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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聂荣臻将军

    绿的大氅

    灿灿的飘起。

    (《阅兵》)

    诗人是用了多么热情而美丽的诗句来描摹参议会开幕时的阅兵典礼的啊!《名将录》五首塑下了人民将领的神勇的英姿和他们的无坚不摧的威武:

    师长飞马上山

    谁也不曾听见

    那马蹄一响

    他已到半山间

    将军轻轻的

    冷声一笑:

    “一块石头

    也不许他侵犯!”

    (《山中————题贺龙将军》)

    诗人的钢铁似的诗句为我们雕塑下了钢铁似的英雄。在抗日战争行将胜利、蒋介石反动集团进攻解放区的阴谋日益显露的时候,这种诗句(它写于一九四五年左右)的出现,无疑地是起了鼓舞人民战斗情绪的重大作用的。

    写在一九三八年的长篇叙事诗《她也要杀人》,在田间本时期诗作中,不能算是一个成功的诗篇。人物(主人公白娘)性格的不够真实,是它的主要缺点;同时在表现方法上也还存在渲染过度和不必要的叠句太多的毛病。比起他同时期的许多短诗来,这首长诗是多少有些逊色的。

    诗人柯仲平在大革命前后就开始了诗歌创作活动。他的第一个诗集《海夜歌声》,收录的是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六年间的作品。在这一时期,他还有些诗发表在《狂飚》周刊上。后来发表的诗剧《风火山》,则是一九二九年的作品。这些作品以它的饱满的战斗情绪,曾经获得不少读者的爱好,也招致了反动统治者的禁止和迫害(9)。

    到了本时期,柯仲平来到延安以后,在一九三八年先后发表了两首叙事长诗:《边区自卫军》和《平汉路工人破坏大队》(第一章)。《边区自卫军》是反映边区人民武装抗敌锄奸的英雄事实的诗篇。作者在诗前写了这么一小段话:“我们的文艺方向是抗战的、民族的、大众的。这方向统一着我们文艺作品的内容与形式。我们正往这方向前进。这诗,可以用民间歌调唱。”《平汉路工人破坏大队》是中国描写工人集体英勇斗争的第一首长诗,只写了第一章————破坏大队的产生。在《自序》中,作者说:“中国工人阶级的发生和成长,是近代的事。中国工人作家到将来也一定会产生许多。当我写《平汉路工人破坏大队》的时候,我曾这样想:‘你们看,我用的言语,是每一个工人都能听懂的言语吧?不要说你们不能够创作,工人同志们,只要你们学会使用文字,你们一定可以比我写得好,并且会好过许多倍。……’”在这首诗的《前记》中,作者又说:“为使这作品稍为完整些,我已花几天工夫,读了又读,增删又增删,以后有机会朗诵给工人同志听,得工人同志的帮忙,一定还有很多地方要增删。古代的史诗就是从一次次朗诵中增删好的。”诗人的这些自白,说明了这两首长诗在思想上和在艺术上的独特的地方。

    这两首诗发表后,“曾得到一位同志的最崇高的鼓励”,同时也被读者认为“是今日迫切需要的诗歌”(10)。这两首诗在当时之所以能够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其原因是很容易理解的。首先,这两首诗,不同于上一时期的诗剧《风火山》,它们不是作者“没有战斗经验时写出来的战斗作品”(11),而是作者深入了实际斗争生活,和工农兵群众有了进一步结合之后的产品,因此,它们不是以空泛的热情来代替实际生活的描写,而是有血有肉,充溢着生活和斗争的火热的气息。《边区自卫军》中李排长和韩娃的忠勇和机智,《平汉路工人破坏大队》中阿根和老刘的坚强和勇敢,都得到了鲜明而生动的塑绘。在这些人物身上集中地体现了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高贵品质,同时也集中地反映了人民的政治要求和生活愿望。这就首先决定了这两首诗的吸引读者和教育读者的重要素质。

    你看诗人是这样来刻画《边区自卫军》中的李排长的:

    他的命令,

    不但代表自卫军,

    代表老百姓,

    是代表一个战斗民族的声音。

    在诗人笔下活跃的是这般可敬可爱的英雄人物,读者怎么不会欢迎这样的诗歌!其次,这两首诗,在形式上也有它的特色:它具有人民群众所喜爱的歌谣风味,语言明白而流畅,节奏自然而响亮,它便于朗诵,容易为广大读者所乐于接受。例如在《平汉路工人破坏大队》中就多的是这样的诗句:

    铁好打,钢好炼,

    争取一个人好难。

    小树不服大树荫

    不服它自高,服它根柢深,

    不服它皮厚,服它心里有很多年轮。

    在过分浓厚的欧化诗风广泛流行的当时,这种诗歌的出现,无疑地会博得广大读者的喜爱。

    除上述两首长诗外,柯仲平还写了一些短诗,后来都收在诗集《从延安到北京》中。这些短诗,也依然洋溢着旺盛的战斗热情。诗人自己说:“诗的花是为人民而开,爆炸是为人民的利益而爆炸。”(12)他本时期的诗作实践了这个崇高的创作目的。

    诗人何其芳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诗歌,后来都收在诗集《夜歌》(13)中。这些诗歌,大部分是诗人来到延安以后的作品(主要是一九四二年以前的,四二年以后作者就很少写诗了)。这时候,诗人已经否定了他在写作《预言》中那些诗篇时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见解,也有了“用文艺去服务民族解放战争的决心与尝试”;但是思想情感上还存在着新与旧的矛盾和斗争,《夜歌》集中的大部分诗作便是在这种“新旧矛盾的情感”之下写作,而且是深刻地反映了这种矛盾和斗争的。作者后来是不满意于自己这些诗篇的,他说:

    ……我写得真是乐而淫,哀而伤,充分发泄了我当时的那种伤感,脆弱,空想的情感。现在时过景迁,更主要地是我经过了最近两年来思想上的变化,这些夜歌和白天的歌又和我隔得相当远了。当我这次把它们编成集子,重读一遍时,我的感觉是这样的:“这个时代,这个国家,所发生的各种事,人民,和他们的受难,觉醒,斗争,所完成着的各种英雄主义的业绩,保留在我的诗里面的为什么这样少啊。这是一个轰轰烈烈的世界,而我的歌声在这个世界里却显得何等的无力,何等的不和谐!”(《谈写诗》)而且当时为什么要那样反复地说着那些感伤,脆弱,空想的话啊。有什么了不得的事情值得那样缠绵悱恻,一唱三叹呵。现在自己读来,不但不大同情,反而有些感到厌烦与可羞了。(14)

    诗人的深刻的自我批评是有理由的。《夜歌》中许多诗篇,由于作者当时还没有很好地克服掉旧知识分子的弱点,所以它们还残存着某些感伤、脆弱和空想的痕印。但是从这些诗篇中,我们所获得的却也有大量积极的东西。在里面,我们读出了诗人对于旧世界的愤怒和对于新社会新生活的热爱,读出了一个知识分子在他参加了革命行列而还没有和工农兵群众真正结合时的矛盾苦闷的心情,读出了一个革命诗人的生活道路和创作道路的进展的痕迹。在《成都,让我把你摇醒》一诗里,诗人对于旧的成都,那给“污秽、陈腐、罪恶把它无所不包的肚子装饱”,“在阳光灿烂的早晨还睡着觉”的成都,吐出了那样深沉的憎厌,而对于它的觉醒和新生又是那样充满了热情的希望。在《一个泥水匠的故事》里,诗人以朴素的、燃烧着热情的笔端歌唱了一个劳动人民的故事。这是抗日战争时期千千万万劳动人民当中的一个,但他却集中地体现了千万劳动人民的受难和觉醒的道路以及坚贞不屈的高贵品德。在诗中,诗人这样充满信心地赞颂了英勇无畏的苏联人民:

    你最先开花的黑土,

    你最先实现了人类的梦想的人民!

    你们有着人类最响亮的名字,列宁,斯大林,

    它们响着就象真理和信心!

    没有人能够抢走你们的乌克兰,

    没有人能够攻下你们的莫斯科,

    没有人能够用枪枝把地主、资本家重新抬上宝座!

    (《让我们的呼喊更尖锐一些》)

    在诗中,诗人这样热情而又形象地描绘了解放区人民的劳动生活:

    我们使荒凉的地方充满了歌唱。

    在寒冷的夜晚我们感到温暖。

    我们开垦出来的山头突起而且丰满

    象装满了奶汁的乳房,

    从它们,我们收获了冬天的食粮。

    (《快乐的人们》)

    在诗中,诗人发出了这样坚决的喊声:

    一切腐烂的东西都在死亡!

    一切新生的东西都在成长!

    腐烂的和新生的

    已经清楚地分别开

    象黑夜和白天!

    全中国的兄弟们,

    站到革命方面来!

    (《革命————向旧世界进军》)

    这些诗篇,正如一位读者给诗人信中所说,是可以引导一些青年走上“生活的正路”的(15)。如果拿它们来和《预言》中的诗比较一下,诗人在思想和艺术上的进展真是惊人地巨大的。

    何其芳的诗不缺乏对于生活的热情和敏感,也很着意于艺术的锤炼,所以绝少粗制滥造之作。但在形式方面,也还存在着句子过长,欧化句法太多的毛病。这当然也影响了何其芳诗作更广泛的流传。

    三 愤怒和讽刺之歌

    下面叙述的是本时期生活在国统区内的几个重要诗人及其作品。

    诗人郭沫若在战争刚刚开始时,就从日本回到了祖国,始终不懈地领导了抗战时期国统区的进步文化运动,同时也写下了不少的诗篇鼓舞广大人民的战斗情绪。抗战初期的诗歌后来都收在《战声集》(16)中。在《战声》一诗中,诗人十分有力地传达出了中国人民抗战的愿望和决心:

    战声紧张时大家都觉得快心,

    战声弛缓时大家都觉得消沉。

    战争的一弛一张关于民族的命运,

    我们到底是要作奴隶,还是依然主人?

    站起来啊,莫再存万分之一的侥幸,

    委曲求全的苟活决不是真正的生。

    追求和平,本来是我们民族的天性,

    然而和平的母体呢,朋友,却是战声。

    《战声集》是作者继《恢复》之后的一个重要诗集,它以作者所特有的奔放而豪迈的气势与风格,表现了中国人民的坚强意志和胜利信心,同时对于国民党反动政府的“一张一弛”的抗战态度,提出诗人的鲜明的正义的抗议。这以后,郭沫若还出版过一个诗集————《蜩螗集》(17),其中收集的是在武汉陷落后,蒋介石集团日益走向反动和腐败的时候所写下的诗歌。无法遏抑的愤怒和谴责成了这个诗集的主要部分。例如在《罪恶的金字塔》一诗中,诗人就发出了如此激昂的呼声:

    心都跛了脚————

    你们知道吗?————

    只有愤怒,没有悲哀,

    只有火,没有水。

    连长江和嘉陵江都变成了火的洪流。

    这火————

    难道不会烧毁那罪恶砌成的金字塔吗?

    在抗日战争时期,郭沫若诗的产量是不算多的,他的重要作品是以历史事实为题材的几个剧本,这里面贯串着作者作为诗人的丰富强烈的情感和对于丑恶现实的不可调和的搏斗精神,诗的素质是异常地显著的。这些剧本当在后面再作评介。

    臧克家是本时期留在国统区的诗人们中产量最多的一个。当一九四四年编印《十年诗选》的时候,在序文中他这样提到自己抗战初期的诗作:“……一双眼睛看过去,看过去写下的诗篇,我羞于承认它们是我生产的。这并不是因为抗战没能够写出好诗来,而是没深入抗战,没把自己变成一个真正的战斗员,才没能够写出好诗来。我歌颂士兵,而自己却不能真正彻底了解士兵,因为他们卧在战壕里,而我只是在战壕边缘上站了一忽儿;我歌颂斗争,却不是从同样斗争的心情出发,这样,我的歌颂就悬在了半空。这歌颂,你不能说它没有热情,但它是虚浮的,刹那的;这歌颂,你不能说它没有思想内容,但它是观念的,口号的。而且,写它们的时候,也来不及作内心和技巧上的压缩,精炼,切磨。而不幸的是,一个真正的好诗,却正需要深沉的情感化合了思想,观念,锻以艺术熔炉。”

    臧克家的这一段自我批评,是指他在本时期前一阶段的诗作————《从军行》、《泥淖集》、《呜咽的云烟》等集子中的诗歌而言的。在这以后,作者又写了《淮上吟》、《黎明鸟》、《泥土的歌》、《第一朵悲惨的花》、(18)《向祖国》和《古树的花朵》等诗集。关于这些诗集,作者后来说:“后一阶段,热情凝固了,幻想破灭了,光明晃远了,代替了这些的是新的苦闷和抑郁。心,从波动中沉垂了下来。这个时期,回味体会了五年(一九三七——一九四二)的战地经验,面对着眼前的世界,有时间给它们以较深沉的刻画。光明的,歌颂它;黑暗的,讽刺它;爱与憎,是与非,真理与罪恶,界线是分明的。”(19)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由于现实生活的教育,作者本时期的诗作,无论在内容和形式上,是有了比较显著的发展的。

    在后来写的几本诗集中,臧克家最钟爱的是《古树的花朵》(长篇叙事诗)和《泥土的歌》。《古树的花朵》完稿于一九四一年的春天,是为了歌颂“以轰轰烈烈的死,表现了中华民族的气节与人格的英雄”————范筑先而写的一首五千行的长诗。作者在《序》中说:“我的范筑先是我用自己的心血塑成的一个艺术上人的人型。”他是冀图改变向来谨严的风格,以恢廓的气势、奔放的笔调来描画在抗日初期出现的这位抗日英雄及其英勇事迹,使他“一家的红血化一道长虹,耀眼放亮的挂在历史的天空”(《小引》)的。在语言的熔铸和材料的剪裁安排上,也都可以看出作者刻意经营、一丝不苟的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来。但是,由于作者这时还不能从最先进的工人阶级立场上来洞察生活和表现生活,所以诗中多的是一些比较浮泛的热情的语句,而缺乏对于时代和人物的更本质和更真实的刻画,因此,也削弱了它作为一首现实主义史诗的重要社会意义和艺术力量。

    《泥土的歌》共收短诗五十二首。在诗集前,作者说:

    我给了它一个活栩栩的生命

    连带着我湛深的感情。

    (《序句》)

    因为它有着作者“湛深”的感情,是作者从“深心里发出来的一种最真挚的声音”(序————《当中隔一段战争》),所以它特别赢得作者的衷心喜爱。原因不难理解,臧克家对于中国苦难的农村原是有着比较深切的联系和关怀的。但是《泥土的歌》却没有真实地反映农村的生活。它没有描画现实农村里的熊熊燃烧的阶级斗争的火焰,没有表现蕴藏在农民身上的深厚的战斗力量。读者在它里面看不见旧中国农村社会的真实风貌。作者为读者展开的仅仅是一幅恬静而平和的农村画图,仅仅是“压死了不作声,冤死了不伸诉”的农民形象。作者笔下的农民,是:

    孩子

    在土里洗澡;

    爸爸

    在土里流汗;

    爷爷

    在土里葬埋。

    (《三代》)

    读者在诗中所感受到的只有“愁苦”和“悲愤”,没有“新生”和“希望”。而这与作者当时创作这些诗歌时(一九四二)的历史真实是不相符合的。与现实斗争生活的脱节和对于国统区都市生活的不安和不满,使得作者一方面看不见日益觉醒和成长着的新的农民和新的农村,另一方面也只好把自己的愁苦和悲愤寄托在一种并不真实的古旧农村的回忆里。因而作者的诗篇就不得不落在历史和时代的后面。在这一点上,作者歌唱农村的诗作,就很少有超过他上一时期作品的地方。默涵在《评臧克家的〈泥土的歌〉》(20)中说:“……作为一个人民诗人的创作与认识,不能不是统一在社会生活的实践中;而在今天,作为一个写农村的诗人来说,他不能不是从今天中国农民革命的实践中,去直接认识这革命的实质和意义,而通过这种认识与感受去歌唱出农民的真实的思想感情。所谓‘面向农村’,并不是站在知识分子的地位,‘居高临下’地去俯视一切,而是勇敢地投入到他们的生活与斗争中去。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地取得了诗的真实。”默涵在这段文章中指出的正是《泥土的歌》的缺点产生的真正根源。而后来,在一九四八年,在《关于〈泥土的歌〉的自白》一文里,臧克家也从这一方面作了比较深刻的自我批评了。

    以后,在抗战最后几年和解放战争时期,生活在国统区的臧克家对于反动统治有了更深更多的愤怒和不满,他的诗中的讽刺的火焰日益猛烈地燃烧了起来。这些愤怒和讽刺之歌在下编中当有所论述。

    力扬的《我底竖琴》和《射虎者及其家族》,是本时期应当提起的两本重要诗集。诗人是这样地来说明自己写诗的原因的:

    当黑夜将要退却,

    而黎明已在辽远的天边

    唱起红色的凯歌

    ————我们为什么不歌唱!

    当严冬将要完尽,

    而人类底想望的春天

    被封锁在冰霜的下面

    ————我们为什么不歌唱!

    当镣链还锁住

    我们底手足,鲜血在淋流,

    而自由已在窗外向我们招手

    一我们为什么不歌唱!

    当悲哀的昨日将要死去,

    欢笑的明天已向我们走来,

    而人们说“你们只应该哭泣”!

    ————我们为什么不歌唱!

    (《我们为什么不歌唱》)

    击退“黑夜”、“严冬”、“镣链”和“悲哀的昨日”,迎接“黎明”、“春天”、“自由”和“欢笑的明天”,这便是力扬愿意以他的诗作来担负起的神圣的战斗任务。《我底竖琴》中的二十多首诗作就洋溢着“向明天歌唱而前”(《短歌》)的战斗的歌声。《射虎者及其家族》是一首著名的叙事长诗,旧中国农民的受难的历程和他们遗留下来的强烈的仇恨构成了它的最主要的内容————

    他的遗嘱是一个永远的仇恨,

    挂在我们的心上。

    而诗人,射虎者的子孙,二十多年来,抓着他的笔,“象抓着决斗助手底臂膊似的”,就是“去继承他们唯一的遗产————那永远的仇恨”的!朴质简洁的语言,明朗坚实的风格,使得这首长诗具有比较深刻的感人力量。

    ————————————————————————————————————————

    (1) 这三个诗刊是《时调》、《诗时代》、《五月》。

    (2) 茅盾:《为诗人们打气》,载《时间的纪录》。

    (3) 《沫若文集》第二卷:《罪恶的金字塔》。原注云:“这首诗是为大隧道惨祸而写的。日寇飞机仅三架,夜袭重庆,在大隧道中闭死了万人以上。当局只报道为三百余人。”

    (4) 《艾青选集·自序》。

    (5) 《艾青选集·自序》。

    (6) 载诗集《他死在第二次》中。

    (7) 《她也要杀人》,现收入1954年重印的《给战斗者》(人民文学出版社版)中,易名为《她底歌》。

    (8) 《闻一多全集·丁集·时代的鼓手》。

    (9) 《风火山》出版不久,即遭到国民党反动政府的严禁。

    (10) 柯仲平在《边区自卫军》诗前说:“这诗写后,曾得到一位同志的最崇高的鼓励。”《平汉路工人破坏大队》第一章发表后,作者曾收到一位读者来信,说这诗“才是今日迫切需要的诗歌”(见诗前《自序》)。

    (11) 《风火山·小序》。

    (12) 柯仲平:《创作社会主义内容民族形式的诗歌》,载《人民文学》1953年11月号。

    (13) 1952年作者将《夜歌》中的诗再加上后来写的一些诗,交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更名为《夜歌和白天的歌》。

    (14) 《夜歌·后记》一,作于1944年10月。

    (15) 《夜歌·后记》一,作于1944年10月。

    (16) 收辑的是1936年至1937年的作品,初版于1938年。

    (17) 收辑的是1939年至1947年的作品,初版于1948年。

    (18) 《黎明鸟》、《第一朵悲惨的花》未出版。

    (19) 《我的诗生活》,作于1942年9月。

    (20) 载《大众文艺丛刊批评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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