作人类最后的同胞战争————阶级斗争，以求人类彻底的解放。
那么，我们不能不站在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的战线上，攻破一切反动的保守的要素，而发展被压迫的进步的要素，这是当然的结论。
我们的艺术不能不呈献给“胜利，不然就死”的血腥的斗争。
艺术如果以人类之悲喜哀乐为内容，我们的艺术不能不以无产阶级在这黑暗的阶级社会之“中世纪”里面所感觉的感情为内容。
因此，我们的艺术是反封建阶级的，反资产阶级的，又反对“失掉社会地位”的小资产阶级的倾向。我们不能不援助而且从事无产阶级艺术的产生。
我们的理论要指出运动之正确的方向，并使之发展，常常提出新的问题而加以解决，加紧具体的作品批评，同时不要忘记学术的研究，加强对过去艺术的批判工作，介绍国外无产阶级艺术的成果，而建设艺术理论。
我们对现实社会的态度，不能不参加世界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向国际反无产阶级的反动势力斗争。
从这个理论纲领，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中国的新文学运动到了本时期————特别是左联成立以后————是大大地向前迈进了。首先，不同于上一时期的“表同情于无产阶级”的笼统含糊的提法，左联成立后的新文学运动是坚决而鲜明地表示要“站在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的战线上”了；其次，我们所要求的革命文学，也不再仅是“替被压迫阶级说话的文学”，而是以“无产阶级在这黑暗的阶级社会之‘中世纪’里面所感觉的感情为内容”的文学了；最后，关于理论指导的重要性，这时也有了充分的认识和必要的注意了，如“加强对过去艺术的批判工作，介绍国外无产阶级艺术的成果”，在建设艺术理论的工作上，在文艺运动的正确发展上，这都是非常重要的。所有这些，都说明了我们的新文学运动沿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向又向前跨进了一大步。
但是，左联成立时所通过的理论纲领，仍是有着缺点乃至错误的。除把“失掉社会地位”的小资产阶级作为对象来反对，表现了“左”倾错误外，主要缺点是：没有把作家的深入生活和思想改造提到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日程上来，同时，也没有号召和策动更多的作家们来参加革命文学阵营，因之也削弱了战斗的力量。而这些，鲁迅在当时便已经看出和指出来了。在左联成立会上，鲁迅作了非常重要的讲话，他说：
我以为在现在，“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为什么呢？第一，倘若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单关在玻璃窗内做文章，研究问题，那是无论怎样的激烈，“左”，都是容易办到的；然而一碰到实际，便即刻要撞碎了。关在房子里，最容易高谈彻底的主义，然而也最容易“右倾”。西洋的叫做“Salon的社会主义者”，便是指这而言。“Salon”是客厅的意思，坐在客厅里谈谈社会主义，高雅得很，漂亮得很，然而并不想到实行的。这种社会主义者，毫不足靠。……
第二，倘不明白革命的实际情形，也容易变成“右翼”。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秽和血，决不是如诗人所想象的那般有趣，那般完美；革命尤其是现实的事，需要各种卑贱的，麻烦的工作，决不如诗人所想象的那般浪漫；革命当然有破坏，然而更需要建设，破坏是痛快的，但是建设却是麻烦的事。所以对于革命抱着浪漫谛克的幻想的人，一和革命接近，一到革命进行，便容易失望。……
还有，以为诗人或文学家高于一切人，他底工作比一切工作都高贵，也是不正确的观念。……不待说，知识阶级有知识阶级的事要做，不应特别看轻，然而劳动阶级决无特别例外地优待诗人或文学家的义务。(18)
鲁迅在这里指出的，正是说一个小资产阶级的作家必须深入实际生活，必须在艰苦斗争中克服自己浪漫谛克的幻想，必须全心全意地为劳动人民服务，而不是想得到劳动阶级的“从丰报酬、特别优待”；一句话，必须首先成为一个革命的人，然后才可以成为一个革命的作家。这种见解完全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出发的，而且，也是与一九四二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根本精神完全一致的。
关于左联成立后的工作，鲁迅在讲话中也指出了几点：“第一，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重实力。旧社会的根柢原是非常坚固的，新运动非有更大的力不能动摇它什么。并且旧社会还有它使新势力妥协的好办法，但它自己是决不妥协的。在中国也有过许多新的运动了，却每次都是新的敌不过旧的，那原因大抵是在新的一面没有坚决的广大的目的，要求很小，容易满足。……第二，我以为战线应该扩大。在前年和去年，文学上的战争是有的，但那范围实在太小，一切旧文学旧思想都不为新派的人所注意，反而弄成了在一角里新文学者和新文学者的斗争，旧派的人倒能够闲舒地在旁边观战。第三，我们应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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